“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魏时期生活在塞外阴山下的敕勒族传唱的《敕勒歌》，被宋人郭茂倩辑入他的《乐府诗集》后，成为享誉中国的著名诗篇，几乎家喻户晓。出于对这片沃土的热爱，我们成立了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组织众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敕勒川文化的历史源缘
敕勒川地处塞外草原，其显著地理标志是阴山和黄河。古往今来这里是草原和中原的结合部，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融汇处。
远在70万年前，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诞生了著名的大窑文化，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敕勒川地区星罗棋布。夏商周时期，敕勒川地区的荤粥（xūnyù）、危方和鬼方等处在氏族部落或军事联盟社会发展阶段，与中原地区既有冲突，也有着联系和交往。战国时期的敕勒川地区，生活着楼烦、林胡部族。此期，诸侯争霸，先有秦昭王破林胡、楼烦，后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土阴山，修筑长城，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地方政权机构。战国末年，匈奴人崛起，建立了蒙古高原第一个游牧大国并创造了草原青铜文明。秦始皇为了抵御匈奴人的侵扰，修长城、开“直道”并派蒙恬驻守，沿黄河设四十四县，掌控阴山两麓。秦末中原社会动荡，匈奴借机重返敕勒川地区。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大举北征,匈奴人退至漠北。汉朝在敕勒川地区设置了九原、朔方、云中郡等机构。这一时期，出现了昭君出塞、胡汉和亲之举，民族关系趋于缓和。
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大兴安岭深处的鲜卑人，建都盛乐，又移师平城，进而逐鹿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敕勒川成为鲜卑统治者的大后方，大部分帝王及后妃葬在这里。著名的北魏六镇对中国北方的民族格局和文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隋唐时期，鲜卑民族已经融入中原，北方代之而起的是柔然、突厥、回纥民族。隋唐王朝采取了军事压制和怀柔羁縻并用的政策，双方既有激烈的军事冲突，也有和睦友好的经贸往来。辽金时代，随着契丹、女真民族的强盛，草原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东移，敕勒川的战略地位有所降低，但围绕着河套和阴山的控制权，辽金政权与西夏之间屡屡发生军事冲突。此间，今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以东属辽金，以西属西夏。13世纪初,蒙古民族兴起,原为金朝守护“金界壕”的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并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成为元代阴山两麓的统治者。
明朝建立后，前期一度控制了敕勒川地区，修建了大量防御性的卫所城池，之后由于经济和军事无力法支撑，遂撤离，敕勒川再度成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16世纪中后期，土默特部领主阿勒坦汗在今土默特右旗美岱召建立了政治、经济、军事统治中心，此后该地区称为“土默川”。阿勒坦汗所推行的明蒙通贡互市、修建“板申”城市、开发农业和小手工业、引进佛教等举措，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且对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敕勒川地区的战略地位，建绥远城、设绥远城将军以掌控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广建寺庙，柔化蒙古民族。经济上实行“移民”政策，至清末农业经济已成为敕勒川主导产业。归绥、包头、托克托、萨拉齐成为塞外重要商埠，与此同时，晋、陕、冀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西口文化”逐步形成。
近现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环境下，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衰落，民众饱受兵匪之患，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化。在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中，土默川成为塞外的革命中心之一，涌现出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第一批蒙古族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松年、李裕智、贾力更等一批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头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基地，敕勒川地区焕发出勃勃生机。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构成“金三角”，不仅成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地处河套的巴彦淖尔市和“北京外环”的乌兰察布市也奋起直追，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并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综上所述，敕勒川地区历史久远，演绎出文化丰厚，值得挖掘、研究。
二、敕勒川文化的基本特征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敕勒川文化大体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敕勒川文化属地域性文化。敕勒川显著的地理标志是阴山和黄河。阴山是近黄河的阴山，黄河是近阴山的黄河。阴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长期相互碰撞、交融的见证，靠近阴山的黄河更多的作用是它对敕勒川农耕、草原文化的滋润。“敕勒”是蒙古高原上一个古老的民族，而敕勒川是一个地域概念。敕勒民族勤劳勇敢、能歌善舞，数十万敕勒人在开创漠南一带畜牧业的过程中，以其优美的《敕勒歌》真实地反映了敕勒川那个时期令人振奋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120年的战乱，统一了北方，维持了148年统治。自孝文帝改革后，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北魏解体后，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丞相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史称北齐。西魏也被宇文氏取缔，立国北周。《敕勒歌》最初因东魏大丞相高欢命其大将军敕勒人斛律金在宴会上咏唱而留记史册。
