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主人公：云照光　　　　　　　　　　　　　　　　　　　　　

　　“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宝塔映朝阳，延水金光闪……”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一首家喻户晓的红色歌曲。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由内蒙古卫视录制并播出的纪录片《回延安》，无疑，也会因红色历史特有的力量再度走进广大观众的心里。
　　红色，象征革命；革命，则指一切反抗压迫和反对侵略的斗争。因此，用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再现七十多年前一批以蒙古族为主的青少年远离家乡、投奔延安、献身革命、参加抗日的斗争历史，就是“红色历史纪录片”。只是，这部片子的主人公—因故事片《鄂尔多斯风暴》而知名于全国的剧作家云照光，离别延安不是三十年，而是半个多世纪了。
　　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末，在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唤醒民众，团结抗日”迫在眉睫的政治背景下，“1939年秋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为大力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先后从大青山地区（阴山山脉中段）选送了九批一百多名蒙古族和汉族、满族青年（包括少年）到延安学习”。说起来，人们可能难以置信，这些从故乡土默川平原的塔布赛村出发，徒步奔赴延安的青少年，有15岁的、18岁的，最小的竟然还不到10岁。一晃72年过去，这些当年的“红小鬼”，今天在做什么呢？延安的学习生活使他们有了怎样不同凡响的命运？伴随着云照光老人的脚步、通过他的视线、借助他的回忆，电视观众将走进怎样的一段历史呢？
　　学者詹姆斯?洛温在批评美国一些教科书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时指出：“英雄化的历史是一种迪斯尼式的历史，会使读者的思想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迪斯尼式”的叙事风格是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有意识把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简单化，说白了，就是用机械的思维方式，让好坏截然对立、是非泾渭分明，甚至让美的更美，丑的更丑。因而，迪斯尼式的作品往往是一看就懂，不需要深入、持久思索的。但是，如果用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方式书写历史，就会犯“盲目乐观主义”的错误，致使“无意中承认，历史中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反思和借鉴，历史对现实和未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作为主旋律的红色历史纪录片，面对浩繁的史料，只有遵循客观、求实、准确的原则，勇于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矛盾，才能够避免洛温所说的“盲目乐观主义”，使之焕发出红色历史纪录片“真实”的力量。
　　我记得在第一集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当航天专家乌可力忆起70年前奔赴延安之际与爷爷告别的情形时，不禁潸然泪下。是的，中华民族是最重血缘亲情的，尤其是祖孙的“隔辈亲情”，之天然、之朴实、之深沉，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那时，尽管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使绥蒙地区的抗日工作日趋艰苦；尽管老百姓特别憎恨日本鬼子；尽管在大青山一带（阴山山脉中段）已经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但是，要让自己的亲骨肉穿越日伪的层层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徒步近千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参加抗日，哪一个家长能舍得？哪一个亲人不牵挂呢？尤其是年岁大的老人并不完全明白孩子们离家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她）们怎么能不揪心呢？于是，村子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开始造谣了：“大东院儿（指乌兰夫家）的人要把娃娃们卖给八路军了”。然而，在乌兰夫同志“动员咱们的孩子到延安来学习”的号召下，1939年阴历7月，第一批远赴延安的20多名蒙、汉、满族青少年，还是如期离家，踏上了抗日救亡、寻求真理的路途。
　　就这样，只有9岁的乌可力经历了终身难忘的一次离别：“有一天早上，我想大概也就是个四五点钟，我们就出发了。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吧，我爷爷还在后面跟着呢。我们还是得走。我母亲让我劝他回去，我就劝他，回去吧，回去吧，可劝了半天，他不回去，舍不得走。后来，我看见我爷爷坐在那，望着我们走远了，才站起来……这个镜头我一直记得呢。”这就触及到了矛盾，而且是中国人最不愿意面对的矛盾：自古忠孝难两全：一边是情，一边是理；一边是家，一边是国；即使血脉相连、亲情难舍，国难当头，为了大家也得舍小家！听着乌可力老人哽咽的声音，观众一定会想：真实的历史，就是在矛盾中向前发展的，而矛盾的无可回避，往往在于大是大非面前的“两难选择”—即“两个同样正确的命题之间发生的不能调和的矛盾”。不是吗，国破家安在？有国才有家！大多数革命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有了他们卓然不群的政治胆识和写入史册的丰功伟绩。可今天，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灿烂的阳光下，白发苍苍的老革命，作为情感丰富的生命主体，却依然按捺不住对已故亲人的思念和“子欲孝，亲不待”的终身遗憾。可见，只有尊重人的情感逻辑，纪录片才可能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那么，衡量《回延安》是否“真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一，主创人员的思想倾向能够服从历史的真实，大事不虚构，小事不编造。第二，即使历史再复杂、矛盾再尖锐，主创人员也有敢于面对的求实的勇气。
　　第二集，有这样一个故事。为了避开日伪军的追捕，第一批去延安的20多个人，只能三人一群、两人一伙以打短工为掩护，向前行进。为了给后面的伙伴指引方向，走在前面的人就会在三岔路口放下一根高粱秆做路标。谁料，有一次，他们在途经敌伪占领区的时候，关键的一根“路标”却被一头猪吃掉了。后面的人失去方向，走错了路，结果被日伪军逮捕了。就这样，毫无对敌经验的一群“大孩子”被敌人捆起来之后，关押在一个小庙里，看押他们的竟然有一个连的敌人。怎么办？之前，为护送他们，已经有人（如贾力更烈士）献出了生命。现在谁还能再来营救他们呢？这时，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云曙碧忽然想起了临行前奎壁同志的交代：“你们要是在伊盟地段上有事儿，碰上麻烦啦，就去找那个奇子祥。”奇子祥？奇子祥是什么人？据云照光回忆：“奇子祥，保安司令，伪蒙军的少将保安司令。我们这边有三个人，李永年、李文精、朱玉珊和他以前是同学。当时奇子祥还不到30岁，已经是当地的实权人物了。我们是被他营救、保护起来的。”之后，奇子祥还把这批青少年送过了黄河，并且把自己印着“少将保安司令”的名片交给他们，以防路上再遇不测。
　　这是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看点啊！如果《回延安》是一部电视剧，奇子祥必定是一个可以让艺术家们驰骋想象、做足文章的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作为少将保安司令，尤其是为虎作伥、同日寇沆瀣一气的“伪蒙军”保安司令，为什么要帮助抗日的革命队伍？是因为不明真相？是因为私人关系？是因为利益关系？还是因为他尚未完全泯灭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同时，这个行为又会给他后来的政治命运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虽然，“史学之本在于真，政治之魂在于善”，红色历史纪录片就应该集“真”和“善”为一体，但毕竟“真”是善的前提。真，服从于善，是艺术；善，服从于真，才是历史。如此看来，《回延安》作为历史性纪录片，只有对重要的史料—不论多么错综复杂—做到不“有意忽略”、“有意扭曲”或“有意虚构”，才能坚守“真实”这一基本的品质，才能用红色纪录片“真实”的力量撼动人心。
