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川，游牧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武川，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生息。土方、鬼方、猃狁、荤粥、山戎、鲜虞、北狄等北方游牧族群在此纵横驰骋，沿革数千年，林胡、楼烦等民族也曾在此活动。秦汉时期，河套、阴山一带是匈奴的发祥地。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统一北方草原。进入北魏时期，根据历史记载，北魏天兴初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将东部地区的高门弟子及豪杰两千户迁到北部居住，以镇守边塞，其中一部分人迁到了武川。这一记载表明，武川距今至少有1600多年的历史。

此外，武川在北魏时期是“六镇”之一，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多位历史人物与武川有密切关联，隋文帝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曾在武川镇做过司马，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李熙“领豪杰镇武川”。这些历史人物的背景显示，武川是北魏至隋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舞台。

从12世纪开始，汪古部担负起为金朝守卫界壕的责任，武川便成了他们的世居之地。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部落很特别，但与蒙古人相类似。”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叫作“翁衮山”（今蜈蚣坝）的大山。也有学者认为，汪古是源自长城的蒙古语音译。但不管是“翁衮”“汪古”，还是长城的蒙古语音译，均见证了从12世纪开始，武川作为游牧族群的生息地，展现了游牧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生活状态。

在武川地区的历史中，蒙古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与汪古部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土默特史》记载：“在元代，汪古部活动和管辖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土默川以及大青山以北德宁路（今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为中心的地区。”这里所述的大青山北麓，正是今天武川县的所在地。由此，这一时期汪古部在武川的活动脉络逐渐清晰。

汪古部的核心居民为突厥人。辽时，他们被称为白鞑靼，驻牧于阴山以北，即今四子王旗、达茂旗和武川县一带。金朝时，女真人为防御蒙古族人，修筑新长城（界壕），令汪古部戍守。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与成吉思汗结盟，为成吉思汗实现漠北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蒙古汗国建立后，在赏赐功臣时，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被授予五千户。

1211年，成吉思汗发兵南下，令他的三个儿子领西路军，汪古部做向导，主动引蒙古军南逾金界壕，攻占今土默川东部地区。成吉思汗因此与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结为安达，并将爱女阿剌海别乞下嫁到该部。汪古部势力随之达到阴山以南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乃至大同市一带。至元末，蒙古汗廷共有16位公主嫁给汪古部首领，汗廷及宗室也有娶汪古部女子为妻或妾的情况。此间，汪古部被封王的主要有北平王、高唐王、鄃王、赵王等。

土默特人被成吉思汗的军队征服后，向南迁移到官山驻牧（阴山山脉大青山段），后逐渐迁移到包括官山在内的后来被称作土默特地区的草原驻牧。之后，在元朝政权设置的四级地方行政体系（路、府、州、县）中，以土默特部、汪古部为核心的武川地区属沙井总管府。

1368年明朝建立，元惠宗北走草原，史称北元。此时，汪古部首领、第八代赵王汪古图归降明朝，明廷为防其复叛，将部分汪古人迁至宁夏贺兰山一带，其余留居原地逐渐融入其他族群。经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多次北伐，北元政权虽遭重创，却仍在草原存续。北元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实体，与明王朝长期对峙。

此间，有许多历史记载就发生在今天的武川一带。据蒙古文《黄金史》记载，1447年，满都海夫人出生在土默特之汪古部的绰罗斯拜特穆尔丞相家中。满都海长大成人后，嫁作满都鲁大汗。成化十五年（1479年），满都鲁汗逝世。满都鲁汗无嗣，成吉思汗、忽必烈一系的孛儿只斤氏后人只留下孛罗忽济农的儿子巴图蒙克。为了保护巴图蒙克，延续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脉，满都海夫人把巴图蒙克接到自己那里抚养。1480年，33岁的满都海夫人按照传统的收继婚习俗，嫁给了巴图蒙克，并扶他登上蒙古大汗位，称“达延汗”。之后实现了“达延中兴”。

16世纪初，在达延汗之孙阿勒坦汗的带领下，土默特万户逐渐成为蒙古高原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他多次率兵出征，除了与明朝作战外，还控制了当时蒙古右翼三万户，阴山前后的广大地区均成为土默特部的牧场。阿勒坦汗积极利用大青山南北的天然牧场，沿袭和发展了元代与马政有关的管理制度，采用“放苏鲁克”制，在大青山南北发展畜牧业。这个制度实行后，土默特部很快就吸引了其他部落的贫苦牧民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农民来投奔。这就使得土默特万户在人口方面得到增加的同时，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到16世纪中叶，土默特部的畜牧业有了较大发展，但与部落的经济社会仍不相适应。阿勒坦汗敏锐地看到了单一的游牧经济难以自给，于是，“板升农业”应运而生。到16世纪中叶（1551—1570年间），土默特部农业生产领域不断扩大，土默特地区便出现了“连村数百”的盛景。今天我们走进武川县时，会发现不少村庄是以蒙古语命名的，如乌兰不浪、哈拉乌素、得令不浪、耗赖山、腮忽洞等，这些村名都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中的产物。这些带有农业色彩的村子也包括武川县境内的阿路板升。

