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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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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 作者: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长伏来旺 日期:2010/12/9 浏览量:632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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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今天正式成立了。承蒙全体会员的厚爱,推举我担任研究会的会长,我决心不负众望,与全体会员一道,把研究会办好,为地区的文化事业,为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大区建设做出贡献。在这里,我代表研究会向前来参会的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各位领导,向特请的各位高级顾问,向关心和支持研究会的部门、单位、企业、友好团体的同志,向所有热心于敕勒川文化事业的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下面,我向同志们汇报对敕勒川文化的理解,成立研究会的初衷、意图、研究方向和工作设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成立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缘起 大家都熟悉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魏时期生活在塞外阴山下的敕勒族广为传唱的《敕勒歌》,被宋人郭茂倩辑入他的《乐府诗集》,由此,成为中国的著名诗篇,几乎家喻户晓。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我们到南方考察,还是内地的同志来内蒙古传经送宝,交谈中大都谈到这首民歌,可见这首民歌在国内的知名度之高。但是,敕勒川的地域、范围、内涵等问题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模糊的。近几年,有关“敕勒川”文化的学术争鸣多了起来,研究“敕勒川”的民间社团组织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我出生在敕勒川,出于对家乡这片热土的热爱,两年前,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把敕勒川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挖掘、整理,打造一个地区文化品牌,让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发挥现实的作用,为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自治区的文化建设做点贡献。于是,我于2008年12月召集了一个相关地区、相关人士的“通气会”,对成立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构想、运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2009年,分别与众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层的磋商。今年6月18日经自治区民政厅核准登记,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正式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为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工作地点设在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6月20日,研究会发起成员22人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讨论了文化研究会章程,讨论了研究会的宗旨、任务、研究范围、方向及研究会的会标、会徽、成立大会时间等项事宜。会后,我和部分专家学者到呼市、包头、巴彦淖尔等相关地区进行了考察学习,并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建议。经过两年的酝酿,三个月的精心组织筹备,今天,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终于在各方共同努力和关注下正式成立了,我们高兴地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的贺电,布赫、乌云其木格副委员长及自治区陈光林主席等几位领导的题词,众多部门、团体的贺信,特别是有不少热心的单位和个人慷慨解囊给予资助,情谊深厚。今天,众多的领导和同志们到会祝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请允许我代表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全体会员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敕勒川文化的内涵 敕勒川地处塞外草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这里流过,古往今来是草原和中原的结合部,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融汇处。 远在70万年前,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地区就诞生了著名的大窑文化;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敕勒川地区文化遗址星罗棋布。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统一,敕勒川先后有荤粥、危方、鬼方、楼烦、林胡、匈奴等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与中原地区有广泛的交往。赵、秦曾在这修筑长城并设置过云中、雁门、代郡、九原、朔方等政权机构。 到汉代有过汉武帝征讨匈奴,也有过汉元帝“胡汉和亲,昭君出塞”。 魏晋南北朝时鲜卑在盛乐开国,建立北魏王朝,实现了北方民族大融合。此期,敕勒民族定居于阴山之下的敕勒川。 隋唐时期,“敕勒川”有柔然、突厥、回纥民族在此活动。辽金时,契丹建立辽国,党项建立西夏。据有关专家考证,敕勒川的乌梁素海东西分属于辽金和西夏。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兴起,原来为金朝守护边墙的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成为元代阴山两麓的统治家族。 16世纪中后期,土默特领主阿勒坦汗在敕勒川建立了政治、经济、军事统治中心,此后的蒙古文史书将该地区称为“土默川”。 清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敕勒川地区的战略地位,建绥远城、设绥远城将军以掌控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同时极力倡导藏传佛教信仰,广建寺庙。