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民族解放斗争史话（一）
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察哈尔蒙古族
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察哈尔蒙古族对满清王朝二百多年来统治蒙古族的各种愚民政策深恶痛绝，但由于闭塞和缺乏政治头脑，革命初期，大部分官员并不理解其推翻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意义。各阶层因利害关系和认识的不同，所持态度也各异，当权的上层人物除惊恐之外，积极赞助者很少，他们中普遍对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口号表示反感。知识阶层虽理解这一口号是针对满清王朝的，但“鞑虏”二字仍含有蒙古的意味，所以大部分持观望或冷漠的态度，只有在北京、归绥、沈阳、张家口等城市读书或做事的少数知识青年，较早地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赞同孙中山创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五族共和国的主张，并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有恩和巴图等。
一九一一年初，察哈尔太仆寺左翼牧群人恩和巴图（汉名子荣），在北京雍和宫当喇嘛期间，经人介绍赴南方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秘密组织——同盟会。不久，恩和巴国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装扮成商人到北京、内蒙古、东北、天津等地进行扩大革命组织，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恩和巴图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并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赖，多次亲手传递孙中山先生同李大钊之间的书信。恩和巴图的哥哥斯仁道日布总管（汉名杭锦寿）十分支持其弟从事革命活动，并不因为自己是满清政府的一旗之长而横加阻拦。他本人在北京主编蒙文周报，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思想，该报在蒙古族知识分子中广有影响。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察哈尔一些蒙古族进步青年觉醒后，纷纷加入了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战斗行列，当时比较影响大的有正黄旗五苏木人武万义，他与同盟会成员王虎臣，还有人称小状元的张占奎和祁风麟、李官亭、赵有录、赵喜泰、孙录、马德功、马有才等组织了起义队伍。这支队伍在王虎臣、武万义和张占奎的带领下，经过激烈战斗，曾占领了清军驻守的塞北要地丰镇县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中旬，清兵统领陈希义率重兵赶到丰镇解危，起义军自知寡不敌众，决定分三路撤退。由王虎臣率领的一路起义军行至大同得胜口与清军先遣马队遭遇，两军激战三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败于清兵，王虎臣被捕后壮烈牺牲。由张占奎率领的二路起义军退到山西岱县，武万义带领的另一路起义军退到原平。武万义后来晋升为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的少将旅长，在同奉军对峙中，残遭谋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夺。地处边陲的察哈尔八旗地区，新的思想文化向来传播缓慢，但不少蒙古族知名人士和部分民众，能毅然参加革命斗争，还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一二年，外蒙古的一些封建上层借助中国国内混乱局面和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同时利用了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这一口号对蒙古族人民所造成的恐惧心理组织独立活动。同年秋天，袁世凯派遣了大量军队征讨外蒙古的独立队伍，但袁世凯的队伍奸淫虏掠、无端杀害普通牧民的行径，引起了草原上人民的无比愤怒（骂他们是“黑军”）。因此，袁世凯的黑军反而被外蒙古的军队以少胜多。
察哈尔达里岗嘎牧群旗首领受好蒙古军的影响，公然宣布脱离中华民国归属喀尔喀。察哈尔都统府立即命令察哈尔正白旗人卓特普扎布统领蒙古族骑兵四百八十名，协同张姓统领的五百骑兵收复达里岗嘎。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卓特普扎布率部为收复达里岗嘎两次亲征，第一次受伤被俘，历经磨难。释放回国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亲征，这次讨回马匹三千多，四十余户牧民重返察哈尔。
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内蒙古地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一九一三年，察哈尔地区发生了“兵乱”，人们称作“乙丑年动乱”。“兵乱”前一年，外蒙古召开独立会议，哲布尊丹巴（外蒙古独立首领）派使者通知察哈尔各旗派代表参加会议。察哈尔十二旗群中只有商都牧群和镶黄旗派出了代表，其它旗群都反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一年，外蒙古的军队进入内蒙古后，北洋政府派兵反击，双方的军队都是兵匪不分，焚村掠镇，草菅人命，牧民群众深受其害。这次“兵乱”中，察哈尔正黄旗巧尔计喇嘛（西仓活佛）起兵迎合外蒙古军队，在察哈尔名将穆仁嘎统领的配合下，在拉白庙（牛羊群庙）成立了察哈尔都统府，与民国政府的张家口都统府对立。察哈尔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地方的安定，对新成立的都统府不屑一顾，有些知名人士如正红旗参领阿林嘎为取缔新都统府出谋划策。最终，巧尔计喇嘛被张家口都统田中玉诱杀，穆仁嘎被外蒙古军队依“图谋叛变”的罪名处死。新都统府的官兵被冲散、追歼，短暂的由察哈尔部分上层乘乱凑起的都统衙门及其军队组织宣告破灭。这一事件的平定无疑对袁世凯有利，加强了他对蒙古族地区和人民的统治，但是在挽救边疆危机的形势方面，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九二○年，北洋政府由于屈从于外国侵略者的政策，允许外国神甫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大肆购买中国的领地修建教堂，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察哈尔不少牧场随之被垦为农田，放地商人和天主教神甫勾结官府横行不羁。祖祖辈辈以牧为生的察哈尔人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场。当时，在察哈尔都统府供职的纪殿臣等几个察哈尔籍蒙古人看到家乡的惨景，为家乡人民的出路而十分焦虑，想通过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来挽救察哈尔的衰危，在他们的奔走呼吁下，察哈尔八旗第一、二高级小学先后成立，一高小设在正白旗，二高小设在正黄旗八苏木印上（即旗政府所在地）。
这两所高小的建立对发展察哈尔地区的教育，培养新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二高小的校长为朱景臣，他学识丰富，为人正派，治校有方，察哈尔不少有作为的人毕业于该校。如纪松龄，莫杰、宝音巴托尔、孟克敖其尔、白斯格楞太、色登、傅贤德、朱日明等人即在第二高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察哈尔太仔寺左翼牧群五旗敖包的拉希巴拉布尔（汉名灵革）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曾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回乡担任太仆寺左翼五旗敖包国民小学校长期间，常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曾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宣传革命思想。当外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息传到了察哈尔地区后，拉希巴拉布尔和拉西扎木苏、班其尔胡其等七人赴外蒙古，学习外蒙革命经验。
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青年学生所以能较早地走上革命道路，这与二十年代初京绥路上的职工运动有密切联系。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昆弟，范鸿、李一鸣、张国涛、罗章龙、何孟雄等都在京绥路沿线活动过。何孟雄受北方党派遣做铁路工运工作，对察哈尔地区的革命运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察哈尔旗群
根据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帮助国民党在内蒙古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蒙古四个党部和一批基层组织，发展了一万二千余名国民党员，壮大了革命力量。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先生提名的李大钊、恩克巴图等五人为北方代表出席会议。恩克巴图被选为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恩克巴图为先导，负责孙中山先生的安全保卫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恩克巴图与廖仲凯、谭延恺等人致力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恩克巴图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七名成员之一，并继续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为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之一，主持党务工作。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恩克巴图与宋庆龄、毛泽东、邓颖超、屈武等二十二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之宣言》，指责蒋介石背叛革命。恩克巴图做为察哈尔蒙古族的进步人士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二四年初，第二次直奉战争酝酿爆发，冯玉祥将军在察哈尔各旗区招兵买马。有不少察哈尔八旗群的牧民参加了他的军队。太仆寺左翼牧群就有陈志远，南木斯来、青格里等二十多名青年加入国民军骑兵四团。察哈尔正红旗、正黄旗的孟克吉勒格尔、朱日明等三十多名青年也曾加入国民军，被编在张之江部下的学兵连里。冯玉祥通过“北京政权”控制了北洋政叔，有很多察哈尔籍人随冯玉祥的军队参加了“首都革命”。一九二五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在张家口成立西北陆军军官学校。由于受第三国际和中共北方局的影响，冯玉祥将军决定为内蒙古革命党人筹建两个骑兵师，在军官学校招收了一百八十多名士官生。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共有七百多人，多数为察哈尔籍学生，分六个大队。察哈尔蒙古族士官生被编在骑兵大队，莫杰、朱日明、华林太、穆克登宝等为该队学员。军校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开学，三个月后，全体党员被分配到连队体验士兵生活，不久参加了国民军对奉军的战斗和著名的“五原誓师”。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历程。经过五四运动和历次反帝爱国斗争锻炼的察哈尔部分蒙古族进步青年，逐步走上了新民主义的革命道路。纪松龄、宝音巴托尔、查干胡、巴雅色格楞太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北方区委首先在内蒙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多松年同志担任了察哈尔工委书记。
二十年代中叶的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成为内蒙古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宝音巴托尔、纪松龄等察哈尔八旗地区的革命先躯者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时而奔走于军政间，时而呼号于学生中，曾把奎璧、多松年等同志编辑的革命刊物《农工兵》《蒙古农民》加以广泛宣传散发。当时在张家口读书的傅贤德、沙登、孟克鄂其尔等也深受其影响。
