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历太简单了。1937年出生，1957年参加工作，1997年退休，进入21世纪到现在我还健康地活着。一生只从事两样工作农学、文学。农业做到高级农艺师，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文学做到内蒙古文史馆馆员，也算对的起自己，对的起母亲，对的起人民了。

 

 

　　祖籍北京，父亲满族，母亲蒙古族，祖上据说是恭亲王一枝，在宗人府册上有名吃奉禄的。四位伯父膝下无子，我到是郑氏家族唯一一位宝贝“格格”。祖父在天津有“半亩闶”偌大个中西餐饭庄，可惜被日本人一把火烧成灰烬。父亲母亲参加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抗日到了陕坝。之后在傅作义将军麾下做到中校副官。到北京后曾过过灯红酒绿的生活，之后父亲

退出官场，家境破落，没钱读书，是上儿童识字班（北京高工夜校）长大的。1949年解放后父亲还是想念绥远这块养穷人的地方，为发行《人民日报》来到了包头。

　　我在长着三只眼的马王庙捅班跳级读完小学，以全市会考第二名的成绩毕业。那时候我是包头市少儿队第中队中队长（当时不够一个大队）曾在中山堂上和市长郑天翔起检阅过国庆游行队伍，五年级在《包头日报》上发文章，学生会副主席、文体部长，成天搞晚会、出墙报，接待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解秀梅。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绥远奋斗中学”因为没钱读书改上工费还发衣服的农牧学校，从此决定了我的一生。在校期间，我依旧是学生会副主席、文体部部长。出杂志、办墙报、一周一个晚会。但依旧是班里的前三名，学校的高才生。毕业本来可以留校教语文，可我心要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代表8个毕业班在毕业典礼上这么说的就定要这么做，毕业后分配到包头我又和同学换到了同阳。

　　1953年初中时我便参加了高中级全呼市的征文比赛，得第二名，奖品是支“关勒铭”金笔和本《战争与和平》，高兴了一辈子，也支撑了我一辈子。

 

    拼搏的青年

 

　　1957年8月，我带着憧憬与希望到原来的乌兰察布盟首府同阳农业局报到，第二天就背着铺盖卷下乡。清早和女人们下地拔麦子，晚上给她们上课。别的女同学吃不下这苦，回城去了，我却过着诗样的日子。天天抱着本《牛虻》要不就是海涅的、雪莱的、托尔斯泰的诗书伴着酸盐汤莜面下饭。

那时的后山没莱，只有山药、胡萝卜、白菜、蔓菁，是我第一次把蕃茄、茄子、窝笋、韭菜引进后山，开始没人吃，种多了就喂猪了。推广播种机没人要，化肥怕把地烧坏了。只有自己一块地一块地的示范，才能推开。

　　58年大跃进是个发了疯的年代，大炼钢铁把村里的犁铧锅灶都炼在高炉里。我和小伙子一样到几里地里以外的窑上背炭，一天好几趟。守在高炉旁一天一夜直到昏了过去才下“火线”。

　　和女人们“挑”大渠，两筐土，高渠背，一溜小跑就上去了，站在齐腰深的水里防洪，差点让洪水冲走。夜里骑马和民兵一块抓赌，差些叫飞出的砖头砸死。从小胆大，没怕过，到现在我也不怕风不怕雨，两条腿依旧跑得挺快，原来是“童子功”练出来的。

　　等人们冷静下来，才又重新找回科学，我跌跌撞撞路走过来，  边换整一边死死地抓住科学。我的杂交小麦已经三代，寄到中科院去了，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成功了。

　　1985年，我的“同阳县农业区划”获了市、自治区、全国大奖，我被评上了高级农艺师、有突出贡献在田间从事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终于修成正果。

 

    辛酸的中年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出身，我的成份，我的“黑斑”，我的骄傲，注定成为“重点”的。十年，我戴遍了所有的“帽子”，什么“黑五类”、“黑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内入党” ……戴上手铐把我和两个孩子以及将孕育成人的胎儿同关进牢房。孩子差点生在狱中。他们无奈把我放了出来还到“月房”里来斗我，孩子没奶，我没泪。但我没低过头，上千人的大会上批斗我，强按我也没把我的头按下，我没罪，

我无愧。戴着手铐上街游行，喇叭里正播放“东方红”，我昂首阔步心里唱着∶“带镣长衡行……”虽未就义，但还英勇。

　　这10年把我整的千疮百孔，等放出我来是用担架抬着到北京去治病的，都以为我回不来了。邓小平上台那天我开始锻炼身体，我知道我很快就有用了。

　　在固阳近40年，我无怨，我无悔。就是这块热土把我炒熟，把一个在天空上飘着的“格格”、“小姐”，满脑子琼玛、安娜、卡列尼娜、冬妮娅的我，结结实实地拽到地上，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生，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

 

    灿烂的老年

 

　　1997年香港回归我回家，但我退而未休。1996年7月我便创办了“包头大漠文化中心”，聚集了文化艺术界的200余人，副高以上100多，编辑出版书籍、杂志，带团到东南亚去演出，搞画展、办笔会，拍摄了25部电视专题片，大部分获得了市、自治区及国级奖项。

　　我的兼职较多，虽是虚职，我都做好，对的起方方面面。当了内蒙占八届人大一届代表，得了优秀代表奖：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我出了一本（秋子诗词）全部是旧体诗，虽不是写的很好，但是情真：包头影视协会名誉主席拍摄的《北疆·这片神奇的国土》在中央台播出，是至今人们还使用的资料片；《母亲的碑》真实地记录了草原3千孤儿的故事，得了全国骏马奖二等奖．其余《托起星辰》等等20多部基本上都获奖了。1997年我组织包头市1位老作家出版了一套《大漠丛书》11本，反响极大，其中有我的散文集《山里的》，为写这篇文章我又翻了翻，被自己感动，比后来的这本《秋子散文》要好的多；我还把包头108位文学艺术家集成册（大漠百家）给了大家一个交待。在这期间还与别人共同编辑出版了许多集子。

　　曾在北京民族宫为郭才、袁俊兰办过画展，原定乌兰夫剪彩因当天住院改做杨静仁副委员长剪的彩，也与美术馆共同在香港举办了《草原·朗天书画展》并在香港讲课，影响极大。在包头市多次为内蒙古、包头的书画家办笔会、搞展览，使大漠派书画家走出包头走向更远。

　　2003年成立“西口文化研究会”我出任会长，当年出版了《西口文化研究》专集。2008年出版了《西口文化》双月刊，每期近10万宇，还有彩插。详尽系统地剖释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边游牧民族碰撞所进发出来的火花。为包头移民城的形成找到了历史依据。到2010年底共出版15期。通过西口文化研究把晋陕蒙冀甘宁等西部大半个中国织成了一个文化网络，相互交流，共同发展。2009年，在包头召开了近200人参加的“中国·西口论坛”把西口文化推向了更高层次。

2008年11月4日我被内蒙古自治区聘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由内蒙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巴特尔同志亲自颁发了证书，我的价值到了70多岁才真正得到了体现。

　　盘点下来，走过来的岁月红一阵黑一阵，但不论什么颜色，我的脚印是坚实的。不管是农业的，文化的我的奖状装了满满一箱。细数下来这几页纸光写它也写不完，这些红纸片我放起来从不再看过，做为一个文史馆员，我看中的不是成就而是成长，是我留在大地上的印迹，这也许能激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