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正在这个当儿，北京蔚丰兴业公司总经理蒋邦彦委派胡屏言来归绥拜访土默特旗名人荣祥，提出合资办电，并商讨具体事宜。胡屏言称“希望归绥地方各界人士赞同投资兴办企业，划出20%股金作为地方荣誉股，以此基金的利润资助地方公益事业”。经荣祥多方活动、与浙江人陈华庆、乐丰等人负责组建，并且由荣祥出面，办理开办申请事宜，取得了上级备案和批准，成立绥远电灯公司筹备处。

　与此同时，沈文炳却在暗中设计线路、准备埋电杆、并积极安装机组准备发电。因沈文炳开办的电灯公司有日本人参加，绥远上层人士认为沈文炳勾结日本人，势必造成垄断电力电信事业，挤垮民族工商业，引起蔚丰兴业公司和当地名流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各界全力支持荣祥办电。就在此时，日本财阀将全部发电用的设计资料，通过邮政局寄到归绥，恰又被误投到由荣祥创办的绥远电灯公司筹备处。此时，沈文炳加速安装机器，想捷足先登，造成事实，结果引起一场风波。

　 1921年9月，在社会名流绅士的支持下，各学校学生组织示威游行，提出“抵制日货”“自己办电厂，不要日本人”的口号。在这次事件中，归绥早期共产党员李裕智参加了示威活动，并带学生扛着大锯，高喊反帝口号，在市内外到处锯断电杆。示威学生首先砸了沈文炳设在大北街的电话局，后又砸了电灯公司的门窗玻璃，捣毁了厂房设备。沈文炳四处活动，还赴京告状。最后，由交通部咨请绥远都统署转令实业厅长、绥远道尹，警察厅长共同处理此事，经绥远省总商会会长段履庄出面调停，事态逐渐平息。办电事业改由旅蒙巨商大盛魁经理段履庄联号承办，绥远电灯公司筹备处宣布解散，荣祥也退出了公司的一切事务。

大盛魁承办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大盛魁经过这场风波后，将绥远电灯公司改名为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盛魁垫款最多。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于1922年1月在火车站西边购买土地，安装了一台62千瓦的发电机组，该工程于当年5月竣工发电，使市容为之一新。1924年，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又续加资本18万元，由天津转购发电机一部，终因马力过小，超载运行，造成机毁停电。大盛魁经理段履庄亲自出马主持集议复业。大盛魁经理段履庄以不借外资、独立办电之举，改组了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定名为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邀请了留美工程师王梦麟指导安装发电机，当时王梦麟常住山西太原，每年都要过来几次，检查机组运行情况，平时有问题，随叫随到，可见段履庄的人际关系极好。

　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建设了发电车间、锅炉车间、大烟囱、高高的木制凉水塔的同时，还在凉水塔的东边建了一个漂亮的四合院作为办公室，该四合院门楼设计很有特色，近似于清朝建筑。该院内正厅是前沿突击的脊梁屋顶，前面有两根红木柱和台阶，东西正厅都是前后出水的砖瓦结构，磨砖雕刻，很有风采，正房前沿东西各有月亮门。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老建筑消失了。不过，还有一个大烟囱巍然耸立在蓝天下，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

　 1929年，也就是在老百姓常说的民国18年，由于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商业衰落，在旧城人市街上常见卖儿卖女卖老婆的悲惨景象。大盛魁内外交困，负债累累，不得不对外宣布停业，这与段履庄决意办电花去70万元巨款有很大关系，为此刚建成的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也于11月中旬宣告歇业。至此，归绥地区在1929年之前的民族办电史上经历了三起三落。

