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较多，有些媒体也借机进行炒作。本文回顾成吉思汗逝世时的情况和遗言，分析了成吉思汗葬地的几种可能性，认为寻找、挖掘成吉思汗葬地是违背成吉思汗本人意愿的，是违背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因此 没必要找，即使找到了也不能挖掘。进而通过探讨成吉思汗陵的形成过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成陵的巨大文化价值。

　　一、成吉思汗逝世及葬地之谜

　　千百年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辞世之疑和葬地之谜一直吸引并困扰着世人及学术界。从成吉思汗归天之日起，各种揣测之说、推想之论不断见诸各种典籍史料，民间传说更是想象丰富，奇幻无比。时至今日，学术界依旧众说纷纭。这些都从侧面折射出成吉思汗作为一个“世界巨人”所具有的无穷魅力。
　　有关成吉思汗的逝世原因和葬地之谜，我在《细说成吉思汗》（1）一书中初步陈述了个人的观点，后来又在《成吉思汗评传》中进一步考证（2）。综合《元史》、《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的相关的记载，我认为诸如成吉思汗卒于“雷击”、“耽于西夏妖后”等说均为无稽荒谬之谈。根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先后受过三次箭伤，分别为：1202年阔奕坛之战、1212年攻西京之战、1226年攻西夏时膝部中箭。从时间上看，最后一次箭伤对他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较大。加之1226年冬天他在三音诺颜部的阿尔不合山射猎，坐骑又与野马相撞，使他落马摔伤。我觉得箭伤和落马，对于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来说，都会造成致命的伤病，再加上长子术赤病死、流动作战的辛劳、酷热的天气等因素的影响，都会加重病情，从而导致死亡。
　　有关葬地之谜，我在《细说成吉思汗》中也有论述。关于葬地的记载，各家史书不尽相同，《蒙古秘史》和《圣武亲征录》都秘而不谈。据多桑《蒙古史》说，成吉思汗当年到过斡难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发源地之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曾在一棵大树下，留连忘返，并说：“死后当葬于此处”，这是一种说法。 此外，“根据《秘史》所载，当运送成吉思汗的灵柩的大车走到木纳忽格合黎地方时，大车轮陷进地里，五匹骏马也挽不动，大家束手无策。这时，苏尼特氏吉鲁格台把秃儿带头唱起了歌颂大汗的挽歌，大车这才又肃肃前进”⑴（P297）。 另据《蒙古源流》记载，大汗归天后，运灵柩至“穆纳之淖泥处所，车轮挺然不动，……因不能请出金身，遂造长陵，共仰庇护，于彼处立白室八间”。“穆纳”即为蒙语“马鞭”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西征西夏时，路经鄂尔多斯草原的包尔陶勒盖，目睹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的美景，十分陶醉，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大汗有感而发，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并对左右说：“我死后可葬此地。”大家想起了成吉思汗生前的话，于是，就地将成吉思汗安葬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上，并留下500户“达尔扈特”人守护。且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大汗归天之时正是夏季，气候炎热，金身不可能运出很远，秘葬在鄂尔多斯境内的可能性很大。这也为第二种说法提供了一定的佐证。这两种观点各有其证，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承认并突出强调了成吉思汗本人的愿望。虽然他生前选了两个葬地，但我们认为对同一问题的表态，应该以后者为主。
　　由于早期主要受萨满教的影响，蒙古族的丧葬习俗没有肉身崇拜的传统，认为人的肉身来自于大自然，去世后也应该回归大自然，早日安葬，灵魂即可升天。所以蒙古族人对陵墓的看法是“不封不树，马踏草长”，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绿色环保的理念。同时，秘葬也是其丧葬习俗的特点之一。至今元朝所有帝王陵墓无一被发现，就是例证。这说明蒙古族先人们不希望被后世不轨之徒发现其陵墓而遭盗掘之苦，也不愿意被后人打扰。即使是真的发现了成吉思汗的陵墓，试问谁敢动土掘坟？当科学研究与民族意志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应以民族情感和民族意志为重，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借鉴和启示。正如成吉思汗的第34代嫡孙、中国最后一位蒙古王爷奇忠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说：“我的祖先成吉思汗的秘葬地，对于世人来说一直是个谜，对于我们黄金家族的人也不例外，但我们没有必要违背祖先的意愿去破解这个谜。”
　　“作为成吉思汗的唯一守陵群体，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达尔扈特人守护并祭祀成吉思汗灵柩500多年来从未中断。鄂尔多斯的祭祀文化在蒙古族地区最为完整、最传统、最有代表性。这种现象任何地区都不可替代。所以，今天再去寻找成吉思汗的秘葬地，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祖祖辈辈为成吉思汗守陵的达尔扈特人在感情上也不能接受。”“不仅是成吉思汗，就是元朝的所有皇帝都是秘葬的。祖先们之所以采取秘葬措施，就是为了防止后人盗掘。作为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我不同意有人去寻找并挖掘成吉思汗的秘葬地，惊扰我们的祖先”。（3）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访华期间，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也曾说：“根据成吉思汗传承下来的遗嘱，让他的陵墓永远不让世人知道。我们应该遵循成吉思汗的这一遗嘱。我认为，成吉思汗陵墓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这并不重要……让它永远成为一个谜底似的问题，使那些愿意猜谜底的人继续猜这个谜底吧。”（4）他们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蒙古族后人的总体意向。
　　因此，我认为无论葬地在哪里，葬地的选择都突出强调了成吉思汗本人的意愿，世世代代的蒙古族人民也都虔诚敬重并恪尽职守地贯彻着他本人的愿望。寻找挖掘成吉思汗葬地是违背成吉思汗本人意愿的，是违背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 是违背蒙古族人民意志的，因此没必要找，即使找到了也不能挖掘。

