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7页）。
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史籍，这些文献史籍以汉文为主，还包括多种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地下、地上考古材料，仅就涉及明代北方蒙古族的史料而言，就有不下千余种的文字记载和大量的文物、寺庙、碑碣、题壁等等。系统地发掘整理这些史料是明代蒙古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当前明代蒙古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兹就明代蒙古史的汉籍史料作一简要论述，至于其他方面的材料，留俟另篇论述。
朱明王朝取代元朝的统治之后，蒙古贵族重返朔漠。北方地区长期的扰攘动乱使蒙古族自身的典籍散漫亡佚，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的二百几十年间，迄无传世之作（据说现已发现16世纪后期土默特俺答汗的法典，尚待研究），其主要历史活动仍赖汉籍保存。因此，研究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确实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对于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的整理，因中外蒙古史研究者的利用和搜集，已有了一些成果。成绩较著者如沈曾植、张尔田笺证《蒙古源流），使用了大量的明人著述。日人和田清著《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所用汉籍史料达一百七十余种，且对《北虏纪略》、《译语》及《山中闻见录）这些重要史料的著者进行过考辨。日人田村实造主持编辑了《明实录抄蒙古编》，将《明实录）中关于蒙古史的资料摘编为十巨册，并作了索引，为学人提供了诸多方便。此外，美国的赛瑞斯译注《夷俗记》，法国的韩百诗汇编《明代蒙古史料》等，也都做了有益的工作。在编制明代蒙古汉籍史料书目方面，有德国的傅吾康对波格齐洛夫《明代东蒙古》一书的增补与勘误，列举了一批明代蒙古史汉籍书目；后来又有《明代史籍目录与题解》及其增订版问世，其中有专述蒙古的章节。前人开山之功固不可湮没，然而限于条件，其挂漏之误亦势所难免。后续者自应在此基础上扩大见闻，勉力搜罗，以期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国内迄今为止尚未有完整的明代蒙古史料目录问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工作更显得必要。目前在书目方面足资参考的大约有下列几种：清人姚觐所辑《清代禁书目》，近人孙殿起所著《禁书知见录），加上《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乎明代者，为我们荟集了一个明代汉籍史料草目。而集中谈及边徼典籍的，当首推邓衍林所著《中国边疆图籍录》。该书包罗颇丰，其中北边、东北、西北诸门类内著录的明代边疆图籍三百五十余种（各门内间有重出者），均为与明代蒙古史有关的资料。其次是王庸先生所著《明代北方边疆图籍录》，此书著录了明代北方边防图籍二百一十四种，其中一半左右有详细的考述。只可惜该书逝择面较狭，不少重要史籍未予收录。还有谢国桢先生所著《晚明史籍考），述明万历至明末之史料，其余有关明代蒙古的书籍文献亦多所发明。这后三种书目对于研究明代蒙古史料参考价值是很大的，但这些书毕竟只是从研究边疆史或晚明史的角度去编制的，有它的局限性，我们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浩如烟海的明人著述中，摸清楚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包含蒙古史内容的，其著述情况、存在形式、现在的留存情况以及其史料价值如何。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我们研究明代蒙古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既不至于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望洋兴叹，无从下手；又不至于囿于一隅之见，仅仅在有限的几种史料中打圈子，徘徊不前。也就是说，彻底弄清明代蒙古史料，乃是提高明代蒙古史研究质量的前提。
史料工作是—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十分艰苦、琐细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最近我们花了一些精力对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作了一些探索，现把我们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行切磋。
