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生不浪文化遗址发现于托克托县黄河北岸，年代约距今5700—5000年间。遗址占地约15万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还有彩陶，发现房屋遗址10余处，是一处从新石器时
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跨越了三个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早期的敕勒川先民在与大自然抗争的同时，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多彩的精神文化。遍布于阴山山脉、绵延上千公里的阴山岩画（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西夏时期、蒙元时期、明清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但精华部分均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是敕勒川文明的精华之一。岩画以动物岩画和狩猎岩画居多，同时还有放牧生产、人物舞蹈、车辆、骑士、穹庐毡帐、人面形、人手足印、兽禽足印和反映原始宗教的神秘天体、精灵神怪、图腾、拜日祭祀等，岩画的总体数量居全国之首。阿善文化遗址发现的原始祭坛，表明人们已经产生了宗教意识。青铜时代以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为中心产生的“野兽纹”型青铜器，以其浓郁的草原民族特色而闻名于世。同期、同类风格的青铜器在准格尔旗大口、张家塔、清水河县的白泥窑子、吕家坡、包头市的阿善沟、呼和浩特市黄土坡、凉城县的毛庆沟、羊场沟等遗址中也有发现，证明进入青铜时代后，畜牧业在敕勒川地区已经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

　　敕勒川的史前文明的形成发展不仅是依托黄河丰富的水资源，同时也依赖当时的气候环境。考古学证明，距今4000年前的敕勒川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经历了由热带、亚热带向温带转变的
过程。大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鸵鸟、古菱齿象、肿骨鹿、虎、真马、啮齿动物、羚羊、原始牛、赤鹿、披毛犀等哺乳动物化石，真实反映了该地域气候演变过程，也再现了植被和动物群落的转变状况。因此，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渔猎始终是当地先民的重要生存方式，并孕育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
　　在距今4000年前后，全球的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整个北方地区由暖变寒、由湿润转为干旱。受气候影响，敕勒川地区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被逐渐放弃，代之而起的是定居畜牧业再转为游牧业。伊金霍勒旗发现的朱开沟文化、包头阿善文化四期，在遗址的灰坑、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羊、狗、马等牲畜骨骼，表明此时畜牧业已逐渐得到发展。最具地域文化特征的鄂尔多斯青铜短剑、青铜刀、饰件和蛇纹鬲、砂质带钮罐等器物也相伴出现,表明一些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差异的族群开始形成。古文献将先秦时代生活在敕勒川地区的这些族群称为土方、鬼方、羌方，周代又有猃狁、犬戎、山戎的族群，他们与中原的商周王朝既有经济往来，双方也曾建立过政治联盟，但也时常发生军事冲突。
　　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敕勒川地区已完全成为毡帐之乡，游牧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生活方式，被称为林胡、楼烦的游牧族群是敕勒川区域的掌控者。考古学发现证明，在今天的乌拉特草原到黄河南岸的杭锦旗，从准格尔到凉城、清水河县的广大区域内，具有鲜明游牧风格的青铜器已经广泛普及，标志着一个影响世界历史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形态——草原文化业已形成。
随着关中地区政治地位的提升和经济的繁荣，阴山南麓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逐渐成为战略要冲。游牧民族希冀借助对该区域的控制，进而掌握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权；中原王朝则试图通过对该地区的掌控，扩大疆土，同时保护中原的安全。于是，作为农牧缓冲带的敕勒川就成为中原王朝和草原民族争夺的要地。
　　最早进入敕勒川的中原政权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公元前五世纪，魏文侯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沿黄河修筑长城，今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境内仍有魏长城遗址；公元前328年，秦国击败
魏国，兼并魏河西地，史称“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今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归属上郡；公
元前307年，赵国君主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四邻、拓展疆土，提出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军队采用胡人.. ——游牧民族的着装，以骑兵取代步兵和战车混合编队。经过军事改革，赵国军事力量得到大幅提升，不断开拓疆土，先后战败林胡、楼烦族群，把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图，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治理，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的长城，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中，赵国的云中郡城址即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是古代内蒙古地区建立最早、规模较大的城镇之一。当
时的云中郡辖境包括呼和浩特平原及以南丘陵地带，大体上今赵长城遗迹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和清水河县等都在云中郡的统辖之内。但是，赵国对敕勒川地区的统治十分短暂，很快就被新兴的匈奴所取代。