　　二、成吉思汗陵的形成

　　“陵”的概念，蒙古族与汉族的理解是有一定区别的。“陵”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大土山”，由于古代帝王的陵墓在外观上是类似“大土山”的凸起物，进而引申为“帝王陵墓”。而蒙古族所谓的“陵”，如《黑鞑事略》所言：“（蒙古人）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平如平地。若忒没真（铁木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这也说明了蒙古族丧葬习俗的特点之一，他们并不追求外在意义上的高大雄伟，更渴望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平如平地”恐怕也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追求。这与萨满教的肉体与灵魂分离观点是紧密相联的。奇忠义先生说：“从蒙古人的习俗和过去信奉的萨满教讲，祭奠先人主要是祭灵魂，不是祭尸骨。按照蒙古民族的习惯，人将死时，他的最后一口气—灵魂将离开人体而依附到附近的驼毛上。根据史料记载，吸收成吉思汗先祖最后一口气—也就是灵魂的驼毛，几百年来就收藏于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3）从这些丧葬特征来看，蒙古族把祭祀灵魂看得更为重要，肉体的祭祀则居于其次了。
　　由于成吉思汗的特殊地位和高贵身份，所以对他的祭祀也就与众不同。八白室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八白室又称八白宫，即八座白色的毡帐，是供奉祭祀的地方，而不是埋葬金身之地。由于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八白室的建立正是适应了游牧的特点，可以随时迁移，以便随地祭祀。根据历史文献所载，成吉思汗归天后，分别在漠北草原和木纳山南（今鄂尔多斯）建立了成吉思汗白色宫帐，视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祗”，进行最高规格的供奉祭祀。“这一白色宫账，就是以后形成的‘八白宫’的原型”，但“从窝阔台到忽必烈这一段时期，因征战频繁，成吉思汗祭奠也一直处于较为简朴的传统祭奠”⑸（P27）。1264年（至元元年）忽必烈取得了政权争夺斗争的胜利，并将蒙古都城从漠北的哈剌和林迁到了燕京（今北京），随后改称“大都”。1266年（至元三年）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太庙，在听取了伯颜等人的建议之后，将太庙“定为八室” ⑸（P28） ，这无疑从制度上、法律上对八白室做了根本的定型。“成吉思汗八白宫所供奉的神物，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一些变化，但其核心一直没有变，即成吉思汗与夫人的宫帐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八白宫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整体，其基本内容没有什么变化”⑸（P36），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八室的同时，还“钦定太庙八室四季祭祀的制度” ⑸（P28）。“四时大典”的制定，也为迄今为止的成吉思汗陵的祭祀定下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规范。 蒙古族很多文献认为“鄂尔多斯（木纳火失温）乃是成吉思汗八白宫始建的地方”，《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1996年版）也记载：“成吉思汗去世后在鄂尔多斯建立了八白宫”⑸（P26），“从此，成吉思汗白宫也就被称之为‘乃蛮查干鄂尔多斯’，即‘八白宫’”⑸（P28）。至清顺治年间，经历岁月磨砺的八白宫定居伊金霍洛。
　　成吉思汗八白室随着历史的变迁，辗转迁徙，几经风雨。“在元朝时期，共四处建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即，在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漠北的哈喇和林，元朝都城元上都和元大都均建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进行供奉。这一局面延续了一百年” ⑸（P30）。
　　元明鼎革之际，明代和北元蒙古政权对峙，争夺鄂尔多斯的战争激烈。 蒙古族后人不惜一切代价争夺此地，除政治、经济等原因外，此地是成吉思汗指定的陵寝地可能是重要原因。可见鄂尔多斯在蒙古族人民心中的地位。后来明朝政权不得不放弃鄂尔多斯。在明成化年间之前，河套地区尚无蒙古活动，成化五年（1469）满都鲁率蒙古鄂尔多斯部入套，八白室也随之迁入套内。“鄂尔多斯”一词实际是由“斡儿朵”（宫帐）演变而来的，其义为“宫帐守护者”。1510年左右，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曾在八白室前举行盛大的祭典。此后鄂尔多斯部便由达延汗的孙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统领，驻牧于河套地区，并在这里供奉八白室。河套地区从此才被称为鄂尔多斯。
　　到了清代，负责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对八白室也有明文规定，清康熙年间《理藩院则例》规定：“伊克昭盟境内，有成吉思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法祭祀之达尔哈特五百户。此项人户，不得作为该王所属，于该盟内择贤能札萨克一员，专司经理。”透过清政府对守陵的达尔扈特人的重视程度，我们能感受到八白室对蒙古族人民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从此以后，外界便称呼八白室为“成吉思汗陵寝”。
　　民国时期，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交织在一起，形势复杂多变。成吉思汗陵的西迁从另一角度突显出它自身所蕴涵的重大价值和尊贵地位。无论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引起了他们高度重视。历史证明， “成吉思汗是一面旗帜，他不但是蒙古族同胞崇拜的偶像，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每当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都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⑴（P301）。
　　综观历史，从成吉思汗归天以迄今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和世界各地的蒙古人都承认鄂尔多斯的成陵（包括它的前身八白室）是祭祀成吉思汗唯一的圣地。历代中央政府都给予“忠实的守灵者”达尔扈特人一定的特权，对成吉思汗陵的建设十分重视，这都说明了成吉思汗陵的价值和地位。

