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1923年，在现今鄂尔多斯市南部明代长城脚下，鄂托克前旗与宁夏接壤处，有一处与驰名中外的萨拉乌苏遗址几乎同时面世、同样由法国科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发现的著名旧石器时代遗存，那就是水洞沟遗址。这里，虽然现在的行政区划隶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但从地质结构上讲，远古时期同属于鄂尔多斯盆地，后来同属于鄂尔多斯台地，从历史渊源、文化血脉上讲，也属于同一传统，因此，该遗址反映的无疑是鲜为人知的鄂尔多斯远古人类历史的重要篇章。
揭秘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历史的经典遗址
现代科学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大约距今七万年前，鄂尔多斯地区进入了地球历史上的末次冰期。科学家们通过对属于这一时期的地层土样包含物的检测结果可知，在这套整体由风成沙构成的地层堆积中，所包含的动物骨骼以生活于干旱草原环境下的啮齿类、有蹄类以及近水域荒漠环境的各种鸟类为主，与“鄂尔多斯(河套)人”生活的萨拉乌苏组中以栖息于暖湿森林或森林草原环境下的虎、马鹿、肿骨鹿、诺氏象等动物群差异明显。表明此时的鄂尔多斯地区整体处于一种干旱、寒冷的自然条件下，但其中也间杂有暖湿或温凉且降水丰富的暖期。科学家们通过地质勘查、环境检测分析以及考古发现等综合分析后告诉我们，在距今七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来临之后，伴随全球性气候的不断寒冷，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古人类“鄂尔多斯(河套)人”、“乌兰木伦人”，都曾一度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这块生活了数万年的土地，追逐着适宜于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顽强地辗转在欧亚草原上。数万年之后，一些古人类踏着回升的气流，又再次踏上了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地，继续谱写着鄂尔多斯大地远古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水洞沟遗址便为我们记录了鄂尔多斯高原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黄土专家刘东升先生曾这样描述：“2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漠漠的旷野之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猎人的专用工具、武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上一道连绵起伏的山梁，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了行装，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
通过对水洞沟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以及地层中包含的植物孢粉检测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水洞沟文化时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自然气候虽然属于冰期里的暖期，但较萨拉乌苏文化、乌兰木伦遗址时期寒冷、干燥了许多，披毛犀、野马、野驴、羚羊等食草动物虽然还奔跑在范围日渐缩小的草原上，骆驼、鸵鸟等还依然在沙漠中漫步，但数量都明显较少，湖泊中，偶尔还可以见到水牛的身影，但昔日草原上、森林中河套大角鹿、老虎、大象等已不见踪影。当时的人们，和“鄂尔多斯(河套)人”、“乌兰木伦人”一样，仍从事着以狩猎为主的社会经济，虽然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人们掌握了更加娴熟的狩猎技巧，除了采取在湖边沼泽地带围堵、在动物经常出没的地带挖置陷阱等方法捕获猎物外，随着弓箭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的狩猎成功率大大提高，但由于气候干旱、寒冷，动物数量少，因此捕获的猎物数量仍然是越来越少，以至科学家们今天发掘时，在人们生活的营地内很难发现较大的动物骨骼，和萨拉乌苏文化时期、乌兰木伦遗址内动物骨骼到处都是的情景形成明显的反差。人们打制石器的技能较以前又有了较大的提高，可以根据用途的不同，将工具打制成具有一定的固定形状。人们用一端圆滑便于持握，一端有利刃的大型尖状器砍剁、修整树干，用来制作搭建便于搬迁的帐篷的骨干，也用它来砸开动物的骨骼，敲骨吸髓。为了剔除动物皮革上附着油脂的便利，人们把刮削器的刃部打制成像月牙似的圆弧形，为了加快刮制圆柱状工具的速度，人们把过去利用的直刃刮削器，改制为凹刃刮削器，而那些锋利、扁平像柳叶般的小石叶的娴熟制作，不仅在切割兽皮等方面较以前更加便利，而且预示着复合工具的出现。从遗址中发现的带有一个细长的锐尖的钻孔器、雕刻器来看，水洞沟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审美观念，开始制作、佩带各种石、骨质地的装饰品了。
大约一万五千年之前，又冷又干的西伯利亚寒风愈吹愈烈，曾经养育了中国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培育了中国早期猎人的鄂尔多斯大地，进入了末次冰期中最寒冷的阶段。它不再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类生物那么友好了，绿洲消失了，湖泊干枯了，绝大多数的动物们都迁徙了，大地白雪皑皑终年封冻起来。水洞沟人不得不收拾行装，再次踏上了漫漫求生之路，他们的生活印记不久便被黄土掩埋，茫茫原野陷入了冰冷的沉寂中。直到冰期结束了很久，至大约距今7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鄂尔多斯大地才再次被人类的喧嚣所惊醒。
最早开启草原文化滥觞的北方先民
由于水洞沟人生存的时代处于地球历史上的末次冰期内，因此，尽管他们仰仗弓箭技术等的娴熟应用使狩猎技术得以提高，可以捕获到更多的猎物，人们动物脂肪的摄入量加大，加之以兽皮裹身，居住用兽皮搭建的帐篷等等，都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御寒能力。但在整体寒冷、干旱的恶劣气候面前，他们仍必须频繁地长途迁徙，去追逐尽可能适宜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去追随自己赖以生存的各类动物，游荡在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组成这个草原猎人群体的，就应该包括有“鄂尔多斯(河套)人”、“乌兰木伦人”的后裔。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形态，造就了他们的草原生态习性，大范围的迁徙，使他们和欧亚草原地带的广大先民们产生了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因此，水洞沟人继承了“鄂尔多斯(河套)人”、“乌兰木伦人”包括小石器在内的许多文化特性，并进一步发展，虽然距离典型的草原文化的标识物——细石器文化，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它所包含的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细石器，不仅数量上较萨拉乌苏文化、乌兰木伦遗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打制工艺、器物形制上也都产生了质的飞跃。如此，他因拥有大量成熟的欧亚草原地区特有的石叶形石片，而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即将开启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北方草原地带细石器文化(早期典型草原文化)的滥觞。水洞沟文化的这些特有属性，不仅对我国华北地区同时期的远古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国著名考古学家波德曾指出：水洞沟文化“很可能是西伯利亚类型的旧石器文化的先驱”。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唯一自身文化一脉传承、且多民族汇聚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其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底蕴之敦厚为世界稀有。长久以来，人们固有的观念总是认为中原方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地，长江和黄河才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源流。近些年大量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地处北疆的内蒙古大草原，昭示着茫茫草原深处，同样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脉的三大主源之一。草原文化的确立，赋予了草原地区人民新的历史使命，也成为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首要工程之一。目前，社会对于草原文化的核心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从广义的角度，把草原文化定义为延续发展在茫茫大草原上的人类文化，这样的“草原文化”，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代名词。另一种是从狭义的角度，把草原文化定义为以畜牧、游牧业为社会主导经济、以及拥有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文明和思维、意识等精神文明的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这样的“草原文化”，更多的是从文化内涵属性的实质予以界定，也应该是典型意义上的草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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