随着“移民潮”的出现,敕勒川农业经济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并出现初期城镇建设,归绥、包头、托克托、萨拉齐成为塞外重要商埠,与此同时,晋、陕、冀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西口文化”逐步形成。 近现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下,敕勒川民众饱受兵匪之患,生存条件恶化。在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中,土默川成为塞外的革命中心之一,涌现出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第一批蒙古族、汉族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松年、李裕智、贾力更等一批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头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构成的“金三角”,不仅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方向,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地处河套的巴彦淖尔市也奋起直追,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我们说敕勒川地区久远的历史,演绎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深厚的,值得我们挖掘、研究。 三、敕勒川文化的基本特征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个人认为敕勒川文化大体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敕勒川文化属地域性文化。“敕勒”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概念,而敕勒川是一个地域概念。敕勒族,早期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迁往漠南地区。这个民族勤劳勇敢、能歌善舞,数十万敕勒人在开创敕勒川畜牧业的过程中,以其优美的《敕勒歌》真实地反映了敕勒川那个时期令人振奋的自然人文景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统一了北方,维持了148年统治,使经济社会得到一定发展,并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条件。北魏解体后分为东魏和西魏。后东魏丞相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史称北齐。西魏也被宇文氏取缔,立国北周。《敕勒歌》最初由东魏大丞相高欢命其大将军斛律金在宴会上咏唱而留记史册,此歌成书于北齐,而歌的产生应在北魏时期敕勒族的民众之中。 敕勒川的地理位置,北齐的《魏书》和唐代的《北史》都有记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九卷,明确记载:“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与前者记载相同,《敕勒歌》也为敕勒川定了位,即“敕勒川,阴山下”。阴山在哪?按现代地质学家对阴山的解释为:“西起狼山,经乌拉山、大青山、蛮汉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东至滦河上游,全长1200公里,南北宽50—100公里”。从历史的、现实的地理位置等多方分析,阴山两麓、黄河两岸之间的区域即为敕勒川的区域范围。经近期各位专家的研究,初步确定:敕勒川文化研究的范围大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部沿黄河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当然,文化有其扩张力和影响力,在上述核心区的外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等省区北部地区的文化也与此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其次,敕勒川文化是复合型文化。敕勒川文化是由众多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远古的猃狁到当代的蒙汉各民族,有20多个民族曾在此繁衍生息,他们都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融入到这片热土,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从中剥离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但他们的文明成就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阶梯。与绝大多数区域文化相比较,敕勒川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创造主体多元化。 敕勒川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反复交融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的产物。敕勒川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北方各民族培植了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以至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走在时代的前列。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这里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现代思潮涌动,涌现出了大批的教育家、实业家和革命家,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再次,敕勒川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多民族长期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环境,使敕勒川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的气魄,它能够接纳各种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包容的品格。今天学者们所提出的“昭君文化”、“西口文化”、“河套文化”、“漫翰调文化”无不是开放包容的结晶。 第四,敕勒川文化是开拓开创性的文化。