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生活在塞外阴山下的敕勒人广为传唱的《敕勒歌》，被宋人郭茂倩辑入他的《乐府诗集》，至此，成为中国的著名诗篇，至今影响深广，几乎家喻户晓。根据众多专家对敕勒川地理位置的综合分析，敕勒川的区域范围大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部沿黄河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当然，文化有其扩张力和影响力，在上述核心区的外围，与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等省区北部地区的文化也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文化日益一体化，文化对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日趋成为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深入研究敕勒川文化，对于推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敕勒川文化的形成历史
敕勒川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区域之一。远在70万年前，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就诞生了著名的大窑文化；距今7000—4000年前，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还有前乃莫板村脑包梁、南水泉、马鬃山前坡、卧铺窑村、二道洼村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更是星罗棋布，目前已发现数十处，如阿善、转龙湾、海生不浪、白泥窑子、西豪赖、美岱脑包山、石人湾、古力板、白塔村、庙子沟、老虎山、永兴店等等，证明敕勒川区域拥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进入夏商周时期，根据散见于史书的记载，可以知道敕勒川地区已经成为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荤粥、危方和鬼方等民族过着“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的生活，但在社会组织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政权。《史记》说“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说明他们处在氏族部落或军事联盟社会发展阶段，但已经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既有经济的交往，也有政治的合作，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诗经》中记载了很多有关商朝与戎狄的战争，西周的灭亡也与戎狄民族有直接的关系。
战国时期的敕勒川地区生活着被称为楼烦、林胡的民族。随着政治经济的需求，战国的诸侯把该区域当作扩张霸权的目标，先有秦昭王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之举，其后有赵武灵王进驻阴山，修筑长城，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之举。这是中原王朝在敕勒川地区最早设置的地方政权机构。
战国末年，匈奴民族崛起，建立了蒙古高原第一个游牧大国，与同期建立的秦王朝形成对峙，阴山成为草原民族的政治中心。匈奴民族在这一区域创造了草原民族的政治文明和辉煌的青铜文明。秦始皇为了抵御匈奴人的侵扰，开始对阴山、河套地区进行战略性经营，派蒙恬修建咸阳至九原的“直道”，修长城，沿黄河设四十四个县，掌握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秦末中原社会动荡，匈奴借机重返阴山及河套，使西汉王朝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受到压制。公元前二世纪末，经济得到恢复的汉朝开始强盛，汉武帝对匈奴采取强势政策，经过多次残酷的战争，匈奴人的实力大为削弱，一度退至漠北。汉朝沿阴山除加固前朝长城外，又在靠北的区域修筑了新的长城。同时在敕勒川地区设置了九原、朔方、云中等机构。秦汉时期，为了解决军队补给，秦汉政权在河套和阴山南麓地区实施屯垦，农业经济一度得到发展。
东汉三国时期，中原王朝由于内乱，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削弱，但匈奴帝国也由于内讧和自然灾害分崩离析。敕勒川地区成为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拉锯争夺的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大兴安岭深处的鲜卑民族成为敕勒川的主宰者，他们依托阴山两麓，建都盛乐，移师平城，进而逐鹿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敕勒川被鲜卑统治者视为自己的大后方，大部分帝王及后妃葬在这里。著名的六镇也成为鲜卑、匈奴、柔然、敕勒、汉等各民族文化的熔炉，对中国北方的民族格局和文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期鲜卑民族已经融入中原，北方民族中代之而起的是突厥、回纥民族。隋唐王朝对北方民族采取了军事压制和怀柔安抚并用的政策，双方既有激烈的军事冲突，也有和睦友好的往来。盛唐时期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三个受降城，以制约游牧民族的南侵。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回纥等民族臣服唐朝，向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将唐朝皇帝奉为最高领袖，并开辟乌鹈泉（今乌拉特后旗北部）至漠北的一条道路，称之为“参天可汗道”。
辽金时代，随着契丹、女真民族的强盛及其入主中原，草原民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东移，敕勒川的战略地位在这一时期有所降低，但围绕着河套和阴山的控制权，辽金政权与西夏之间屡屡发生军事冲突，敕勒川区域此时属于辽金的管辖地区。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兴起，原来为金朝守护边墙的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并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成为元代阴山两麓的统治家族。信奉基督教的汪古部在此区域留下了大量相关遗迹。
明朝建立后，前期一度控制了敕勒川地区，曾经修建了大量防御性的城池，但由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无法支撑，随后撤离，敕勒川再度成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16世纪中后期，土默特万户的领主阿勒坦汗成为漠南地区最强大的封建主，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地区与古敕勒川区域基本重合，此后的蒙古文史书将该地区称为“土默特”。阿勒坦汗所推行的明蒙和平互市、引进佛教、修建城市、开发农业等举措，不仅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导向，而且对整个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地区再次成为蒙古民族的文化中心。
清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敕勒川地区的战略地位，建绥远城、设绥远城将军以掌控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同时极力倡导佛教信仰，广建寺庙，香烟缭绕。这一时期晋陕移民大量涌入，至清末农业经济已成为主导产业。归绥、包头、托克托、萨拉齐均已成为塞外重要商埠，与此同时，晋、陕、冀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西口文化”逐步形成。
近现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下，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衰落，在动荡中民众饱受兵匪之患，生存条件恶化。在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中，土默川成为塞外的革命中心之一，涌现出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第一批蒙古族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李裕智、贾力更、多松年等一批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头成为中国北方的重点工业基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构成的“金三角”，不仅成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地处河套的巴彦淖尔市也奋起直追，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二、敕勒川文化的基本特征及研究目标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敕勒川文化大体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敕勒川文化是复合型文化。敕勒川文化是由众多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远古的猃狁到当代的蒙汉各民族，有难以计数的民族曾在此繁衍生息，他们都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融入到这片热土，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从中剥离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但他们的文明成就为这个区域乃至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坚实的阶梯。与绝大多数区域文化相比较，敕勒川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创造主体多元化。
