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笔者前往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调研，有幸在将军尧镇麻花尧村发现“走西口”盐商高氏因河水泛滥率领当地蒙汉民众修建马尾河桥后所立之碑刻《马尾河桥碑记》。碑文详细记载了高氏率众修桥之缘由，以及当地蒙汉民族之居民、商号、蒙古王公、章京等所捐之银两、土地，以及修桥所花费的具体费用等内容。最初，《马尾河桥碑记》之碑刻立于栋素海驿黄土圪梁盐场高氏家庙，后坍塌埋于废墟中。2021年7月，高氏家族重修家谱，出土该碑刻。《马尾河桥碑记》是研究清代以来敕勒川地区民族团结、和谐共建的重要史实资料。

一、马尾河桥修建的背景

清代以来，无数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汉族移民“走西口”前往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垦荒、务工、经商、耍手艺。最初春出秋回，后逐渐定居下来。在此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其中，以务农经商为主的山西人是“走西口”移民的最重要一支。

道光初年，山西保德县大塔村高成昇携妻子及两个儿子高锦文、高锦章与高氏其他族人一道前往今土默特右旗双龙镇木头湖村，以租种当地蒙古族土地为生。当地居民日常以食用鄂尔多斯西部哈日莽乃盐湖之盐为主，而哈日莽乃湖盐商运路途遥远，沿途关卡管控严格，运力以骆驼、牛马驴驮运，常因供应不足而脱销。在食盐供应短缺时，木头湖村民众常以盐碱滩洼地雨水淤积而成的咸水代替食盐食用。高成昇一家受湖盐制作工序启发，在木头湖村开始尝试用日晒法制盐。他们将含盐量较高的土壤收集起来并用水和成泥浆，待泥沉淀后取出盐水经日光暴晒，待盐结晶沉淀后即可食用，这种制盐方法被称为“晒盐”。其后，高氏又将“晒盐”改为用铁锅熬盐，提高了食盐产量。他们将这一制盐技术在木头湖村周边广泛推广，当地居民的家庭用盐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1692年，在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境及栋素海驿站地内，黄河支流马尾河由西向东流去，在王三成一带与黄河交汇，每逢雨季河道周边便积满河水。长年累月的淹没，使得高出水面的土地被河水浸泡成盐碱滩。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居住在木头湖村的高氏以每年576块银圆的租金向栋素海驿站章京脑亥戈租下黄土圪梁950亩盐碱滩，兴建了“宝源号”盐场。随后，高氏从山西太谷县冶炼铸造局订购9口熬盐的大铁锅，每口直径2米，年产食盐200余万斤。为避免盐场受雨水浸泡，高氏族人同盐工们在制盐的同时进行围堰，他们用了数年的时间沿盐场周边筑起高2米、底宽6米的堤坝。高氏家族还向驿站章京申请了驿传道衙门的盐务生产销售许可证，并每年向驿站缴纳盐税。宝源号在拥有盐务生产销售许可证后，常将食盐贩运至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销售，逐渐积累起了大量财富。至咸丰四年（1854年），山西省河曲巡检司开关，允许宝源号入市贩盐。自此，高氏盐场所产食盐销售市场由鄂尔多斯东部和土默特地区拓展至晋陕沿边各县。随着商业发展和人口聚集，高家盐场成为黄土圪梁村。随后，高氏在盐场西北角修建起一座家庙，取名龙王庙。每逢五月十三，高氏均会请山西戏班唱晋戏以娱神，当地居民纷至于此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这是“因商成村”的典例。

咸丰初年，由于黄土圪梁盐场东部的马尾河水势较大，每至夏秋雨季河水暴涨洪水泛滥之际，马尾河东西两岸居民及远近盐商的贸易往来便会受阻。咸丰四年（1854年），栋素海驿站周边地区民众共同推举宝源号掌柜高锦文为会首，募资修建马尾河桥。高氏一族慷慨解囊捐白银数百两，发起建桥的公益之举，远近蒙汉居民闻之，“凡河东河西，喜幸乐甚，登簿人数六百有余”。

根据石碑记载：高成昇、四喇嘛、白凤春、高锦绣、刘起贵、韩天旺、高锦文、张恒章、张安、贺长祥、五圪兔那素、哈兔仕、武业等多人被当地居民共同推举为修桥经理，带动并组织栋素海驿站境内以及周边蒙旗、汉厅以及山西、陕西等地600余名蒙汉居民和30余家商号筹资兴建马尾河桥。

时至咸丰五年（1855年），马尾河桥竣工落成。此次建桥共集资白银600余两及土地和相关物资，是栋素海驿站自汉移民“走西口”以来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公益工程。在修桥过程中，高氏家族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氏除了慷慨解囊捐白银数百两外，在栋素海驿站官方的支持下，他们还利用黄土圪梁盐场和宝源商号的社会影响号召社会各界蒙汉民族群众捐资参与建桥。马尾河桥也因此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及民族团结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在此后的几十年间，高氏宝源号盐商声名远扬，其生意较之前更甚。

二、碑记反映了地区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实

其一，参与修桥公益事业之中的商号有30余家。包括宝源号、天益永、裕丰泰、东盛王、广泰德、三和公、世合成、义兴德、永旺公、复和泉、兴盛成、德盛號、德润堂、合义永、德和永、万顺永、增盛永、永盛西、增颐魁、永盛炉、万和泉、福顺兴、福盛扬、合成永、广恒杰、永源成、恒德永、大来成、恒盖公、四合成等。修桥工作得到如此重视，足见当时鄂尔多斯东部及土默特地区的盐业贸易已十分发达，多数与黄土圪梁盐场往来的商号均能通过贩盐获利。而栋素海驿站境内黄土圪梁盐场，作为鄂尔多斯东部以及土默特周边地区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之咸盐主产地，也成为往来盐商的重要聚集地。碑刻记载，邻近准格尔旗的萨拉齐厅毛岱村商号天益永捐银二百文。同时，距黄土圪梁约60公里的达拉特旗侯家营村盐商边守相亦有捐钱二百文。由此也可知，宝源号盐场的盐销售市场已拓展至萨拉齐厅与达拉特旗境内。市场的扩大也促进了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发展与交流。