一、明代汉籍史料中蒙古史资料十分丰富
尤明一代史学最盛。明太祖朱元璋即是一位首倡者。他即位伊始，就收致亡元图籍，诏修《元史》，日：“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代兴衰，必有一代之史载之。”“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又广求四方遗书，下令编纂《大明集礼》、《大明志书》、《群经类要》、《大明日历）、《洪武正韵》、《寰宇通志）等书，以为一代文化之治。他本人亦有《御制文集》、《大诰》、《宝训》行世。永乐皇帝常云：“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因遣使访购民间图书，不惜重金。特别是他组织人力辑修《永乐大典），盛况空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明代著述修史之风历朝不衰，官私著述远逾前代。正如博维麟《明书·经籍志》所言。天府之珍，实称雄富……至于家握灵虵，人矜绣虎，著成一氏，藏之名山及列市肆者，充栋汗牛，莫可纪极”。《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有明一代书籍文献四千六百九十六部，远非明人著述之全部，乃是王鸿绪据黄虞稷草撰、万斯同审定之原稿一万二干余种删削而成。即以黄、万所录的一万二千余种而言，亦有遗漏。今传关于明代文献典籍的目录著作，除了黄虞稷所编、王鸿绪张廷玉删定的《明史·艺文志》外，还有傅维麟《明书经籍志）、王圻《续文献考经籍考》、清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宋定国谢星缠《国史经籍志补》等五种（商务印书馆已将其汇编为《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出版）。文献史籍之多可想而知。有明一代，东起辽东，西迄甘肃的九边一线，活跃着蒙古后裔的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卫和察合台后人统治的哈密、吐鲁番等部落。他们长期与明王朝交往密切，时战时和，互相依存，其活动直接影响到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朝廷既以极大精力去处理北方事务，各类典籍均多有述及蒙古者。不仅中央与北边各镇所留下的记录是这样，就是南方官宦、云游学子，以至—些山林隐逸的诗文书牍中，也有很多记载关于北方蒙古情况的文字。粗检《明志》，史部收书一千三百一十六部，其中记有蒙古史料者近十之三，另外子部、集部中含有蒙古史料之书亦尚多。而这些，又只不过是明代蒙古史料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明人著述以逾万计，其中可视为蒙古史料的殆以千计，当非夸大之辞。
二、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的蕴藏
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主要包含在下列几类著述中：
（一）实录、政书、正史等官方文献。其中卷帙最多材料最丰富的是实录。有明一代，记言记事之官时设时辍，起居注不及前代完备，然每一帝崩，仍设馆修实录，主要依据诸司奏牍。自建文元年修《太祖实录》，迄天启间修《熹宗实录），总计十三朝实录，达三千余卷，连缢死煤山的亡国皇帝明思宗还有人为他补修了所谓实录十七卷。实录取材非常繁富，诏令奏章全部入录，并依唐以来例，于大臣名人书卒之下具其事迹，略如列传，按年系月，以月系日，诸事具悉。其记有明一代史实，无年无月不有关于蒙古问题的记载，保存了蒙古民族14世纪到1 7世纪初的活动情况的大量史料。特别是在实录所本诸司奏牍今已亡佚的情况下，实录可谓最系统、完备的根本史料。日人内藤湖南最早倡言从（明实录）中摘编蒙古史资料，人谓之独具慧眼，诚非虚誉。明代政书主要有弘治至万历累修的《大明会典》、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其中不但有关于明朝北方兵备、粮饷、战役等项的专门记载，也记有关于蒙古的具体情况，反映了明代官方对北方认识的水平。正史《明史》的纂修，自清康熙十八年开局，至乾隆四年书成，费时六十年，历成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和最后钦定颁行的张廷玉《明史》。加上前此已成书的傅维麟《明书），均广采明人文献，详为考订，除在纪、传、志中载入了大量的蒙古史材料外，还专门为鞑靼、瓦刺、朵颜三卫、西域立了传。这些都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基本史料。
