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种种的文明与文化，它们有的遗憾地消失了，只给我们留下一些遗迹；有的则作为一种文明与文化，虽然经过了历史演化，但其基本精神和文化特征仍然在延续，也就是作为一种文化还在延续，但是这种文明与文化的原始创造民族却消失在了现代人群当中，不复存在了。像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这样，既历史悠久，长期共存，又不断复兴和发展的民族与文化，充分说明二者所共有的民族精神是奋发向上的，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是博大而根深的，永远是枝繁叶茂的。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热爱着这个家园，共同为这个文明的发展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这也是华夏文明充满活力的又一个内在机制原因。呼和浩特与土默特蒙古人，便是这些输送新鲜血液的队伍当中的一个亮点。

　　呼和浩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自然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而且，呼和浩特的历史还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古城遗址多，据说有80多处，甚至可能近百处；二是召庙林立，所以呼和浩特也俗称召城。若对这近百处的古城遗迹略作分析，不难看出，大部分是南来的农耕民族的遗迹，如古代的云中、定襄等；少部分是南下的游牧民族的遗迹，如古代的盛乐、丰州等。这些古城大多毁于战争，或因战争而造成民族大迁徙，文明也随之被遗弃。唯有呼和浩特城本身，自筑城起，虽几经劫难，却依然在原址保留城池和名称至今。造成这一宝贵历史现象的缘由可能很多，但在它的创造和守卫者队伍当中，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至今承当着独特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应当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下面就笔者所知，一一道来。

一、土默特部的渊源^①及其驻牧丰州滩

　　据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晓克先生考证，土默特部也是来自贝加尔湖，与布列亚特人同起源。笔者曾将此观点下载给布列亚特同事，不料同事却说，布列亚特传说中就是说与土默特同源。关于蒙古人崛起之前我们的祖先如何生产生活，犹如人类以及世界各民族甚至某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渴望描述清楚自身来源的足迹一样，仍然需要从历史文献、民间传说、考古发现、祖先遗迹以及新近突起的DNA检测等综合信息来判断。

    据成吉思汗陵八月盛奶祭颂词所云：“保卫了阿尔泰山之北十二道关口，成为大鹏之翼，成为系马之桩，成为长蛇阵之后卫，成为回击来犯之敌的偏师。入有所得，出有所携，高山之敖包，大海之丰碑，压后之殿军，十二土默特属国就是他啊！”^②在成吉思汗陵祭颂词中能够如此所云，说明蒙古土默特部既是一支曾经跟随大汗远离故土，参加过长期征伐的重要军事力量和物质财富生产力量，也是一支在疆域扩展后曾经长期亦牧亦守要害之地的部民，可谓能征善守。

    有学者称，土默特部于1368年之后（即北元时期）从阿尔泰山之北内徙。笔者以为，当时有两个历史性的政治经济背景因素，对这次部族大迁徙起了关键性作用。其一，元朝统治集团于1368年退出大都北京，中央汗庭的权威以及对各部的控制力衰落，这使得土默特人撤离牧守的边关，去寻找理想的游牧之地成为了可能；其二，在明朝建立之初，曾经多次出兵扫荡大漠，甚至连元上都都被捣毁，因而北方各游牧部落曾一度远遁漠北，使塞外形成一个空虚的缓冲地带。其后明朝统治集团因内外矛盾而国力衰弱，军事方略转为加固长城，固守要塞。约当此时，土默特蒙古人便内徙到这个水草丰美，宜农也宜牧却人烟稀少的地方。据史料载，约在1480年，北元中兴，达延汗巴图蒙克即大汗位后再度统一蒙古，并分为左右两翼，土默特与鄂尔多斯、永谢布成为右翼三个万户。

①本节记述基本依据《土默特志》。

②韩祯：《土默特史话》载《土默特春秋》，荣竹林、潘秋惠主编，远方出版社出版。另见《土默特志》。

　　其后约当1510年，右翼三个万户谴人觐见达延汗，并“请君一子为承制之济农”，^①因而有乌鲁斯•博罗特、巴尔斯•博罗特（即赛那剌）相继为右翼济农。1517年达延汗去世后，赛那剌继承汗位，分封其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领鄂尔多斯，次子阿勒坦领十二土默特之大部和大青山后地区，这便是阿勒坦汗开创基业之基础。1519年巴尔斯•博罗特（即赛那剌）逝世后，墨尔根与阿勒坦联合右翼诸部南征北战，东打西伐，实力迅速壮大起来，再到1542年墨尔根去世后，阿勒坦便成为了右翼诸部事实上的领袖，其势力范围也已经东到辽东，西达甘、凉（甘肃、青海）。