一九二五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强调：加强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加强和扩大工农和手工业者的广泛的无党派组织；加强自己在这些组织中的组织影响；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使自己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当时，国民党的口号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我党和共产国际在领导内蒙古革命运动中坚持了联合各革命阶级进行革命这一方针。同年秋季，中共中央在“内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决定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由于这个组织属于我党的外围组织，具有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广泛性，察哈尔地区的部分青年踊跃地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党北方局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同志亲自到张家口主持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同志根据“蒙古问题议决案”中所指出的“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党），这是蒙古人民民族上、政治上的责任”的精神主持了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蒙古族国民党员白云梯、恩克巴图以及郭道甫等也参加了组建工作，共产国际特派代表进行了指导。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代表蒙古族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察哈尔八旗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了该党组织并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纪松龄同志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出任了林西军官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同张家口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一样，其宗旨是为内蒙古地区建立武装力量培养军事干部。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将军到苏联考察期间，国民革命军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打败西撤，两所军官学校均随军撤至包头。林西军官学校起初由多尔济扎布任校长，后由纪松龄同志担任校长。
国民军西撤后，宝音巴托尔、莫杰、巴雅色格楞太、查干明等人奉命留在察哈尔八旗地区从事地下斗争。他们在张家口、丰镇、集宁地区散发红色书刊、革命传单，动员青年参加革命，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在组织和发动革命力量，揭露和批判反动军阀统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奉军占领张家口后，新任察哈尔都统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宝音巴托尔、巴雅色格楞太首先被捕入狱，虽经严刑拷打却未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他们正气浩然。表现出了革命党人的英雄气慨。
反革命势力的反扑激起了察口哈尔蒙古族人民的强烈义愤，在莫杰、傅贤德等人的组织下，有三百多户人家联名出保，写出诉状，要求释放宝音巴托尔等人。这一义举将正红旗福林阿老总管也促动了，由他出面周旋，很多有识之士捐款凑银，打通了衙门上下的关节。由于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民族上层人物的同心协力，竭诚营救，宝音巴托尔等几个革命者终于获释。
第三节 察哈尔革命党人在西蒙地区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初，三路北阀军胜利地向前推进，以林西军官学校和西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为主体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同北阀军遥相呼应，对反动军阀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当时，纪松龄同志担任内蒙古革命军骑兵团第一营营长，奎璧同志担任党代表，第一营是全军的主力，战斗中又得到了伊盟锡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正当革命战争即将胜利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混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窃取领导职位的白云梯也追随蒋介石，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杀害了旺丹尼玛、李若愚等革命领导干部，并把反革命的魔爪伸向了第一营。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纪松龄、奎璧等同志同白云梯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纪松龄同志提议以军官学校的四、五百名学员为主，联合“独贵龙”和拉布敦的武装力量，加上老一团内的革命骨干举行暴动，惩处叛徒白云梯，以挽救革命。这本是极好的主张，如抓紧时机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是可以成功的。然而革命队伍中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犹豫之间，国民党反动派先入为主，致革命队伍大受挫折。
此时，绥远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共，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张家口残杀了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多松年，一时西蒙地区处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全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告一段落。察哈尔革命党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刻并没有气馁，也没有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又积极开展了地下斗争。他们在正黄旗小淖尔村、镶蓝旗河子村、正红旗马莲滩村设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继续组织群众，宣传革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白云梯的罪恶行径。
一九二七年八月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紧急会议”上，察哈尔革命人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莫杰等同志专程前往参加，将内蒙古地区革命遭受损失的详细情况向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阿木嘎也作了汇报。并在会上同白云梯之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大会撤销了白云梯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成员，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被选入中央执委会。
会后，白云梯右派集团潜回宁夏，并发表“内蒙古国民党反共宣言”，公开叛变革命。他们叫嚣反苏反共，恶毒攻击蒙古族的解放斗争，通缉共产党人与革命左派，与蒋介石集团正式同流合污。
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严重的情况下，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决定派一部分同志回内蒙古进行恢复工作。一九二八年，当时在外蒙古的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莫杰等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东部书记瓦格涅尔同瞿秋白同志商定的两项任务：其一，找到地下党的同志，整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其二，取得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他们分两路回国，宝音巴托尔同莫杰经阿拉善回到伊盟，纪松龄同乌力计敖其尔经张家口到达察东。把察哈尔正白旗总管鄂斯日格门德的家作为联络点，开展察东各旗群的革命斗争工作，经他们深入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越的斗争，于一九三○年三月十七日在乌审旗召开了“察哈尔、鄂尔多斯、土默特、阿拉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秘密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召开的。一方面，由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孟和乌力计回乌审旗后，对右派集团妥协，企图改变革命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反动军警匪特猖狂活动，正肆意袭击、捕杀革命党人。为了保障会议能胜利召开，宝音巴托尔同志进行了严密的准备工作，同时得到了部分爱国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当地人民群众的保护。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宝音巴托尔同志曾代表内蒙古地区革命党组织参加了“六大”）重申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及光明前途；总结了革命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为恢复党组织和整顿基层党组织做了具体安排，制定了纯洁革命队伍的具体措施。会议对乌审旗通过嘎查发动各地“独贵龙”，恢复“独贵龙”的组织形式给予肯定，并指出具体方法是：每月召开一至二次大会，互通消息，研究斗争策略，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保证党的秘密工作的顺利进行。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经过六年的革命斗争磨练，人数虽没有增加多少，但队伍前纯洁精悍了，为后来转入中共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年，会聚在伊盟乌审旗的革命左派在宝音巴托尔、纪松龄、莫杰等同志的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指示精神，在充分分析内蒙古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形成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对内蒙古的政策”一份极其重要的宣传文件，并加以广泛印发。这份文件共分六个部分，它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罪行，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背叛革命的嘴脸，具体分析了内蒙古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社会矛盾，指出了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这是三十年代初蒙古族革命党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斗檄文。
第二章 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节 抗战前夕
一、日军侵犯“绥察”的意图
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他们的屠刀立即指向察哈尔、绥远地区。日军参谋本部在内蒙古地区布置的“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包围”的计划中有四个军事占领要地，即张家口、多伦、索伦、呼伦，其中两个要地便在察哈尔境内。因此，侵占察哈尔旗群，西取陕甘宁是日本侵略军“大东亚圣战”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此，关东军幕僚在一九三六年冬的绥东战役失败后，作出如下决定：要求日政府停止中日交涉，采取有效方法，增派日伪正规军三师，协助侵略绥察、华北的驻日军队监视国民党在冀察地区的驻军行动。根据这一决定，日军除向热河积极增调张海鹏等部伪军到察哈尔东北部外，还进一步接济日伪察东警备军李守信部飞机二十架，坦克数十辆，并令其会同日伪军张万庆、金甲山部，以察北商都为根据地准备大举进进攻察哈尔西部地区，进而攻取绥远。日本侵略军怂恿德穆楚克栋日普（德王）鼓动蒙兵从察哈尔北部侵犯绥察。他们还编造了侵犯绥察的借口：“绥察局势危及了满洲国安宁，日本与满洲国当局不得不采取适当办法以防患于未然。”这是侵略者把公开的军事占领、诡辩的强盗逻辑、隐蔽的政治阴谋同时并进的做法。为此，日军为其侵略行为披上“曰满蒙亲善”、“蒙亲善”的外衣，大唱“复兴蒙古”，“帮助蒙古建国”的高调，用以欺骗蒙古上层，达到侵占绥察以策动满蒙独运动为中心，推行其“惟欲征服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
二、察哈尔旗群的战略位置及其特点
日军在侵犯察哈尔旗群的过程中，加紧拉拢在百灵庙发动“蒙古高度自治运动”而失败的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德穆楚克栋日普。他对一九三三年成立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权之下很不满意，尤其是国民党绥远省当局与他争斗的几个回合中处处占着上风，蒋介石又派人暗杀了他的心腹韩凤林，更使他加快了投靠日本侵略军的步伐。 如同日本侵略军垂涎察哈尔旗群地区一样，德王也是深知察哈尔旗群是他大显身手，实现勃勃野心，建立“大蒙古国”的基地。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察哈尔是内蒙古的腹地，华北的门户，北接蒙古、南通平津，东连四省，西达河套，并有张家口至库伦的国际交通线和平绥铁路穿越其西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元朝被明军赶出长城后，北元政权就是凭借察哈尔这块基地同明朝分庭抗礼，相持了二百余年。察哈尔林丹汗也认察哈尔为基地，同清廷抗衡了近三十年。其次，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察哈尔部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早，同时从元代成吉思汗沿袭下来的兵役制和察哈尔一直为大汗护卫军的特殊地位，使察哈尔人形成了骁勇善战的传统。在察哈尔八旗招募兵丁时，只需一声令下，便可召之即来。加之，从清代以来，察哈尔所实行的特殊的兵役制度，使察哈尔蒙古族男子将参军，参战当成不可推脱的义务，所以德王搞蒙古自治运动始终抓住察哈尔不放，其道理便在于此。为 筹备自治运动，德王特地委派察哈尔知名人士补英达赖到张家口找卓特巴扎布商榷，因为卓是察哈尔牛羊群总管兼察哈尔左翼三路蒙兵游击队总司令。德王深知如果没有卓持巴扎布的配合，他的自治运动就很难搞起来，所以，卓特巴扎布便成了德王阵营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三、伪“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前后