（二）私修史书。明中叶之后，由于科举实行多年，读书人取得功名的很多，但因宦途不畅，往往以书史自娱。已入仕途者，为了表示自己有经世致用之材，亦多以著述自显。故士大夫多喜谈本朝掌故，私家修史之风甚浓，各类撰述很多。其中自然有不少博雅淹通之士，翔实可信之著。比较著名的有郑晓《吾学编》六十九卷，略仿纪传之体，分记、表、传、述、考诸门，述洪武至嘉靖数朝事迹，其于蒙古史事撰《北虏考》一卷。雷礼《大政记》三十六卷、《列卿记》一六五卷、《列卿表）一三九卷，述洪武至隆庆朝事。《大政记》以帝系为纲，编年记述历朝政事；《列卿记》每卷分年表、行实二门记历朝名臣事迹；《列卿表》则分门列表载录了自内阁中书至各省抚台的历任情况。另有邓元锡《皇明书》四十五卷，刘振《识大录》不分卷，所记起于太祖终于穆宗；尹守衡《皇明史窃》一0五卷，何乔远《名山藏》，以及入清后明遗民张岱著的《石匮藏书》二二0卷，查继左的《罪惟录》一二0卷，均本纪传之例，虽不冠以正史之名，实以一代正史自任。编年的则有陈建《皇明通纪》，记事起洪武迄正德，其后又有沈国元之《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等续作，记事直到天启。薛应旗为续《宋元通鉴》，撰《宪章录》四十六卷，记明初至正德十六年事。还有张诠的《围史记闻》十二卷、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六十三卷，以及专记嘉靖、隆庆两朝事迹的沈越《嘉隆两朝见闻记》、支大伦《永昭二陵编年信史》六卷。特别是海宁谈迁，熟谙列朝典故，日索异书，以实录为本，参以野史、家状、章奏、邸报，尽夕校雠，天启辛酉属草，六易其稿，以二十余年之心血，撰成《国榷》一百卷。是书记事起元文宗天历元年明太祖生，到福王宏光二年，略如实录例，卷首列有大统、开圣、天俪、元潢、各藩、典属、勋封、戚畹、直阁、部院、甲第、朝贡之表谱。采集鸿博、考订详确，据事直书，间采诸家评说，为编年明史之佼佼者。纪事本末则有高岱的《鸿猷录》，记“太祖起兵”至“追戮仇鸾”六十余事。此外，王世贞《彝山堂别集》一百卷，载明代典故，凡盛事述五卷、异典述十卷、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误十一卷、表三十四卷、考六十六卷，于明代史事辨析精核，有裨考证。叶向高《苍霞草》亦为述史之作。焦竑万历中入史馆，辑录了洪武至嘉靖诸朝王公诸臣传，分类编辑，成《国朝献征录》一二0卷。朱围祯“参黄扉、窥金匿石室之藏”，辑成《皇明史概》一二0卷，凡《大政记》、《大训记》、《大事记》、《开国臣传》、《逊围臣传》五种。这些人在明朝或秉机枢，或典史职，或以博闻名于世。他们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广采当时的官私著述，加上自己的见闻，有的历记数朝，有的只记一两朝，每种著述都对明代史料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次整理、综合。其于明代北方蒙古，纪传体则列有专传，编年体则以年系事，纪事本末体则列专题记述，记明代蒙古历史情况甚为详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关于蒙古史的专门著作。万历中，瞿九思潜居京西，“间入京师访求六科记事、实录邸报及官吏馈送书帕中之羌虏蛮名籍事状”，撰成《万历武功录》十四卷，中有七卷记活跃在中三边（宣府、山西、大同）、东三边（蓟镇、固原、辽东）、西三边（延绥、甘肃、宁夏）的鞑靼、兀良哈自嘉靖至万历间的事迹，多为他书之不载。叶向高著《四夷考》八卷，中有《北虏考》三卷、《朵颜三卫考》一卷，专记蒙古史事。严从简撰《珠域周咨录》二十四卷，中有八卷为鞑靼和兀良哈史。方孔炤的《全边略记》记有明一代边事，其于蓟门略、大同略、宣府略、陕西略、甘肃略、宁夏略诸门，编年记述了自洪武至崇祯活动在九边一带的蒙古各部落的情况。还有茅端征的《皇明象胥录》、慎懋赏的《四夷广记》、无名氏撰的《荒缴通考》都辑录了大量的关于蒙古的资料。由于这些书的作者都留意于边事，且是明人记明事，故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三）当事者的记实之作。明人尚文，勤于著述，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当事人秉笔，或别人追记，多有专门记载。就关于蒙古的记载，自刘佶《北巡私记》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出北京，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事始，继有《北平录）记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王保保，袭破应昌事。后来，永乐时金幼孜跟随明成祖于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朔漠，归而著《前北征录》、《后北征录》。杨荣于永乐二十二年随明成祖第三次北征，归而作《北征记》。正统、景泰间，袁彬、杨铭与英宗同时被瓦刺也先所俘，后来李实、赵荣为明使与也先交涉，事后留下了《北征事迹》、《正统临戎录》、《北使录》、《使虏录》等关于“土木之变”的大量记述。刘定之的《否泰录》也是参考上述诸人著述而成。马文升成化初巡抚陕西，与项忠共平土达满四之乱，著《西征石城记》。弘治初，土鲁番袭执哈密忠顺王，马文升持议用兵，陕西巡抚许进出兵讨平，马作《兴复哈密记）、许怍《平番始末》以记其事。嘉靖初，明驻大同守军几次哗变，借助蒙古力量以张其势，并有大批士卒亡入北方，对于当时形势产生过重大影响，于是有苏佑之《云中事纪》、孙允中之《云中记变》、尹耕之《大同平叛》、韩邦奇之《大同纪事）等，详记事变原委。