敕勒川文化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反复交融的产物。从战国时代开始，作为农牧交错带和战略要地，敕勒川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争夺地区，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其间不乏残酷的战争，但客观上却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新型的文化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提供了活力。
敕勒川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的产物。敕勒川文化不仅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也是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各民族的杂居交融，使北方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在这里留下深刻烙印，同时也培植了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以至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走在时代的前列。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这里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现代思潮涌动，各种观念碰撞激荡，涌现出了大批的教育家、实业家和革命家，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敕勒川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多民族长期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环境，使敕勒川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的气魄，它能够接纳各种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包容的品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原军事、服饰文化；匈奴民族将游牧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融汇，创造了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北魏六镇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隋唐文化的开放性格；今天学者们所提出的“昭君文化”、“西口文化”、“河套文化”、“漫翰调文化”无不是开放包容的结晶。
敕勒川文化是开拓开放性的文化。匈奴人所建立的“百蛮大国”，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治文明的模式，他们所创建的一系列制度，在此后两千年间，被历代草原王朝所沿袭和借鉴；公元4世纪，鲜卑人将敕勒川作为总后方，由此进入中原，开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中原之先河；北元的土默特领主阿勒坦汗输入内地移民，开发农业，建筑城市，发展小手工业，开放长城内外互市贸易市场，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改变了蒙古族生活模式和精神文化的轨迹，同时也对中国藏传佛教的整体发展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晋商、旅蒙商在敕勒川经商贸易，沟通了内地与草原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农业、牧业的协调发展，后期创立的“票号”是当代银行的雏形，对清代、近代中国经济格局形成了重要影响，一曲“走西口”演义出长城内外的情歌；进入20世纪，一批觉醒的蒙古族青年投身于中国历史变革中，产生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蒙古族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带领与影响下，为内蒙古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敕勒川的红色文化，对革命志士和后代传人都起到了激励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呼包鄂金三角地区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最具活力地区之一，八百里河套也凯歌频传，文化事业繁荣兴旺。
敕勒川文化的研究，包括涵盖这一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由于历史跨度大、涉猎内容广泛，未来的研究必然需要借鉴和应用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如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学、民族学等，一些专题还应当进行综合性交叉研究。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应将几个重点问题先搞清楚。
一是梳理敕勒川文化的历史脉络，总结其发展规律。对于敕勒川区域的历史，以往曾产生过诸多学术成果，但由于专家学者的侧重点不同，或局限于某一断代、某一领域和个别人物，系统和综合阐述区域历史的著述尚未产生。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开展敕勒川文化研究，必须首先对其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科学系统地描述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内在的发展规律。
二是深入专题研究，推出一批精品成果。敕勒川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与中原地区有过矛盾、冲突、流血、战争，有过团结、统一、和睦、相融，九九归一，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敕勒川历史，就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古代战争史、民族关系史、草原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交融史。这些专题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从中我们将获得重要的启示。
三是打造几个和谐相融的文化品牌，如昭君和亲文化、鲜卑融合文化、通贡互市文化、西口文化、土默特红色文化等，通过这些文化品牌塑造地区形象，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在文化研究中要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地区发展出谋划策。文化研究的宗旨是传承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现实服务。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深入探索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寻求支撑点和突破口。
三、敕勒川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四个认同”，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间发生过很多矛盾和冲突，甚至上升为残酷的战争，但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往来始终是每一个时代的主旋律。56个民族中，汉族为多数，是融合了不少其他民族的结果。没有原始社会后期和夏商周三代众多氏族部落间的融合，就没有“炎黄子孙”的概念；没有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车同轨、书同文”的经济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没有两汉时期的昭君出塞、胡汉和亲，各民族向往和平的愿望就会淹没在血泊之中；没有十六国进入中原地区民族大融合成果，大唐王朝就难以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而元明清营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和民族的分布格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回顾中国历史，国土的开发、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传承，使各民族逐步走到一起。文化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凝固剂，形成了中国不重血统重文化的传统。也正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等文化形态的会聚融合，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敕勒川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曾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夏代的荤粥、商代的危方、西周的鬼方、春秋的楼烦和林胡、战国至秦汉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匈奴、羯、鲜卑、柔然、敕勒，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吐谷浑、沙陀，辽金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元至清代的蒙古族，大多数都在这里设置过政治军事机构。这些塞外的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王朝“战”与“和”的博弈中，一方面学到了汉族创造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把草原民族的阳刚之气融入到汉民族的个性之中。“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正是这种豪放的胸怀的真实写照。北方少数民族的强悍之风一扫当时南方六朝金粉下的腐朽世族颓风，为唐朝盛世注入了开放、雄健的进取精神。