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包头背负阴山，南临黄河，地当东西、南北交通孔道，自清初形成村落起，即被誉为塞外通衢、阴山锁钥，地理位置极为特殊，“箔头”之名，最早见于康熙年间朝廷吏部官员的纪行笔记之中。与之相应的，南海子、二里半等地，因为黄河上必需的交通需要，形成天然渡口，陆续吸引渔民、船工及商贩等定居。至嘉庆年间，随着“走西口”移民潮的兴起，以南海子为首，逐渐成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物资转运节点，但此时仍以渔村形态为主，经济活动集中在渔业、河运与小型商贸等方面。

关于南海子村的建立年代，有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可以作为参考。

1924年，日本历史地理学家藤田元春教授考察南海子渡口，对南海子河神庙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认为此河神庙应建于道光末年，重修于咸丰九年，同治十年被焚。据日本学者今堀诚二所抄录河神庙内的鼎铭文字，则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叩献信士冯其祥”字样，可证早在道光初年，南海子即已形成村落，随后建立了河神庙，管理村社事务及河运的行会组织——河路社也相应成立。

应当指出的是，许多文献对南海子上述庙宇的称呼，极为混乱，或谓之南海子禹王庙，或称之为南海子河神庙，也有称为龙王庙的，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情。从上面藤田元春的记载可知，禹王庙和关帝庙均寓设于河神庙之内。河神庙除悬挂“禹王圣帝”金字匾的山门之外，附属设施还有钟楼和鼓楼。山门前面是一大片空地，对面建有一座戏台，考虑到酬神献戏的功能，戏台应当在河神庙建造的同时即已搭建。据史料记载，河神庙中还分别供奉着河神和龙王的神像，这座庙宇有这么多不同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黄河泛滥，大规模改道，导致地处原托克托城南河口镇的湖滩河朔渡口被水淹没，其原有的官渡职能移到萨拉齐厅的毛岱渡口。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河又改道南移，毛岱官渡废弃，官渡迁置于南海子。由黄河上游甘、宁、青、河套等河运而来的皮毛、肉苁蓉、甘草、白麻、食盐、木材、天然碱、粮食等货物，源源不断地由南海子官渡口登陆，一时之间，黄河南海子一带，船筏丛聚，桅樯林立，南海子官渡口一跃成为西北地区声名显赫的重要码头。1923年，京绥铁路通至包头，更进一步加强了南海子码头沟通内地与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南海子码头成为名副其实的水陆交通枢纽。南海子村落规模因此扩大，人口急剧增加。河运事业的活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老包头的商业繁荣和城市兴旺，因之而举行的南海子庙会，也成为老包头极为盛大的社会活动之一，遐迩闻名。

二
与其他地区的庙会一样，南海子庙会也是一种祭祀活动，本地居民通过祭祀禹王、河神、龙王、关帝等，祈求河路平安、风调雨顺、商业繁荣，其具体形式，烧香礼拜、献祭祈祷当然是必要之举，最为隆重者，就是唱大戏和放河灯。

因为受黄河自然状况影响，放河灯不能随时举行。唱大戏则根据实际需求，在初春二月二“龙抬头”黄河开河祭祀、五月十三关老爷庙会、六月初龙王庙会、七月初二禹王庙会、八月初祭祀亡魂以及封河祭祀等时候举行。南海子庙会中最为盛大的节日是七月初的禹王庙会。会期通常为七月初一、初二、初三三天，也有因特殊情况增至五六日者。

1933年的禹王庙会，“边闻通讯社”曾有详细报道：“本县南海子，地临黄河，居民均依水为生，每年七月初二日，届河神（大禹王）圣诞之期，必照例举行庙会，并放河灯，借以酬神，而示娱乐。今夏阴雨连绵，河水大涨，一般居民迷信观念太深，皆误认河神从中作祟，故此次举行隆重庙会，以谢河神。”说明当时已将禹王视同于河神，原来分别举行的两个庙会已合而为一了。

