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北方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发生的影响比较大的事件是“五胡内迁”和北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以来，多数历史学家将西晋末年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胡人大部落入侵中原地区这一事件称之为“五胡乱华”，认为这是汉民族的一次灾难，它摧毁了中原政权和农业发展，给中原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五胡内迁”使得中原地区的人口分布和结构出现了新的格局，改变了以往中原地区单一汉族人群的民族体系，促进了民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统一的进程。“五胡”与“古老汉族”的融合，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交汇到一起，奠定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基，改变了人们传统而单调的生活方式，汉族农业文化中被注入了一种豪侠健爽的强心剂，游牧文化中也逐渐被加入了一种文质彬彬的精神内涵，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种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的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从而造就了隋唐帝国面向世界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

特别是鲜卑民族的崛起、发展和北魏王朝的建立，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敕勒川地区发现的一些典型的器物、遗址以及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很好的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马头鹿角金步摇

步摇出现在汉代，其名源于“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早期是贵族女性专享，也是皇后谒庙必戴之首饰，民间不得僭越。《后汉书舆服志》描述当时的步摇“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就是以黄金做底座，缠绕桂枝，串以珍珠，饰以花鸟，可见其精工奢华。汉朝时步摇插于发间，警示女子行动时保持端庄得体，“步摇”不摇，相当于“紧箍咒”，但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引得民间女子争相效仿，后来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首饰。达茂旗西河子地区发现的两件魏晋时期的金步摇，其外形均取材于草原上常见之动物——鹿。西晋以后，随着长城地带大量北方人口的内迁，民族交流日益频繁，步摇在慕容等东部鲜卑诸部中盛行，并一改当时中原较为流行的凤鸟、花枝等造型，而配以极具北方特色的鹿、马等动物形态。在长城地带，这种独特的装饰艺术，让不同的文明在遥远的时空产生了共鸣。伴随着东西方装饰美学交流发展，“步摇文化”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最终融入多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二、坝顶遗址

《魏书》记载，“行幸阴山，观云川”。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前，曾到阴山祭天。据考古学家考证，孝文帝的祭天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市北部大青山蜈蚣坝顶部，经过2019年至2021年共三年对坝顶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约1300平方米，确定了遗址的形制结构，自内而外由内室、内壕、内壝、外壝、外壕五部分组成，总体直径近100米，相当于北魏时期的三十六丈。出土遗迹可分为下层祭祀坑、中层北魏祭祀遗址和上层北齐遗存三个时期。遗址中部有一座皇帝祭天的圆形房屋遗址，称作内室。该遗址融合了汉魏以来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的特征，具有明显的祭祀功能。遗址综合了中原王朝祭祀建筑的形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祭祀传统，既采用了中原传统的礼制建筑形式，又具有北方游牧民族圣山祭祀的特征，是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实物见证。

三、太和改制

拓跋鲜卑贵族建立北魏王朝，实现了我国中原北部地区的统一，这是拓跋鲜卑贵族的胜利和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但是，他们从建立北魏王朝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陷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北魏王朝的统治民族是处于早期奴隶制阶段的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拓跋鲜卑，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是奴隶主贵族，而他们所统治的主要地区却是早已处于封建制高度发展阶段的农业地区。历史车轮总是不断前进的，业已高度发展的封建制绝不可能倒退、回复到落后的奴隶制。鲜卑统治者深知，如果不改变原先那套统治方式，他们的政权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进行的改革，推动了鲜卑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这是社会的进步。同时，客观上使北魏王朝的上层建筑与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孝文帝禁胡语、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全面推行汉制，在久经战乱荒废的洛阳建都，让洛阳也再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对团结各民族、传承华夏文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的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孝文帝的改革，建立起了完全汉化的国家机制，有效地缓解了民族隔阂，促进了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史称“太和改制”。

四、《敕勒歌》的诞生

公元546年，东魏权臣高欢率军攻打西魏玉璧时久攻不下，惨遭大败，军中士气低落，还有人谣传高欢中箭奄奄一息。为了鼓舞人心，振奋士气，高欢就邀请将士们来宴饮，并且命令敕勒名将斛律金唱《敕勒歌》，歌声响起，引发共鸣，包括高欢在内的全体将士群情激奋，泪如雨下。之后，《敕勒歌》传唱了1600多年。据专家考证，作为敕勒人的民歌，《敕勒歌》最早是用敕勒语演唱的，而斛律金在宴饮上演唱时用了鲜卑语。按理说，斛律金作为敕勒人，本该用敕勒语唱，为什么却用了鲜卑语？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东魏多用鲜卑语，这已成为整个社会之风气，以致“高祖（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另一方面，当时参加玉璧之战的东魏将士除了敕勒人外，还有鲜卑人、汉人等。

《敕勒歌》从用敕勒语演唱，到形成《敕勒歌》的“鲜卑语版”，这本身就经过了一个由敕勒语转译为鲜卑语的过程。之后，《敕勒歌》又被从鲜卑语译为汉语并进行了艺术再加工流入南朝，后来被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也就是说，《敕勒歌》是经过了两重翻译流传下来，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汉语版”。可见，《敕勒歌》不仅是民族融合之作，也是胡汉各族人民共同演绎的团结、统一、和谐、相融之歌，更是民族文化智慧交流的结晶。一首敕勒歌，敕勒人在唱,鲜卑人在唱,中原人在唱,最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久久传唱的“同一首歌”。

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和一面镜子。在敕勒川这块土地上，各民族间发生过矛盾和冲突，甚至上升为残酷的战争，但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往来始终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塞外的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王朝“战”与“和”的博弈中，一方面学到了汉族创造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把草原民族的阳刚之气融入到汉民族的个性之中。在这方水土上，曾经发生过“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胡汉融合”的故事,折射出如今的中华民族就是历史上各民族融合而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