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二人台表演艺术家樊六先生，呼、包、鄂、乃至河套地区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先生是一位众口皆碑的二人台表演艺术大师，他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无可非议，他的人品气度也是高风亮节大家风范。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上，他为二人台艺术的发展铸就了光辉的篇章。

　　1910年，樊六出生在山西省河曲县樊家沟一个农民家庭，今年正好是他的百岁诞辰。樊姓是河曲人的大姓，而樊六却非富户人家，用本地人的话说，他家一门一窗，人起炕光。又：说了个穷，实在穷，一对大瓮两个空（樊六语）。樊六排行老六，因父母难以养活这一大群娃娃，10岁那年，樊六便随父亲讨吃要饭。后来遇到两位河曲艺人，看到樊六骨瘦如柴，又见他的父亲双目失明，出于同情和怜悯，给了他父子两吊钱做盘缠，告诉他们到包头“走西口”，还再三嘱咐他们说，黄河以北，比如包头河畔畔的磴口、章盖营子、什大股、南海子、王大汉营子、画匠营子……都是河曲人“走西口”落脚的地方，不如到这一带寻找生活出路。

　　樊六父子虽然到了包头，但仍无落足之地，无奈之下忽然想起曾经资助过他们的那两位艺人。天无绝人之路，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两位乡亲艺人。两位欣然答应拉扯他们一把，樊六当即磕头拜师。从此，一边学习拉四胡，一边学习演唱，半年多的光景他已达到自拉自唱的水平。他的嗓门儿并不大，很多高音唱腔其实也达不到，但他很会处理高低音的关系，且吐字清晰，口齿玲俐，唱、念、做、融样样精通，赢得人们的喝彩，一时间在老包头周边特别是河曲人聚居的乡下或街镇小有名气。打地摊、赶庙会、婚丧嫁娶、圆锁寿诞、年节庆典、商铺开业……总能看到他的表演。在沿河村落，如果打听到谁家没了人（死亡），他就给人家唱《小寡妇上坟》，谁家娶媳妇，他就给人家唱《挂红灯》，谁家商铺开业，他就给人家唱《打金钱》……

　　樊六说，生活就是生活，在舞台上不能照搬，所以还要向生活学习———观察注意各种类型妇女的举止言谈，起居坐卧以及喜笑怒骂等生活现象。因之，他创作出许多乡土味十足，但又非自然主义的表演艺术，从而使他的表演趋于成熟和完美，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自成一家。他在年轻时原功小旦，如起初在九原等乡下扮演《走西口》中的孙玉莲，《打秋千》中的大姐等，演得细致入微，很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中年以后的樊六，因身体条件变化，改演老旦、彩旦，如传统戏《方四姐》中蛮横凶煞的于婆。通过他的精心塑造，把一个旧社会的老刁婆刻画得入木三分。在50年代初期至末期，大凡在今九原一带演出，场场人满如潮，连村里的娃娃们都知道“河曲家”樊六“老太太”，因他在《方》剧中的演技活灵活现，于是又给他另加了个外号———“老于婆”……

　　笔者敢打睹，大凡50岁以上的九原人或包头人，恐怕都看过樊六的《探病》，他扮演的刘干妈热心、诙谐、幽默，风趣横生，惟妙惟肖，观众无不交口称赞。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郊区（今九原地区），庄稼挂锄以后，各大村镇，如南海子、什大股、麻池等地，都要举办赶交流，这也是乡下“写戏”（签订演出合同）的最佳时期，那会儿的民间歌剧团，因为有樊六、郝秀珍、乔玉莲等二人台台柱子，演出日程被排得满满的，几出主要传统剧目是首选，比如走不完的《走西口》，看不够的《探病》，打不完的《打金钱》，流不尽眼泪的《方四姐》……乡亲们说，宁可不发财，也不能没有二人台。的确，二人台是九原人的乡音，是九原人梦牵魂绕的精神支柱。在电视电影尚不普及的那个时代，赶交流、看大戏是乡下人唯一开心之乐，就是现如今，二人台这条根依然扎得很深很实，可见它的魅力是多么迷人。

　　已故人民艺术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老舍，生前在包头看了樊六先生演出的《探病》后说：“在北京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老彩旦！”并评价樊六先生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家”。

　　然而“文革”时期，樊六先生多次被批斗，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被打成“牛鬼蛇神”，还强令他退职，说甚也要把先生赶出文艺界。先生并不妥协，坚持斗争，以不领退休金以示抗议，他相信不会“一世乱到底”，“就像阳婆，每天照样升起。”（樊六语）。

　　粉碎“四人帮”后，全面落实了党的政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阳婆照样升起。于是不顾疾病缠身，重返舞台，再次把他停演了十余载的拿手好戏《探病》献给观众。他的重新出现，轰动了文艺界，轰动了千万喜欢他的观众。人们为了看一场《探病》，曾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1979年10月，樊六先生代表包头市文艺界出席了全国文代会，同年11月15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夙愿。1982年冬，我市首届中青年演员会演时，年逾古稀的他还为演艺界和观众做了精彩的示范演出，谁料这竟是他从艺一生最后的告别演出。

　　1984年11月28日，樊六先生因病逝于包头，终年74岁。市文化局、市文联和全市文艺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缅怀他一生对二人台的发展和繁荣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柳  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