　　郭沫若曾经指出：“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在这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电视纪录片，不是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只要把历史人物“做了什么”和“怎样做的”按照历史的本来样子再现出来就可以了；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即对于他心理动机的研究和揭示，那就是艺术家的任务了。所以，还原历史，我们不难推想，一个伪蒙军的少将司令，绝不可能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最终也很难转变成为一名抗日英雄。但是，客观事实是，他确实营救、保护了这批赴延安的孩子，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有留给观众去思考、去猜测、去判断了。因为，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隐晦性，永远是超乎人们想象的。恰恰是这种不能“忽略”、不能“扭曲”、不能“虚构”且超乎想象的客观事实，却因其没有刻意“制造英雄”，才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思考人性、思考政治，也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不是吗，通过记述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特殊表现，即一个反对抗日的人间接的“抗日”行为，不仅使这部纪录片避免了盲目乐观主义的简单化写作，而且还因其真实性、客观性、复杂性，凸显出了历史中那些“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地方，其真实的力量，才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回顾历史，从来就不是为了回顾而回顾的，所以，实现“以史为鉴”的当代价值，就是红色历史纪录片的最高宗旨。进入21世纪以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一直是我们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务。如何才能完成好这一任务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时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故而，在第三、四集，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先前，延安公学设有民族部、民族班，后来在延安又成立了民族学院，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其中，蒙古族学员就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当屏幕上出现了昔日延安的几个窑洞时，云照光告诉我们，1940年，这里建起了“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横匾；同时，“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吴玉章任会长；更有意思的是，许多不会蒙语的蒙古族青少年，竟然是到了延安才开始学习本民族语言的。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不少伊盟（即鄂尔多斯）的蒙古族老乡来到延安，成为自发的抗日战士，原因就在于，这里充满着民族平等、民族尊严的文化力量无言的感召和吸引了他们。
　　是啊，从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的《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就能看出，“争取蒙古民族抗日和实现蒙古民族解放”是党中央制定民族政策的依据，不仅对后来党的民族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在陕甘宁边区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延安的经验告诉我们，尊重一个民族，就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尊重他们的历史，尤其是尊重他们的信仰。在抗击外辱的斗争中，为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建造纪念堂，这就不仅尊重了蒙古民族长期以来的情感诉求，而且符合中华民族团结一致、顽强抗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此，当时就读于民族学院的布赫说：“在这里学习，一个思想—抗日，建设新的中国，还有一个就是强调民族团结。我们延安民族学院就是个民族的大家庭，这样的教育深深扎根在我们每一个学员的心里了”。历史告诉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建立，不仅得益于党中央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而且得益于延安时期坚持不懈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而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民族干部队伍，正如片中所说，“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推进革命斗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果真如此。凡是《回延安》中采访到的这些老革命，作为耀眼的红星，在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不熠熠闪光：既有担任过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的云世英、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克力更、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名誉主席的云曙碧，也有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云照光、做过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秘书的张玉庆等等。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出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布赫了。正如第五集介绍的那样，“1974年到2003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磨难，恢复工作后的布赫，先后担负起地方、自治区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在农业、工业、经济、民族立法，以及民族教育等方面肩负起更重要的工作。而几十年中，他始终坚定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保持着严谨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同志、与人为善的做人原则。而这些都来源于早先在延安的学习经历。”
　　为此，当一位10岁的北京女孩儿用稚嫩的笔触抄写了：“保小啊，保小，你是我的家。管吃又管住，上课又玩耍。早晨洗脸去，延河边上走。小草儿青青，流水儿清清，多美啊延河，多好啊保小，我的家”时，我们知道，她是从爷爷那里得到了一份宝贵的革命文物。而歌谣的作者，就是当年奔赴延安的一个10岁的孩子。因而，字里行间没有艰涩难懂的大道理，没有空洞的大口号，没有“迪斯尼式”的盲目乐观，有的只是一个孩子真实的感受和由衷的感动。通过这一细节，联系到上述所有情节，我们不难悟出，现实性与理想性、人性与党性，是存在矛盾的；而党性，就是最高境界的人性。所以，相信大众的判断力吧，红色历史纪录片只要“真实”，就能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力量是足以撼动心魄的。

　　　　　　　　　　　 （李树榕系内蒙古大学教授、苏都为内蒙古电视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