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德王的“自治运动”并不支持，绥远省当局为了破坏德王的自治运动，把察哈尔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划归绥远省，并以其为基础成立了“绥境蒙政会”，故意与德王的“察境蒙政会”对立。德王对此并不善罢甘休，便借故挑起了“张北事件”， 为日本侵略军侵占察北扮演了鸣锣开道的角色。当时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与国民党察哈尔省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哈尔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件和加盖察哈尔省政府印鉴的护照。一九三五年夏，德王随同日本三名商人由多伦前来张北，故意不带察省政府的护照，要强行进城。守城的国民党士兵极力阻拦，双方争闹不休，结果德王一行被守城士兵押到该部行营中看守起来。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借此提出这是国军对日本人的侮辱，于是中日双方通过谈判而缔结了国民党二十九军从察北六县撤出的协定。察哈尔的大门就是这样轻易地被一次“协定”打开了。此后，日本侵略军驱使李守信伪军很快把察东，察北全部占领。
早在一九三四年，日本侵略军在多伦策划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企图以此作为侵犯西蒙的“跳板”。日军特务陶克陶和于兰泽在察东诸总管中游说，并策动李守信充当察盟盟长。那时，日军的势力还未深入察东，诸总管不理会陶、于的游说，李守信也对盟长一职没兴趣，吵嚷了一阵无结果而收场。一九三六年初察北沦陷，日本特务机关和德王合谋，推出卓特巴扎布组建察盟公署。卓曾为民国政府拼死效力，最终还是被作为“鞑虏”而被驱除，现在有人推他当一盟之长，便欣然应纳。在日本侵略军的卵翼下，伪“察哈尔盟公署”就这样应运而生。
察哈尔有识之士对伪公署的成立持反对的态度，按德王的原意是让察哈尔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任副盟长，想通过他把察哈尔右翼四旗拉过来，但是，达密凌苏龙并不理睬他们，副盟长一职只好改由特木尔宝力道担任。对成立公署，连卓特巴扎布十分信赖的尼玛敖德斯尔（汉字尼冠洲）也表示了反对。尼冠洲）也表示了反对。尼冠洲系察哈尔蒙古族中的少壮派，国民党中委。当蒋介石集团听到日本军部怂恿德王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便派尼玛敖斯德尔从南京赶回张北，阻止德王和卓特巴扎布。然而德、卓二人非但不听他的忠告，反而要他担任察盟公署总务厅长之职，尼推托不干，并力劝他们不要受日本人的愚弄，要有自己的主张。在察盟公署成典礼上，尼指着成吉思汗遗像前所供的九只羊的供品说：“我们蒙古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这九只羊的供品，其它一切都是日本人所做的（指察盟成立期间的人事安排）。”尼从南京回张北途径北平时，又对记者们暴露了他对日不满的情绪，日本特务机关由此对他嫉恨在心。察盟公署成立仪式草草收场后，尼玛敖德斯尔乘车离开张北，当车行到万全县的猴儿山地带时，日本特务便冒充宋哲元的保安队上前拦路挡车，以检查为名把尼诳骗下车，当即将他开枪打死。这一事件是日本侵略军对蒙古人加强压力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对察哈尔蒙古族上层人物玩弄的“杀鸡给猴看”的把戏，为其以后奴役察哈尔人民扫清道路。1933年《塘沽协定》后，华北东部地区划为“非武装区”致使整个华北陷入日军控制之下，国破家亡危在旦夕。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建后，一批爱国青年在察北组织了一支以保家卫国目的的武装抗日队伍，即“察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原察哈尔省老一辈爱国将领张砺生先生部下的参谋康世俊是中共党员，遂成为“救国军”的主要组织者，此外还有乔廷瑗、张文礼等人，日伪在张北设立的伪蒙政权的“蒙古青年训练所”教练员赵和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抗日斗争。赵是察哈尔镶红旗蒙古族人，他策动该所二百多名察哈尔蒙古青年，携带武器反正。这次斗争虽然因坏人泄密而失败，但是，察北地区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烈火并未由此而熄灭。
四、百灵庙“暴动”与绥境“蒙正会”的成立
当时，百灵庙是德王投靠日本以“蒙政会”的名义屯兵集资的重要军事基地。中共西蒙工委为摧毁德伪反动营垒，进行了瓦解百灵庙蒙政会和策动伪蒙军武装暴动的工作。我党地下工作者是通过土默特籍青年军官云继光、朱实夫和察哈尔籍的纪正甫、纪寿山等开展工作的。
百灵庙“蒙政会”和保安队里的纪正甫、纪寿山、白福山、包太平、华林太、孟德、巴拉吉尼玛、阿格理、孟兆义、巴明孝、妥林、周自然、僧格等察哈尔八旗籍人参加了百灵庙暴动。还有伪蒙军第七师马福聚团的官兵都是察哈尔八旗蒙古族人。为了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我党西蒙工委让纪松龄同志从正黄旗特地赶来，配合乌兰夫同志组织领导了百灵庙暴动。在乌兰夫、纪松龄、李森等同志同德王的部下频繁的来往中，用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说服了这些人，并通过揭露德王勾结日本侵略军的事例，尽力激发他们爱国思想，将暴动前的工作做到了较成熟的程度。
国民党绥远省当局对德王在察哈尔东部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深为不满，现在又酝酿成立“蒙古军政府”更引起绥远省当局的仇恨。他们为了维护自家的统治利益，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利用百灵庙暴动队伍，以期达到搞垮百灵庙蒙政会的目的。为此，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俊赴乌兰察布、伊克昭、察哈尔右翼四旗进行宣抚活动。对于百灵庙暴动的组织领导和动机、目的，国共两党是截然不同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党不能排除傅作义插手于百灵庙的暴动，因为得到绥远军方的赞同，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有利于抗战大局。
一九三六年二月，德王在张北、嘉下寺（即化德县）大肆活动，使白灵庙一度空虚起来。加之马福聚率全团赴西公旗后，与国民党王靖国部相持不下；蒙政会和保安大队的大部分官员亦回乡过年；留守百灵庙的军政人员也因半年没发军饷、过节远离亲人而萎靡不振。云继先，朱实夫等人认为这是暴动的好时机，在他俩的带领下终于发动了名震中外的百灵庙暴动。
这次暴动是成功的，暴动队按照计划缴获了德王乌滂守备队枪支，攻取了稽查处、军械库、电台、银行。暴动队拉出来的近一千人的起义队伍中，原百灵庙蒙政会和保安队的察哈尔八旗籍军政人员，大部加入了暴动队。由于傅作义将军对暴动队伍采取了两面派手法，致使暴动队伍在呼市近效受到严重挫折。当起义军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日本侵略军驱使德王、李守信、王英所部大举进攻红格尔图，暴发了绥东战役。为了促使国民党绥远当局积极抗日，我党在西蒙地区工作的乌兰夫、纪松龄等同志正对绥东战事全力以赴，暂时无暇顾及百灵庙起义队伍面临的困境，待绥东战役中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我党立即着手该部队的组织工作，成立了半公开的党务委员会，由乌兰夫同志负责党委工作，中共党员白海峰、纪松龄、朱实夫分别担任该队总队长、一大队长和二大队长职务，队伍的番号为“蒙旗保安总队”。由于我党的努力，百灵庙起义队伍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他们后来在代理总队长纪松龄同志的率领下，转战于固阳、百灵庙、大庙等地，沉重打击了德伪军队，荣立了战功。国民党正规部队退回关内后，蒙旗保安总队奉命返绥守城。一九三七年九月，蒙旗保安总队在代理总队长纪松龄等同志的指挥下，英勇抗击侵绥日军，浴血奋战数天，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该部退至包头，转战到伊盟。后将部队番号改为新三师。
随同百灵庙起义队伍出来的察哈尔右翼四旗文职人员被绥远当局接回归绥，参加了绥境蒙政会的工作。傅作义将军为了瓦解德王的蒙政会，特地让察哈尔右翼四旗的总管们担任绥境会的委员，如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镶蓝旗总管阿凌阿，正红旗总管额斯贺吉嘎拉，镶红旗总管巴拉贡扎布都成为傅作义将军的座上客。察哈尔正黄旗知识分子胡风山、纪正甫等担任了绥境蒙政会的要职。绥境蒙政会在抗战前夕对反抗日伪入侵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成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直接关系。后来国民党通过卑劣手段，让陈长捷军队摧毁了绥境蒙政会，该会多数人员惨遭杀害。由百灵庙暴动队伍改编的新三师也被国民党解体，象纪松龄等爱国抗日将士亦惨遭毒手。
五、绥察沦陷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
一九三六年五月，德王在日本侵略军的扶持下，在察北嘉卜寺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自任总裁，补英达赖任办公厅主任。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扩充武装力量。伪蒙古军的组成除李守信统帅的部队（大都是热河马贼出身）和从伪满东三盟招来的新兵外，主要是从锡察两盟征集的兵力。伪军政府将这些军队合编为两个军，共八个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李守信任第一军军长，德王兼任第二军军长。德王将从锡察二盟招募来的兵员全部编入他的第二军下属的各个师团，作为他的嫡系，并委任穆克登宝为主力第七师师长，雄诺敦都布为警卫师师长。
一九三六年底，傅作义乘红格尔图之战胜利之后，趁势发动了攻取百灵庙的战役。德王唯恐伪蒙军遭到王英军的同样下场，主张放弃百灵庙，把穆克登宝的第七师撤回察北。但是日本军方拟定百灵庙为他们发动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下令坚守。当国民党军队向百灵庙发起猛烈攻势后，日伪军伤亡惨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首先逃跑，伪蒙古军第七师亦遗不成阵，只得退到四子王旗的大庙一带休整。国民党军队乘胜追击，伪军士兵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穆克登宝第七师本可以抵挡一下，然而日本顾问却对他们不信赖，交通要道所布置的岗都哨换成王英伪军担任警戒。这时王英伪军中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暗中已和国民党部队联系反正，他们乘穆克登宝与日本顾问之间发生矛盾之际，发动所属官兵进行倒戈，将日本顾问二十七人全部枪决，并袭击了穆克登宝第七师，打死伪蒙古军数百名。
参加百灵庙、大庙战役的伪蒙古军不少是察哈尔蒙古人，他们被日本侵略军拉上前线，三、四百名官兵白白送了性命。
大庙反正的石玉山是达密凌苏龙的干儿子，反正后傅作义把他提为暂编骑兵师师长，但是粮草缺乏，兵马不济，徒有番号而已。为此，石玉山找达密凌苏龙求助，达送给他五百匹骟马以资鼓励。不久，石玉山一举攻克了德王苦心经营的大本营——嘉卜寺。由于石玉山建功心切，进军火速，驻守嘉卜寺的伪九师猝不及防，仓惶应战。日军先行撤退，伪军政管员各自保命，连文件、档案都不曾焚毁或带走。最有讽刺意味的是石玉山进占嘉卜寺时，德王苦心孤诣训练多日的军乐队都整装奏乐，欢迎石玉山进占嘉卜寺。
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保其老家，将傅作义三十五军调回雁门关内，驻绥察的傅作义正规军随着也从察北，绥东撤退。由于国民党主动放弃了绥察，日伪军便很快占领绥察地区。一九三七年十月，德王在日军的直接操纵下，在归绥市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依然不忘笼络察哈尔各旗总管等蒙古上层，以尊定他有朝一日实现“大蒙古”的美梦。补英达赖任巴彦塔拉盟盟长，松津旺楚克任锡林郭勒盟盟长，卓特巴扎布任察哈尔盟盟长，这三个人还分别兼任联盟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民政部长、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成为德伪政权的三大巨头。此外，原察哈尔各旗总管中的穆克登宝、雄诺敦都布、贡楚克拉什、特木尔宝力道、郭尔卓尔扎布等都是伪政府的军政大员。在抗日战争的风云中，察哈尔旗群正反两方面人物辈出，察哈尔旗群地区成为内蒙古两种命运，前途斗争的焦点之一。抗战八年，察哈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军及其德伪政权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为内蒙古地区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节 察右四旗抗日根据地斗争纪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全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决策，我党创建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它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乃至在全国的抗战中，均占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没有巩固的后方和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在反抗外来侵略方面具有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