　　三、成吉思汗陵的文化价值

　　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文化价值，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从蒙古族民族心理来说，成吉思汗陵是圣地，是“全体蒙古的总神祗”。类似伊斯兰教徒心目中的麦加。 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伊斯兰信徒心中的穆罕默德、基督教信徒所崇奉的耶稣。他已经根植于每一个蒙古族人的内心深处，成为蒙古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首先，成吉思汗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奋发而起，以惊人的胆略、恢弘的气度、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奋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同时，也为蒙古族人民树立了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成吉思汗备受后人尊崇的主要原因。其次，他还极大地提高了蒙古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使得蒙古人民很快改变了贫困落后的生活现状，脱离了文化蒙昧的落后态势。第三，他和他的子孙领导的西征使得蒙古民族第一次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国际舞台，使得蒙古民族蜚声四海、震惊全球。这些，都让所有的蒙古族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叹为观止、敬仰尊崇。第四，成吉思汗身上所体现出的淳朴诚恳、忠诚信义、胸怀大度、勇敢团结、百折不挠、九死不屈等优秀品质，也对蒙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使得成吉思汗陵的地位变得极为神圣和尊贵，成为蒙古人民心中的圣地。
　　2. 从成吉思汗陵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特别是祭祀文化来说， 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保存蒙元文化时间最长，达七百年之久。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迄今已满800年，在此之前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金、党项等民族几乎一脉相承地继承和完善了北方游牧文化，虽然各具特色和时代烙印，但其主流文化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蒙古民族则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自成吉思汗逝世以后，鄂尔多斯部的形成、发展都与成吉思汗本人及“黄金家族”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蒙元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进入河套地区以后，也把十三世纪蒙古族最本色的传统文化和元朝贵族宫廷文化带了进来。而且由于他们所担负使命的圣洁性、特殊性、重要性，即使在受到周边其他文化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保持了忽必烈以来所钦定的许多规范制度而不加以任何的改变。他们严格地按照祖先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日复一日地生活着，恪守着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和义务。即使岁月的车轮飞驰到今天，“到鄂尔多斯去，你会发现，关于蒙古族的语言、民间文学、服饰、饮食、歌舞及宗教信仰等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在鄂而多斯都得到了较完整地保留”，这是“其他蒙古族聚居的地区难以比拟的”⑺。
　　在鄂尔多斯所保留的众多文化现象中，最原始、最本色、最完整、最丰富的当属成吉思汗陵祭祀文化。因为早期受萨满教的影响，蒙古族一直崇尚祭祀，其中包括对自然的祭祀、对祖先的祭祀、对英雄的祭祀等。通过这些祭祀活动我们能看到数百年前蒙古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缩影，而成吉思汗陵祭祀文化就是展现缩影的现存的唯一的一面镜子。同时“通过祭祀活动，表达了蒙古族一种寄托、希望和祈求的心理，最具民族个性”⑺（P21）。
　　第二，传承的载体最独特，即达尔扈特人。他们七百年来世代专职守灵，为世界仅见。“达尔扈特”有“担负神圣使命者”的意思。他们是鄂尔多斯部的组成部分，是专职的世代因袭的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的人们。“达尔扈特人从成吉思汗八白宫建立以来，世世代代守护、祭祀和管理八白宫等奉祀之神。在过去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展转南北，保护了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完整地保留了十三世纪古老的祭祀文化”⑸（P220）。他们的祖先都是深受成吉思汗信任和赏识的名将，自大汗归天后，他们从各家各户被选择、抽调出来，组成专门部队守护、祭祀成吉思汗白室。他们的后代也世袭罔替，忠心耿耿地执行这一使命，从而形成了“达尔扈特人”。“达尔扈特”的称呼源于忽必烈时期， “约在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朝忽必烈时期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产生规范的祭文、祭词，守护、祭祀人有了详细的分工。这部分专职祭祀者，那时开始称之为达尔扈特。并在朝廷中，为了规范成吉思汗等太庙的祭祀，委任了具体管理、主持祭祀的太师、宰相、洪晋、查尔彼为首的‘八大亚门特’，并封了博斡儿出之子为‘太师’，孙子为‘丞相’称号，使他们世代为成吉思汗祭祀服务”    ⑸（P222）。这就在制度上规定了达尔扈特人的职责、法律上保证了他们的地位。蒙古汗国和元朝还对达尔扈特人授予不服兵役、不纳税赋之特权。在清朝时这种特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保障，清政府理蕃院对此有明文规定。