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野，内蒙古著名方志收藏研究专家，1950年生，祖籍山东陵县，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副编审，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辑部主任、内蒙古通志馆馆长、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内蒙古二人台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当选“内蒙古民间十位收藏大师”之一和“内蒙古首届十大藏书家”之一。编纂出版有《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呼和浩特通志》等多部著作，兼任《中国音乐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特约编辑。
邢野在查找资料
从音乐到修志
张阿泉：1966年，您当时是初中应届毕业生，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成为内蒙古100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邢野：我1957年随父母支边来到呼和浩特。失学以后，我就响应号召，再次下乡到农村当了农民。为改变命运，我每天拼命干农活，晚上就在油灯下读书，或跑到大树底下或庄稼地的圪塄上练歌，拉二胡、小提琴、板胡。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音乐特长到乌兰牧骑、剧团、文工团等单位去找工作，最后都因家庭成份“有问题”而泡汤。
张阿泉：“文革”结束后，您的人生终于产生了转机。
邢野：当时的内蒙古艺术学校校长莫尔吉胡老师很欣赏我，就推荐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深造，学习作曲、指挥等专业知识。深造后，我到呼和浩特市文工团，先后工作了13年，创作过140多首歌曲、两部交响乐和10部歌剧。在随团外出演出时，我发现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历史和传说，于是开始对史志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
张阿泉：从迷恋音乐到钟情史志，这是一个不小的跨越。
邢野：1983年，是我的一次“人生改革”，弃音从文，到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上班，从事编史修志工作。此后，我先从地方志的篇目设计入手，广泛收集地方文献的书籍资料，继而学习研究方志学与年鉴的编纂，学习研究民俗风情、民间艺术、地区经济发展史、革命史等知识，一干就是19年。
张阿泉：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您逐渐理出了脉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收藏、研究方向与风格。
邢野：我的藏书、读书、用书目的明确，就是专精于地方志书收集。这么多年来，我收藏的内蒙古各地地方志书约有五万多册，为此专门以个人之力成立了内蒙古通志馆。
张阿泉：五万多册内蒙古地方志书的大集合，是一项浩大的“燕啄春泥工程”。
邢野：在收藏志书过程中，我把内蒙古自治区101个旗县区最少走过3遍，最多的地方去过十几遍。每到一个地方，地方志、党史研究办、档案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是必须拜访的部门，并寻访当地的官员、学者、民间艺人、普通百姓乃至乞丐等各个职业的人，以获得新鲜生动的、被正史忽略了的草根历史信息。
张阿泉：这就是植根大地。
邢野：记得在去山西、陕西进行二人台与爬山调艺术采风时，就住在花五块钱房资还要管一顿稀粥咸菜的车马店里，与乞丐、民工同宿一铺大炕，听他们侃大山、讲故事；如果是白天，下车后首先找一个五十岁左右、熟悉当地情况的三轮车夫，讲好条件，包车管饭，一路交谈了解当地民俗风情、奇闻轶事。按照车夫设计的最佳路线，依次到一地一城的档案馆、党史办、县志办、政协文史委、文化局、文联去交换所需资料。三轮车装满了，送到火车站打包，继而托运回呼和浩特。
张阿泉：您就这样走遍了内蒙古的100多个旗县，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邢野：就这样成百车地把珍贵的地方文献如方志、年鉴、文史资料、党史资料、统计数据、家谱、碑贴、民间故事集、民歌集等，运送到我的通志馆。
张阿泉：我去过您的内蒙古通志馆和藏书室，完全是一个乡邦文献的宝库和基地，涉及门类之多、品种之杂，令人惊叹。
秉承人弃我取、不避俚俗的修志理念
张阿泉：近年来，您的修志工作逐渐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在各方支持下，您所编撰的通志数量越来越多，涵盖面也越来越广。
邢野：二十多年的田野调查与收藏生涯，使我对全区各地的民俗风情了然于胸。要了解哪个盟市旗县区，我几乎都有权威的第一手史料。通过收藏，我掌握了全区各地民俗风情及社会演变状态。搜集文史资料，主要通过买、换、要、复印等手段，搜集过程充满艰难，乐趣也极大。
张阿泉：20多年的艰辛修志苦工，正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邢野：一开始遇到的困难太多了，知识储备、时间精力、经济能力等各方面都是力不从心。写出的第一本、第二本书也都无人理睬。然而，困难并没有动摇我坚持修志的决心，知识不够就慢慢扩充，经费不足就垫上自己的工资……我一直对民间艺术和各种风俗民情很感兴趣，从事音乐的时候只是收集一些有关民间艺术的资料，后来逐渐变得什么都想接触。积累了一定素材后，就有了把它们分类整理出来的想法。
张阿泉：对于濒临失传甚至灭绝的民间乡土文化和艺术，您具有着敏锐独到的目光。
邢野：官方所记录的历史，毕竟是有选择性的。风俗民情、婚丧嫁娶、名人要人、奸人佞人、奇闻轶事以及一些正史里不会写出来的重大事件，这些都有记录下来的价值。不让这些珍贵的东西随风而逝，是我一直以来不曾放弃修志的原因。我秉承“人弃我取”、“不避俚俗”的修志理念，尽力予以搜集整理。