公元4世纪,鲜卑人由敕勒川的盛乐开国,由此进入中原,开北方游牧民族统一中原之先河;北元的土默特领主阿勒坦汗输入内地移民,开发农业,建筑城市,发展小手工业,开放长城内外互市贸易市场,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改变了蒙古族生活模式和精神文化的轨迹,同时也对中国藏传佛教的整体发展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晋商、旅蒙商在敕勒川经商贸易,沟通了内地与草原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农业、牧业的协调发展,后期创立的“票号”是当代银行的雏形,对清代、近代中国经济格局形成了重要影响;一曲“走西口”演绎出长城内外的情愫,汇聚成一部蒙汉相融的史诗;进入20世纪,一批觉醒的蒙古族青年投身于中国革命,产生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蒙古族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带领与影响下,为内蒙古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敕勒川的红色文化,对革命志士和后代传人都起到了激励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呼包鄂”金三角地区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最具活力地区之一,八百里河套也凯歌频传,文化事业繁荣兴旺。这种开拓、开创的精神都是敕勒川文化的显著特征。 四、研究敕勒川文化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四个认同”,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往来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没有原始社会后期和夏商周三朝代众多氏族部落间的融合,就没有“炎黄子孙”的概念;没有秦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车同轨、书同文”的经济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没有两汉时期的昭君出塞、胡汉和亲,各民族向往和平的愿望就会淹没在血泊之中;没有十六国进入中原地区民族大融合成果,大唐王朝就难以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昨日,陈育宁主席讲,五胡十六国中有14个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只有2个是汉族建立政权,各民族的融合不是一个民族融到另一个民族中,而是一种趋向文明的文化融合;元明清营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和民族的分布格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敕勒川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曾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这里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多种文化在此交融、碰撞,一些民族消亡了,一些民族诞生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裂的紧密关系,成为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最为典型的区域。自明末清初,敕勒川游牧民族的蒙古长调与来自晋陕的爬山调以及各种曲调碰撞形成的漫翰调。糅合了晋、蒙、陕、冀文化素养和风俗民情而产生的“二人台”艺术,更使敕勒川各族人民喜闻乐见。文化的最大社会功能是凝聚人心,她是中国统一的凝固剂。党中央提出56个民族要做到“四个认同”,我认为“四个认同”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文化的认同。通过对敕勒川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对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第二个意义,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鉴今,开创未来。在敕勒川这块土地上,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蒙恬的北筑长城;从汉武帝的征疆扩土,到昭君出塞、胡汉和亲;从北朝连年混战,到北魏入主中原后的民族融合;从高欢父子掌控东魏、建立北齐,宇文家族掌控西魏、建立北周,到经历隋朝而走进大唐;从辽宋南北对峙到明代漠南蒙古领主阿勒坦汗率部进入敕勒川,开发农业、手工业,兴建城镇,促成边塞互市;从明末清初旅蒙商的探路,到大批晋、陕、冀的移民,过长城、出口外,落脚河套、土默川平原;从乌兰夫带领大批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到第一个全国省级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演绎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边塞文化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其中的《敕勒歌》、《木兰辞》具有代表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和为贵”、“以亲为荣”,“和合”的政治理念和民族间和平共处的思维,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体现了敕勒川人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敕勒川地区各盟市旗县正在立足本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的云中文化、盛乐文化、土默特文化、塞北文化、河套文化、鄂尔多斯文化等地域性文化,都有深刻的内涵。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挖掘文化内涵,整合人文资源,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构建和谐内蒙古意义重大。 第三个意义,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全面增强地区发展的综合实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当前,为适应内蒙古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自治区党委确定了民族文化大区的蓝图,并提出了“草原文化”的学术概念,得到中央领导人和学术界的认可。草原文化是一个覆盖全区的概念,而其丰厚的内容应由一个一个具体的文化品牌来支撑。敕勒川文化是一个重要支柱,并可覆盖内蒙古西部地区五、六个盟市。搞好敕勒川文化研究,对于提升地区文化的软实力、增强综合实力意义重大。 五、敕勒川文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作为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搞文化研究,要把握好方向、保证重点。 刘云山部长在贺电中说:“希望你们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开展敕勒川文化研究,从内容上讲: 一是梳理敕勒川文化的历史脉络,总结其发展规律。对于敕勒川区域的历史,以往曾产生过诸多学术成果,但由于专家学者的侧重点不同,或局限于某一断代、某一领域和个别人物,系统和综合阐述区域历史的著述尚未产生。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开展敕勒川文化研究,必须首先对其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科学系统地描述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内在的发展规律。 