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至秦朝末年,中国北方有三个比较强大的游牧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分别是匈奴、东胡、月氏。匈奴又称作“胡”，活动范围在今内蒙古中西部；东胡因在匈奴东边，故得名“东胡”；月氏活动于今内蒙古西部大漠及其周边地区。公元前206年，“东胡”为匈奴击破，分两路退走，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秦汉时期，在敕勒川地区活动主的要是匈奴。战国末期，由于中原战乱不息，匈奴人趁机占领了敕勒川以及黄河南岸的“河南地”，建立了蒙古高原第一个统一的草原游牧王朝，并在今包头附近建立了都城—头曼城，汉文史书称“百蛮大国”。匈奴与秦汉王朝之间虽然战争不断，但他们与中原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却从未中断过。敕勒川博物馆《永恒的记忆--敕勒川历史文化陈列》的展厅内，展示了秦汉时期一些典型的器物、遗址和历史事件见证了敕勒川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冲突，以及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悲痛，更见证了交流融合而演绎出的动人故事和各民族百姓共享太平的景象，折射出当时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秦长城与秦直道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率30万大军北上讨伐匈奴，匈奴退回阴山北麓的荒漠。敕勒川、河南地又成为秦王朝的牧场和田园。秦王朝在这一带重新设置九原郡，蒙恬大将和他统帅的大军就地屯垦戍边。之后，胸怀大略的秦始皇开始建造两个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伟大工程，这两大工程都与敕勒川有关。第一大工程，是万里长城。把阴山上秦、赵、燕先前修筑的旧长城连接起来，然后分段补缺修筑新长城，历时十年，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在北方6000公里的崇山峻岭中崛起一条巨龙般的城墙。第二大工程，就是被今人称之为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的秦直道。这条大道宽20米，全长700公里，南起咸阳淳化，北上直达敕勒川腹地的九原（今包头所辖）。横有长城，纵有直道，两大工程理所当然成为大秦帝国的杰作和丰碑。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凭借长城,多次击退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为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相对和平的生产环境,也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定。正因为有了长城,中原与塞外各自为界,互不侵犯,两端相安,长城成为和平的象征。长城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防御工事，它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是长城内外各民族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阵地和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秦直道贯通南北，从大秦帝国的心脏到北方战略要地畅通无阻，敕勒川、河南地尽在帝国掌控之中，作为交通线,战时可以运输军队和军用物资,无战事时,又成为民用交通要道，维系、沟通了中原与塞外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单于和亲瓦当与昭君出塞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包头召湾汉代古城废墟中发现刻有“单于和亲”的汉代瓦当，推测这里曾是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曾经驻驿过的地方，见证了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胡汉和亲的千古佳话。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主动附汉，到长安觐见汉元帝请求和亲，愿作“汉家女婿”。汉元帝答应了呼韩邪的请求。王昭君千里迢迢远赴漠北，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宁胡”阏氏。直到王莽篡位时，“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天凤元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虏猛制虏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汉书·
匈奴列传》）昭君出塞化干戈为玉帛，推动了胡汉文化的交流。北部边塞六十余年“黎庶无干戈之役，数世不见烟火之警，牛马布野，人民炽盛”，
出现了两族开关秦直道
合市的和平最象。昭君去世后，人们为了祭怀这位“和平使者”，敕勒川上出现了许多昭君墓，至今还有十多处，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这一处。高高的墓冢青草葱茏，入秋后依然青色如黛，因此被称为青冢。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写道：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被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和睦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1963年董必武同志参观昭君墓，写下了一首赞美王昭君的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三、和林格尔汉墓和林格尔汉墓位于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境内的一座土山上。墓壁、墓顶及甬道两侧有壁画50多幅，榜题250多顶，是我国考古发掘迄今所见榜题最多的汉代壁画。这些壁画形象地反映出东汉时期我国北方多民族居住地区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生活面貌。从壁画内容及榜题得知，墓主为东汉王朝派到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最高官员——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内容有反映死者的仕途经历，以及升迁各任时的车马出行图；有反映东汉时社会生产活动的场面，如农耕、庄园、牧马、放牛等图；有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如少数民族的装束、发式、相貌，以及祥瑞图和一些圣贤、忠臣、孝子、烈女的故事图等等。壁画墓中的牧马图和牛耕图，正是对农牧混合经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东汉初期，匈奴、乌桓、鲜卑等逐渐内附，长城地区社会安定，良田沃野，牛马成群。东汉置护乌桓校尉，协调各部关系，提供物资和保护，乌桓等部族也为保卫家园奋勇而战。壁画中的市场也许正是内地与乌桓等部族贸易的场所。军事上的保障与协助，经济上的援助与互市，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使东汉仅凭西汉时期保留下来的长城就足够使用，乌桓、南匈奴等部众已成为东汉一道新的“长城”。言犹未尽的是，无论正史记载还是野史传闻，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无不以华夏正统自居为荣。以匈奴为例，《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三国曹操执政的晚期，南匈奴的酋长改姓为刘，自认为“冒顿单于是高皇帝的女婿，我等当然可以使用外祖父的姓氏。”公元308年，匈奴人刘渊正式称汉皇帝，迁都平阳，史称“北汉”，尊蜀汉刘禅为孝怀皇帝。当刘渊集团自称大汉的合法继承人时，也就同时意味着承认汉政权才是正统，汉文明才是正宗。因此“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不是乱汉乱华，而是入汉入华，是民族的大融合。不难看出，秦汉时期，敕勒川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交流交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博物馆馆长、内蒙古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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