敕勒川的地理位置，北齐的《魏书》和唐代的《北史》都有记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九卷与前者记载相同:“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敕勒歌》为敕勒川定了位，即“敕勒川，阴山下”。按现代地理学家对阴山的解释:“西起狼山，经乌拉山、大青山、蛮汉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东至滦河上游，全长1200公里，南北宽5000公里”。从历史的、现实的地理位置等多方分析，阴山两麓、黄河两岸之间的区域即为敕勒川的区域范围。经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众多专家的研究确定：敕勒川范围大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黄河沿岸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当然，文化有其扩张力和影响力，在上述核心区的外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等省区北部地区的文化也与此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第二，敕勒川文化是复合型文化。敕勒川文化是由众多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远古的猃狁到当代的蒙汉各民族，有20多个民族曾在此繁衍生息，他们都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融入到这片热土，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从中剥离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但他们的文明成就为这个区域乃至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阶梯。与绝大多数区域文化相比较，敕勒川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创造主体多元化。从战国时代开始，敕勒川就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争夺的地区，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客观上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提供了活力。
16世纪初，达延汗分封漠南蒙古诸部的政治举措对敕勒川文化的影响较大。当时，漠南蒙古六万户中有五个万户是贴近长城分布，从东到西分别是：兀良哈、察哈尔、永谢布、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万户。这五个万户中，兀良哈万户和永谢布万户后来被另外三个万户融并、肢解。达延汗利用行政力量巩固了各族群文化与地域之间的稳定关系。直到清朝，盟旗的分封基本上按照达延汗时代的分封制进行。在这一狭长区域内，游牧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和补充，又经常发生矛盾冲突。长期以来，蒙古各部渴望与农业经济交流以求得生存发展的思想与日俱增。进入16世纪，漠南蒙古封建主阿拉坦汗为明蒙通贡互市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而明朝方面起初奉行“封禁”政策，直到隆庆年间（1771年），双方缔结了著名的“隆庆议和”。自此阴山南麓的土默特地区农业开发有了一定规模，出现了著名的“板升经济”（村落经济）。继而手工业得到发展，城市经济开始显现，呼和浩特（归化城）就是在这个时期兴建的。清朝建立以后，晋、陕、冀汉族移民大批落住敕勒川，民族结构的重组带来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格局逐渐形成。
第三，敕勒川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众多民族长期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使敕勒川接纳各种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海纳百川的气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原军事、服饰文化；匈奴民族将游牧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融汇，创造了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北魏六镇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隋唐文化的开放性格；今天学者们提出的“昭君文化”、“西口文化”、“鄂尔多斯文化”、“河套文化”、“乌兰察布文化”、“土默特文化”、“云中文化”等都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品牌。
第四，敕勒川文化是开拓创新的文化。敕勒川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烙印，同时也培植了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以致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走在时代的前列。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这里群星璀璨，英才辈出，现代思潮涌动，涌现出了大批的革命家、教育家、实业家，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公元4世纪，鲜卑人由敕勒川的盛乐奠基，由此进入中原，开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中原之先河；明代土默特领主阿勒坦汗吸纳内地移民，开发农业，建筑城市，发展小手工业，开放长城内外互市贸易市场，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改变了蒙古族生活模式和精神文化的轨迹，同时也对中国藏传佛教的整体发展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晋商、旅蒙商在敕勒川经商贸易，沟通了内地与草原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农业、牧业的协调发展，后期创立的“票号”是当代银行的雏形，对清末民国中国的经济格局形成了重要影响；一曲“走西口”糅合了长城内外的文化元素，汇聚成一部蒙汉相融的史诗；进入20世纪，一批觉醒的蒙古族青年投身于中国革命，诞生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带领与影响下，敕勒川人为内蒙古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敕勒川的红色文化，对革命志士和后代传人都起到了激励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呼包鄂金三角地区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最具活力地区之一，乌兰察布山区、八百里河套到处凯歌频传，各地文化事业繁荣兴旺、蓬勃发展。这种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是敕勒川文化的显著特征。
三、研究敕勒川文化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四个认同”，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往来始终是每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没有原始社会后期和夏商周三代众多氏族部落间的融合，就没有“炎黄子孙”的概念；没有秦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车同轨、书同文”的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与大发展；没有两汉时期的昭君出塞、胡汉和亲，各民族向往和平的愿望就会淹没在血泊之中；没有十六国进入中原地区民族大融合的成果，大唐王朝就难以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元、明、清营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和民族分布的格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回顾中国历史，正是由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等文化形态的汇聚融合，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敕勒川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曾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这里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多种文化在此交融、碰撞，一些民族消亡了，一些民族诞生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裂的紧密关系，成为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最为典型的区域。在游牧中形成的蒙古长调，与晋陕的爬山调及各种民歌碰撞形成的漫瀚调，抒发着高亢、激越、苍凉的情怀，糅合了晋、蒙、陕、冀文化素养和风俗民情而产生的“二人台”艺术，更为敕勒川各族人民所喜闻乐见。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凝聚人心，它是中国统一的凝固剂。