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的中段，东起察哈尔正黄旗中部，横贯察哈尔正红旗、镶红旗和镶蓝旗。抗日战争时期的所谓绥中、绥西、绥东、绥南的划分，只是就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而言，不是以整个绥远省的范围划分的。绥中是指归（绥）、武（川）公路以东，平绥铁路以北，察哈尔镶红旗、镶蓝旗境内的北部地区；绥南是指平绥路以南，以察哈尔镶蓝旗的蛮汗山为中心，包括领近的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绥东是指察哈尔正红旗、正黄旗一带；绥西是指归武公路以西地区。在大青山地区十三万蒙古族人中，多数是察哈尔西四旗人。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之所以能够在这一地区站稳脚跟，同日伪军坚持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主要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动和依靠了察哈尔地区的蒙汉群众，团结了民族上层人士，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反动分子。
大青山地区的腹地——察哈尔镶蓝旗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绥中地委、绥南地委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大青山骑兵支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经常在这一带领导全局的斗争。当年，抗日堡垒户遍布于全旗各个苏木和营子，这里的民众同抗日管兵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谱写了许多团结战斗的英雄篇章。
一、肝胆相照 军民鱼水情深
大青山骑兵支队初到塞北，司令员李井泉、参谋长姚喆同志曾接见了镶蓝旗那日斯太的牧民武香牛和知识分子那音太并建立了革命关系。关系逐步扩大，这一带许多牧民和大部分民族上层人物都参加了抗日斗争。如武香牛的儿媳是巴日嘎斯太韩布布的妹妹，韩布布在武香牛的影响下很快成为抗日骨干。韩布布的母亲热布杰玛在女儿的影响下认八路军绥中专员程仲一同志的爱人张真同志做干闺女。张真同志是优秀的抗日干部（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办公室主任），代名云云。当日军向镶蓝旗进行大扫荡时，云云穿一身蒙古姑娘服装住在热布杰玛家中，热布杰玛背着篓子边捡牛粪，一边给云云放哨，她俩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一天，日军搜山时，突然闯进了韩布布家，云云来不及躲藏，被堵在了屋里。 这时热布杰玛老人不慌不忙地提起茶壶示意云云给“客人”倒茶，云云临危不惧，正要取碗倒茶时，被戴黑边眼镜的日本军官拦住，哇啦了几句日本话。站在旁边的翻译官问热布杰玛：“太军问这女子是你家什么人？”热布杰玛和云云神色镇定，装做既不懂汉话，也不解日语的蒙古老乡，两双眼睛直钩钩地看着那个军官和翻译官。双方的“心理战”对峙了一阵子，这时云云装做掏手绢的样子暗自握住了蒙古袍襟下的小手枪，以备不测。敌人在镇定自若的“母女”前没有找到一点破绽。这一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没有后方医院，指战员受了重伤，只能到堡垒户治病养伤。张达志同志当年是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敌人的子弹从他的脖颈右侧穿过，伤势十分严重，组织上决定把他安置到蒙古老乡家里治疗养伤。骑兵支队派高鸿淼同志完成这项重要任务。高鸿淼同志立即赶到那日斯太找那音太商量，那音太冷静地思索了一阵，决定将首长安排到他妹夫嘎瓦那日布家里。嘎瓦家住独贵沟，只一户人家，来往人少，又有三条大狗看院子，比较安全。嘎瓦那日布的妻子做姑娘时就接受过抗日教育，那音太同志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时曾受过革命的熏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乡任旗蒙校校长，并以此为掩护，专事抗日活动。大青山骑兵支队来到这儿，首先就同他接了头，那音太家从此与抗日干部往来不绝，一家人都和八路军官兵情意深厚，所以嘎瓦那日布一家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任务。
张达志同志穿一身农民服装，脖子上的伤口虽然刺痛，他还是坚持看书、写字。嘎瓦那日布的妻子乌审嘎同志每天用牛奶和羊肉汤调养首长，加之张达志同志带的张医生的精心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指挥抗日队伍的战斗行列。
张达志同志穿一身农民服装，脖子上的伤口虽然刺痛，他还是坚持看书、写字。嘎瓦那日布的妻子乌审嘎同志每天用牛奶和羊肉汤调养首长，加之张达志同志带的张医生的精心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指挥抗日队伍的战斗行列。
在蒙民家里养伤或开展地下斗争常会遇到风险。一九四二年秋，杨植霖同志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根据党中央“保存实力，迎接胜利”的指示，绥中地委暂时撤到晋西北，地委留下杨植霖在老根据地继续开展地下斗争。敌人见我主力撤走，更加疯狂地窜到根据地烧杀抡掠。老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尽管环境险恶，杨植霖同志在乡亲们的掩护下，仍然领导根据地人民坚持斗争。
一天早晨，杨植霖同志在抗日堡垒户武策劳家里商讨工作，武策劳妻子蹲在院里一边放哨，一边给自家的养剪毛。突然，她看见对面山上黑压压地来了一队人马，直向她们灯笼素村扑来，不一会便把村庄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位机智的蒙古族妇女，迅速把杨植霖同志藏进堆在院中的羊毛垛里，上面又盖上毛包、毡子，然后若无其事地剪起羊毛来。
敌人是得到情报来的，尽管武策劳不慌不忙地和他们周旋，但敌人依然追问不止。日, 本指挥官野本见问不出实话，下令把武策劳五花大绑捆起来，手执皮鞭使劲地抽打。武策劳咬紧牙关一字一句地大喊：“就是打死我，也没有八路军！”
敌人把武策劳打得皮开肉绽，还用东洋刀在他背身上连砍数次，把他折磨得昏死过去。在这危急关头，随鬼子扫荡的伪蒙古军保安队小队长海泉涌闻讯赶到，他出面用性命为武策劳担保，才消除了野本的怀疑。海泉涌虽然是伪军小队长，由于暗中接受了我党地下工作的教育，早已倾向抗日。
这年冬，杨植霖同志接到离开灯笼素的指示，刚刚伤愈的武策蒡拄着拐杖依依不舍地将这位生死相依的战友、首长送了一程又一程。
象杨植霖同志和武策劳之间结成深厚革命友情的事迹在根据地不乏其例。
闻名于疆场的黄厚同志当年在骑兵支队任连长时，结识了镶蓝旗三元井的乌勤吉胡图格。一九三九年，黄厚同志随连队从丰镇返回蛮汉山途中住在乌勒吉胡图格家里。经过一段交往，他觉得老乌是抗日积极分子，为人正直，讲义气，便主动提出和老乌做拜把子弟兄的要求，老乌欣然应诺。过了些日子，黄厚同志派人用马将老乌接到红召，遵照传统习惯，两人举办了结拜仪式，宣读了“同生死，共患难”的誓言。
此后，黄厚同志转战南北，虽然和老乌联系不多，但他俩的结拜表达了共产党、八路军同蒙古族人民相互信任和团结战斗的友情。这种团结友爱的关系，我们从乌勤吉胡图格和白如冰同志的深情交往中可以看到。一九四一年，绥南地委书记白如冰同志托人给他捎来一件西宁羔羊皮筒子。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对根据地蒙古族老乡的关怀和信赖。
在残酷的斗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给根据地人民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印象，为人民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党抗日领导干部史学文同志负伤后曾在牧民家养伤，敌人得知后，把全村老乡集中起来，架起机关枪威逼群众交出共产党人史学文来。当敌人正要对群众下毒手时，史学文同志毅然挺身而出：“你们不是要人吗？我就是史学文，与蒙民老乡无关！”抗日英雄史学文为了蒙古老乡的安全，将热血洒在察哈尔的土地上。
在察哈尔抗日根据地，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总之，我们的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察哈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军民之间建立的鱼水之情筑成了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是我们取得抗战胜利必不可少的保证。
二、民族统战工作在察蒙地区的初步胜利
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大青山骑兵支队初到察哈尔西四旗地区的都步兵，因不适应山多滩大人烟稀少的战争环境，部队需要改为骑兵，于是，解决军马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部队一旦把筹集军马问题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便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为我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开创了成功的先例。
抗日战争时期，察哈尔各旗的上层人物实际上分成了两大派系：一个是追随德王，另一个是拥共反日、骑兵支队在开辟绥中，绥南根据地的斗争中，结识了上层人物中广有影响的镶蓝旗总管孟克鄂其尔。一九三九年，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绥东工委的史学文同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同孟克鄂其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通过他给自己办理了“良民证”和旗保安队的护照、军装。史学文同志以此为掩护，经常坐火车去敌占区——丰镇、大同、张家口等处活动，通过老孟的关系，我抗日地下工作者得了十分便利的活动条件。在孟克鄂奇尔的引见下，史学文结识了镶蓝旗的另一位上层人物——嘎恩霍林达（霍林达即法院院长）。由于孟克鄂其尔和嘎恩在上层人物中威信高，影响面大，使整个镶蓝旗的章盖，孔督倾向于抗日。如理克津香鸟（武香牛），苏利亚、贺兴格、毕力贡达赖都是当年对抗日作过贡献的章盖，即便有个别顽固分子，他俩也能设法惩治甚至撤换其职务。在镶蓝旗境内淮通八路军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并没有人告密。正是这神秘的人缘关系，起了特殊作用，加之组织上一直保持单线联系，更保证了工作的安全性。另外，因有孟克鄂奇尔和嘎恩经常在敌伪官员中周旋，我们对敌人的动向了如指掌。有一次传说日本人发现三苏木章盖毕力贡达赖私通八路，要缉捕他，孟克鄂奇尔便通过旗公署的白翻译给日本特务队送了一些钱财就了事。在解决军马和军械方面，根据地的蒙古人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武香牛为了给八路军筹集军马，子弹，他让八路军朝天鸣枪，高声呐喊，虚张声势，夜袭他家，借此把自己的十多匹骑马和一些枪支弹药送给八路军。八路军走后，他连夜赶到陶林敌伪司令部报告，说八路军夜袭了苏木保安队，抢走了枪和马匹。敌人信以为真，又给了他必要的补充。武香牛还以章盖的身份通过关系弄到两千发子弹，送给了八路军。我军袭击陶林、伏击蜈蚣坝时都用上了。镶蓝旗的苏利亚章盖曾一次捐给八路军五十多匹军马，还将自己心爱的大黑骑马送给了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八副团长，以后他还多次为骑二团补充了不少战马。那日斯太的那音太也把自己精心调养的六匹骑马送给了八路军，毕力贡达赖、贺兴格、伍日贡嘎、高力孟赛、吉仁太等共支援八路军八支步枪，三支手枪，他们还将自己心爱的全鞍具骑马支援给八路军。四苏木有八人给八路军八支步枪，其它苏木也支援了大批军用物资。
一九四一年，抗日根据地在镶蓝旗灯笼素村创办了服装厂，为抗日战士缝制军装、子弹袋裘皮大衣、毡毛等服装。这个服装厂对于远离大后方的抗日将士们来说如雪中送炭，极为重要。为了保障服装厂的安全生产和原料供给，我绥中地委书记贾长明同志亲自在蒙民王银万家里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部署了服装厂的有关事宜。参加会议的有武策劳、吉仁太、朝格达赖、韩布布等蒙古族抗日骨干。他们在会议期间成立了“巴日嘎斯太抗日救国同盟”，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分工负责服装厂的原料供给，安全保卫，征集枪支弹等，而服装厂的生产满足广大指战员们的需要，在严寒凛冽的冬季，仍有不少指战员冻坏了手脚。“同盟”的成员便发动广大蒙汉群众给子弟兵捐献皮、棉衣和皮帽、毡靴。小广隆村的苏尼玛把家里仅有的五件皮衣支援了抗日将士。岱海滩的蒙汉小营子一次就捐献了百余件棉衣。一次，白如冰同志要回延安学习，想给党中央首长和同志们买些紧缺的药品及其它用具、武策劳等人四处奔波，分头购置，有的还不辞辛苦跑到敌占区大同、太原等地去搞。东西集中到武策劳家后，载在牛板车上，由骑兵支队派专人护送到兴和县，再转送到延安。此外，当年住在蛮汗山主峰西侧蒙汉沟村的蒙古族群众面对粮食被抢光、锅被砸烂、路被封锁的困境，冒着生命危险，把家里仅有的熟食送给被困在山上的游击队。村里来了八路军他们就主动上山站岗放哨。如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黄玉娥曾多次冒着风雪为八路军站岗，若冻得实在难忍时，便躲在石崖下暖和一下。该村的黄如柏为掩护村里的八路军到村外主动迎上敌人，同他们周旋，机智地拖延了敌人进村的时间，使八路军安全地撤出村子。事后他被敌人打的死去活来，但始终没有暴露我军的行踪。再如小召、元子沟、大庙坡、三苏木、西营子、后补地等村的部分蒙民老乡也为我军传送情报、购运弹药、转运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小召村的马生富一家多次通过关系为我军购置弹药，积极为抗日根据地转送物资。在敌人扫荡封锁最残酷的日子里，马生富的家里还是抗日将士的老营盘，没有中断与我军的血肉关系。正如当年在大青山地区打游击的老同志所忆述的那样：“我们在灰腾梁上坚持抗战，如果没有当地蒙汉人民的支持，一天也呆不下来。”这是对当年军民关系十分中肯的表述。