庙会期间，包头县城的百姓，甚至周边各县的人们也来凑红火。有资料记载：“本市城乡居民，因平时殊少娱乐场所，以资消遣解闷，故一举行庙会，不惜牺牲金钱，必大乐而特乐。上等阶级富有资财者，乘坐轿车，次者骑马、骑车（脚踏车），贫者相率成群结伙，扶老携幼，徒步往观。”“在城内或城外附近之适中地点，妇人女子描眉打鬓，改换新服，沿门伴坐，青年男子，来来往往，评头论足，以饱眼福，名之曰‘赶小会’，对于大会之热闹，增色不少也。”

庙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卖小吃的、设摊赌博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与呼幺喝六声、梆子锣鼓声、喝彩叫好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令人躁动而又兴奋不已的氛围。“此次庙会，规定演戏五日，前日为第三天，白天演戏，晚间在黄河水面放行河灯。戏场面积甚狭，中间排列轿车，约发30余辆。各种吃食小摊，四周围绕，为数甚伙。万余观众，东顾西盼，几无隙地可容，热闹盛况，于此概见。下午为驻该地之客军（五十五军补充第一旅）上台露演二黄，博得观众称赞不已，亦可见军民欢洽之一斑。尤有怪者，台西有猜骰宝者七八处，彰明较著，高声喊叫，在此军警林立之重地，居然大赌特赌，殊属怪现象也。”

南海子庙会也带动了老包头的交通经济。“大同公司及公会汽车十余辆，每隔一时，开行一次，乘客甚形拥挤，每位取价三角，亦不为不少，全市轿车，受雇殆尽，至后几至无车可雇，每辆索价三元四元不等。迨至午后，车既稀少，而顾客益众，乃至奇货可居，讨价骤高。各黄包车亦大发利市，惟鉴有汽车开驶，不能索巨价，然以多中取利，收入尚多。除此以外，尚有坐着粪车、骑着马驴的，为数亦不在少。尤以足踏车之往来飞驰，不绝于途，其便利当较坐车骑马更甚。所以一条宽长道上，简直是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庙会的主打当然是唱戏，每次的庙会都会从外地请来著名角色在禹王庙前的戏台上连续演出多日。因为“走西口”的关系，最受欢迎的自然是山西梆子。戏班子通常会表演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目，而晋剧以其高亢激昂的唱腔、优美的旋律和精彩的表演尤其受到观众喜爱。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脸上画着精致的脸谱，在舞台上唱念做打，将一个个历史故事和人物形象生动地加以演绎，台下的观众如醉如痴，有时候甚至“站在泥泞之中一动不动，如失去知觉一样”。

1924年的《申报》就曾记载南海子唱大戏的一段奇闻：“距包头五里有南海子地方，月初因迎神演戏，正在锣鼓喧天之际，忽突出土匪数百，将该村连戏厂一并包住，抢劫富户十数家，在戏厂掳去貌善妇女多人。土匪并声言戏班一人不准放走，将戏班戏箱一并全行掳去。事后调查，土匪系为劫戏班而来，人多藏在看戏之群众中，故一时起事，人多疑为从天而降也。匪之劫戏班者，系劫往匪巢中唱戏，并无别意，现该戏班仍在土匪巢中未出。”本地群众（包括土匪）对于戏剧之痴迷，由此可见一斑。唱大戏不仅为百姓提供了娱乐，也传承和弘扬了当地的戏曲文化，成为南海子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

三
历史上的黄河，因为缺乏治理，往往泛滥成灾。黄河沿岸的人们，特别是“靠河吃饭”的河路汉和渔民们，深受其害。为了求得风调雨顺、河运平安，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于河神，在唱大戏娱神的同时，还要举办河灯会，放河灯进行祈祷。事实上，由于拥有共同的文化习俗背景，与南海子相邻的许多地区，都有放河灯的习俗，其目的，无非是祭祀河神，也有追悼和超度亡灵的意思。但其具体举行的时间，则不尽相同。上游五原、二里半渡口，下游河口镇，乃至山西的河曲等地，多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时举行，而南海子渡口则拥有多神合祀的一座禹王庙，其祭祀和放河灯的时间，也特立独行，基本固定在七月初一或初二的夜间。对此，1935年7月30日在包头的“知行通讯社”曾有明确报道：“废历七月初一、二、三三天，照例是南海子庙会，因为在这时候，如果年头好，河水不涨，雨量充足，当然老百姓是馨香称庆的，所以要给禹王（俗谓河神）唱台戏，表示一番敬意，消耗点钱也没多大关系，假若河神不讲面子，来个溢岸决堤，田禾淹没殆尽，人畜随波逐流，不消说，老百姓要大呼倒霉，但于此无法可施之际，只有给河神许戏，祈求水位降落，以免灾祲扩大。总之，戏是每年要唱，并且还要大放河灯，城里的人，在这三天差不多都要去看热闹，尤其是划船游河，更觉有趣。”