张阿泉：音乐事业完全放弃了，会不会感到后悔？
邢野：虽然远离了音乐工作，并不怎样后悔。世界宽广，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现在我比搞历史的懂音乐，比搞民俗的懂历史，比搞音乐的懂民俗，还算是占着点多栖优势。
以一己之力成立内蒙古通志馆
张阿泉：2001年，您以个人名义自筹经费，成立了内蒙古通志馆，这是内蒙古地区第一家私人通志馆，专门从事民俗风情、野史杂记的整理、编辑和地方文献的收集、出版、交流。这个创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邢野：内蒙古通志馆的成立，没花国家一分钱，是我倾一生的积蓄，把自己的房子当作资料室。通志馆的馆藏资料，也都是我个人的史志收藏。把静态资料充分激活和开采，生产出有价值的志史专著。我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富五车的耆宿，蜗居陋室，埋首故纸，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志史编纂上。
张阿泉：内蒙古通志馆建馆以来，编纂了一大批好书。
邢野：我的工作重心就是立足本土，通过编纂方志来揭示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展现草原文化的光辉与厚重。建馆以来，我主持编纂出版了《内蒙古通志》、《内蒙古自然灾害通志》、《内蒙古文化大革命通志》、《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内蒙古国土资源通志》、《内蒙古旅游通志》、《内蒙古轶文旧事通识》、《内蒙古民俗风情通志》、《旅蒙商通览》、《走西口通览》、《呼和浩特通志》、《绥远通志》、《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中国爬山调艺术集成》、《东路二人台艺术集成》等十几部书，28册、2800万字，涉及内蒙古历史的方方面面，完整再现了一个全面立体的内蒙古。
张阿泉：我曾得赠您在2009年推出的重点工程《旅蒙商通览》，上下两卷精装本，200多万字。在您编纂的众多志史书中，《旅蒙商通览》颇具分量。
邢野：我也很偏爱这部书。可以说，《旅蒙商通览》荟萃了蒙、晋、陕等地专家的研究成果，完整记述了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旅蒙商在蒙古高原广阔的大地上开拓市场、进行贸易的商业传奇，基本称得上是一部研究旅蒙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小百科全书”，填补了旅蒙商史志类图书的空白。
衍生出来的铃铛收藏
张阿泉：除了地方志主题收藏之外，您还有一项独特的收藏，那就是铃铛。
邢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偶然对铃铛产生了兴趣，由接触到喜欢，由喜欢到收集。一开始是小规模搜集，看到好的铃铛，三五块钱就顺手买回来。后来，越搜越多，慢慢形成了规模。
张阿泉：香港《大公报》、凤凰卫视等传媒采访您时，送给您一个称号叫“中国铃王”。您收藏了多少个品种的铃铛？
邢野：至今，我已经收藏了四千多个各式各样的铃铛，包括风铃、驼铃、车铃、摇铃……其质地有金、银、铜、铁、陶、泥、竹、木、草等等。铃铛的种类繁多，人有人铃、牛有牛铃、马有马铃、驼有驼铃、狗有狗铃、车有车铃、门有门铃……
“铃儿响叮当”、“山中铃响马帮来”……铃铛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铃铛入乐为乐器，入教为法器，劳动中是工具，生活中是饰物……人生，从生到死，不管长幼，不分贵贱，不论穷富，一生一世都离不开铃铛。大千世界如果没有铃铛与铃铛的种种变体，这个世界是寂莫的。我很想以此为实证材料，研究铃铛文化，进而建立一个老铃铛收藏馆。
最爱读奇书
张阿泉：您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聘任为13名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之一，您的藏志修志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邢野：目前，内蒙古通志馆正全力编纂《内蒙古野史通志》，全书以内蒙古盟市为类分成12卷，总字数达到1000万字，该书将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第一本单独记录地方野史的奇书。我筹划编纂的重要文献《成吉思汗通典》、《内蒙古乳文化通典》，也在进行中。
张阿泉：作家巴特尔先生曾为您写过妙联，一副是“脚下行路万里遥，腹中贮书万卷少”，一副是“绝代华章书卷里，千古野史风雨中”。您生来就是属于乡野而不是庙堂。
邢野：野史是正史的有机补充。比如我一直非常关注乞丐，走遍全国去搜集和拍照乞丐的资料，我要为天下乞丐出一本精美画册。乞丐种类可分为文丐、武丐、官丐、妇丐、翁丐、童丐、残丐以及职业乞丐、临时乞丐等等。乞丐是社会的一个阶层，永远不会消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乞丐，这个国家是不完整的。
张阿泉：曾宪东盛赞您是“塞上太史公”，您坐拥书城，以修志为主业，自己平时喜欢翻读哪些书？
邢野：我因兴趣关系，平时最喜读史书和奇书，比如《辍耕录》、《绥远通志稿》、《天主教公尺谱》、《中国移民史》、《中国乞丐史》、《大盛魁资料汇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秘密语大辞典》、《中华通史大历典》等等。
张阿泉：请您为读者提一些阅读乃至人生修炼方面的建议。
邢野：我有几句座佑铭，在此与朋友们共勉：弱者是强者；学会沉默，聆听别人的说教；条条大路通北京，何必只走京包线；把搜集文献与实地采风有机结合；诚挚求师；不敬重父母师长，不懂得勤俭节约的人，难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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