隆庆六年（1572年）阿勒坦汗在大青山南麓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境内动工建造库库和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到万历三年（1575年），城池竣工，明廷赐名“归化城”。阿勒坦汗遂将汗廷迁至归化城，并择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北麓某地（一说二份子乡大公村）为夏营地，作为其季节性驻牧之所。据《明史纪事本末·俺答列传》记载，阿勒坦汗为他的三夫人三娘子在今天呼和浩特北面的后山（今武川县境）修建了青山营。

此外，在武川县大公村西北约六七公里处敖包山北大山的顶部，有两座敖包遗迹。一处坐落在山顶的平地上，另一处坐落在下方的半山腰上。山顶上的敖包共有3座。一座位于南面的山顶处，坐北向南，直径4米左右；一座位于西南，敖包外观为3层，直径在10米左右。敖包前的3孔石头砌的窑洞与敖包相连，呈“凹”字形，现左右两侧的窑洞已坍塌，仅有中间一孔。这些遗迹，不仅反映了阿勒坦汗个人宗教信仰的转变，也深刻地揭示了16世纪蒙古部落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结构在武川的状况。

二、清代武川县的归属

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清廷按八旗制度，将土默特部编为左右两翼，每翼一旗，为清廷直接掌控的内属旗。土默特两翼在编旗设佐之初，辖境包括大青山、乌拉山两麓等地。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清王朝为了缩减土默特部的活动空间，当时的武川为土默特左翼旗属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廷在大青山北麓的西日哈达和哈乐两地设立了“卡伦”，驻扎了一定数量的军队。

清初，清廷编土默特两翼披甲当兵数额为5000名，当时武川被划为4个佐领，一旦发生战争，男丁都要自备马匹、装备，随军作战，同时要驻守城镇、要塞、驿站。因土默特两翼官无俸、兵无饷，于是1743—1748年，清朝为土默特披甲旗众调配了户口地。这次调配的原则是两翼旗中无地或少地的旗众，每人给足土地一顷。然而他们祖祖辈辈是游牧出身，不会种地，不得不将土地出租给别人，靠出租土地养家、当差。而出租的土地多为永租地，契约规定“许退不许夺”。有的人为了多得典价把土地典了出去，而典出土地到期必须是“钱到”才能回赎，在凑不足回赎银钱的情况下，只得不计年限，让典种者继续耕种。这样，蒙古族虽可收取微薄的年租，但土地的使用权实际上已发生转移。这就是清代土地权属最初的变化情况。但当时土默特两翼境内的土地仅为蒙丁地和户口地，其他土地开发较少，武川仍为牧业区。

为了承载社会和文化的多重意义，约康熙年间，土默特两翼旗在武川县蜈蚣坝修建了13敖包，这就是土默特两翼旗的旗敖包。在现有的土默特左旗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中，土默特两翼旗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都要在蜈蚣坝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每年祭祀的开销包括香火、所用的羊只等都有记载。这样由十几堆石头堆成的建筑物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早期土默特两翼旗祭祀敖包的场所。

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皇帝下了一道诏谕，令“各省凡有可耕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报自垦，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这一诏谕的颁布，在客观上鼓励了晋陕商民出边。

乾隆四年（1739年），绥远城竣工后，清廷决定将右卫将军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开户家丁2400名，热河驻防（兵）1000名，以及右卫驻防裁汰未尽之蒙古兵500名移驻绥远城。为了解决这部分官兵的生活起居问题，乾隆三年（1738年），清廷从大青山后（今武川县境内）划拨绥远八旗马厂地24000余顷，属于绥远将军管辖。八旗马厂地划拨后，陆续有汉族农民进入武川租种辅国公牧场及土默特蒙古族人的户口地，他们发明了一种租赁办法——永租地。内容为永远租赁，许退不许夺，租赁人可以转租或典当。据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的馆存档案，这些契约并无顷亩数字，许多契约内容不明，因而丢失土地使用权的蒙古族人很多。后来蒙古族人逐渐有了土地意识，开始向外典地，明确规定钱到了可以回赎，但出典者大部分陷于贫困，无钱回赎，直至土地沦失。

