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 好”，强调要以此为引领，“树立和突 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 工作。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 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 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北疆文化”这一标识性概念正 是为贯彻落实这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从作为整体的北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清晰地表达 出北疆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 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觉意识、主动意识，从挖掘北疆历史、文化、经 济、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寻求嵌入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实践新突破。

北疆文化是一个开放性概念，特 指多民族共建共享、兼和相济的文化集 成，是生息繁衍在北疆的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属于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区 域文化。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使全区各族人 民感悟“北疆文化”的美丽，牢记中华 民族光辉的历史底蕴、坚守中华文化认 同，挖掘北疆文化之精髓，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同顶一片天，同牧一方地、同饮 黄河水、同建一家园”。从内蒙古的形 成和发展的历史看，各民族共同开拓疆 域、共同创造文化、书写共同历史、培 育共同精神，各民族间不断交融、组合 与重组，在思想上形成了不断强化的认 同趋势。

自远古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汉等各族人 民曾先后或同时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沃 土上生息繁衍，各族人民的勤劳和智 慧，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北疆文化。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内蒙古一直是游 牧民族活动的舞台。

战国以前，这里先后出现过荤粥 （音勋育）、猃狁（音险允）、害夫 （音胡）、戎、狄等氏族和部落。经过 长期战争、兼并、交往、融合，到战国 秦汉时期，上述氏族和部落逐渐集成较 大的部落联盟，如匈奴、东胡、乌桓、 鲜卑、林胡、楼烦、乌孙等部落，其中 最主要的是匈奴、东胡，以及后起的乌 桓、鲜卑。魏晋南北朝时活跃在北部边 疆的是柔然和敕勒。隋唐以后，突厥、 回鹘、契丹、女真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

从考古发掘来看，旧石器时代有河 套人创造的萨拉乌苏文化、大窑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富河文化。从这些遗址出土器物的风格 来看，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已有了 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成为 历史上我国北疆地区与内地建立密切联 系的先导。

上世纪70年代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北 大窑村发现的“大窑文化”及20年代在 鄂尔多斯发现的“河套人”（萨拉乌苏 文化），就是当地先民留下的遗迹。可 以证明内蒙古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

上世纪30年代在赤峰市红山后遗址 发现的“红山文化”及其出土的玉龙、彩陶等，其文化特征，既有地方的特性，也有与中华民族传统的“龙文化” 及中原仰韶文化的共性，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为中原仰韶文化系统中 的一种变体。从而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与中原中心地区就有紧密的 联系，内蒙古的先民与中原各族的先民 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蒙古自 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周灭亡之后，中国历史经历了“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共 五百五十年的纷争时期，然后才归于 统一。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包括 内蒙古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正酝酿着一个空前的大 一统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的秦、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广泛深入地 推行它们的大一统措施，正是这一时期 从中原到边疆、从内地到边疆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

秦汉时的北部边疆，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故秦汉王朝对北部边疆的 治理，主要是以制定各种民族政策去处 理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以保持边疆的 安宁，同时采取一些适宜的行政管理办 法以巩固边疆的统治。秦汉王朝是大一 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国内少数民族 众多，故对于四周边疆及少数民族的政 策，都是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 权和确保边疆安宁的方针出发，去制定 边疆的政策和采用治理边疆的办法。 **秦汉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其中最重 要之点就是尊重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国家 中的政治地位，并任用少数民族人物为 官。例如秦朝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的部 落首领仍保留他们的“王”“君”称 号，《秦律》中都称他们为“邦君”， 并在《律》中规定了各种优待邦君的条 款。始皇统一六国后，还任用了一批少 数民族人物担任高官要职，如将军羌廆 是羌族，丞相隗林是狄族……等。

秦始皇以拜爵方法，一次就将三万 户人迁到北河、榆中等地（今内蒙古河 套地区）垦戍。秦制规定，赏爵一级， 即可盖田百亩，益宅九亩。随着拜爵人 数的增加，北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逐 渐发展起来，北假（今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地区）一带很快变成了膏壤殖谷的农 业区。

汉朝政府注意在北疆地区开展屯田 活动，特别是河套、湟中、河西等地， 规模较大，成绩也最为突出。屯田的形 式有军屯和民屯，参加屯田的人数多达 几十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农业和手工业 劳动者，有着较高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 劳动经验。因此，他们在开发北部边疆 的同时，也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广到那 里。屯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河西地 区年产的粮食就不下四五亿斤，使原来 粮食很少的河西地区变成了农业和畜牧 业都比较发展的地区。

秦汉时期中原内地的物产，例如 铁器、铜器、陶器、缯絮、食物、金银 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大量流入匈奴； 北部边疆地区的各种畜牧和狩猎产品， 则流入中原内地。汉朝建立后，修筑道 路，弛禁山泽，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 易物品莫不具备。所有这些，在一定程 度上都促进了中原内地与北部边疆地区 的民间交往。

隋朝时，内地和边疆的互市就已进 行。唐朝建立后，唐政府继承了隋朝的 做法，设立互市监，掌管内地与边疆的 交易。虽然互市监负责的是官方与边疆 地区的货物买卖，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为 民间的交往创造了条件。唐朝政府对于 民间的贸易往来，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政 策，规定：“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 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于是，内地的绢、茶、粮食以及生产生 活用具，源源不断地销往边疆，边疆地 区的畜牧产品、手工艺品则销往内地。

内蒙古境内长城是中华民族伟大的 象征和征服自然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 文化的结晶和体现。它非但没有隔绝北 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 交流，而且成为历代双方经济文化交流 的聚会点和联络纽带。如《史记•匈奴列 传》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隋书•突厥传》亦载：启民可汗上表谢隋文帝曰：自将部众投 归圣朝以来，“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 （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人民羊马，遍满山谷。”

在新时代，守正创新的北疆文化能 够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 供“根”与“魂”的强大精神动力。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事业，为北疆文化建设奠 定了稳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与时俱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北疆文化 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是模范自治 区各族人民的深刻认知和切身经验。红 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 化、长城文化，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 神”在这里完美融合，在兼和相济中创新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增添时 代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内蒙古各项工作的“纲”，我们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要始终着眼于巩固中华民族共 同体思想基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提炼守望相助的向心力量，展 现人民的多彩生活，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塑造民族团结的活 灵活现的各族人民的形象,讲好命运与共 的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故事，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作者系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