二、阿勒坦汗统领时期土默特人的建树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建立政权②

    阿勒坦于1538年从中央汗庭获得“索多”汗号，1542年第三次征伐卫剌特后，被中央汗庭博迪汗赐封为土谢图彻辰汗。至此，阿勒坦汗便逐步建立了东起辽东，西达甘、凉（甘肃、青海），可以说横跨长城外围的台吉领主制政权，以致于“中央汗庭惧为所并，于1547年东徙。”

　　此外，阿勒坦汗从1534年起便一再谋求与明朝建立经济关系，从1540年到1550年几乎每年都向明朝派遣使者，“意在通贡互市，沟通边内外”，“令边民垦田塞中”，蒙民“牧马塞外，永不相犯”。“边内种田，边外牧马，东起辽东，西至甘凉”，“各不相犯”。  据《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栽：1547年正月，“俺答大会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曰：吾终欲请入贡------幸勿复入”边。《明世宗实录》也载：阿勒坦汗遣使向明朝表示，“如通贡市，则东起辽东，西至甘凉俱不入边”。

    政局稳定、政权简约、幅员辽阔的行政领域，会有利于农牧民安居乐业，也就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经济繁荣和社会财富积累，从而也就拉开了土默特人种种建树的序幕。

    （二）建筑城市

    历史在进化，游牧文明也在演化。千百年来，游牧民族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繁衍生息，为了生存而师从自然，学会了按季节倒场，按线路游牧，像崇拜神灵一样崇敬和保护着自然。因而，在居无定所的生产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祖先学会了轻装简从，他们的生产资料以有蹄类动物为主，他们的生活资料以能装载到车轱辘上的为主。所谓的“城”和“市”，他们的条件不允许，在他们的意念中也没有那么重要和向往，至多为了战争和聚会的需要，他们以车围圈，便有了类似于村庄和城堡，但又可以随时组合随时分解的“古列延”，而更大规模的人车马围绕一块平坦的草地相聚，①济农：相当于副汗。②本节史料主要依据《土默特志》便有了那达慕。这样，在游牧民族生活过的地方，一方面很少有物质文化遗存，甚至连成吉思汗的遗体都不留痕迹；另一方面则基本不会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永久性破坏，也可以说是永远地保存着自然生态文明。

    但历史在进化也在异化，当土默特蒙古人进驻丰州滩即现在的土默川以后，这里土地肥沃，宜牧也宜农，再由于农业的短期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牧业，而且这里靠近内地，不缺种田把式，便逐步转向了定居和半农半牧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兼有农田和牧场，有庄稼又有牧群，有奶食又有白面的土默特蒙古人生活，直至上个世纪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各家各户的牲畜归到生产队，才遗憾地结束。

    物质财富作为基础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的需求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均会走向发展的更高层次。据《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勒坦汗仿拟失陷之大都起造库库和屯”，并于1572年起造，到1575年建成。“库库和屯”是呼和浩特的古汉语音译名，蒙语则古今相同，含义即为青城。今天的呼和浩特便是这一名称的现代汉语音译名，所谓呼和浩特有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也是据此而来。库库和屯本身位于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城区部分，当地人仍习惯于称其为旧城，并把满清王朝于1739年建成的屯军之领导机关将军衙暑及其随后形成的城市称为新城。其实今天的“旧城”所指范围实际上已经远大于“库库和屯”，今天的呼和浩特也已经成为塞上明珠，但其起源还是“库库和屯”，其奠基者便是阿勒坦汗及其领导的右翼蒙古诸部，核心便是土默特部民。好比当代的深圳，打工队伍帮他们建设了深圳的城市，但深圳人毕竟是主人，所不同的是，深圳依靠的是巨大的中央财政投资，而土默特人民建造呼和浩特，却仅仅依靠地方力量。历史和现实可以照印着看，其他盟市现在可以骄傲地给客人展示保留至今的王府，土默特蒙古人没有留下王府，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市，传统的土默特议事厅，至今保留在旧城大北街东侧。

    就蒙古族的历史而言，土默特人率先建造了城市，也比较早地将城市的功能由战争转向了社会事业，那就是迎来了商业，兴办了教育，形成了都市，从而使土默川的历史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有老城市作基础，使得土默川上演变出一系列至今对内蒙古甚至更广范围具有影响的社会变迁。

