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在隋唐盛世的巅峰期过后，历史的车轮再一次驶入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五代十国。中原地区在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后，迎来了以两宋为代表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繁荣期。北、南宋王朝虽然给中国历史献上了与汉唐开放热烈、气势博大迥然有别的另一种丰满细致的文化格调，但在政治军事方面却显得疲软无力，这给周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相继崛起创造了历史契机。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在吸取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富有创造性地发展了本民族文化，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这一历史局面中，缔造了西夏王朝的党项是尤为特殊的一个民族。它没有契丹幅员辽阔的版图，也没能像女真那样长驱直入俘虏中原王朝的皇帝后满载而归，更没有蒙古铁骑那种雷霆万钧、横扫一切的气概，但是凭借着宋、辽、金三强相争的天时，鄂尔多斯高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宜农宜牧的地利，与境内党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辛勤劳作的人和，西夏在夹缝中求生存，立国190年之久（1038—1227），传十主，创造了至今让人赞叹不已的灿烂文化。

　　党项的内迁与兴起

　　党项是羌族的一支，而羌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两汉时期羌族游牧于今青海湖东黄河河曲一带，因之又称西羌。羌人“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①，他们以姓氏结为部落，各自游牧，不相统属。隋末唐初，羌族中的党项一支驻牧于今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唐朝贞观年间，党项拓跋部主动内附，被唐安置在以松州（今四川松潘县）为核心的区域内。开元年间，青藏高原的吐蕃强大起来，以拓跋部为首的党项诸部不堪吐蕃侵袭，再次请求内附，唐将其部众又从松州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安史之乱后，吐蕃趁唐朝国力衰弱之机，东进夺取河西陇右地区，并与开元年间迁至庆州的党项勾结作乱。唐朝为断绝他们之间的联系，将党项诸部再次由庆州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榆林）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北、内蒙古乌审旗南）以东地区。由于这里“平沙漠漠”，又是南北朝时期赫连勃勃所建夏国辖地，故居于银、夏一带的党项族称为“平夏部”。日后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李元昊便是出自于平夏部的拓跋氏。
 
　　夏州割据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以镇压起义军有功，被唐僖宗分封为夏绥银节度使、夏州节度使（后称定难军节度使），赐李姓、军号定难军，领夏、银、绥（今陕西长子县东南）、宥（今鄂托克旗东北）四州。此后拓跋思恭及其继任者利用晚唐时期中原地区藩镇割据、内乱不断的机会，以上述四州为基地，不断壮大夏州党项的实力，形成一处颇具影响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已，而夏州地区的党项却“兵不事战征，民不睹金革，休养生息，几及百年，西夏之昌，早基于此②。”北宋建立之初，党项族夏州割据政权在拓跋家族或称李氏家族几代人的锐意经营下，不仅扩大了统治地域、发展了生产，还自行征收赋税、任命官吏，俨然成为西北地区的一处独立王国。建立西夏国家的根据地，就这样形成了。
 
　　从李继迁起兵反宋到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国

　　北宋建立后，政权逐步统一，中原地区在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局面后，朝廷开始着手边疆地区的巩固。恰恰这时夏州的党项割据政权内部出现分裂，982年新继任的首领李继捧因“宗族携贰”、“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无力解决内部矛盾，遂亲自入朝贡献并请留住京师，还献上夏州所辖之地的图籍。喜不自禁的宋太宗以为收服夏州地区的时机到来，连忙选派内地官吏到夏州地区上任，并发布诏令征召其他党项贵族入朝，企图拔除夏州地区的党项统治班底。
　　宋太宗的这一举措，激起李继捧族弟李继迁的强烈不满，他团结其他党项贵族举众反宋，并逃至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积聚力量。984年，李继迁攻占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恢复了党项故地。为与宋抗衡，李继迁还依附辽朝，接受辽朝“夏国王”的封号，并娶辽宗室女为妻，以此壮大声威。997年李继迁在与宋的军事较量中，夺取了战略要地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将党项的大本营迁往此地，次年又一举夺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为党项在贺兰山地区的统治打下根基。
　　李继迁死后，子德明继位。李德明承父遗志，继续开疆辟土。他和宋联辽，采取等距离外交手段，既得到了宋的大量赏赐，又得到了辽的册封。这样一来，李德明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周边的吐蕃和回鹘。他多次进攻吐蕃所占据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和回鹘所占据的甘州（今甘肃张掖北），欲图将河西走廊控制在手中，积极寻求除夏、灵故地以外新的统治区。
　　1031年李德明死，长子李元昊即位，党项拓跋氏最负雄才大略的君主登临历史舞台。即位之初的李元昊便显示出他纵横捭阖的政治气度。他不满父祖时代谨慎保守的对外政策，认为“英雄之生，当王霸尔”，开始采取依辽为援、锐意抗宋的方针，为实现自己的宏图抱负积极努力。从1031年到1038年，李元昊一方面四出掠地，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党项领土增加数倍；另一方面大力培植党项人的本民族意识，恢复党项衣冠、发饰方面的旧俗，提高党项的民族自尊、自信心理；他还仿照中原礼制，建立起一整套官僚统治机构，并改革军事组织，加强军队作战素质。党项部族在李元昊的带领下，逐步走向国家的政治形态。
　　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由于地处国之西陲，宋人便称之为西夏。自此，党项人从迁居银、夏游牧为生，到称帝建国，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由一处逐水草迁徙的部落而发展成为雄踞西北，与宋、辽、金鼎力抗衡的西夏王国。
 