可见敕勒川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多种文化在此交融、碰撞，一些民族消亡了，一些民族诞生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裂的紧密关系，成为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最为典型的区域。从政治上看，汉代的“和亲”、唐代的“羁縻州府”、辽代的“南北院制”、蒙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明代的“通贡互市”、清朝的“联姻”制度等等，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总体上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削弱民族偏见，促进民族融合，推动社会进步；从经济上看，敕勒川处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错结合带，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必然向中原扩张，中原的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畜牧产品必须向北方扩张，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的的相互需求，促进了共同市场和逐渐完善的生产体系的形成，构成了民族关系发生发展的基础；从信仰上看，敕勒川各种宗教汇聚，体现为信仰多元。藏传佛教、道教、拜火教、萨满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俱全；从文化艺术上看，来自游牧民族的蒙古长调，来自晋陕的爬山调以及各种曲调碰撞形成的蛮罕调，抒发着高亢、激越、苍凉的情怀，糅合了晋、蒙、陕、冀文化素养和风俗民情而产生的“二人台”艺术更使敕勒川各族人民喜闻乐见；此外，还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婚俗文化等等，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文化的最大社会功能是凝聚人心，她是中国统一的凝固剂。党中央提出56个民族要做到“四个认同”，“四个认同”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文化的认同。通过对敕勒川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对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建设富裕、和谐、文明的内蒙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其次，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鉴今，开创未来。在两千多年的边塞历史中，出现过不少重大事件，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无畏、敢打敢拼的仁人志士，演义出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对整个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边塞文化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其中的《敕勒歌》、《木兰辞》具有代表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和为贵”、“以亲为荣”，“和合”的政治理念和民族间和平共处的思维，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体现了敕勒川人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有始于秦汉时期，因“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大量内地人口充实北方边地，开垦耕地、修筑长城、驻军屯田、农牧互补，先进技术的互相传播，人员的彼此流动，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实现了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融合、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有基于传统游牧的草原上，历代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在敕勒川上修筑过许多城池，其中云中—盛乐——丰州—归化—绥远城作为漠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脉相承，各领风骚数百年。在这些城池里，各种文化碰撞，各民族由种族融合、精神融合，到文化融合，迸溅出文明的火花，对民族团结、传承华夏文明起到重要作用；由长城内外旅蒙商的大胆探索形成的特殊的商旅文化，产生于明末清初,发展在清中期,发祥于敕勒川地区，几乎垄断了整个蒙古地区的金融和贸易，对吸引发达地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参与内蒙古地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由“走西口”演绎出的“打工潮”到“移民潮”，从谋求生路到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独具特色的西口文化，促进了敕勒川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以乌兰夫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管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敕勒川地区各盟市旗县正在立足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的云中文化、盛乐文化、土默特文化、塞北文化、河套文化、鄂尔多斯文化等地域性文化，都有深刻的内涵。“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挖掘文化内涵，整合人文资源，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构建和谐内蒙古，意义重大。
第三，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全面增强地区发展的综合实力。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三月人代会上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建设在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是我们党对文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升华。当前，为适应内蒙古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自治区党委确定了民族文化大区的蓝图，并提出了“草原文化”的学术概念，得到中央领导人和学术界的认可。
草原文化是一个覆盖全区的概念，而其丰厚的内容应由一个一个具体的文化品牌来支撑。敕勒川文化是一个重要支柱，并可覆盖内蒙古西部地区六个盟市。搞好敕勒川文化研究，对于提升地区文化的软实力，增强综合力意义重大。为此，我们一要立足于文化的多样性，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点鲜明的潜力和优势，不断增强敕勒川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辐射力；二要充分调动专家学者、文学艺术界精英人才的积极性，积极开展文化研究，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努力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良、体现民族特点、产生全国甚至世界影响的精品力作；三要重视文化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深入认识和把握民族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把敕勒川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产业进行开发；四是要克服单纯依赖政府投资办文化的观念，和“就文化论文化，文化部门办文化”的狭窄思路和单一做法，树立各行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各方多元化、多渠道兴办文化产业的新格局；五是要注重企业文化发展，借鉴伊利、蒙牛、鄂尔多斯、鹿王、小肥羊、草原兴发等知名企业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经验，鼓励企业塑造企业文化，参与文化产业。六是要重视文化品牌的打造，既要唱响主旋律，又要提倡多样化；既要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创造传统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善于学习借鉴、吸纳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又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善于识别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既要创造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又要创造出大批门来众多、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寓文化于旅游业、文艺演出业、文化娱乐业、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文博会展业、餐饮服务业等文化产业之中，成为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亮点，表现出巨大的魅力、潜力和优势。敕勒川文化的研究，要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资源，依托科学研究成果，为提升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做出贡献。
（作者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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