三、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
大青山骑兵支队在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同当地人民团结一致、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壮举在察哈尔地区谱写出许多战斗生活篇章。
当时，卓资山镇是察哈尔镶蓝旗的腹地重镇，是日军想控制的主要据点之一，也是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通往晋西北老区的咽喉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为了及时地掌握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古军的活动情况，加强同老区的联系，根据地领导决定在卓资山镇建立一个“粮站”。这个粮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情报站、交通站、联络站。上级派来斗争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史学文和蒙古族地下工作者杨宝山开展工作。这两位同志经原在镶蓝旗一带搞地下工作的郭应富介绍，认识了当地的蒙民老乡乌勒吉胡图格。由于老乌已经加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他们很快就商定了办粮站的一切事宜。不久，“乌记粮站”的牌子便挂出去了。粮站站柜台的是杨宝山，还有位姓范的做他的助手。史学文同志以“跑外”的名义广泛接触社会，老乌名义为经理，实则同史学文一样，忙于开展收集情报和统战工作。“粮站”开业以来，成为大青山到蛮汗山将干往来和接头的联络之地。由于组织严密，几年来没有出过差错。尤其是史学文同志以“粮站”跑外人员的名义同察哈尔几个旗、县的爱国上层人物进行了频繁地接触，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使“粮站”在扩大抗日阵营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情报工作更显得重要。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利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战术，让一些蒙古族抗日骨干打入了敌伪政权机构，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及时地把敌人的动向反映到我军。如我军所以取得奇袭三道营火车站和专成安日军据点的成功都与武策劳打入敌伪内部后所提供的准确情报有关。一九四一年的反扫荡中，我军主力不在巴日嘎斯太，日军不知内情率大队人马前来扫荡，由于我军事先得到了情报，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措施，结果敌人扑了空。
由于抗日部队同当地蒙民群众建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即使在斗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团结战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我绥中地委奉命向晋西北撤退，部分干部、工人、家属和伤员不能随军同行，地委把保护这二十余人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蒙民老乡。在敌人疯狂地扫荡中，巴日嘎斯太的蒙民们不避难险，不仅妥善地掩护了他们，而且想方设法分期分批地将他们护送到晋西北。如地委服装厂工人老段撤退时，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武策劳亲自将他们送到山西。不想老段撤退时光荣牺牲了，武策劳又历经艰难曲折把烈士的妻女转送到老段在后大滩(陶林北部)的岳丈家里。
艰苦的环境和斗争是考验人的关键时刻。在我们抗日队伍中，自然也有些“软骨头”。在敌人大扫荡的日子里，我绥中地委的工作人员胡德喜被敌人一时的嚣张气焰吓倒了，蜕化为可耻的叛徒。他对绥中地委的留守人员、文件库和抗日积极分子等情况有所了解，他的叛变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失。由于地委对胡的行径有所察觉，撤退前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和必要时惩处他的指示。胡德喜于一九四三年二有的一天受日本宪兵队派遣，窜到巴日嘎斯太搜集我方情报，住在某寡妇家里。这个对我军深有好感的寡妇不仅不买他的帐，反而偷偷地跑出来，把胡到来的情况报告了王银万。王银万同武策劳决计让寡妇缠住胡德喜，他俩召集村里的群众，商定出处死这个叛徒的办法。他们用“独贵龙”的方式，即大家围坐成圆圈，然后都在处决胡德喜的文稿上签名画押。结果这个罪有应得的叛徒被当地义愤填膺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在音代沟里。
在那兵慌马乱的年代里，察哈尔不少的旗、苏木都有袍子队。所谓袍子队就是多数在个别反动上层分子的煽动下将部分牧民群众组织起来的非正规地方武装，一般自备枪马，同民地的自卫队，联庄队相似，伪蒙疆时间统称为保安队。但不少袍子队由于受我军积极抗战的影响，对抗战有所贡献。当时比较闻名的是镶蓝旗十苏木章盖苏利亚带领的袍子队，该队活动于宝日陶力盖一带。抗战暴发后，我党游击队工作人员乔富贵，郭有清等同志到宝日陶力盖一带开展抗日工作。苏利亚思想开明，在同抗日地下工作者经常来往中，为八路军抗救日国的行动、实行民族平等的主张所感动，决心跟共产党走，为八路军办事，反对日本侵略军和伪蒙疆政权。他自任该队的大队长，巴图门都任参谋，达日维任联络员。这个仅有二十几名兵丁的袍子队，除了维护地方治安外，还给八路军送信、送情报，为八路军搞枪支弹药，解决军马等。苏利亚为了给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解决枪支弹药曾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派队员丹巴到敌伪盘踞的陶林找其连襟保安队长韩宝华购买，并亲自送往抗日游击队。一次，苏利亚与丹巴等八人从陶林购到八支枪，一千多发子弹，不料在归途中经过黑龙贵村时，与国民党十二旅鄂友三下属的二十多人遭遇，为了保护到手的枪弹，他们同敌人奋勇战斗，结果打死打伤敌人九人，缴获步枪十支。最后他们将购买与缴获的枪支弹药全部送给了八路军的余副团长。
一九四四年夏，我军四名伤病员被安排在一户农村老乡家里养病。因为部队进行大范围的游击战，暂不能马上把他们接走。当苏利亚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出联络员达日维把伤员接到宝日陶力盖居住调养。为了保障伤病员的安全，苏利亚给他们起了蒙古名字，穿上蒙古袍子，然后以牧工的身份将他们分别隐蔽在自己和蒙民当日布，锡金达赖家中。为了防止意外，他还挨家挨户地嘱咐保护八路军伤病员的统一口径。这四名伤病员在苏利亚等牧民老乡的精心照料下，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到了部队。苏利亚就这样不止一次地留八路军伤病员在他家养伤治病。
象苏利亚这样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为我军办事的人不乏其数。我们从苏利亚等志士仁人身上看到了察哈尔蒙古族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八路军、拥护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竭诚尽力为抗战伟业做贡献的革命精神。
第三节 抗日游击区斗争纪实
一、绥东工作的建立及其游击活动
1940年八月三日，晋绥边区领导贺龙，关向应同志电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姚喆、张达志等：“大青山许多小块游击区域在目前形势下想发展成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因此越广泛地向外(主要向东)多开辟游击区域与深入工作，实行正确的政策，才能使游击战争坚持下去。”根据这一指示，大青山骑兵支队决定了向东即外线发展的作战方针。
所谓向东发展，就是开辟绥东游击区，也就是开辟察哈尔正红旗的北部和正黄旗全部地区的抗日游击区。最初派出动委会第四支队的侯作贵、王定洲、崔则温经陶北地区到达察哈尔正红旗大庙一带开展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上述几个同志在对新区情况比较了解的基础上和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民运科长王俞山，以及民运干事梁劲秀、田恩民、续谦和部队连排干部张仁士、崔占标等数十人，正式组成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部绥东工作团。王瑜山为团长，梁劲秀、田恩民、继谦和先期来的侯、王、崔等同志为分团长，全面开展绥东游击战争。
绥东工作团以察哈尔正红旗的黑土坡为中心基地团部按活动地区又分三个分团。由侯作贵、王定洲负责一个分团，以察哈尔正黄旗的土牧尔台、红格尔图为中心，向商都县发展；由崔则温、续谦负责一个分团，以察哈尔正黄旗中部的贲红为中心，向商都、兴和发展；由梁劲秀、田恩民负责一个分团，以老平地泉为基地，向察哈尔正黄旗南部、正红旗南部、集宁、丰镇、兴和方面发展。绥东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扩大抗日游击队；大力宣传抗日，争取伪军政人员；征集抗日经费和物资，支援部队。绥东工作团进入绥东的同时，大青山骑兵队二团和一团经常派部队到绥东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打击日伪势力，鼓舞群众抗日信心，配合绥东工作团开展工作。
绥东工作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中把“蒙古工作应当做为绥远敌占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的要求，他们坚持了“加强蒙古上层工作，并推动蒙古族进步知识青年到伪政权伪蒙军和蒙古各阶层进行长期隐蔽的工作，以取得蒙古上层的信任和社会地位”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工作团初到绥东时，大都是内地来的汉族同志，但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的大地，在实际斗争中同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为反抗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察哈尔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灰腾梁上军民血肉情
一九四一年秋天，八路军绥东工作团北部分团在侯作贵同志的带领下，深入到正红旗七苏木一带打游击，该分团的工作员庞四和三个游击队员住在牧民阿布介设在后格少营子的羊房子，日伪第五师住在距后格少营子不远的镶红旗的堂地。一天日伪军派一个班的兵前来抓捕他们四人，阿布介的老伴儿其日玛却沉着冷静地应对日伪军的盘问，她面对荷枪实弹的威逼，一口咬定庞四等四人是她家雇用的牛、羊倌。她以泰然自若，不露半点破绽的如流应对，巧妙地掩护了我军的地下工作者。第二年，抗日工作员大连珠到阿布介的家乡公胡洞开展工作，时间不长便遇上日伪骑五师的巡查队也到公胡洞活动，巡查队一看大连珠不象当地人就要带走，阿布介老人巧妙地编造了一套理由，说是新雇的马倌，是知根知识的的熟人，才将敌人骗走。开长日久，敌人终于摸清阿布介家就是绥东工作团侯区长的联络点，把阿布介投入了监狱，逼他供出八路军游击队的人员名单和活动路线。阿布介受尽折磨，也没承认同八路军有任何关系。阿布介出狱后，照旧同八路军游击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一次，五脑包村的大户人家王殿恩把一匹黑骏马支援了八路军游击队，因为骑五师早给这匹马打上了备用军马的印记，曾派人向王殿恩要过，王殿恩没舍得给他们。八路军游击队同骑五师在一次交战中，这匹马被伪军缴获，骑五师一眼认出这匹马是王殿恩的，便赶来同王殿恩算帐，要给他定通敌的死罪。王殿恩被抓后，路经阿布介家时，阿布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敌人一气之下，有可能枪决王殿恩，后经阿布介的担保和周旋，他们两家才用大烟土和银两赎出了王殿恩，使他逃出了虎口，直到抗战胜利，阿布介和他的老伴儿从未间断过同八路军的联系。
绥东工作团和游击队的活动地面有六、七千平方公里，几十万人受他们的影响。农、牧民群众为抗日出力，不仅热情筹集抗日物资，还帮助部队送公粮转运物资，搜集传递情报。工作团人员在这一地区因有群众保护，比较安全，使绥东游击区出现了新的局面。
工作团活动的中心就在人们常说的灰腾梁上。这居住的是察哈尔正红旗六苏木蒙民老乡，蒙民聚居的红旗大庙也在这一条梁上。绥东工作团团长王瑜山同志同这一带蒙民老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阿贵忽少的罗卜桑同王瑜山同志的交往中，接受了抗日宣传，主动将自家的八十多匹骏马捐献给抗日游击队。他还给伪蒙军任职的两个儿子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同八路军为敌。
蒙民赵道尔计是梁上的一位小青年，他对八路军游击队感情深厚，曾把自己的心爱的骑马和保安队发下来的五十发子弹捐献给了子弟兵。一次，王瑜山同志的通讯员赖达子单枪匹马到阿贵忽少工作，正巧碰上从集宁开往陶林坐满日本兵的一辆汽车进村打尖，赵道尔计急中生智，把赖达子的战马拴在屋后，让赖达子躲到柴禾堆里，避开了日军的注意。
绥东工作团的崇高威望和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也曾感化了当地一些宗教界人士，红旗大庙的宣巴喇嘛还支援过游击队一匹骏马。总之，这里蒙民老乡们成为抗日游击队的真诚朋友和依靠对象。他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马的出马，有衣物的出衣物，给予大后方游击队各方面的援助。
绥东游击队的指战员多数是外地人，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在漠南高原上打游击，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动了无数善良的百姓。游击队健儿们每逢过年过节自然免不了要对家乡和亲人们怀念。但是特定的战斗环境不允许他们有探亲过节的机会，部队领导就带领同志们到蒙民老乡家里共同欢渡佳节。一九四二年的旧历年，侯作贵同志率领游击队到哥丑营子过了一个军民合欢的大年。他们自备白面、羊肉住到蒙民老乡家里，饱饺了吃。他们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给老百姓打扫庭院、担水、喂牲畜，给蒙民老乡家贴对联，拜大年。他们还尊重蒙民们的风俗习惯，即使对些迷信色彩的欢庆仪式，也不横加阻拦、干涉。当游击队过完年要离开营子时，有两个青年牧工因羡慕部队战斗生活，参加了游击队。