在嘉、隆、万三朝，王琼总督三边军务，作《北虏事迹》、《西夷事迹》，曾铣为宁夏总督，议复河套，作《复套议》。嘉靖二十九年，俺答逼扰京师，旨在求贡，王士贞作《庚戌始末志），冯时可作《庚戌俺答志》以记其事。冯后来又著有《俺答前志》、《俺答后志）。赵时春锐意北边，作《北虏纪略》，记当时蒙古各部大小首领四十余人，张鼐万历时奉使东行，著《辽夷略》。王士琦巡抚冀北、云中、大同时著《三云筹俎考》。隆庆末年，俺答封贡事成，是为明蒙关系之大事一时间从内阁到督抚，以至于军前，人人为安攘封贡之事奔走，亦有不少纪实之作，如阁臣高拱之《防边纪事）、《伏戎纪事》、《挞虏纪事》，督臣郑洛之《抚夷记略》，抚臣方逢时之《云中处降录》。其他官吏亦著书述其见闻，如刘应箕之《款塞始末》、刘绍恤之《云中降虏传》。这些著述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俺答封贡的情况，为研究这一段明蒙关系之原委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此外，萧大亨在总督宣大时据耳闻目睹的材料，写了《北虏风俗》，这与岷峨山人的《译语》成为研究当时蒙古社会内部状况的重要史料。这部分著述由于都是当时人写当时事，所以都是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四）方志和边疆图籍。明朝的边防以九边为重，而记载九边沿线蒙古的情况和对付蒙古的策略，以及边防设施、与蒙古的互市情况，成为明代边防图籍的特色，如魏焕《九边考》、许论《九边图论》、霍冀《九边图说》、徐日久《五边典则》、刘效祖《四镇三关志》、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冯瑗《开原图说》、郭造卿《卢龙塞略》、孙世芳《宣府镇志》、张雨《全陕边政考》、刘敏宽《廷镇图说》等。这方面的图籍今可见者不下百种。这些方志和边防图籍的著者多为任职兵部或经略一方的熟悉边防事务的人。《九边考》的作者魏焕，历官兵部职方主事，该书即其任职时所著。其取材为：“凡九边图因职方司旧本，增以近年所设边墙崖堑；镇戍沿革取诸各边图志：城堡墩台墙堑增日创新取诸近年堂稿；军马登耗数目取诸嘉靖拾捌、拾玖年各边开报手册；钱粮定数取诸户部各手本；文武职官责任取之本司各科职掌；番夷始末考之《一统志》，参以边将译使之言；番夷部落之强弱，支派之分合多出虏中走回人口之言，录以俟预防者采焉；经略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书《舆图要览》许主事《九边论》并诸公奏议，间亦窃附鄙见”(魏焕《九边考》例言)。著《九边图论》的许论亦曾任兵部主事，且幼从父历边境，尽知阨塞险易。霍冀以兵部尚书主修《九边圈说》，取材于各镇督抚军门上报的画图帖说，并请熟悉边务的职方郎中孙应元为之主笔。郭造卿在蓟州戚继光幕府多年，曾撰《燕史》、《蓟略》数百卷，其后人据以成《卢龙塞略》。冯瑷之书乃其参政开原时利用该镇图籍纂而成编。他如杨时宁、张雨、刘敏宽诸人及众修志者亦皆类此。这些方志图籍的材料来源，既有历代史传、公文档册，又有不少当时的实际调查材料，是十分宝贵的，且因其为一方之专著，范围小，问题集中，记述也比较具体详明。
（五）奏议、书牍。明代蒙古问题一直是明王朝的一个突出问题，下边经常向朝廷报告蒙古各部的情况，朝中也经常讨论蒙古问题，同僚之间也书来信往交换这方面的意见。因而留下了大量的奏议、书牍，成为研究明代蒙古史的直接材料。一部《皇明经世文编》，所采明人文集共四百三十七部，其中以奏议集命名的就有一百九十多部，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蒙古问题，可以说是蔚为大观。疏奏中所持论见固然只是一时的观点，陈腐之论在所难免，然其中所述史实却留下了当时的真迹，为考史之必须。如欲考俺答封贡一段史事，则张居正、高拱、王崇古、郑洛、吴兑、方逢时诸人之奏议及相互之间的往来书牍是必须参考的。这些奏议书牍多数可以从他们的文集中检得。
（六）笔记杂说。明人所著笔记杂说甚多，其作者多为退休臣僚或山林隐逸。所记之事或亲目睹，或自耳闻，或得之于史籍，遗事謏闻，多不见于正史，颇资参考。如郑晓《今言》是据所见闻随笔记录，记明朝之史事，以补《吾学编》之未备。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乃其《史概》之余绪。还有谢肇制之《五杂俎》、何良俊之《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之《万历野获编》、张萱之《西园见闻录》，均为重要的史料笔记。其叙及蒙古史事者或十不得一，但吉光片羽是很可宝贵的。
