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乌恩（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敕勒川，特殊的自然环境，使敕勒川地区成为古今瞩目的要地，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人文地理单元。敕勒川是中国远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大窑文化”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距今约40万年。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发现数十处，敕勒川地区是历代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的必争之地。“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成为体现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实力强弱的风向标；这里是西汉匈奴南单于庭和右贤王主力所在；战国时期的赵国、以及各朝各代，均于此地设立过统治机构，以强化治理。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先后云集于此，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

其一，重要的战略位置。敕勒川位于古代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缓冲带，阴山及黄河是天然的屏障。

其二，优越的自然条件。由于毗邻黄河，有阴山作为屏障，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植物繁茂，既是优良牧场，又可作为良田。

敕勒川是草原民族文化的熔炉。大量北方民族提供了展示风采的舞台，这里是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见证地。中华文化成为全球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形成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泱泱大国，每一个民族都在此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敕勒川是引领草原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草原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殊的地理区位，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敕勒川远古的时代，就已经成为先民们修养生息的宝地。不同时代、不同族源的草原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这里既有烽烟战火的血腥经历，也有民族融合、团结交往的欢歌。

“科尔沁文化”解析

王明义

（通辽市科尔沁历史文化研究会暨孝庄研究会会长）

探寻一种文化的精神本源，莫过于探询它的历史，要探索一种文化，必须要找出它的精神内涵。

“科尔沁文化是以蒙古族文化为主体，以科尔沁厚重的历史为底蕴，以‘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科尔沁精神为内涵，具有史诗性、融合力、开放式、创新型特征，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个性色彩的科尔沁草原文化。”科尔沁，蒙古语的意思为“带弓箭的人”，或者叫“带弓箭的部队”。《蒙古秘史》中叫哈萨尔、合撒儿或拙赤•哈萨尔。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称帝，哈萨尔作为“黄金家族”得以分封。分封地就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根河和海拉尔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科尔沁部的发源地是在呼伦贝尔草原。 

科尔沁部在清代应当说是比较辉煌的，它以卓著的功绩，“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札萨克二十四部首”。科尔沁部一共出了四位大清皇后，科尔沁在八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地域文化。

最早发现的蒙古碑文就出自科尔沁，叫移相哥碑，移相哥是哈萨尔的儿子；最早发明蒙古文字的创造者，叫塔塔统阿，是哈萨尔推荐给成吉思汗的。

科尔沁起源于“武”，又和文化深深结缘，这就是科尔沁。灿烂的文化，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尔沁文化。推出了几大精品，科尔沁民歌、安代舞、乌力格尔说唱艺术、科尔沁草原版画，被文化部命名为民族文化艺术之乡、民族曲艺之乡、马王之乡、版画艺术之乡等。乌力格尔被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史诗性，它具有融合力，它具有开放式，它具有创新型特征，它是体现鲜明的民族色彩和个性色彩的科尔沁文化。弘扬科尔沁文化、应突出抓好“四个结合”，打造“四大品牌”：打造科尔沁产业品牌；打造科尔沁旅游品牌；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打造科尔沁文艺精品品牌。

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分析

于建设

红山文化中的人物造像，对于我们深化认识红山文化的特点与内涵会有重要作用。

一、出土造像的基本现象

1、材料选择。造像的材料分别有玉雕造像、泥塑造像、石雕造像、陶塑造像。2、出土地点。东山嘴孕妇像出土在祭坛上，牛河梁泥塑女神头像出土在神庙里，敖汉旗草帽山红沙岩人像出土在祭坛里，兴隆沟陶塑人像出土在房址中，牛河梁十六地点玉人像出土在中心大墓里。3、人物造像的分布。集中在东经120度以东，北纬41度以南的地区。即老哈河以南和努鲁尔虎山东麓地区。4、物造像的特点。有面部表情细节的四尊人物造像中，除牛河梁一地点出土的女神头像可以确定是女性外，其它三尊造像从直观感觉上应该判读为男性。5、人物造像比较。比起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人物造像，面目更加清晰，个性更加鲜明，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人物表情栩栩如生。　　　　