　　西夏的兴与亡

　　李元昊建国时的西夏疆域即已“东距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以后又利用宋金、宋辽矛盾而伺机夺得更多领土。西夏国境囊括了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陕西北部、宁夏、甘肃广大地区。在这片土地上，既有黄河、祁连山冰雪融水可供灌溉的农业地带，又有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天然的优良牧场，西夏以耕牧立国，五谷丰饶，驼羊成群。手工业方面，织毡、兵器、陶瓷、印刷等行业向称发达；在商业上，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穿过河西走廊，党项人在此抽得丰厚的商税。他们还与宋、辽在边境设立榷场，以药材、青盐、畜产品等与对方进行贸易。但是经济发达、国力增强的同时，党项贵族统治阶层也开始日趋腐化，“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再加之崇佛建寺，糜费财力，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从12世纪中期以后，西夏社会矛盾尖锐，国势渐趋衰落。
　　13世纪初，蒙古兴起后，为防止攻金、攻宋时西夏从侧翼出击，而连续发动了一系列征服西夏的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蒙古铁骑六次蹂躏西夏国土，1227年在都城中兴府（1205年桓宗改兴庆府为中兴府）被围半年之久后，西夏末帝睍出降，西夏至此亡国。
 
　　历史的再现

　　曾经盛极一时的西夏王国，随着气象宏伟的大元帝国的到来而湮逝于历史的长河中。入元以后的党项人虽然还有一些杰出人士被著录于史册，但绝大部分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逐步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进而化为一体。之后的中国历史仍在上演着改朝换代的闹剧，中原地区当然是各方势力着眼的主场地，没有任何人顾及到西北地区那些曾经由党项人上演过的辉煌。就是西夏亡国不久后的元代史官，在修史过程中也竟然将它遗漏，明明是宋、辽、西夏或是宋、金、西夏三足鼎立，但偏偏只修了《宋史》、《辽史》、《金史》，而只在这三史中另作《西夏传》，用寥寥数笔勾勒了党项人近四百年的历史。
　　西北大漠的风沙一次次的掠过党项人留下的足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辉煌与文明就在流沙的侵蚀下静静地湮没在地下，国人对此无知无闻。
　　19世纪末，以斯坦因为首的西方探险队，在曾经党项人治下“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③的河西走廊里，打开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里大量的西夏壁画、雕刻、文书，让这些生在工业文明国度里的西洋人惊叹不已，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欺、瞒、哄、骗、诈，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珍宝运回国内，借以炫耀自己和折服他人。20世纪初，又一位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装着满脑的有关西夏皇室藏宝地的传说，来到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在西夏立国之时兴建的黑水城旧墟里，科兹洛夫找到了大量的西夏文典籍，尤其是汉文与西夏文对照的字典《番汉合时掌中书》，给西夏文的解读提供了重要依据。更为详细的西夏文明通过这些神秘文字的记载，获得重见光明的机会。
　　建国后在敕勒川地区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临河市、包头市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西夏钱币、首领印和其他文物，并发现西夏古城遗④址。这些文物古迹是敕勒川地区哺育过的众多民族中的一个成员—党项，在此繁衍生息的见证。他们在这里建城修障，设立职官，开放榷场，畜牧耕植，甚至是与敕勒川家族的其他成员诸如契丹、女真斗衅开战、拼搏厮杀。
　　总之，从内迁银、夏，到为蒙古所灭，敕勒川上留有党项人400余年的辉煌，今天这份辉煌值得我们用文字、实物来见证与宣扬。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内蒙古敕勒川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