党中央提出56个民族要做到“四个认同”，“四个认同”中首先是文化的认同。通过对敕勒川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对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建设富裕、和谐、文明的内蒙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其次，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鉴今，开创未来。在敕勒川这块土地上，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蒙恬的北筑长城；从汉武帝的征疆扩土，到昭君出塞、胡汉和亲；从北朝连年混战，到北魏入主中原后的民族融合；从高欢父子掌控东魏、建立北齐，宇文家族掌控西魏、建立北周，到经历隋朝而走进大唐；从辽宋南北对峙到明代漠南蒙古领主阿勒坦汗率部进入丰州滩，开发农业、手工业，兴建城镇，促成边塞互市；从明末清初旅蒙商的探路，到大批晋、陕、冀移民，过长城、出口外，落脚于河套、土默川平原；从乌兰夫带领大批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到第一个全国省级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演绎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边塞文化艺术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其中的《敕勒歌》、《木兰辞》最具有代表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和为贵”、“以亲为荣”的政治理念和民族间和平共处的思维，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体现了敕勒川人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敕勒川地区各盟市旗县立足本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的云中文化、盛乐文化、土默特文化、河套文化、鄂尔多斯文化、乌兰察布文化等地域性文化，都有深刻的内涵。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挖掘文化内涵，整合人文资源，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构建和谐内蒙古意义重大。
第三，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全面增强地区发展的综合实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三者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当前，为适应内蒙古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自治区党委确定了民族文化大区的蓝图，并提出了“草原文化”的学术概念，得到了学界和全社会的认可。草原文化是一个覆盖全区的概念，而其丰厚的内容应由一个一个具体的文化品牌来支撑。敕勒川文化是一个重要支柱，并可覆盖内蒙古西部地区五个盟市。搞好敕勒川文化研究，对于提升地区文化的软实力、增强综合力意义重大。
四、敕勒川文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在敕勒川文化研究会成立之时，刘云山同志发来贺电，电文中说：“希望你们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作出不懈努力。”为此，我们要努力的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梳理敕勒川文化的历史脉络，总结其发展规律。对于敕勒川区域的历史，以往曾产生过诸多学术成果，但由于专家学者的侧重点不同，或局限于某一断代、某一领域和个别人物，系统和综合阐述区域历史的著述尚未产生。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开展敕勒川文化研究，必须首先对其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科学系统地描述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内在的发展规律。
二是坚持团结统一的方向。敕勒川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与中原地区有过矛盾、冲突、流血、战争，也有过团结、统一、和睦、相融、九九归一，最终通过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敕勒川历史，就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古代战争史、民族关系史、草原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交融史的融合。这些专题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从中我们将获得重要的启示。
三是打造几个和谐相融的文化品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敕勒川地区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有过重大影响：一是昭君和亲，用和亲的手段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了和平统一；二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北方民族实现了大融合；三是明代蒙古首领阿勒坦汗及其夫人三娘子，与明廷议和，促成中原与塞北互市贸易的进步之举；四是明末清初“走西口”演绎出长城内外蒙汉民族的团结相融；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乌兰夫等一批老一代革命家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为中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将这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打造成文化品牌,对于塑造地区形象，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是从研究方式上，要注重四个结合。即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结合，政界与民间的结合，官员与学者的结合，事业与产业的结合。 近些年来各地都重视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民间文化团体不断涌现，预示着文化盛世的到来。民间文化团体有着很强的积极性、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但目前文化研究比较分散，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整合，一些地区出现了经济与文化两张皮、事业与产业两张皮、社团与院校两张皮、官方与民间两张皮。特别是党政界文化部门与民间文化团体形成两个圈，互不相融，以致地区文化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为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要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和合”:一要积极接受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主动向主管部门统战部和宣传部、文化厅、社科联等部门汇报，自觉遵守民政厅关于民间社团的章程；二要礼贤下士、广泛联网，与自治区盟市旗县的党史办、志史办、文史馆、文联等单位及各级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取得联系；三要积极主动地取得敕勒川核心区范围内的地方与党政的支持；四要与兄弟文化社团、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互相学习，加强交流与交往。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论文之二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论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