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授予一些新的权利，如达尔扈特人可以到蒙古地方征收祭祀所用的财物，驿站为他们免费提供乘骑等。这些特权也保证了他们作为祭祀文化载体的可能性、唯一性、职业性。这在世界文化传承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第三，传承蒙元文化的内容最纯粹、最丰富。自从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地区以后，蒙古族传统文化也在这里扎下根来。而鄂尔多斯的地理位置又为保护和传承蒙古族古老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天然屏障：九曲蜿蜒的黄河，从三面环绕着它，明长城扼守着它的另一面。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鄂尔多斯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这虽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相对闭塞，却恰好是保存民族文化遗存所需的“围城”，使得鄂尔多斯所传承的蒙元文化从内容上看是最纯粹、最丰富的。
　　尽管在清朝中后期，鄂尔多斯陆续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入，也受到藏传佛教和汉族儒家等文化的影响，但鄂尔多斯仍然基本保持了蒙古文化的面貌。“这些零星进来的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汉族是带有谋生和移民性质的，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鄂尔多斯。而清代实行的盟旗制，又从行政上强化了原来鄂尔多斯的部族组织形式，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能够继续保留自己传统文化的得天独厚的条件”(7)（P20）。正由于此，几部非常著名的蒙古史学典籍也出自鄂尔多斯，如明清之际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黄金史纲》等，这都说明鄂尔多斯有着深入研究和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
　　第四， 传承蒙元文化的规格最高—是元朝皇帝钦定的宫廷文化。鄂尔多斯蒙古部由于身上肩负使命的神圣，她的构成也是以当年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各部落精英后代为主，“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有蒙古族宫廷文化、帝王文化，同时也有古代蒙古文化精典和秘籍的传承。不仅是现代，就是古代也是通常百姓无法了解和知晓的诸多文化细节及内涵，都在这一群体中按惯例常年延续着，直至今日仍浓重地存在并表现出来，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瑰宝”(6)（P48）。因而，鄂尔多斯文化是我们今天传承、研究蒙元文化的活化石，其价值不可估量、无可替代。
　　3. 从中国历史看， 成吉思汗不但是蒙古民族的伟大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前仆后继，统一蒙古高原，进而统一全中国，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四百多年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元朝，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的版图。元朝注意发展生产，重视商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和创新，很多制度被后代继承模仿，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它以空前开放的态势，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视野。经过元朝百年的统治，此后六百多年，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大规模的分裂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蒙元时期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民族大家庭进一步巩固，国家统一之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而造成的。
　　4. 从世界历史看，成吉思汗是两千年来影响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 在千年更替之际，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对本千年十个影响最大的人物”，成吉思汗荣膺榜首。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彼得大帝、恺撒大帝、拿破仑等人。他和他的子孙所建立的大帝国，改写了世界版图，深刻影响了欧洲历史的进程。他使得人类之间实现了“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所以，至今世界各国的人民对成吉思汗和蒙古文化仍然充满了兴趣，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理所当然地具有世界文化价值。

注释：  

⑴ 马冀.《细说成吉思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⑵ 马冀.《成吉思汗评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206-208页.
⑶ 据新华网2004年11月2日《末代蒙古王爷揭秘成吉思汗陵往事》.
⑷ 转引自《天津日报》2004年10月25日王晓欣《成吉思汗墓何在？》.
⑸ 旺楚格.《成吉思汗陵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⑹ 杨  勇.《鄂尔多斯蒙古族及其文化特征》.鄂尔多斯  
   学研究 2004年3期.
⑺ 陈育宁.《再说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研究200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