    1、塞外商埠。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许多生产生活用品往往可以自行生产。因而我们过去常常批判的中国几个衰败没落的封建王朝曾实行闭关自守策略，其实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最方便也最容易采取自给自足的消极经济政策，以换取眼前的国防安全。明朝中后期在北方实行禁边，便是这样的经济和国防政策。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由于生产的产品过于单一，他们不可能消费完自己生产的产品，也必须用自己多余的产品去换取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用品。因而，是客观条件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胸怀博大，眼界宽广，必须保持开放的市场，否则无法生存。阿勒坦汗在其政局刚刚稳定，政权刚刚建立之时便一再谋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其实是代表了土默特人民的意愿，反映了社会需要。由于当时土默川的社会稳定，土默川的马牛羊皮毛肉之丰盛与便宜，土默特人之好客，使得关内求利的买卖人、谋生的手艺人、甚至失意的文人都屡禁不止，土默川成了他们理想的地方，呼和浩特和包头成了他们汇聚的商埠。这种现象的鼎盛时期是在清代，描述这种现象的代表作品是《大盛魁》和《乔家大院》，而开创者其实是阿勒坦汗和他统领的土默特人民。

    2、爱国保家的壮举。土默特人驻牧丰州滩以来，他们仿佛真正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家园，也深深地热爱上了这块热土，从此，丰州滩成了历史，土默川成了保留至今的地名，土默特人也再没有离开过这里，而是开启了一个建设家园，保卫家园的崭新历程。呼和浩特从建城起，不但没有再次成为遗迹，而且能够在原址沿用原名称至今，能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欣欣向荣，与此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在最为惨烈的抗日战争中，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既有延安派来的120师为主力，更有以高凤英、李森为代表的一批抗日坚决，熟悉山势地形，而且与土默特老乡亲如一家的抗日骨干。看过《李森传奇》的人们，肯定为土默特蒙古人爱国保家的一腔热血和壮烈事迹所深切感动；而有幸没有牺牲，又参与并领导了新中国以及自治区建设的如乌兰夫、李森、高布泽博等一代元勋，至今流传着许多美好感人的故事。

    3、教育文化中心。回顾教育的历史告述我们，定居是书院式教育的必要条件，城市是近现代教育的必要条件，而游牧散居时兴办教育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约在满清康熙晚期到雍正初期，土默特部出现了一位颇得民心的左翼都统，官名丹津。就在当地官民为他捐献财物，准备修建祠堂时，丹津坚决不允，并上奏朝廷，请求允许建造文庙和官学。获准后，于雍正二年（1724年）建成了文庙，1726年建成了土默特官学。此事更加证明了丹津的远见与官品，也更加证明丹津应该有纪念堂碑，而这个非土木的丰碑便永远地铭刻在了土默特人民的心中和口碑之中。据塞北文豪荣祥先生讲，土默特地方有两个宝贵传统，其一在教育，土默特官学历史上曾长期坚持弓马骑射与舞文弄墨并举。现在看来，这可谓是土默特历史上的素质教育；其二在官制，在土默特地方的60个佐领中，有30个世袭，有30个便是由土默特官学的学子充任，而这些人是上马能统军，回府能牧民的文武全才，这也是土默特地方人杰地灵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今，土默特文庙之主殿大成殿仍然保留在土默特学校校园之中，并于2006年被批准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玉泉区文庙街也是早年因此而得名。在28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除文革10年中断外，土默特官学虽经光绪十二年（1886年）更名为启运书院，近代频繁更名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土默特中学、土默特学校，但性质上始终是土默特人民心目中选送子弟，培养人才的圣地。正如清编《土默特旗志》云：“乃土默特作育人材之始基也。”至今，说到南文庙和土小，土默特人民仍然倍感亲切，妇孺兼知。土默特官学的创办，起初以歌舞、弓马与文化并举，到近代以来逐步有内地失意文人进入，土默特官学也演变成了民族教育与内地儒家教育思想融汇结合的摇篮。在土默川上，除了土小，有名的还有把什小学与和林的恼木气学校，均是人杰地灵的根本，建国初期内蒙古的许多杰出人才，均出自这里。最可一书的，便是电视剧《青年乌兰夫》讲述的，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片《一代英豪》介绍过的，土小校友中有20多位青年学子，在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期间，便追随革命先驱李大钊参加革命，成了1924年参加革命的我们党早期的少数民族党员，后来便是创建自治区的一代元勋和杰出领导人。