二、人物造像的本质　　　　

人物造像具有偶像的本质、神像的本质，祭祀先祖、先王的本质。神是决定人们生死存亡、兴衰荣辱的至上神，也是人们祭祀活动的逻辑起点；红山人繁富的祭祀与崇龙尚玉的习俗与红山人生产条件的多样性与脆弱性，无不与降雨息息相关。人神互动，生死相通，近冢远庙、敬天法祖构成了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红山文化中的人物造像，可以使我们从中见到通神巫师、救世英雄、圣王领袖非凡功业的端倪。

三、红山的文化与东方文明起源

陈梦家谈到商代的祭祀时指出：“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庭。张光直认为：在商代人的世界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殷人把他们的先公、先王神灵化，并公认他们的亡灵可以抵达帝庭，卜辞中诸多内容记载了先王宾天的往事。红山文化及之前文化的经济形态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生产、生活工具依然是石器、陶器、骨器、木器、蚌器等。

　　　地域文化研究和地方学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徐进昌

（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 理事长)

上都文化彰显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层交汇，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的广泛融和，游牧民族代表的草原文化成为中华主流文化的成分，多民族一统、多文明共荣，成就了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

上都文化与其连带的锡林郭勒文化作为学科成为锡林郭勒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地区内外对上都文化的认知越来越广泛、深刻、给力。

上都文化，指的是以元代上都为标识的历史文化。它凝聚了13、14世纪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和主流部分，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融会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弥足珍贵的阶段，是中华文化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都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兼收并储，融汇发展，和而不同，多元共荣。

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族文化高度发展。上都文化显著的游牧文化特点和开放性、多元性，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后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上都文化承袭尊从自然生态、信仰长生天、崇拜英雄、顺应环境、维护永续发展的游牧文化理念，吸纳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有益部分，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彰显了十三世纪的中华文明。

乌兰察布  北魏王国的摇篮

乌兰察布广袤的大草原上，是中华草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碰撞地，它延续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链条，北魏王国就是这个链条上的一颗珍珠，闪闪发光于祖国的历史长河。

北魏王朝，一个英雄辈出、百族竞长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但更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是一个各民族互相学习，与时俱进的时代。草原民族的膘悍，敢作敢为的生存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原汉民族。北魏时代，是一个英雄叠出，各领风骚的时代。拓跋珪作为北魏的开国皇帝，首先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有少数民族第一帝之称。

《鼓角横吹曲》为中国诗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木兰辞》，让花木兰的形象一直影响至今，与《孔雀东南飞》合称的诗歌“双璧”。贾思勰《齐民要术》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地理学专著，又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集，。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北魏为我们留下了大同云冈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两处世界文化遗产摩座石窟雕刻；北魏立国近150年，对现代中华文化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鲜卑拓跋族以盛乐为中心，在东部地区设郡，郡守所在地就在现在的凉城县三苏木榆树坡，凉城这个名字与鲜卑拓跋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距现在已有1700七百多年的历史。

乌兰察布，也是北魏开国立基的根据地。

公元371年七月初七，诞生了北魏开国皇帝拓跋涉圭（后改为珪），397年冬占领燕都中山。他将燕赵之地的民众大量迁到代地，今察右中旗、凉城、和林格尔、山西左云以及右玉等地都迁来了大批的燕地的百工技巧，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398年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十二月正式称帝。

乌兰察布草原是北魏立国的根据地，是开国皇帝的诞生地，拓跋焘立，他在位29年间，竟然20几次巡幸乌兰察布境内，死的前一年（公元451年）两次巡幸阴山，拓跋濬即位后，几乎每年都要巡幸漠南草原。