　　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游牧的匈奴民族开始崛起。公元前310年左右，匈奴掌控的地域已与战国的燕、赵、秦三国相邻，军事冲突不断。公元前.. 3世纪初，在赵长城竣工后不久，匈奴便越过长城、跨过黄河，入主“河南地”（ 今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敕勒川的控制权掌握在匈奴手中。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前期，匈奴开始了对蒙古高原的统一战争，结束了历史以来蒙古高原各族群、部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的割据局面，到冒顿单于时代（约公元前209年前后），匈奴东破东胡，西灭大月氏等小国，史称“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建立了蒙古高原第一个统一的草原游牧王朝，汉文史书称之为“百蛮大国”。优越的地理区位、丰美的水草，使敕勒川成为匈奴王朝重点经营的地区，归属右贤王。《汉书》记载：敕勒川“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
　　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一来听信术士“灭秦者，胡也”的谶言，对匈奴十分戒备；二来为了稳固北疆，公元前214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占领河套，修筑从首都咸阳直达九原的军事通道——秦直道；派公子扶苏、大将蒙恬统率数10万将士、民工，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秦、赵、燕5000余里旧长城，据阳山（阴山之北）逶迤而北，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直道，构成了北方漫长的防御线。在今包头设九原郡，沿黄河设四十四县，实施屯垦，以备匈奴。秦末的农民起义使中原地区又陷入了战乱，匈奴借机重返敕勒川。
　　汉朝建立后，敕勒川仍然是汉匈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汉初（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4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
脱。之后汉朝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汉室宗女嫁与单于，并赠送大量的财物以及开放关市准许双方人民交易。其后的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处理汉匈关系的。此时的敕勒川依旧在匈奴掌控之下。
　　汉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逐渐强盛，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击匈奴白羊、楼烦两部，占领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卫青率三万骑兵击败入侵的右贤王部共九万匈奴骑兵。其后又通过多次征战，控制了戈壁以南地区，《史记》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西汉在敕勒川又设云中郡、定襄郡、五原郡、朔方郡管辖。其中，云中郡治所仍设在云中城，下辖云中、咸阳、陶林、桢陵、犊和、沙陵、原阳、沙南、北舆、武泉、阳寿等十一
个县，大体分布在今大青山以南、东起至卓资县西境，西至包头市古城湾，沿大黑河流域南至清水河县喇嘛湾这一片地域内；定襄郡治所在成乐县（城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村北），统领成乐、桐过、都武、武进、襄阴、武皋、骆、定陶、武城、武要、定襄、复陆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卓资县一带；五原郡治所在九原县（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古城），辖九原、固陵、五原、临沃、文国、河阴、蒱泽、南舆、武都、宜梁、曼柏、成宜、稒阳、莫（黑旦）、西安阳、河目县等县，辖境西起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包头全境，东至准格尔旗东北部，北靠阴山，南至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沿河区域；朔方郡治所在朔方县（县治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北）。管辖临戎、三封、朔方、沃野、广牧、脩都、临河、呼遒、窳浑、渠搜十县，辖境大致在今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沿黄河磴口、临河、杭锦地区。为了稳固这一地区，汉武帝曾多次徙民移居朔方、五原、上郡、北地诸郡，穿凿河渠，屯田戍守，修筑长城、要塞。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曾迁十万人于朔方。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导致河套地区的汉民人口迅速增加，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仅朔方郡就已有34338户，136628人，敕勒川地区一度农业化。

　　在西汉王朝的军事打击下，再加之内部动乱和自然灾害，匈奴日渐衰落。公元前54年，呼韩邪单于南下归附汉朝。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经固阳、昆都仑沟南下，
“款塞诣阙”，觐见汉帝，迎娶王昭君北归。汉匈双方依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的约定以长城为界，“留居塞下”，长期在固阳塞、九原郡居住。包头市发现的一批“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四夷尽服”、“千秋万岁”字样瓦当，正是这一时期的历史遗物。
　　东汉初期（公元48年），南北匈奴分立，南匈奴进入河套地区。汉光武帝分置南匈奴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边疆安全和北匈
奴的侵扰。汉章帝年间（公元76—88年），鲜卑大破北匈奴。公元87年，北匈奴大乱，大量北匈奴入塞归附汉朝，匈奴人一度又成为敕勒川区域的主体民族。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随着内地的战乱和匈奴的衰落，北方草原上又一个新兴民族——鲜卑民族开始崛起，汉桓帝（159年—168年）时，鲜卑首领檀石槐以高柳北弹汗山（今山西阳高西北）为中心，组成诸部军政联合体，统治范围“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匈奴故地尽在其控制之下。其后，三国时期又形成鲜卑轲比能集团，其势力不断强大，最终统一了漠南地
区。随着鲜卑民族的日渐强盛和匈奴遗族的不断融入中原，敕勒川地区的民族格局又发生了巨变，鲜卑人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者，因此，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春，因民族成分的变化和战乱频发的原因，东汉王朝“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在太原郡北部设立新兴郡，以安置四郡人口。敕勒川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