　　在自治区成立之初，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元老，他们上下求援，四处奔波，既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也得到全国各大学及其有献身精神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援助，在建国之初的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内蒙古率先建设了师大、内大、农牧学院、林学院、医学院等一批大学，而且每一所大学都开设蒙古语授课的院系，这为全区的农牧民子弟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坦途。要知道，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完成如此伟业也决非仅仅是计划安排，而是在种种社会事务当中，他们率先看中了教育，并优先争取了教育。当时，乌兰夫亲自担任内大校长，农业厅高布泽博厅长亲自担任农牧学院院长，他们既开创了自治区高等教育的基业，又高度重视这项事关社会发展之根本的社会事业的发展，使得内蒙古在各大自治区的高等教育方面，始终是模范自治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未来的根本保证。

    呼和浩特成为自治区的教育文化中心，首功仍然属于城市的奠基者阿勒坦汗和他统领的土默特人民。其后城市功能升华，土默特人也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浓厚的尊师重教传统和民风的族群，他们不管到哪里经商、做官与为学，准是特别关注教育。像民族教育家孟绍这样，从土默特小学教导主任起家，历经艰辛创办土中，而且50年坚守土中校长、名誉校长，仅仅是他们当中的杰出典范。而以乌兰夫为首的一批革命元老，则是在更高更广的平台上发扬了土默特人的尊师重教传统。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笔者以为，深入研究土默特地方之民族教育与中原儒家教育思想结合的历史经验，对切实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精神，促进呼和浩特民族教育的科学发展，当前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4、民族的乐园。阿勒坦汗时期的土默川不光成了土默特人民的乐园，而且还拉开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走西口现象的序幕，这要比后来发生的闯关东人口大迁徙早得多。走西口现象也说明，当时关内人民除了不满意贫瘠的土地和沉重的赋税与地租，还发现了一个类似当代中国深圳一样的谋生去处。土默川的稳定，吸引了关内的匠人、商人和失意文人；反过来，人才的集聚又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库库和屯”建成6年后（1581年），阿勒坦汗便再行扩建，并于当年完工。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当时土默特地方发展之快。蒙古民族本来是个开放性极强的民族，人才的集聚又促进了各民族的沟通与理解，促进了文化交流，使土默特人民进一步锻炼了与南来北往的客人打交道的本领，他们上至总管，下至农牧民，均谙熟与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共存的相处规则。当时开启的走西口现象具有代表性，实际上当时回族等其他民族也已经开始进入，土默特人均能给其地居留，欢迎其经商创业。直至满族入主呼和浩特，土默特人也既敢于维权，又顾全大局，保持地方稳定。

    土默特地方的教育对民族团结氛围的形成，有着独特的贡献。土默特高等小学堂甲班毕业的荣祥先生，民国时期曾任土默特旗总管，他蒙汉兼通，曾出版诗集，晚年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长，主持过《绥远通志稿》修订，人们至今尊称他塞外文豪。有类似荣祥先生这样一批人才治理土默特地方，他们了解中原治国思想，熟悉本民族地方治理特点，善于将二者结合。再后来到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时期，毕业生已经是蒙汉兼通且汉语汉文见长，他们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活跃分子，其中进入蒙藏学校的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批学生，在李大钊等革命前辈的培养下，成为了我们党早期的革命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又曾被党派遣留学前苏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于是，最终开创了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典范，内蒙古成了全国的模范自治区。在此，我们不能忘记阿勒坦汗的奠基作用，还应该重视研究土默特人民400年来积累的各民族和睦、团结相处的经验，重视20万土默特人在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呼、包二市所起的对社会稳定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以总结，以开创民族工作科学发展的局面。

    5、自治区首府。1952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由张家口迁到当时的归绥市，与绥远省政府合署办公，体制上由当时的政务院和自治政府对省政府实行双重领导。1954年，原绥远省建制撤销，随即恢复呼和浩特这个蒙古人心目中的首府名称。把自治区的首府迎到了自己的老家，这是土默特人民的历史骄傲，也是土默特人民对全区人民的特殊贡献，因为呼和浩特事实上当时已经是自治区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时，如果说北京人信息灵便，求学和就业方便，以小比大，土默特人也确实获得了类似的便利。前些年人们讲一个笑话，说呼市街头走着一个羊倌，上去一攀谈，原来人家是自治区领导家的亲戚。其实这个笑话确实有现实基础，土默特人民亲手建造了这个城市，浴血奋战守卫过这个城市，喜气洋洋迎来了自治区政府，客观上也就在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与这座城市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如今，土默特人正以首府人的心态，敞开胸怀迎接全区、全国、全世界的英才来建设自治区的首府，同时也是建设自己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