乌兰察布，北魏王国的生命维系地。

建都平城后，开辟了从平城到五原的几条主要通道：一是自平城西北过长城经旋鸿县转西经参合陂，过苍鹤迳、到盛乐，转云中至五原；二是从平城到大漠南沿的线路，过长城经青牛山（今集宁区境内）至武要北原（今灰腾锡勒）到了大漠南（今锡林部勒盟苏尼特右旗北境）；三是从平城到盛乐，然后到牛川，中经意辛山（今四子王旗境内）进入大漠至弱洛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四是从盛乐向西经白道城（今呼市坝口子古城）北入白道（今呼市坝底村）至岭，逆白道中溪水（今呼市乌素图沟）北行，经意辛山过大漠至鹿浑海。其余至牛川、豺山宫至长川（今兴和县境）等的路线也很多。

历久弥新的思想 与时俱进的观念

————浅谈察哈尔文化的核心理念

潘 小 平

（察哈尔文化促进会会长）

察哈尔文化研究风靡全区、影响全国，开拓了草原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形成了一个草原文化研究的新亮点。

察哈尔文化核心理念的基本特质

崇尚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来说是与生俱来、恒久永在的。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传统的猎、牧生产对于自然环境有更大的依赖性；从法律角度看，在《大札撒》《元典章》《喀尔喀法典》等成文法中，都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自然生态和生物链。作为蒙元汗国中央部落的察哈尔部，数百年来跟随大汗守卫汗廷、捍卫国家、参与朝政，察哈尔人更应是遵守法纪的典范，为其他蒙古部族敬重自然、保护生态树立了榜样。

践行开放，草原天高地阔，察哈尔部随历任大汗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这必然促成察哈尔部与蒙古各部注重互助、看重交往的开放思想；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要与外界经济保持各种形式的互补交换关系，这使察哈尔文化的结构具有多元性，兼收并蓄、包容开放。

恪守信义，“信义”是立身之本。察哈尔蒙古族最看重的是名誉，“名誉是人的第二条生命”、“荣誉重于金子，名声赛过珍宝”。而“信义”是获得和维护荣誉、声望的基本前提。

曾有人真实地记录了察哈尔蒙古族的信义观：“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其最重者然诺，其最惮者盟誓。伪则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明]萧大亨著：《北虏风俗》习尚条）。

敬重礼仪，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创立的护卫军“怯薛”和元朝时期的宿卫，他们既是北元宫廷礼仪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蒙元宫廷礼仪的实践者。

爱国英武，成吉思汗对自己建立的护卫军“怯薛”的勇敢、忠诚精神推崇备至。护卫军也曾以其勇猛善战和护卫安全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赞颂和喜爱。察哈尔部的特殊性，自古以来察哈尔部人就养成尚武忠诚、傲骨铮铮的气质，

三、察哈尔文化核心理念的传承发展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敬重礼仪、爱国英武作为察哈尔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察哈尔蒙古族文化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察哈尔文化之所以成为绿色生态型文化，就是因为崇尚自然的理念化为察哈尔人始终不渝的自觉行动；察哈尔文化之所以能够从传统走向现代，就是因为践行开放、开拓进取的理念使察哈尔部的文化实践超越时空而与历史同步。

敖伦苏木与达茂旗

郑少如

（包头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位于祖国边疆的北大门之上，属包头市辖管。总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12万人口。从夏商周到魏晋两朝、隋唐辽金以至元明清到现代，漠南草原一直是战略咽喉，艾不盖河流域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兴衰。民国16年，公元1927年，由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达尔罕贝勒旗获得了两大震惊世界的发现。其中之一是中国成员黄文弼发现了敖伦苏木古城，这座古城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汪古部的政治、军事中心。元代的德宁路治所，史志上有名的赵王城。由于疏于保护，现在只留断壁残垣和一片瓦砾废墟。

这座古城曾是成吉思汗三公元阿剌海别吉监国的地方，元代皇族有16位公主先后下嫁于这里，因而也称驸马城。另外，这里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交通驿站和茶马古道、驼道、西口商道必经的地方。