三、深入虎穴，争取民族上层
侯作贵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常在正黄旗北部活动，为了适应民族地区的工作，下苦功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话，还穿上了蒙古袍子，镶牛皮靴，喜欢以一个蒙古老乡的样子出现在群众中。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队员们跟着他打仗很少出差错。当时游击队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安排食宿，有时采取“吃大户”的办法，吃后留下欠条，待将来换钱。有一次老侯带领八名游击队员到日伪七师的团长扎拉风格家做客，扎拉风格的妻子南斯拉玛热情地招待他们，因为她早听说过八路军游击队的威望和利害。正当侯作贵他们喝茶时刻，扎拉风格团长带着七、八个伪蒙军回家来了，南斯拉玛迎上去用眼暗示了一下东厢房说：“那几个人在呢，你同弟兄们都到上屋吧”。扎拉风格一则顾忌在自家与游击队窄路相逢，一旦相斗起来，自己也未必能占上风，再则他那已经醒悟的爱国之心，对八路军并不反感，于是只得逢场作戏，挥了挥手对部下说：“家里来了修房子的泥工们，咱们都到上屋休息吧”又回头嘱咐妻子说：“让他们好好吃顿饭，在外面做营生不易呀”! 侯作贵他们一听说扎拉风格回来了，便马上做起了战斗准备。但是听到他们夫妻俩的这番对话，又警戒地吃喝起来，饭后留下吃饭条子，客客气气地告别女主人而去。此后侯作贵的胆量，扎拉风格的雅量做为佳话流传于当地。
在绥东，蒙古族成年男子们在察哈尔兵役制的约制下，多数被迫当了伪蒙军，八路军游击队根据党的政策，从实际出发，对他们采取了争取的态度。这也是做好蒙古民族工作、立脚绥东的一项重要任务。
八路军绥东工作团在绥东抗日游击区主要进行了四项工作：“大力组织和扩展了抗日游击队；以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为基础建立地方抗日政权，或争取、改造和利用地方伪政权；以开展群众工作；广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力争取伪军伪政权、民族上层、开明士绅和教会的同情支持抗日；在这个基础上筹集抗日物资，支援部队，解决困难。
八路军游击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模范行为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为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共同建设新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察哈尔的胜利
一、争取民族上层，联合抗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根据这里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要求抗日队伍在蒙古民族工作中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阶级、阶层，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联合抗日。
大青山骑兵支队在绥蒙地区所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主要在察哈尔镶蓝、镶红、正红、正黄旗境内以及插置在这几个旗间的绥东五县和武川、托县、和林、清水河等县。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德伪政权对察哈尔地区的严密控制，迫使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成年男子在伪军和伪政权应差。因此，在察哈尔地区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既重要，困难又大。抗日战争时期的察哈尔各旗中左翼旗群沦陷的早，我抗日队伍未进入该地区，那里的蒙古群众只有零星的自发的抗日活动，具有爱国思想的上层人物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般表现为拒绝到伪政权任职上。如太什寺左翼牧群善济弥图普总官不愿为日本人效劳，愤而辞官归家。右翼各旗虽然以后也沦陷了，但是大青山骑兵支队在这里开辟了根据地。蒙古族人民有共产党、八路军给他们做主心骨，党的统战工作重点表现在对右翼几个旗的伪军和警察(民族上层人物往往都是军、警的头目)的争取工作方面。
当时察哈尔西四旗地区的伪蒙军以达密凌苏龙所统领的第七师为主，第二师和第五师也驻防过，但时间不长。伪七师的官兵以正黄旗人为多数，少数是正红、镶红、镶蓝旗人。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和德王伪蒙军侵占归绥后，察哈尔地区基本没有抗日队伍，达密凌苏龙的部队成了敌伪相中的猎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达密凌苏龙根据自己部下的民族观念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情绪，只得答应了德王收编他部队的条件。因为，伪七师投靠日军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促成的，并非出自内心，所以该部的反日情绪一直很浓。高克林、黄厚等同志的回忆录中提到：“姚喆同志还亲自对伪蒙军二师师长韩伍和七师师长长胡子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工作，使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中立，并为我们在他们防区内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在争取伪军工作方面，除了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一系列决定中所确定 的对伪军的政策以外，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绥察行署还发布了《关于动员伪军反正爱国的布告》，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又发布了《告伪军暨伪政权同胞书》所以这些公文都对伪军官兵以民族大义，抗战必胜之理，同胞手足之情进行宣传扎拉风格痛打日本教官，活动，敦促伪军警人员悔过自新，弃暗投明，反正爱国。扎拉风格姓白，人们称他为“白官儿”。达密凌苏龙的部队被敌伪收编为第七师后，扎拉风格因是达密凌苏龙的多年挚友，被任为该师二十团的团长。但扎拉风格并不甘心当亡国奴，故意找日本教官的过错出气。有一天部队上早操，正轮扎拉风格值操，他看到日本田口教官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十分骄横，顿时心头火起，便大喊了一声“立正”，全操场的官兵都按口令立正了，唯独日本教官仍在随便走动。扎拉风格喝令四个执法兵把日本教官按倒，责打四十军棍。他还指着爬都爬不起来的田口教官说：“你是教官，为何带头不听口令?”田口教官是哑巴吃黄莲——有口难言，因为日伪军法条例中就有：不听口令者，责罚四十军棍。白团长责打日本教官的事传到学校后，那些受日本教师欺凌的学生们受到了启发。有一次上日语课，一个叫佐滕的教师限令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学会日语单词，如果按他的要求去做，就没时间学其它功课了。学生斯日吉那日布故意同日本教师顶撞起来，众学生乘机一拥而上，把日本教师狠狠揍了一顿。此后，这所学校就不再委派日本教师了。
挨打的日本教师找自己的上司告状，在交涉中，达密凌苏龙口头承认“自己管教部下不严，要惩处有关肇事者。”但事实上有意不加过问，达密凌苏龙与八路军的神秘关系，日本的上司也就无可奈何。 一九四○年，八路军对敌伪盘踞的陶林县城发动了一次进攻，当时驻守陶林的是伪蒙古军第七师。八路军攻进县城后便停止对第七师指挥部和兵营的进攻，却和居民和商会方面交涉征集抗日物资，接着很快撤出了县城，有意给“关系户”七师留“面子”。伪七师司令部给达密凌苏龙打来电话，要求送来子弹。达密凌苏龙立即派副官甲力奋嘎和十一苏木的希拉孔督，由司机桑代开汽车，拉了六十箱子弹送去。当车行到镶红旗伏虎堂西六里处，被十几名八路军拦住，将他们领进村里。甲力奋嘎和希拉扎督从容不迫地和八路军商谈，八路军也十分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临走时，他们给八路军留下了两箱子弹。陶林战斗结束后，日本教官十分怀疑这次战斗不象是真打，就到部队连队探听消息，结果从一名排长嘴里得到吉木格扎木色连长暗地里给了八路军子弹，八路军还给开了收据的反映。日教官知道吉连长是达密凌苏龙的心腹，就把吉连长抓起来，让他跪在子弹头上，进行拷打逼供，让他承认事实，交出后台，有人把情况报告了达师长，达密凌苏龙听后非常气愤，连夜驱车赶到陶林。他没走指挥部门，而是从偏门通过岗哨，直闯日本教官的审讯室，亲眼看到了刑讯的现场。达密凌苏龙手指日本教官怒吼：“这个队伍究竟你是长官还是我是长官?处罚军官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日本教官还没有从吉连长口头得到把柄，一时间慌了手脚，同时也知道达密凌苏龙非同一般伪军官，弄不好有可能死在他手里。这家伙一面忙着给吉连长松绑，一面解释说：“听人说吉连长手脚不干净，师长来了，咱们以后再说吧。”日本教官借故避开了达密凌苏龙，乘小车连夜离开了陶林。第二天早晨，待达密凌苏龙正要找他算帐时，才发现了真情。据说这次冲突后，日本教官很少在伪七师露面。大青山抗日队伍改为骑兵后，需要从各种渠道解决军马。经我地下工作人员与达密凌苏龙联系，他答应解决一百匹。这么多的马匹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送去，让日本人发现了岂不掉脑袋？一天，达密凌苏龙听马倌向他报告：“八路军把刚到西梁坐场的军马群赶走了。”达师长听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大张声势地去要回来。”马倌问：“去哪找他们呢？”达师长说：“到堂地一带。你们大背着枪走，见了他们不要打枪。他们需要多少留给多少，其余的赶回来就行了。”马倌同五、六名伪军到堂地，果然找到了八路军。他们按达师长的吩咐，把好马都留给了八路军，把其余的赶回来。他们同八路军分手时，故意向空中乱打了一阵枪。马倌回来后，达密凌苏龙向上司汇报了被八路军抢走马匹的事件，同时为部下请功，说下属某部又从八路军手里夺回不少马匹，把八路军狠狠揍了一顿。
二、统战友人遍布察哈尔蒙旗地区
八路军游击队能够立脚于察哈尔蒙旗地区，并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及其伪军政帮凶，除了他们自身有过硬本领外，“统战友人”，暗中所起到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大青山骑兵支队在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同当地的民族，宗教上层人物，敌伪军警人员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现将八路军在察哈尔地区的统战友人试做简要统计：
1、同八路军有密切联系的民族上层人物：
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
镶蓝旗总管：孟克鄂奇尔（曾任镶红旗总管）
正红旗总管：富贤德
镶蓝旗霍仁达：嘎恩
正黄旗章京：旺吉拉宝
2、支援八路军枪支弹药、传递情报的伪军警人员：
察汗营警察署长：韩世光
陶林县保安队长：海光宝；警察署长：华林泰
三道营火车站警察署长：夏维华
正黄旗伪军连长：吉木格扎木色
正黄旗保安队长：希拉孔督
正红旗保安队长：傅守诚
3、支持八路军抗日，暗中资助军用物资的民族中层人物：
正红、正黄旗、李风山、苏章盖、罗卜桑、那木色赖、甲力凤嘎
镶红、镶蓝旗：毕力贡达赖，周世英、海泉涌、小耗劳、华史格、周世明、韩宝华。
4、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察哈尔东部各旗为抗战前线捐赠了大量军用物质。如正蓝、明安两旗在1945年8月至10月间，为苏蒙联军专门设立供给站，由额仁庆、贡登、哈斯、金巴丹金、杜格尔等人做具体输送工作。其中正蓝旗捐送军马2450匹，牛1224头，羊615只；明安旗捐送军马2555匹，牛2524头，此外还赠送了联军鞍具、皮绳、缰绳、皮绊各100具。
以上仅仅是个不完全的统计，有很多民族中、下层人员因为直接参加了抗日斗争，这里未做统计。
第五节 知识界的反日爱国斗争
日本侵略者对蒙汉知识青年采取奴化教育，向他们灌输“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发扬东亚正义精神”的麻醉剂。他们还采取分化和同化教育，迫使中小学以学日文为主，反对蒙汉各族人民的自然融合。此外，日本侵略者在院校设置、组织各种团体、利用封建坏道门、宗教信仰、报章杂志等途径，大肆进行“亲日防苏，蒙日亲善”等反动宣传。他们的上述反动行径引起了爱国学生的强烈义愤，一九四四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反攻的一年，日本的侵华战争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命运。四月至十二月，日本侵华军对国民党战场豫湘桂地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进攻，企图打通由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为此，日军从绥远、包头和察哈尔各地调离大量日军。同年七月，日军从察哈尔西部撤出四个踞点，归绥城里也只剩下三百多名日军，德王的伪蒙疆政权分崩离析，人心惶惶。
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势鼓舞了察哈尔人民的抗日斗争，尤其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德王为了实现他的野心，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在伪蒙疆当政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倡导办学。伪蒙古学院、兴蒙学院、张北青年学校、蒙古中学、苏尼特蒙古军幼年学校，还有各旗设的普遍小学，女子学校都是在伪蒙疆时期兴办的。在上述学校里，还派遣日系教官（师）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学校里反而涌现出一大批反日爱国的优秀人才。