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年（1723—1741年），为了加强管理和开垦土地，清廷先后在土默特两翼境内设置归化城、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尔、萨拉齐五厅，及管辖五厅的归绥道，均隶属山西省。当时设置道厅以后，土默特地区基本形成分治局面，即满人由绥远城将军衙门管理，土默特两翼蒙古人由都统（1761年后改副都统，但副都统一职也大多由满人及其他蒙旗官员担任）衙门管理，汉族人口和其他各族则由道厅管理。但武川因“山西等地汉民时有迁入”，武川汉民属归化城厅辖制，蒙古族人则属土默特左翼辖制，遂形成“一地二治”局面，但当时武川较前山开发的时间晚，阿勒坦汗的后人仍保留着台吉的特殊待遇，武川大公村的公爷府仍占有武川近三分之二的草场资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勒坦汗后裔喇嘛扎布因献军马有功，被晋升为一等台吉，“命乾清门行走”（即在乾清门入值办事）。从此，喇嘛扎布青云直上。1756年，喇嘛扎布大义灭亲，将翁婿擒获，因平叛有功，喇嘛扎布被清廷封为辅国公，并将后山的四佐领划出，增设一旗，属乌兰察布盟，喇嘛扎布为扎萨克（王爷）。这样，土默特旗就成了三个旗的建制，喇嘛扎布的辖境主要是后山的4个佐领。按照当时的4佐共600丁，再以五口之家出一丁计，武川地区的蒙古族约3000人，再加上寺院喇嘛及官员等，生活在武川的蒙古族约有4000人。

据《土默特史》记载：“辅国公喇嘛扎布及其家族原先拥有大青山后广阔的牧场，乾隆初年划拨八旗马厂后，他除了捐给普会寺千余顷之外，仍有大公村、火烧地、克勒沟等处千余顷。”乾隆中后期，武川境内的马厂地逐渐放垦，此后该马厂陆续放垦11000余顷。此外，乾隆年间还丈放大青山十五沟地约450顷，鳏寡孤独地200余顷，加上寄民私垦地千余顷，总数已逾30000顷。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清廷实行“移边实民”的政策，鼓励汉族农民外出耕作。于是“走西口”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携妻带雏，浩浩荡荡地向“口外”涌去。土默川的开发，缓解了清政府的国内矛盾和经济危机，在此种形势下，清廷开始考虑为寄住在土默川的“跑青牛犋者”编立户籍的问题。光绪年间，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首先提出为“客民”们编立户籍，他在奏折中写道：“查土默特部附近边内，其服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有地而不习耘，无畜而难为孳牧。惟赖民人租种其地，彼才有粮可食，有租可用。故现在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七八，至该旗有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余年于兹矣。该民人等久也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历年既久，寄民渐多……大青山以南，归化城以东以西，延袤数千里，西汉元朔以来，久为郡县，即定襄、云中、五原之境。况以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士农工商数十万户，断无驱迁口内之理。”

张之洞的奏疏很快被朝廷批准实施。光绪年间，已在土默特地区寄居的“雁行客”全部被编入户籍，有了合法户口，但仅有土地使用权，不能买卖土地。1902年，贻谷任绥远督办垦务大臣后，开始了全面官卖蒙地的活动。贻谷不顾土默特两翼参领们的反对，制定了详细的“试行章程”，凡是土默特境内的永租地、出典地、绝户地、私垦地及召庙香火地、官滩牧场一律清丈，由官方出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共丈放土默特境内土地9985顷之多，当时尚有20余万两欠银未收回。是年，贻谷案发生，官卖蒙地就此停顿。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又增设武川、五原、兴和等厅，为口外十二厅之一，设抚民同知，加理事衔，但行政设置仍然是旗管蒙、厅管汉的一地二治格局。上述格局一直延续到1911年11月，绥远爆发了以汉族官绅为主体的武装暴动，为后来武川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清宣统三年（1911年）阴历九月十九日，驻防绥远的新军起义。为防不测，归绥后路外八旗巡防军统领周维藩举事后，放了几声冷枪，即“轻装潜发”开拔，向后山撤退了。在武川县城南四十五里，呼和浩特市通往武川的逶迤山路上，有一座关帝庙，为乾隆年间“走西口”的人所建。周维藩见这座庙宇地势险要，命属下罗在千将营部设在庙中，以防清军追击。周维藩则率军向武川进发。次日，起义军驻扎在武川东境大滩。周维藩在大滩驻扎后，始料未及的是，起义队伍中有人哗变。一是新军第二营马队营长、与统领周维藩关系密切的吴鸿昌在中途叛变，成为清廷内奸。加之原守关帝庙的罗在千在绥远城里有美貌小妾，不思恋战，致使军心涣散。这时，给养又供应不上，起义军一时陷入困境，出现了军心涣散的局面。后队伍行进到武川可可以力更时，与马队第四旗会合，周维藩率一路东进，转战兴和、丰镇等地，哨官曹富章、张琳率西路赴包头、石拐一带。在“马号事件”中，他们遭到五原厅同知樊恩庆的诱杀，使得起义计划失败。尽管这次起义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它是辛亥革命在绥远地区的重要事件，标志着该地区对腐败的清政府的反抗。这次起义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在绥远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民国以后武川县的归属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3月10日，袁世凯接任大总统。4月，北京政府改归化城厅等为县，各县知事由山西任命，同时将土默特两翼合为一旗，并由外地官员担任总管，一直到1928年。

1912年4月，武川厅虽改为武川县，但仍沿袭清朝建制，汉族农民属县管，蒙古族人由土默特旗管。此制度一直沿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

总之，武川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多元文化为武川县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塑造了武川县多元且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