公司更名为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面对这种境况，由绥远省建设厅厅长冯曦、教育厅科长闫肃及地方名流张坦、仇砚田等人，出面要求省府召集绅商，共同研究妥善办法。经多次协商，除肯定段履庄的业绩外，决定由政府出面组成整理委员会，对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接收和改组，股东以官钱局与地方绅商为骨干，最后由以冯曦、张坦等人组成整理委员会，于1929年11月30日政府派员正式接收该公司，于1929年12月21日接收完毕，并开机发电，该公司改称为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议，选出了9人为常务理事和监事，委任冯曦为董事长，闫肃为常务董事，张坦、朱锦为监察，任命武荩卿为公司经理，郭福臣为公司副经理。至此，归绥地区办电才走上了正轨。

　 1933年，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为筹备面粉厂，召开了第二次股东大会。同年5月，由工程师王梦麟与天津亚美公司签订合同，购进德国新式面粉机设备，于1934年1月16日开磨生产，日产五塔牌面粉1000袋。

　 1936年,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五次股东会议，决定增加电力和加工面粉设备。1937年10月，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备尚未发电，日寇侵占了绥远，该公司的董事们只顾个人逃命，把整个公司留给日寇。

日寇侵占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日寇电力联盟派遣队接管了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厚和支店，支店下设各个部门均由日本人担任，具体工作由中国人去做，日寇又为公司增加了设备，并由亲日的沈文炳组织成立了厚和制粉股份有限公司。

　 1939年春天，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绥远省委派刘洪雄、宁德青、魏铭、郝登鸿、彭光华秘密进入归绥城，建立了地下工委，不久建立了蒙绥各界抗日救国会。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厚和支店老工人杨森和青年工人梁荣等20多人参加了蒙绥各界抗日救国会。因杨森曾与王若飞、黄敬斋有联系，杨森就鼓励儿子杨叶澎积极投身革命。

　原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段履庄，也参加了抗日组织。1940年初，蒙绥各界抗日救国会已经发展到200多人，后因一批青年赴延安，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到巴盟师范进行监视，并通过特务收买了该校女学生燕漫云，她供认了蒙绥各界抗日救国会成员。在燕漫云的带领下，敌人抓捕了我地下工委宣传部长魏铭。最后，魏铭投降了敌人，出卖了蒙绥各界抗日救国会。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抗救会主要负责人刘洪雄等190余人先后被捕。日寇宪兵多次包围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厚和支店，先后抓捕了老工人杨森、王永禄、梁荣、杜未年、徐恩元、吴尚文、关贵红等人，杨森、王永禄被日寇抽干血后活埋，梁荣活活被日寇折磨而死。其余人被日寇判刑，有的出狱后不久就先后死去。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绥远省财政厅回来搞接收。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董事闫肃，接收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厚和支店，并且担任领导。闫肃上任头一天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在日伪时期为日本人服务过的人，一律停发3个月的工资。老工人孙巨才连父母都养不活，1946年春节，只好买了一筐豆腐渣，度过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辛酸的春节。工人们选出了代表，如不答应工人们的条件就罢工停电，当时闫肃得意地坐在大马车上，工人代表们挡住马车跟他谈判，闫肃慌了神，连忙给省政府打电话求援，经过一天的僵局，最后终于答应了工人们的条件，补发3个月的工资，每人又发给两袋白面，工人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刚解放，为防止敌人的破坏，保证安全生产，该厂成立了工人护厂队，殷福有、邬连小，王天才等人，日夜轮流值班，抓捕了几个企图破坏生产的坏分子。

　 1951年3月，在归绥发电厂（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后来更名为归绥发电厂）厂长王志厚的主持下，召集股东会议，将其官僚资本股份一律收归国有，将私人股份接股退还。随后，按归绥市政府决定，归绥发电厂“电面”分家，建立了“地方国营归绥发电厂”和“地方国营归绥面粉厂”。

　 1954年3月，地方国营归绥发电厂更名为呼和浩特发电厂。到1958年，呼和浩特发电厂搬迁至西郊，厂房大了，机组大了，发电量也大了，电力工业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50年到1955年，该厂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有沈文翰、张国齐、罗秉孝，殷福等人，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亲切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