一、蒙古军幼年学校初掀反日学潮
德王在苏尼特右旗兴办的“蒙古军幼年学校”是专事培养伪蒙古军官的学校，主要课程是进行军事、文化的殖民化教育。这所学校学生中系察哈尔旗群的青年不少。日本侵略军和德伪政权对该校十分关注，控制也十分严密，然而，反日的“学潮”斗争却发生在这里。
一九四三年秋末，设置在锡察大草原中部的“蒙古军幼年学校”尽管消息闭塞，缺乏言论自由，但是，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上吃了败仗，德国法西斯军队被苏联红军摧垮的消息早已在爱, 国师生中有所传闻。当时，该校第二期学生中有旺其格，巴图拉图、甲木苏、朝克图、肖 顺嘎、阿青嘎、巴雅斯古楞、刚布诺西、山界加布、德木其格、阿迪雅、金巴扎布、额尔郭朝鲁、贡布扎木苏等进步学生，已十分敏感地认识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逞凶霸道的末日即将来临，德伪蒙疆政权必亡的命运也在意料之中，但在学校里（尤其教师中）确有极少数反动分子死抱住侵略者的僵尸不放。从日满学校分配来的一位名叫索达那木道尔汁的军事教员，就是典型的亲人派，学生们说他是日本人冒充的蒙古人。这位教师以区队长身份在课堂上对“露西亚”（苏联）、共产党和八路军总是辱骂不绝，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指抹粉，学生们恨透了他。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索达那木道尔计到第二期学生中大唱日军侵略有功的高调时，更加激起学生们的义愤，早已商定好的学生们一拥而上，抱腿的、揪胳膊的，将其按在地上，用扫帚、凳腿、拳、脚把亲日分子索达那木道尔计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后，学生们还放出风声，要对其它新日派分子也采取类似行动，于是整个学校掀起了一股反日的浪潮。
事件发生后，学校里的日本人非常恐惶，有的离开了本校，主任教官井上向校长博彦门都提出“从第二期学生中处决十五名，以示镇压”因为学生们在阻拦送索达那木道尔计的汽车时有人曾说过“连日本人一块收拾”的话。但由于事后校长不同意日本教官的提议没有行通。
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有三个日本教师逃离了学校。部分学生寻找机会，酝酿新的行动。学潮引起德王深深的忧虑，他疑心是受共产党分子策动的，特地从军方调来姓郭的师级参谋长带领审训队进驻了学校，把参与“学潮”的学生全部软禁起来，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审训。因为学生们事前做好了在任何情况下不吐露真情，不交出具体组织者的诺言，一口咬定是无政治目的的偶然行动，使审训队一无所获。
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爱国学生们的斗志，他们听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真正实行民族平等，独立自主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便选派阿迪雅和旺其格为代表赴蒙古寻求真理，希望他俩早日回国指导今后的斗争。但由于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复杂化，这两名代表直到一九五一年才回来。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些闹学潮的学生在解战争中，大多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抗战胜利前夕的一次学生暴动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德王等少数伪蒙疆上层分子如热锅上的蚂蚁，为寻找退守之策而焦争万分。苏尼特王府和蒙古军幼年学校也处在日暮途穷的境地。该校第四期学生秘密串联，竭力寻找举行军事暴动的时机，以谋求彻底摆脱日本侵略军和德伪政权的控制，从而找到走上革命道路的途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把持“蒙古军幼年学校”的三个日本教官稻永，佐滕、堀内，将住校学生召集起来，以进行野营拉练为名，向张家口方面撤退，企图继续顽抗到底。进步学生们早已识破了日本教官的把戏，当队伍行进到苏尼特右旗镜内的布希热拉图庙时，学生们在照日克图，斯文栋日普、拉希诺尔布那庆等同学的带领下，举行了武装暴动。
这部分进步学生安排了一个小组持轻机枪控制了大庙近处的制高点，其它学生分头持枪对付日本教官。经过一场激烈的短兵相交的战斗，三个日本教官被击毙，“暴动”计划圆满完成。参加这次暴动的学生有：斯仁敖德、刚布当都格、拉希诺日布，宝音达来、达赖、那木海扎木苏、宝日特木尔、色安吉雅、那木色赖扎布、扎巴扎木苏等。这些察哈尔蒙古族学生伙同其他同学在关键时刻果断地采取了这一义举，其影响之深远不止在一个学校范围之内，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誉和关注。事后多数学生返回原校，参加暴动三十七名学生经长途跋涉，向中蒙边境一带靠拢，以防日本侵略军的最后报复。抗战胜利后，该校大多数学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其它系统的革命工作，为察哈尔草原的解放奋斗不息。
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在察哈尔地区反抗日本侵略军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察哈尔人民团结战斗的不朽业绩。
察哈尔八旗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象爱护自己的眼珠子那样热爱人民的子弟兵——八路军。广大蒙古族牧民、爱国军人、民族进步上层人物，还有妇女、儿童，他们都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的那样：“蒙古民族素以骁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可欺也。”
第六节 察北抗战中察哈尔蒙兵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侵略者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很快把枪口对准了察哈尔地区。为了反抗侵略，保卫中华大地，我党地下工作者积极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利用国民党抗战派将领的爱国热情，扩大抗日力量。一九三二年，察哈尔各旗总管聚集到张家口的十二旗办事处，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议案，要求成立蒙兵游击队。这些民族上层人物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其一，是属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影响的少部分人，如达密凌苏龙、尼玛敖德斯尔、福林阿等；其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甘为亡国奴，需保护其生命财产；其三，当时察哈尔地区土匪猖獗，有了游击可以剿匪清乡。
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虽然批准了十二放群成立游击队的要求，但不拨军饷，不发枪支，一切由各旗自理。为此，察哈尔各旗只得向牧民群众征收马匹同国民党政府交易枪支，游击队员的战马则由入伍者自己解决。于是，在原来各旗察克达（警察）的基础上，察哈尔左右翼地区分别成立了左右翼蒙兵游击队，左翼总队长是卓特布扎布，右翼总队长是福林啊。两翼游击队各自分东路、中路、西路蒙兵游击分队。在上述各分队中，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的是右翼东路蒙兵游击队，即长胡子部队。
达密凌苏龙是个传奇式人物。“乙丑年”的动乱中，达密凌苏龙在察哈尔八旗苏米亚的部下，从小队长升到团长，外蒙古军队撤退后，他率部到阿拉善旗流窜期间，恰遇阿拉善亲王塔旺布力扎拉被土匪围困。达密凌苏龙一声号令，众弟兄奋勇冲击，倾刻间冲散了土匪队伍，把塔王从危难中营救出来。塔王看到达密苏龙在成百上千人的骑兵激战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真是难得的英才。当他得知达密凌苏龙的处境后，力劝他为当局效力，并答应在进京路经张家口时，向察哈尔都统举荐。一九一七年，达密苏龙果然充任了乌滂守备队队长之职，并兼任了正黄旗十二苏木参领。一九二二年秋，奉军主帅张作霖出于混战的需要，让其部下四出抢掠财物。这些官土匪比地方上的小股土匪凶恶十倍，仗着他们人多势众，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一次，奉军的一个营在达密凌苏龙的营盘附近围困了一支官方商队。达密凌苏龙接到求援信后，立即率部赶到出事地点。他让商队把几十峰骆驼围成一堵驼墙，让部下利用骆驼做掩蔽，把枪架在驼峰间，取下毛瑟枪的红缨口帽含在嘴里，向奉军拼力还击。
奉军在即将得手之时，被这突然的阻击打慌了手脚，领头军举起望远镜一看：视野里“驼墙”内的敌手们的下颌部都飘着红胡子，他惊呆了，又让部下观察，部下也确认无疑。这究竟是什么队伍？领头军官心里嘀咕，再看自己的部下被撂到不少，便下令撤退。
达密凌龙苏龙立即命令部下马桩前集合，待奉军的炮火一停，他指挥部下镫里藏身，乘马追击。撤退中的奉军发现一群马突奔而来，在他们一学没有弄清怎么回事时，马队已冲入溃退的军中，伏在马侧的人突然跃身而起，纵马押刀，砍杀起来，奉军猝不及防，一营人马死伤过半，余众狼狈逃遁。此后，察哈尔各旗境内有红胡子兵骁勇无比的传说，遐迩闻名。其实，达密凌苏龙一千人并没长胡子的，奉军看到的是他们含在嘴里的步枪口帽上的红缨子。长胡子指挥有方，部队勇敢善战，确属事实。
一九三三年，我党根据达密凌苏龙部队善战的状况，决定让纪松龄同志潜入该部，以期把该部引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纪松龄同志原是正黄旗三苏木孔督，蒙名赛胜格，早年参加革命，达密凌苏龙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把他当作自己的贴身慕僚和智囊，让纪松龄同志单独住在自己的东厢房里，纪松龄同志为了感化乃至掌握这支部队，他经常深入到官兵中间，向他们灌输抗日爱国思想。他反对打骂士兵的旧军阀作风，将革命部队的作风十分巧妙地渗透到军营的各个方面，深得官兵们的拥护。他根据长胡子部队是达密凌苏龙一手培植起来的地方武装，部队的骨干均是长胡子的拜把子弟兄，达本人又能取信于众，十分重视做达本人的工作。同年五月，达密凌苏龙在纪松龄的影响下，欣然参加了绥察抗日同盟军，并代理福林阿骑兵军的军长职务，率领右翼蒙兵游击总队参加了察北抗战，该军当时为吉鸿昌将军的下属。一九三三年六月，达密凌苏龙同纪松龄根据抗日同盟军前敌指挥部的命令、率领东路蒙兵游击大队抵达察北重镇商都。不久，中、西两路蒙兵游击大队也到达商都于东路合兵一处，他们唱着成吉思汗出征歌，威风凛凛地开出商都，奔向了抗日战场。
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后，驻守察北重镇多伦并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有刘桂堂三个旅、张海鹏一个旅，李守信两个旅。张海鹏原部是辽宁一带土匪，后被日本军收编为伪满规军，是日本关东军的心腹，曾出任为热河省省长。他为了替其主子效大马之劳，特地委派爱将王永清率部在沽源县境内拦击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前敌指挥部把攻克王永清的任务交给了达密凌苏龙，主力部队进攻多伦。达密凌苏龙同纪松龄同志率部沿上都河（即闪电河）南岸绕过沽源县城，赶到王永远清的背侧，在平定堡与沽原县之间的山地里向敌发动了攻击。察哈尔八旗蒙兵游击队冒着滂沱大雨包围了王永清伪军司令部驻地，先由十几名游击队勇士纵马奔驰到司令部盘踞的大院门侧奋力向院内射击。驻司令部的近二百多名敌骑兵乱作一团。这时，达密凌苏龙的大队人马乘势出去，经半个多小时的激战，王部败退二十余里。这一仗大长了同盟军的锐气，大灭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王永清部自此一蹶不振，退到热河省境内。
察哈尔蒙兵游击队在察北配合主力英勇作战，打了不少胜仗，但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竟驱使宋哲元军把枪口对准了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将军也被迫离开张家口，同盟军浴血奋战夺取得多伦城也不久失守，轰轰烈烈的察北抗战就这样结束了。日本侵略军再次侵入察东地区。
蒋介石集团对日本侵略军的退让政策，激起了察哈尔八旗爱国上层人物和蒙古人民群众的反对。大仆寺左翼牧群总管善济米图友（汉名致远）愤而辞官归乡，誓不为日军效力。
绥察抗日同盟军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中共内蒙古特委在张家口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委员会”协助冯将军组织民众，筹集了抗日物资。察北抗战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抗日将士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记于史册。
第七节 察哈尔抗日前线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察北抗战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日爱国热情，在察哈尔右翼地区组织抗日力量，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向西进犯。为此，我党派出地下工作人员纪松龄、乌力吉敖其尔和毕力格巴特尔等打入友军和敌军内部进行抗日活动，他们受第三国际驻北京代表留旺克夫的直接领导。在察哈尔抗日前线，由于这些同志的出色工作，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提高了抗日队伍的觉悟，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当时，在平绥铁路和察哈尔八旗地区活动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有纪松龄、宝音陶克陶（即乌力吉敖喜尔同志）、吉雅太、毕力格巴特尔等同志。当时纪松龄同志是第三国际派往内蒙古锡察地区的负责人，是我党在续东组织抗日的骨干人物。他的活动范围很广，全国抗战暴发前夕，他的足迹就已留在了北京、张家口、呼和浩特、百灵庙、集宁、红格尔图和察哈尔东部的正白旗、太仆寺等旗群。纪松龄同志利用自己在伪蒙军内的影响，在绥东坚持抗战，直到1937年元月后，根据工作需要，到蒙骑保安总队任代理总队长，兼一大队队长。吉雅太和毕力格巴特尔从国外回来后，为了找到纪松龄同志接上关系，辗转了一年多时间。他俩先赴呼市，又到三道营查干胡家了解，正值查干胡本人不在家，他的继母把话说的很远，弄得毕力格巴特尔同志只得跑到张家口去找，几经周折毕力格巴特尔终于找到了纪松龄同志的正黄旗老家。起初纪松龄还不敢冒然和他接头，而让他在纪家打短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按照组织规定，纪松龄才出面交结了毕力格巴特尔同志。