（七）汇编、汇纂。明自嘉靖而后，统治者越来越奢侈腐化，各级官吏贪赃枉法，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起义连绵不断。边境上则与北方蒙古、东方女真、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非常紧张。海疆又添了倭寇的不断侵扰，国计日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给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遂从不同角度选编纂辑了前人留下的文献。这些文献汇编的命名往往冠以“经济”二字，取其“经国济世”之意。前人关于蒙古问题的著述自然在选编之列。这些汇编、汇纂有茅元仪的《嘉靖大政类编》，分类纂辑了嘉靖一朝大政，计十九类。同类著作还有祁彪佳的《万历大政类编》。董复表以“彝州史料漫置敲集中，卒为所掩”，故揭而出之，别辑了《弇州先生史料纂》。还有邓球的《皇明泳化类编》、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潜确类书》，徐学聚的《国朝典汇》、劳堪的《宪章类编》、无名氏的《围朝典章》等，从政史典制方面纂辑了有明一代的重要文献。他如张翊《明名臣琬琰录》二十一卷、《后集》十卷、徐竑《明名臣琬琰录》二十四卷、《续录》二十二卷、杨廉、徐威《皇明名臣言行录》四卷、凌迪知《国朝名世类苑》四十六卷、唐鹤征《皇明辅世编》六卷、李廷机《皇明名臣言行录》四卷、贺中男《经济名臣录》、王世贞《皇明人物考》六卷等，纂辑了许多明臣经国济世的行实。而如瞿汝说的《皇明臣略纂闻》十二卷、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冯琦的《经济类编》一百卷、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四十一卷、陈其愫的《皇明经济文辑》二十三卷、陈子壮的《子史经济言》十二卷、《昭代经济言》十四卷、张文炎的《国朝名公经济文钞》十卷、郑壁的《经世宏筹》、林德谋的《古今议论参》五十五卷、无名氏的《资世文龠》、郑大郁的《经围雄略》四十八卷、朱健的《古今治平略》三十三卷，直至陈子龙编的多达五百零四卷的鸿篇巨制《皇明经世文编》，则几乎将有明一代经世致用的文章网罗殆尽。另外，还有一部分着眼于兵戎、马政、“外夷”方面的编纂，如何镗《修接通考》六卷、闵襄子《兵垣四编》四卷、项德桢《名臣宁攘要编》三十卷、程开祐《筹辽硕画》四十六卷、无名氏《名臣边疆题要》、刘斯枢《诸番类考》、茅元仪《武备志》二四0卷、王鸣鹤《登坛必究》四十卷、郭光复《兵机纂》、李呈芳《经武汇编》五卷、无名氏《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戚继光《练兵诸书》十八卷、赵光裕《皇明百将传合法兵戎事类》三卷、陈讲《马政志》四卷、杨时乔《马政志》十二卷、林可中《皇明马政记》十二卷、胡彦《荣马类考》六卷等，都汇辑了不少关于边备、边境少数民族情况、马政、互市等有关蒙古史的资料。至章潢之《图书编》一二七卷，摘取明代各种文献内容，分类纂辑，蒐罗详备，被称为“有明一代绝作”（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志》）。所有这一切汇编、汇纂，卷帙浩繁，取材丰富，虽不免有内容芜杂之失，但有明一代文献多赖以保存。披沙拣金，许多已佚之作可从这些汇编汇纂中辑得，或略见其端倪。
三、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的存佚
明人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刊刻亦勤。官刻有内府、各部院、南、北国子监及各地藩府，乃至各省府县，率皆刻书。中央政府所刊多为宋元旧版，藩府亦多以旧刊翻刻，地方则主要印行方志，然会典、续通考、—统志之类重要的明代官方典籍亦赖官刻而流传。特别是司礼监所刻经厂本，其中有专为蒙古印制的大量番汉佛经。私家著述则主要靠坊刻本传世。私家刻书以江苏、浙江、安徽为最盛。胡应麟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又说：“凡刻之地有三，昊也，越也、围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值重，吴为最；其值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甲部卷四）。据毛春翔先生《古书版本常谈》所列举，明代私人刻书之处达一百四十八家，刊刻精者亦有三十余家。这众多的坊刻，虽人多讥其滥，然于文献之流传保存，其功非小。故有明一代文献史料多有刻本流传，有的至于数刻。尤其是一些自刻本、家刻本，很好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但是，正因为明代刻书多，所以当时人以为明版易得，不甚珍惜，只是流通观览，不注意收藏保存。唯天一阁范钦任职兵部，留心治事，于当时书刻多所购储，尤究心于明刻方志，芸罗宏富，成为明代具有远见卓识的独具特色的藏书家。“好事留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天一阁藏书给我们留下了—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自明及清，人们都宝宋元而贱明刻，缺乏范钦这样的注重当时的收藏家，所以有不少明版书很早即已亡佚，殊使后人叹惜。