鬼方、林胡、楼烦、匈奴驻牧与此，鲜卑民族兴起与内蒙古东部，却兴盛与此，突厥民族自西至东，落脚与此，蒙古民族睿智的成吉思汗极其明智地与汪古部政治联姻，把聪明干练的三公主阿剌海别吉嫁给汪古部首领阿拉兀思，由于种种原因，继而四番下嫁，统领着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成吉思汗兵源粮草，车夫马匹一切征战需要的战略基地，成为他稳定的大后方，从而成就了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宏图伟业。

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杨勇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鄂尔多斯蒙古族，是守护、祭祀、供奉成吉思汗陵寝的部落，鄂尔多斯蒙古族成因于成吉思汗八白室的建立，完善于元代忽必烈钦定的以成吉思汗祭祀为代表的蒙古帝王祭祀体系的确立，最终形成于明代中叶成吉思汗八白室进入河套地区并使之改称为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部与其他蒙古族各部落相比，具有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特殊的文化传承背景、特殊的民族使命，是一个肩负蒙古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使命的特色游牧性质的部落。

一、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特征

    1、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三大特征:具有蒙古汗国时期的帝王文化特征；具有蒙古高原十三世纪的祭祀文化特征；具有北方游牧草原民族古老的文化特征。

    2、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特征形成的历史背景，成吉思汗四次亲征，几乎每一次都与鄂尔多斯发生密切关系，战争前的蒙古汗国大军选择鄂尔多斯作为战争发动前的大后方和整个战争期间的指挥中心。

蒙古汗国及元代，直至明代中叶以来，蒙古民族古老的祭祀文化和成吉思汗八白室在鄂尔多斯地区的长期存在，使鄂尔多斯蒙古族历经朝代多次更替，仍然严格遵循忽必烈钦定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之古制遗俗不变的初衷，使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为核心代表的蒙古民族不同社会层面、不同社会场合、不同社会作用的整个蒙古族祭祀文化体系得以完整地保存在鄂尔多斯地区，至今仍然鲜活地表现在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任何一个组织与个体的任何一个时空世界。

清代以前鄂尔多斯地区相对于蒙古高原而言的优质的草原生态、良好的气候条件、富裕的游牧生活、多元的蒙古文化，使鄂尔多斯承接了自匈奴、鲜卑、突厥、辽金等诸多北方游牧草原民族的文化精髓。

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的现实意义：蒙古族文化前进的源头与宝库；蒙古族文化传承的基地与示范；蒙古族文化发展的未来与方向。

河 套 文 化

——中华文化一体多元、和谐共生之典范

河套地区历史悠久，是我国北方文化中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套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当中的重要一支，是人类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典范，对于我国的北方军事史、乌拉特草原文化史、游牧定居与垦殖发展史具有巨大作用。

从“河套”和“河套文化”之名的起源来看，目前的大多论著表述，“河套”之名起源于明代的成化二年，它是一个极富历史含量的名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所著《中国史前期之研究》中使用的“河套人”和“河套文化”两个中文名词。

从河套文化的定位来看，河套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文化体系，河套文化是在河套地域内外、伴随着河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积淀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区域文化概念。

从河套文化的地理区域定位来看，北至阴山以北，包括蒙古国的南部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广袤草原戈壁，东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部分地区，共同构建“泛河套文化圈”。

经济文化交流平台和运行机制，促进“泛河套文化圈”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河套文化”的文化理念定位来看，河套文化是由各个文化特质共同构成的整合体，是对在河套开发史、战争史和近代革命史进程中所创造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这里有大量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工艺等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说，草原、黄河、阴山孕育了河套文明，外化为岩画、长城、恐龙、民俗、歌舞、戏曲、历史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等重要形式。

河套文化创造并形成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外在表象和内在个性的事物的总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