放河灯活动与演戏酬神一样，都是由河路社组织进行的，其费用一部分向社员、参与庙会的商贩摊派，另一部分则来自与河路业务有关的商号的布施。

至于河灯的制作，则较为简单，通常情况下，是河路社给每户人家分发一些圆形木头块儿，户家自己沿边缘糊上麻纸，涂以颜色，里面固定一个胶泥做成的灯碗碗，其中倒上麻油，安上灯捻子，即告完成。讲究些的，里面放一个羊油做成的蜡烛，外面糊的纸罩用的是红绿绵连纸，较为美观。也有一些大户人家，还会自制一只小木船，在船头、船弦、船尾各置油灯，泛舟河上，能够飘得更远。

在庙会的组织者以及信众的心目中，放河灯显然具有极为庄严的神圣性，所以必然有一套繁琐的祭祀仪式，但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却只见其红火。远远地只见载着河灯的船只从上游飘荡而来，另外两艘船上由僧人组成的两班鼓乐，奏着《水龙吟》《将军会》《得胜令》等曲子，笙鼓交错，悦耳动听。音乐停止后散放河灯，使该项活动达到高潮。关于其具体情形，可以引用两段民国时期包头新闻记者的报道，最能予以说明：“距城约有十五里的南海子村，因接近黄河，又兼该村村民大多靠河维生（如船运、灌溉），所以每年届七月初一日的时候（废历），该村一般善男信女，为酬答河伯起见，毫不吝啬地拿出钱来，制造许多纸灯，在傍晚时分，把灯尽数放于河内，顺流而下，灯光闪烁，渐渐远去（村民美其名曰放河灯）。当时并有大船数艘，满载游客，并有僧人奏乐于船中，来往游荡。同时还特聘山西梆子戏班，演唱三天。当然远近乡民，听得这个消息，一定喜形于色，率多不辞劳瘁地要前往观光。”“日前（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为河神大禹王之盛诞，晚间人放河灯，借以酬神。时约七钟许，即开始出发。事先已备妥大船一艘，内制花灯，男女游人，如一字形齐列沿岸，由社首手捧香烛供点，引僧鼓乐各一班，分登二船，记者等亦于斯时上船，人声喧嚷，管乐齐鸣。经二十余分，于万声鼎沸中，船始悠悠离岸，摇曳前行，时正落日西悬，跃跃欲沉，掩映河中，一片耀目金色，接连天际。船中鼓乐声止，笙管接奏，间之金铙铛罄之声，时而紧迫，时而悠扬，良夜美景，即斯时候。因船系逆流，故上行仅三二里，天已洞黑，当由前行之第一船，将所备花灯，渐次放出。花灯大如茶碗，状如莲花，红红绿绿，煞是好看，一霎时已满河花红，如天际小星，闪闪烁烁，随河流漂浮。适风平浪静，天亦作美，计数在千盏以上。游人兴尽，船随顺流返渡。”

放河灯的寓意是将人们的心愿寄托于河灯之上，随着河水漂流，传达给神灵，祈求神灵的庇佑和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放河灯也表达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希望通过河灯为他们照亮通往彼岸的道路。这一活动不仅体现了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

包头南海子从渔村到官渡口的历史变迁，以及河路社、禹王庙的发展，唱大戏、放河灯酬神等民俗活动的传承，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地域黄河文化史。这些历史和文化元素，不仅见证了南海子地区的兴衰荣辱，也成了包头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