然而，明代史籍遭到的最大厄运还是在入清以后。满族原系我国东北少数民族，与明朝曾有朝贡之举，迨自明末，双方兵戎相见，终至取明而代之。清朝建立后，统治者讳言其祖曾纳贡于明，对于明末史籍篾称女真之词尤觉悖谬难容，因此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乾隆三十年，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就采取了寓禁于征的策略，开始了对明代史籍的禁毁。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诏云：“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四）。其后越查越紧，越禁越严，据孙殿起《禁书知见录序》言，“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十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对旧籍之追缴毁销与四库开馆相始终……先后近二十年”。仅浙江—省，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三年，收缴过二十四次，毁销之数达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部。清代禁毁书的对象主要是有反清民族思想，妨害其统治权的著作，关于明末清初史事记载于清建国不利的著作，以及一些小说戏曲唱本所谓有伤风化的著作。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满族与蒙古本为相邻的少数民族，二者在史料记载上互有穿插，多数著作述蒙古必述女真，未遑一一剔除。加之当时官吏逢迎上旨，罗织苛细，额外蒐诛，所以，在销毁关于女真的著述时，连同关于蒙古的著述也—并列为禁书，进行销毁，或部分抽毁，致使许多宝贵的明代蒙古史资料为之不存。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各种文献，几乎全部被列入禁毁范畴。至今有目无书者，仅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著录的关于明代北方、东北、西北方面的图籍的存目就有一百六十余种(其中个别几种书今还在)。纯属蒙古史料的就有《属裔枝派录》一卷(一名《朵颜三卫宗枝》）、《三封北虏始末》（邓林乔著）、《北虏贡市咯》一卷、《北虏重泽》一卷（萧大亨著）、《计塞问答》一卷（郑洛著）、《使虏录》一卷（赵荣著）、《杨都御史使虏记》一卷等。他如苏佑《三关记要》三卷、王宗沐《阅视三镇录》、丛兰《三关遏截编》一卷、仙克谨《中边图制考》、《虏部系考）、郑廷祚《边政纪略》、翁万达《宣大山酩边图》一卷、无名氏（退虏公案》、《资世文龠》、《赵全谳牍》等有文献可征其为包含蒙古史料的书，失传者不可胜计。一部分已成为海内孤本，如《北虏风俗》附《北虏世系》、《万历武功录》、《五边典则）。一部分已残缺不全，如《卢龙塞略》国内今存一刻本、一抄本，均缺同三卷；《名臣宁攘要编》今存刻本二、抄本一，均残，三本对照才可见全豹。一部分在内容上有被删削、篡改之处。
所幸我国国家之大，明代刻书又多，加之一些有心人着意保存，因此，尽管明代蒙古史料屡遭大量禁毁，但就其种类而言，不少还是以孤本、残本、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了。孙殿起在其一生贩书生涯中，所亲见禁书就达一干八百余种(其中不少今亦不可见)。清末以至于民国，文网渐开，这方面的宝贵史料逐渐被发掘，得以刊刻流行。除清人编刻的—些丛书之外，《北平图书馆影明善本丛书》、《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郑振铎先生《玄览堂丛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秘笈》于发掘整理明代史料麟最巨。一些孤本也陆续整理出版，如天津图书馆所藏的《万历武功录》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天一阁所藏明代方志，自1961年以来整理影印了百余种。明清笔记史料丛刊也在陆续印行，为我们检索明代蒙古史汉藉史料提供了不少方便。不过，上述史籍的整理印行，都是用一般的明史研究的眼光进行选择的，要作为明代蒙古史史料使用，尚欠集中和完整。特别是有些史籍的印行早已中辍，《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只印行了第一集，《玄览堂丛书》印行了三集，《涵芬搂秘芨》印行了十集。许多包含有丰富的明代蒙古史料的孤本秘笈、佳刊名钞，或束之高阁，酣然大睡；或遭虫蠹鼠啮，日渐泯灭，不得印行，学人难得使用，诚为至憾。
四、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的特点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有如下特点：
（一）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是和整个明王朝的文献史料融合在一起的，是明代史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深入挖掘、爬罗梳剔的必要性，也决定了整理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工作的艰巨性。我们估计，全面摸清有关史料，需要好多人通力合作，做几年的持久努力才行。