二是坚持团结统一的方向。敕勒川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与中原地区有过矛盾、冲突、流血、战争,而团结、统一、和睦、相融始终是主流,九九归一,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敕勒川历史,就是中国古代边疆史、民族关系史、草原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交融史。这些专题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从中我们将获得重要的启示。 三是打造几个和谐相融的文化品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敕勒川地区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有过重大影响,一是昭君和亲,用和亲的手段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了和平统一;二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北方民族实现了大融合;三是明代蒙古首领阿勒坦汗及其夫人三娘子,与明廷议和,促成中原与塞北互市贸易的进步之举,并由游牧逐步走向农耕文明;四是明末清初“走西口”演绎出长城内外蒙汉民族的团结相融;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乌兰夫等一批老一代革命家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将这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打造成文化品牌,对于塑造地区形象,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研究方式上讲,要搞好四个结合,要注重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结合,政界与民间的结合,官员与学者的结合,事业与产业的结合。 近些年来各地都重视了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民间文化团体不断涌现,预示着文化盛世的到来。民间文化团体有着很强的积极性、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但目前文化研究比较分散,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整合,一些地区出现了经济与文化两张皮、事业与产业两张皮、社团与院校两张皮、官方与民间两张皮。特别是党政界文化部门与民间文化团体形成两个圈,互不相融,以致地区文化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为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要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和合”。一要积极接受党委、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主动向主管部门统战部和宣传部、文化厅、社科联等部门汇报,自觉遵守民政厅关于民间社团的章程。二要礼贤下士、广泛联网,与自治区盟市旗县的党史办、志史办、文史馆、档案馆、文联等单位及各级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取得联系。三要积极主动地取得敕勒川核心区范围内的地方与党政的支持。四要与兄弟文化社团、各类学会、协会、研究会互相学习。文化历来无疆界,还要与各省区文化组织加强交流与交往。 六、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设想 经研究会筹备组多次研究,研究会成员由四个方面人士组成:一是以专家学者为主体,二是热心于文化研究的社会贤达名流,三是核心区的以政协为主党政官员,四是愿做文化产业的企业家。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将从五个方向开展工作: 一是著书立说、创办刊物、开通网站;二是举办论坛、讲座,开展学术交流;三是协助地方党政策划文化园区;四是帮助企业兴办文化产业;五是通过影视创作广泛传播文化,借以提升地区知名度。为了使上述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研究会成立八个专门小组,由各位副会长、秘书长分头抓各项事宜: 第一组为《敕勒川》刊物组,组长马冀先生,《敕勒川》刊物初定为季刊,设历史探幽、区域风貌、城市文脉、企业风采、文化园区、文化视野、翰墨之窗、敕勒掌故及研究会动态等栏目,全面反映研究会研究的领域。 第二组为《敕勒川文化丛书》组,组长为副会长邢野先生,负责编辑敕勒川文化系列丛书,初定为10本,为敕勒川文化论衡、历史探幽、区域经济、城市文脉、人物春秋、红色记忆、风景览胜、书香墨影、艺苑荟萃、民俗风情,每本10—20万字,十本书全方位反映敕勒川风貌,三年内完成。 第三组为文化论坛组,组长为副会长乌恩先生,负责举办敕勒川文化论坛讲座,分若干专题,请各界学者、专家、名人开展文化交流。 第四组为敕勒川文化网站组,组长为副会长刘志军,负责网站的策划、对外宣传和全面管理工作,及时更新网页,搞好网站的日常维护和建设。 第五组为文化园区组,组长为副秘书长杨•道尔吉,负责敕勒川核心区内各区旗县文化园区的策划,先易后难,从2-3个旗县区起步,帮助地方搞好文化建设。 第六组为企业文化组,组长为副会长王振义,负责研究会员中的企业文化策划,帮助企业开发文化产业,增强发展后劲,主要服务对象为会员中的企业。 第七组为敕勒川书画艺术组,组长为副会长王德恭,负责研究会的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剪纸等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和书画学院的建立。 第八组为敕勒川文化影视创作组,组长为副会长潘照东,负责影视专题纪录片创作、策划和传播,在具备条件、取得经验后策划电视剧,为提升内蒙古知名度做出贡献。 这八个组既要各负其责,又要相互配合、联合攻关。我们还特邀了三位阅历资深、经验丰富的老领导,大家熟知的云照光主席、文精主席、贾才主任;两位资深的学者,原宁夏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同志、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学部委员、研究员郝时远;和现任两位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郑福田担任研究会顾问,从政治上、学术上、方法上等各方面为我们把关。 研究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目前我们还缺乏经验,成立大会之后,还需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认真研讨,周密策划,形成系统的方案,然后分步实施。 希望全体会员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齐心协力把研究会办好,还请各位领导、各相关部门单位、各文化团体给予大力支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敕勒川地区的文化发展,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为和谐内蒙古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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