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敕勒川地区风起云涌，匈奴的后裔（包括与之关系密切的羯族），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鲜卑、柔然、室韦、吐谷浑、契丹民族，突厥语族敕勒（高车）、突厥、回鹘、沙陀民族，汉藏语系的羌氐民族和汉族，都曾在这片热土上亮相。六百余年间，敕勒川既经历了田园牧歌式的祥和岁月，也遭遇了狼烟弥漫的动荡年代，每一次历史事件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继檀石槐、轲比能建立的短暂鲜卑统一政权灭亡之后，另一个鲜卑群体——拓拔鲜卑在阴山两麓崛起。拓拔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北部，经过数个世纪的迁徙，历经“九难八阻”，走出深山峡谷，穿越呼伦贝尔、科尔沁和锡林郭勒草原，大约在3世纪初叶，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迁居盛乐区域。到3世纪末，拓拔力微的诸子已经控制了阴山南麓濡源西（今河北宣化以西）、盛乐（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南至参合陂北（今山西大同西）的广大区域。310年，拓跋猗卢被晋怀帝封为代公，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340年，代国移都云中盛乐，拓拔鲜卑已经成为阴山南麓区域的统治民族。但代政权也曾遭受挫折，376年出身于氐族的前秦统治者苻坚派军进攻，拓跋什翼犍战败退至阴山之北。但受到高车部围攻，无法立足，十二月还云中。386年正月，拓跋珪大会诸部于牛川，继代王位，改元登国；二月，迁都盛乐；四月，代王改称魏王，国号魏，史称北魏。北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南北朝的历史序幕由此拉开。
　　魏国建立后，公元388—391年间，拓跋珪率军先后征服了敕勒川周边的民族，如库莫奚、敕勒（高车）、南匈奴等，稳定了阴山北部地区，接着控制了整个河套区域。拓拔鲜卑的力量得到增强，北魏统治者将政治军事目标转向中原，395—397年间，多次进攻后燕，占据了黄河以北中原各州郡。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随着北魏政治中心的南移，敕勒川地区的政治地位下降。但是，作为王朝的兴盛之地、北部边疆的屏障，敕勒川的战略地位始终受到北魏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北魏时期雄踞蒙古草原的劲敌是柔然汗国。为了防御柔然民族的入侵，北魏王朝在敕勒川地区采取了三项策略：其一，修筑长城。423年，明元帝诏令沿阴山修筑长城，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全长2 000余里，设关隘，部署军队戍守。其二，强制迁徙敕勒（高车）民族守护阴山两麓地区。429年，太武帝拓跋焘强行迁移漠北敕勒族数十万落，安置到东起濡源（今河北北部滦河上游）、西至五原、阴山南北3 000余里的区域。敕勒民族便一度成为本区域的主体民族，“敕勒川”一名由此诞生。其三，设立六个军事重镇，确保北疆的安全。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拓跋鲜卑统治者，采取中原王朝的方式修长城防御草原民族，表明北魏王朝已经将统治重心转向中原；将大量敕勒民族迁徙至漠南地区，在客观上使敕勒川地区成为古代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对中华多民族的文化的交融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六镇作为政治军事建制，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历代王朝的边关设置并无本质差异，但六镇所产生的影响，与敕勒川的历史、北魏的历史、隋唐的历史乃至古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
　　六镇包括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和怀荒镇。关于六镇的设置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有形成于拓跋珪道武帝时期说，还有设于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等观点。六镇的管辖地域与我们今天所界定的敕勒川地区基本重合。
　　1.沃野镇。初设于汉沃野县故城（今内蒙古临河市西南）。太和十年，迁至汉朔方故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正始元年（504），又迁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
　　2.怀朔镇，在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正光四年（523），改置为朔州。
　　3.武川镇，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旧名黑城，后改为武川。武泰元年(528)，改镇为郡，更名神武郡，属朔州。
　　4.抚冥镇，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
　　5.柔玄镇，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
　　6.怀荒镇，在今河北张北。
　　六镇建立之初，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镇将均由朝廷亲贵担任，下属军官也出身于鲜卑贵族，他们待遇优厚，升迁机遇较多。但是，随着魏太武帝破柔然之后，各镇的重要性渐弱。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的政治重心完全转到中原，六镇被边缘化，镇守官吏被内迁贵族歧视，被称为“府户”，升迁困难，对朝廷充满怨恨。失落的边镇官吏们以盘剥士卒为务，下层民众饥寒交迫，导致官民矛盾、民族冲突日益激化。523年，怀荒镇兵丁杀死镇将。次年，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匈奴后裔）率众起义，攻占武川、怀朔两镇，其他各镇也纷纷响应，整个敕勒川笼罩在硝烟之中。危机之下，北魏王朝被迫求助于柔然汗国。525年，柔然可汗阿那瓌率军攻陷沃野镇，六镇起义宣告失败。为了防止六镇再度骚乱，朝廷将起义失败民众迁徙至冀、定、瀛（均在今河北域内）。然而，这一举措并未能延缓北魏的灭亡时间，由六镇迁出的民众也并未因此动摇反魏的决心，他们在内地继续进行军事斗争，如柔玄镇人杜洛周（敕勒族）、沃野镇人鲜于修礼（敕勒族）、怀朔镇人葛荣（鲜卑族）、高欢（鲜卑化汉族）、武川镇人宇文泰（宇文鲜卑），以及在镇压六镇起义过程中起家的各类人物，如尔朱荣（羯胡人）、贺拔岳（敕勒族），最后都成为北魏王朝的掘墓人。