（二）这些史料中，第一手资料是很多的，与晚出的有关蒙文史料相比，这些史料在时间、地点、事件等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性，这就决定了它的可靠性。它启示我们，研究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是不可忽视并大可利用的。
（三）明代为蒙古撰史盛于嘉、隆、万三朝。明宣德之后，藩篱破败，边守日蹙，蒙古问题日益成为朝野关注的突出问题。因此，如果说嘉靖以前汉籍史料对蒙古的记载只是关于一时一事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自郑晓《皇明北虏考》、魏焕《九边考》之后，专述蒙古史的著作就多起来了。王世贞著《北虏始末志》、瞿九思著《万历武功录·中三边·西三边·东三边》、冯时可著《俺答前志》、《俺答后志》、叶向高著《四夷考·北虏》、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蒙古》、方孔船著《全边略记》等。这些都是嘉隆之后对蒙古史的研究总结，可以说是当时的“蒙古学”。这些著作的存在，表明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不仅有它的可靠性，而且有它的系统性、完整性。万历之后，女真日渐强大，构成了对明王朝的威胁，明人研究的重点由蒙古转向女真，此后的汉籍史料对蒙古的历史记述则既欠详尽，亦多混乱之处。
（四）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特别分散。除了《北征录）、《北虏考》之类的集中记述蒙古史事的基本史料外，更多的史料却散见于各种丛书、类编、汇编、诗文集、笔记、方志等著作中。往往是一大部书中或有一门一类，或有一章一节，甚至一页一段，检索起来甚为困难。 （五）明代蒙古史汉籍史剁多有因袭重复者。明代治史者多，刻书者众。述蒙古史的书种类也很多。就集中涉及蒙古的—些著作来看，往往互相抄袭，有的在沿用前人著述时略加自己的见闻，有的甚至完全雷同。如《皇明北虏考》与《九边考》中关于蒙古各部情况的记载，几乎为后来所有叙述蒙古的著作所据引。又有几种类纂，书名不一，体例各异，但资料却同出一源。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进行一番追本溯源、去粗取精的考订功夫，通过分析比较，既见其同，又见其异，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六）从藏储来看，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除了已整理印行者外，大部分殊不易得。明版书现在多已列入善本，管理较严，取阅既已不易，而一些海内孤本，度藏者视为珍秘，更是轻易不示于人。有的田内只有残卷，全帙存于海外，一般人更是无由得见。有的一书分藏数馆，求阅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只见后来的排印本，原刻本则不知藏于何所，难于校勘。最困难的是目前田内多数图书馆善本书目或编纂未就，或秘不示人，使许多据文献考证可知其为有关明代蒙古史料的书籍，却无法查清其藏于何所，求借无门。这一切除了呼吁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外，当务之急是广开门路，多方联系，深入寻索。
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如此丰富，而目前对此的荟集整理又是如此之不完备，故而全面系统对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进行调查了解、荟集整理和出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搞出一个完整的目录，以供研究者索查，而后分清主次，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整理校勘，荟集出版，以便研究者使用。需要指出的是，明代蒙古问题不仅是蒙古史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而且也是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整理出版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无论对于蒙古史研究还是对明史研究都是一桩大有裨益的事情。吾侪有志于此，并做了—些工作，现在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已出版至第6辑，拟于2013年出齐10辑，希望能引起读者关注。（原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王雄 薄音湖，均系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