由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积极争取，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同意在集宁成立绥东四旗剿匪保安司令部，这是在察哈尔右翼蒙兵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的一支武装，由达密凌苏龙任司令。为了取得对这支部队的指挥权，我党决定由纪松龄同志继续留在长胡子部队进行争取工作，并且利用他同达密龄苏龙的关系，以及通过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多方迷弄，纪松龄同志担任了该部的参谋长。
绥东四旗剿匪保安司令部设在集宁桥西三马路，共设三个大队，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分布在绥东南北三百余里的防线上。（其它两个大队在正红、镶红、镶蓝旗）一中队驻兴和县的巧尔基庙和四苏木一带，由正黄旗参领太平宝任中队长；二中队长和三中队驻在正黄旗十二苏木公馆（这里距红格尔图只有十公里）和土牧尔台，阿贵庙等地；二中队长是沙格德尔；三中队长是尔林庆。中队下设分队，分队没有排班。司令部有卫队连（又叫特务连）常驻集宁，十二苏木公馆有卫队排，达常在十二苏木，纪松龄同志常住司令部，有要事才去十二苏木找达司令商量。他的家乡正黄旗小淖尔村，集宁的剿匪司令部，正黄旗十二苏木都成了我党地下联络点。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军的特务在热察地区加强了防卫，连绥远省的省会呼和浩特也驻有日本特务机关。侵略者大肆网罗土匪武装，让其改头换面充当伪军，绥东局势日趋紧张。热衷于打内战的蒋介石集团对抗日武装非但不关心，甚至克扣军饷，军火以饱私囊。
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纪松龄说动达密凌苏龙一周去南京，通过取得国民党部分爱国人士的支持，搞到一些武器弹药。随行的还有集宁商会会长陈士连，达司令的大舅子郭英。赴南京后，由纪松龄同志的积极活动搞回三百余支新步枪和上万发子弹，达司令和纪参谋长还各自弄到一支二十响的手枪。达、纪等人用新武器将绥东四旗剿匪司令部的战士武装一新。由此，操练兵马的事全委托纪松龄和值星中队长们搞，如今，他和官兵们一道乘马练习射击，给士兵们做一些示范动作。
早在一九三三年，当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搞蒙古高度自治活动时，达密凌苏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后来参加了察北抗战，德王逐渐投靠了日军，达密凌苏龙逐渐由观望走上了反对的道路。对于国民党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达密凌苏龙本来深恶痛绝，他所以靠拢傅作义是出自不愿当卖国奴的心理。一九三五年，德王又酝酿成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曾派专人来拉拢达密凌苏龙，达司令婉言谢绝了。在这问题上，达司令深受纪松龄同志的影响。
为牵制长胡子部队，毕力格巴特尔与纪松龄同志密切配合。毕力格巴托尔同志在他的《平绥路地下》一文中记述道：“包悦卿的军队很快就组成了，本来打算到这支队伍去，组织上的意见暂时不叫我去，而让博彦陶克陶同志（即乌力吉敖其尔）去了。部队里有了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地扩展了组织。形式上我们在帮他招兵买马，实质上他也帮我们扩大了抗日的力量。我们借助于这个时机，把可靠的同志陆续地派到部队里去。到一九三六年秋，这支蒙疆第二军已经有了两个师。这会儿，一心只想当官的包悦卿真是心满意足了。可是日本鬼子却不让他就这样舒舒服服地享清福。就在这一年，鬼子便发起了他们谋划已久的进攻绥东红格尔图的战斗。正沉醉于官职与金钱中的包悦卿突然接到了一道命令，要他整顿全军待命出发，以他这个军为主力，配合日本鬼子在天津豢养已久的大汉奸王英和几股新近拉过来的土匪，去参加红格尔图的战斗。这一道命令真赶上勾魂咒了，把个包悦卿弄得坐卧不安。在这种场合，你不用去找他，他就会找你来的。组织上在他没来之前便研究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便有所准备地接待了他。包悦卿来了，我委婉地向他说：‘我们认为你还是不去好!这么大年纪了有个一差二错的……’我收住了话尾，仔细地观察着包悦卿的脸色。唉！真不出我们所料，只这一句话就打中了要害。我们很了解这个既想当官又爱发财的人，确实是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可没有理由不参加战斗啊！”沉默了许久，他又这样轻声轻气地说。‘是啊！’我也做出很难的样子，‘不过’，还可以想想办法。包悦卿瞪大了那双昏暗的眼睛，真想要看见我。看得出。他此刻正渴望着得到我们的帮助。这时，我便对他说：‘你可以提出这样的理由吗，第一，部队组成后训练的时间还不到六个月，所有士兵都没有受过基本的战斗教练，派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不能保证取得胜利；第二，如果这第一次出征伤亡太重了，会对今后招兵引起很坏的影响。’同时我又激励他一句：‘你常说蒙古民族要求解放，但我们也不能反对汉族的解放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包悦卿脸上就露出了笑意，说‘对！’显然，我们的主意受到了欢迎，相信他会想尽办法不去参加这次战斗，因为这是和他生死相关的大事啊！因为这支主力军没去参加战斗，土匪石玉山，孟宪章部又在大庙子反正投诚，负责策划进攻绥东红格尔图战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因失利而被撤职，包悦卿的军长官衔也被摘掉了。”
第八节 绥远抗战中的察哈尔骑兵
一九三六年，德穆楚克栋鲁普组建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嘉卜寺（化德县城）宣告成立。德王伙同日伪军大头目李守信在察北网罗了各种番号的伪军共七十八个团队。土匪出身的张万庆、王英、王道一、于志谦、马子玉、尹宝山、雷中田等都钻进德王的卵翼下。他们在日本侵略军的鼓动下磨刀霍霍，向自己的同胞大打出手。其中伪边防自治军司令于志谦、副司令马子玉首先率部由察北的察北县移驻到张北与兴和交界处的三保沟，图谋入侵兴和。伪大汉义军司令王英也在察北大肆活动，把河西老家的土匪老班底黑马队调来，作为他向日本主子献媚的礼物。伪西北防共自治军总司令王道一，副司令雷中田驻察北商都县城，企图攻占正黄旗境内的土牧尔台和红格尔图，进而西取陶林，威胁绥远省府，充当进犯绥远的急先锋。
“山雨欲来风满楼”绥东大战即将爆发，为了赢得绥远抗战的胜利，我党在内蒙古地区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进入紧张而激烈的斗争。由于当时我党在绥远地区还没有自己的正规军，绥东抗日主要靠促动众多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和民众的觉醒，这在当时并非容易。为此，纪松龄同志一度在绥远省府军政要员中多方奔走，有人还误以为他调离了长胡子部队。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伪西北防共自治军两千人分路进攻土牧尔台和红格尔图。三十日，攻击土牧尔台的一路伪军，被达密凌苏龙派驻在那里的一个分队协同当地民团经激战两个时辰，粉碎其进犯。民团用土炮，手榴弹把冲近城郊的敌伪军轰退，吉米格扎布分队长乘机率领骑兵队伍冲出城门，向敌伪军勇猛冲杀，近二百名敌众被杀得横尸遍野，余众狼狈逃窜。当日下午，这群败兵路经王丙村，他们听说附近有达蜜凌苏龙丈母娘的庄院，领头的喜出往外，决定夜间袭击，企图以抓到达司令的丈母娘去邀功领赏，如抓不到也可抢劫财物。不想有个佃农得知后密告了达司令的丈母娘，敌军又未得逞。
十一月二日，王匪指挥全军开始对红格尔图发起总攻。开战前一日，达密凌苏龙已派人同红格尔图守军张著团副取得联系。根据敌情，他命令二中队由沙格德尔率领在红格尔图的南部老牛洼山地迂回作战；三中队由尔林庆率领在红格尔图西部（布浪山）和北部（乌尼肯特山）迂回作战；司令部公馆仅留卫队排守卫。
战斗开始，王道一派出主力集中攻村，敌伪军几次冲锋都被张团副的守军和民团用机枪，土炮击退。王匪又改变进攻战略，采取分兵两路攻击红格尔图村的南北山地，企图占领制高点后，居高临下攻取红村。负责守卫红格尔图南山的沙格德尔中队，根据司令部的战斗部署，让几十名神枪手封锁了敌人的冲锋要道，把其余部队组成几个突击小分队，趁敌迂回之机，拍马冲锋，顷刻把王匪乌合之众冲散。进攻红格尔图北山地的匪兵，先用小钢炮轰炸了一阵子，继而用机枪做掩护缓缓逼近。尔林庆中队长，指挥其多数部众避开敌人的重火力，留少数人马诱敌深入，自率大部抄敌后路，轻易将北路顽敌击退。十一月三日和四日，敌人故伎重演，又对红格尔图南北山地发动了多次进攻，但由于士气低落，都以失败收场。四日夜，国民党增援部队赶来，张团副守军和达密凌苏龙的部队全部出击，一阵激战过后，敌人盘踞的杨坡村、土城子、台道湾等处敌尸遍野，二千余名王伪军几乎全军覆没，敌伪司令逃回商都后，被他的日本上司处决。几乎于红格尔图战斗打响的同时，日伪入侵兴和之敌也被国民党驻军和剿匪司令部一中队所击败，敌伪副司令马子玉和匪首赵逸民等六十多人被俘。
红格尔图、土牧尔台、兴和三地抗日战斗的胜利是我党掌握下的察哈尔骑兵同国民党爱国将士团结战斗的结果，这次战斗显示了我党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
第一次红格尔图战斗结束后，我党为了加强察哈尔右翼地区的抗战工作，通过不同渠道开展了宣传活动。毛泽东主席特地派南汉宸秘密到绥远送给傅作义亲笔信，鼓励其抗战到底。九月，上海救国会组织三百多个宣传队于街头开展抗日宣传。之后，全国各地在当地救国会的领导下，也开展了群众性的援绥抗日运动。中共党员刘澜涛同志也到兴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些宣传活动为激励绥远抗战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驱使大汉义军王英部五千余众，发动了第二次红格尔图战役。
据说，王英在察北商都城西对部下有过这样的训话：“红格尔图属兔，我王英属鹰，如今是鹰抓兔，必胜无疑。长胡子马队属狐（胡），大汉义军属蛇，如今是蛇盘狐有胜无败；西军（指国民党晋绥军）一咋唬就跑，大炮一响就逃。咱们不用十天就打回绥西去！”王英在说大话靠得是日军这座冰山，而日本侵略军也不惜代价确实把王英伪军装备一番，几十门大炮，几十架飞机配合出击，按说，小小红格尔图足可以荡平的。
十一月十四日午夜，达密凌苏龙派出的巡逻队与王英的股匪遭遇，双方在红格尔图东南的山地激战一阵后，各自罢兵。久经沙场的达密凌苏龙得知王匪人多势众，便将两个中队人马全部拉上红格尔图西南部的山地，并在二老牛洼山上布置了警戒，以同红格尔图的守军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迫使王匪将一半兵力投入到山地争夺战上。十一月十五日，日军的飞机在红格尔图上空盘旋投弹，王匪的各种火炮齐发，大地震撼，硝烟弥漫，整个红村变成一片火海。须臾，敌人约用七、八百号人马分兵三路开始出击。北路约有一个营的骑兵，东路有一个营的步兵在督战队的威逼下缓缓向红村逼近，南路约有一个加强连企图抢占红村南部小梁，进而直取红村的南门。王伪军满以为飞机，大炮把红格尔图村炸翻了，此次出击可一举成功，不料当攻到村沿的战壕附近时，突然遭到守军的迎头痛击。尤其是民团使用的土大炮，只要一点燃，巨响声中无数废铁渣便飞向敌群，横扫一大片。守军的三十多挺机关枪也发挥了威力，在手榴弹的配合下，不用说是人，就是飞蝗也无法靠近，加上红村天主教友中有几十名神枪手的点射，王匪的集团冲锋不到两个时辰就破产了。这次战斗中，敌南路被达司令的骑兵截击，当敌军退到三股地一带时，达司令派出两个分队穷追猛打，追击了十多里路才收兵。当日夜间，国民党绥远前线指挥部又调来两个骑兵连支援红村保卫战，加强了红村原来只有两个连防守的力量。
红格尔图的南山丛中有个叫苏木的小村庄，是控制红村南部山地的要地，王英于十五日清晨派兵占领了该村。达密凌苏龙发现这一情况后，命令尔林庆率三中队于十六日拿下该村。十六日晨，敌伪岗哨发现情况后，慌忙鸣枪报警，其时，三中队的骑士们已从南、西分兵两路向村里猛烈冲去，很快拔掉了敌人在红村南部安下的这个“钉子”。十一月十七日唤，国民党大批援军秘密开发到十二苏木，滩里黑压压地排满了汽车、大炮。达司令公馆的文武官员和牧民群众为援军烧茶送水，紧张非凡。达司令同援军指挥官彭毓斌等磋商计议，确定进军路线，他还将蒙军司令部一个分队的队员分配到援军的各个团、营充当响导，又将司令部的卫队排抽调到援军，作为全军的尖兵。
夜半，援军各部迅速投入战斗。红格尔图东，北大小村庄枪炮轰鸣，震天动地，信号点点，红格尔图的守军和达司令的蒙古族骑兵一个个飞身上马，配合援军冲上了战场。数万兵马的激战从午夜进行到天明，王匪五千余众大部被歼。
红格尔图战役（当时称作缓东战役）的胜利捷报飞向全国各地。绥远战地服务团专赴十二苏木公馆，为参战的官兵带来了全国爱国同胞慰劳品，纪松龄同志把慰问抗日官兵们的丝棉背心、棋琴牌香烟、罐头、挂面等如数分给他们。达司令同纪参谋长召开庆功会，宣布抗战有功的瑞米、乔道布敦、嘎拉森、扎拉风嘎，茹布庆等官升一级。国民党《中央日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报道了绥东抗战的伟大胜利，文中称颂：“正黄旗达密凌苏龙部及赵承绶部队予匪以最深痛之创伤。”《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每周增刊”中，头版头条刊登了达密凌苏龙的半身像，文字注有“率部于红格尔图奋勇抗敌之绥东四旗剿匪司令达密凌苏龙氏。”国民党中央电影院拍制的纪录片《绥远剿匪录》里将达密凌苏龙率部冲杀敌伪情景摄入镜头。这是察哈尔四旗骑兵载入史册光辉之一页。
绥远抗战所以能取得胜利，国民党爱国将士们的英勇作战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纪松龄、毕力格巴特尔等同志在抗战前后做了大量工作。从前线到后方重地，从军营到重镇，都曾留下了他们工作的足迹。尤其在绥东抗战中，由于他们的奔波才使国民党绥远当局下了抗日的决心，也是由于他们的宣传鼓动，察哈尔骑兵才英勇地投入了抗日的战斗。
从辛亥革命开始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看到了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大众和革命党人为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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