　　在宫廷内患和外部战乱的共同作用下，北魏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灭亡。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敕勒川区域黄河以西、以北（今包头以西）属西魏管辖，黄河以东区域属东魏，阴山以北则由柔然汗国统治。但东魏、西魏的权力完全操纵在权臣的手中。550年，东魏被高氏北齐所取代；557年，西魏被宇文氏北周取代。敕勒川地区处于两个政权的管辖之下。
　　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南北朝时期的敕勒川地区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同一时期在该地域所形成的多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对后世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多民族杂居的环境、多种文化的交融，尤其是在相同政治命运下相濡以沫的生存经历，为各族民众之间的深入了解、相互间传统隔阂的消解或淡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原文化在各个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草原民族的统治者大多仰慕儒家文化，一些人还有较深的造诣。与此同时草原文化也得到汉族民众认可。如北齐的创建者高欢，虽然出身于汉族，但已完全鲜卑化，能够流利地使用鲜卑语演讲，脍炙人口的《敕勒歌》就是应他的要求，由敕勒族将军斛律金演唱，从而载入青史流传至今；隋朝创建者杨坚既有鲜卑姓氏（普六茹），还有鲜卑名字（那罗延）。而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似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北周明帝宇文毓的明敬皇后、隋文帝杨坚的文献皇后、唐国公的元贞皇后（追封，唐高祖李渊之母）均为武川镇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从3世纪末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敕勒川多民族大杂居的格局，提高了各民族间的认同感，为隋唐王朝开放的文化氛围和较为融洽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隋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分裂割据历史，大统一的环境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盛唐”）。此时正是突厥、回纥等民族在蒙古高原先后崛起与衰落的时期，敕勒川便成为中原王朝与突厥、回纥等民族往来的最重要的地理空间。
　　隋朝历史短暂，从隋文帝581年灭北周，到618年灭亡，仅仅拥有30年的历史。隋朝设置五原郡、朔方郡、榆林郡、定襄郡、马邑郡、雁门郡、灵武郡管理敕勒川区域。白道川（今呼和浩特区域）成为隋与突厥争夺的要地。583年，隋军与突厥大战白道川，突厥败北。随后突厥内部发生分裂，东突厥汗国政治中心南迁至紫河镇（今和林格尔境内）。599年，突厥突利可汗降隋，隋朝册封其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嫁义成公主，先后筑大利城（位于今和林格尔）、金河城（位于今托克托）二城，属民分布于大青山南麓区域驻牧。大量突厥民众入驻敕勒川，由于与隋朝的和睦关系，当地的社会经济一度出现繁荣景象。
　　唐朝建立后，基本沿袭了隋朝的边疆经营方略，对北方草原民族采取羁縻政策。唐初，由于唐政权受中原动乱牵制，无暇顾及突厥势力，还曾一度臣服于突厥，敕勒川依旧是东突厥的政治中心。随着中原的稳定，629—630年间，唐朝对敕勒川的突厥进行军事打击，在白道川、碛口（今乌拉山东口、昆都仑河上游）等战役中重挫突厥军，东突厥汗国遂告灭亡。
　　唐在北部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比较复杂，既与内地相同采用道州县管理体制，又针对少数民族设置了羁縻州府，同时还根据边防的需要，设节度使负责军事事务。敕勒川大部属关内道，下设丰州（治所九原，今临河市附近）、胜州（治所榆林县，今准格尔十二连城）。650年，大漠南北全部纳入唐朝版图，唐政府设单于、瀚海都护府，统领漠南、漠北草原民族。其中单于大都护府主管漠南各羁縻州府，治所设在“阴山之南，黄河之北”的古盛乐（今和林格尔），敕勒川地区基本在单于大都护府管辖范围内。而军政合一的节度使统领下的振武军（治所在今托克托）、横塞军（治所在乌加河北，后被天德军取代）、天德军（治所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均设在敕勒川域内。
　　682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禄以总材山、黑沙城为中心（今达茂旗境内）创建后突厥汗国，再度统一了蒙古高原。为了抵御再次崛起的突厥人，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受命在敕勒川地区建三受降城。据谭其骧《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西受降城在今巴彦淖尔乌加河北岸，中受降城在今包头西南，东受降城在今托克托黄河岸边。三城东西相距800里，一字排开列于黄河北岸，对这一时期敕勒川地区的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745年，后突厥汗国灭亡，代之而起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著名民族—回纥民族。回纥与突厥、敕勒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成员，全盛时期的回纥汗国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其南部管辖范围已达到阴山南部地区。840年回纥汗国灭亡，同年一部分回纥人进入敕勒川，与唐朝军队多次发生战争。
　　9世纪随着回纥汗国的灭亡以及唐朝的衰落，蒙古高原出现短暂的政权真空，唐朝政府也无力经营北部边疆，吐谷浑、党项、沙陀、室韦和契丹等民族开始活跃，均在敕勒川地区留下过足迹。8世纪末，沙陀人被唐朝安置于代北地区，后李克用与阴山达旦合作，协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9世纪中叶，在吐蕃势力的压迫下，一部分吐谷浑人东迁至天德军、振武军辖境（今河套、呼和浩特南部）；室韦本为东北地区民族，目前学界很多人认为后世形成的蒙古族与室韦有着渊源关系。唐朝中期，一部分室韦人迁入敕勒川地区，被称为“阴山室韦”或“阴山达旦”，势力逐渐强大，成为影响敕勒川地域政治格局的重要势力之一；契丹民族的发展历史是曲折的，在其兴起过程中，先后经历了鲜卑、突厥、回纥以及隋唐王朝的压迫，9世纪开始强大，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成立大契丹国，通过对吐谷浑、沙陀、室韦诸民族的征服，势力范围进入敕勒川地区，标志着敕勒川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