其二，修桥串联起了当地各阶层、各民族的集体行动。

碑文中明确记载了高氏家族牵头发起修桥号召后，不仅有当地蒙古族驿站掌京（官员）脑亥弋、哈力、蒙古王公吾目尔台吉等人所捐银钱，以及蒙古牧场主甲银吾圪兔那素所捐的“长数租银贰两”，还有蒙古族召庙主持经伯大喇嘛义务诵经。可见，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的经济生活诉求决定了当地修桥这一公益事业的重要性。同时，修桥作为纽带也增强了当地各阶层、各民族的紧密团结。蒙古贵族、地方官员、乡绅、商号和蒙汉民众等在社会发展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修桥强化蒙地与内地的经济社会联系。

碑文明确记载此文为“府谷县窑村儒学实廪生张洁敬撰”“文童张建斗叩书”。黄土圪梁位于现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时属栋素海驿站马场管辖，但他们并没有在当地找到一名撰写碑记的儒生，而是邀请距黄土圪梁近220公里的陕西府谷县儒生来此撰记。这一方面表明此时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与教育水平相对于内地而言存在一定的滞后；另一方面，因为文化与教育发展的滞后，汉族移民群体的到来也拓展了当地教育资源、传播了中原文化，这是内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往来的又一例证。

由碑文知悉，此次修桥资金的施银者来自各地，其社会结构多元，不仅有来自邻近准格尔旗和萨拉齐厅的商号，还有距当地60公里达拉特旗商家。碑记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巡政厅捐银，此巡政厅指山西河曲巡政厅。由上文可知，咸丰四年（1854年）巡政厅捐银修桥，预示着巡政厅向高氏颁布所产咸盐开关入市许可证书，这表明山西河曲及周边各县亦对黄土圪梁之食盐的需求量较大，因而也对高氏贩盐及修桥提供了有力支持。可见，修建马尾河桥之经济社会影响已拓展至晋陕蒙沿边地区。土默川周边各地为修桥而捐资进一步凸显了蒙、晋、陕地区各族群众通过经济交往实现生产、生活用品互补的迫切性。

其四，修桥反映了蒙地多民族的信仰共生与文化交融。

当地修桥的同时，高氏族人在盐场西北角修建家庙一座。庙内供奉泥塑彩色水龙王神像一尊，取名龙王庙。每年五月十三都要聚众唱大戏（晋戏），周边各族百姓常蜂拥而至许愿请安，希望借助龙王制伏大水侵害，这种求神拜佛的习俗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碑记可知，“本站广聚寺召34正住持大喇嘛经伯住持戒纳僧成功”。这表明在马尾河桥竣工后，众人曾邀请本地广聚寺主持经伯大喇嘛于龙王庙附近为桥诵经“开光”。这表明当地藏传佛教信仰与“走西口”移民所带来的道教信仰是并行不悖的。而碑记中“一宗出唱戏净钱肆拾仟零伍佰文”“一宗出掌盖昆都赏戏钱叁仟文”则表明在藏传佛教喇嘛为马尾河桥诵经开光的同时，当地亦有请来内地戏班（晋戏）以示庆祝、娱神。当地蒙古贵族也喜爱晋戏甚至打赏三千文钱。可见，随着汉族移民群体的到来，他们在蒙地文化结构领域的影响也在持续增强。“走西口”移民带来的内地龙王庙信仰、晋戏与喇嘛教诵经能够和谐共生，凸显了蒙地社会的信仰多元化与文化包容性，正是在这种开放包容的空间之下多元信仰与文化的交融才得以产生。总之，马尾河桥碑记详细记载了蒙汉民族“三交”的史实。为增进公共利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之人群常常能够自发地结成利益同盟。可以说，马尾河桥的修建是蒙汉民族为谋取地方社会所共享的公共利益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推进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修桥不仅有经济上的交往，更有文化上的交融。而随着马尾桥的修建竣工，不仅加速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其作为物质实体所具有的民族团结的象征意义也得到进一步凸显，并成为推动当地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高氏盐业的发展加速了黄土圪梁盐场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与人口流动，这也是修建马尾河桥的重要意义：盐的流动促进了桥、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激活了不同群体之间物资的流动和互补，为地方性或区域性社会的整合打下坚实基础。马尾河桥的修建有效推动了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渐完善，是民间社会通过内部调节机制进行协调与联结的结果。另外，“乡土社会经济的进步，必然带动乡土人民理性开发”，“乡土人民理性的开发，同时唤起其对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秩序的渴望”。个体及群体为寻求更好生存与发展这一目标推动了地方性社会整合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可以说，社会的自发秩序就是人们美好愿景合力作用的结果，在黄土圪梁盐场，人们共同集资修建马尾河桥以畅通盐业贸易，这一行为不仅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更让当地居民实现了生存与发展的深切愿望。

古往今来，朝廷官方史书以国家精英的视角为主书写历史。民间碑刻的历史叙事则是古代底层民众社会生活记录的重要载体。民间碑刻往往涉及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反映了基层社会的集体行动、民俗信仰、公益活动、文化变迁等内容。人们正是通过“勒碑刻铭、以志后世”赋予了作为“物”的碑刻象征与文化意义。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