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挑着担子进城售卖自家农产品的农民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这首妇孺皆知的《悯农》告诉我们:“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起伏的山丘坡地无法浇灌。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收下的粮食交完公粮每家还能勉强度日,夏天夹带苦菜豆角、秋天夹带萝卜土豆也能填饱肚子。如果遇上冬日无雪、春天无雨的年份,墒情不好无法耕种;夏天干旱,庄稼就会因缺水而枯死、颗粒无收;秋天地里光秃秃的,连秕谷、秸秆都收不下。耕畜断了粮草,人们饿着肚子,等着国家的救济,或靠着借粮、乞讨艰难地生存下去。
从靠天吃饭地方出来的人,对于粮食都是节俭有加。我与朋友在一起就餐时,把不小心掉在餐桌上的米粒、菜叶捡起来吃掉,常常会引起朋友们的不解,他们甚至用“不干净”来阻止,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他们谁也不会知道,在我小的时候,经历过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
我是在饥饿中熬着长大的。父母亲除了每天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干活外,还要负责我们兄妹四人的穿衣吃饭,穿的破旧倒也无所谓,但吃不上饭就是大问题。我和妹妹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总是饿得厉害,姐姐和哥哥哄着我们,说妈妈收工快回来给我们做饭了。我们在窑洞的窗台上踮起脚,手托着窗户,一边啜泣一边瞭望,怎么也等不回来,肚子里饥饿的响声更大了。于是,我和妹妹都嚎啕大哭起来。
我们一天天地长大,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妈妈就把姐姐和哥哥穿小的衣服改一改给我们穿上,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一身不会捉襟见肘的外套。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饥饿依然困扰着我们,于是到了初夏,我们掏着地里的酸溜溜等一些能吃的根块充饥。盛夏时节吃的东西比较丰富一些,自留地里的黄瓜、豌豆荚都是奢侈的美味,有的野草、野花也都可以吃。比如蒲公英,它的根、茎、叶、花就是很好的食品,忍着饥饿把它带回家,洗干净再配上佐料,就是一顿绝好的饭菜。后来等我外出念书的时候才知道,一顿饭居然有主食和副食之分。回想起来,我曾经吃过的每顿饭中,没主食的时候也很多。
家里养了几只鸡,产下的鸡蛋除了给病瘫卧床的奶奶,我们是吃不上的。妈妈有个专门放鸡蛋的篓子,里面一共有多少颗鸡蛋,她都如数家珍地记着。如果差不多攒够一百颗,妈妈就向邻居家借一只小木箱,在箱内铺上麦花或者其它能够缓冲的东西,把鸡蛋一层一层整整齐齐地铺进去,小心翼翼地打包好背在后背,手里再提一些城里人爱吃的东西,比如煮熟的甜玉米棒、鲜嫩的豌豆荚,与早已约好的姨姨们搭伴步行十多里到火车站。如果赶上或者顺利上了客车,就到了呼市火车站,如果错过或者挤不上客车的时候,她们就爬上货车,很有可能直接去了呼市西货场,就在附近的家属区,把这些土特产换成了玉米面,然后每个人背着大半袋玉米面“凯旋而归”。
这些玉米面经过发酵、加点糖精就是我们家最可口的主食。那段时间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候。早晨稀饭,中午蒸一笼玉米窝头,虽然我们还要留一半晚上吃,但不够的时候有烩豆角、葫芦和土豆,用这些烩菜填饱肚子,也总有一种幸福的饱足感。
改革开放后,我们家再没有受过饥饿的煎熬,我的身体也从过去的面黄肌瘦日渐健壮,日子过得丰衣足食。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生活更是幸福美好,但我们一直恪守勤俭节约的美德。无论在家一日三餐或外出接受别人的宴请,从来都不会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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