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土默特地区，主要是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偏西，大约东经109°50‵～ 120°10‵北纬39°45‵～41°31‵之间的地区，总面积约为21000平方公里。其东部为乌兰察布高原，西部和西南部与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相临。
　　“土默特”(Tümed)一名为蒙古语,是“万”或“万户”的复数形式。作为专有名称，它出现于北元时期（明代），用以指称土默特部落集团、万户；入清，用以指称归化城土默特旗及喜峰口外土默特旗。历史上的土默特，既是蒙古族的一个部族名称，又是一个地区名称。

一

　　土默特地区及其周围一带与中原紧相毗邻，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宜牧宜耕。早在远古时期，土默特地区就有人类活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保合少乡的大窑村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 大窑文化的发现、发掘，把土默特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距今大约50万年以前。在土默特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甚多，其中，阿善文化遗存和白泥窑文化遗存、海生不浪遗址等具有代表性。
　　进入历史时期后，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你进我退，此消彼长，形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民族居住，或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犬牙交错居住的复杂局面。

　　最早出现在这里的是土方、鬼方、猃狁、荤粥、山戎、鲜虞、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此后，有林胡、楼烦等活动于此。秦汉时期，匈奴人成为活动在今天土默特地区的一个强大的民族，河套、阴山一带是其发祥地。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建立了统一北方、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游牧民族政权。

　　匈奴之后，乌桓、鲜卑先后进入今土默特地区。公元386年，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珪称“代王”，建年号“登国”，后“改称魏王”，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迁都平城后，这里又出现了柔然人、敕勒人。在柔然与北魏的交往中，有许多事件发生在土默特地区。敕勒人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这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敕勒人的驻牧，今天的土默川在当时被称作“敕勒川”，并且留下了被人们千古传唱的民歌“敕勒歌”。

　　隋唐时期，突厥称雄于大漠南北，土默特地区也成为突厥人的驻牧地。隋朝时期，沙钵略可汗向隋朝提出“寄居白道川内”的要求（白道川即今土默川），得到允许后，大批突厥人进驻了这一地区。唐初，突厥势力强盛。唐太宗时期，唐军在连年与突厥作战后，与东突厥颉利可汗在“白道川”一带展开决战。其后，颉利可汗被擒，东突厥汗国亡。唐太宗将归降的突厥人安置在丰、胜、灵、夏、朔、代等州。7世纪70年代末，东突厥开始掀起反抗唐朝统治的浪潮。682年，突厥首领阿史那骨咄禄起兵7百人反唐，进入总材山，占领黑沙城(今呼和浩特市北)，招集亡散，聚众至5千余人，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建立后突厥政权。8世纪中，白眉可汗率领的突厥受到回纥人攻击，一部分突厥人降唐，其余突厥部众则被回纥收服。其后，回纥人在今内蒙古中西部以及河北、山西以北部分地区活动较多。

　　907年，契丹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建元“神册”，国号“大契丹”。 “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将今天土默特地区的绝大部分纳入其势力范围。辽太宗时期，向燕云地区（今河北省、山西省北部）及其以东、以西扩大统治区域，实现了北方地区的统一。1115年，女真首领阿骨打称帝，建国号“金”。1122年四月，金朝派兵“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把今土默特地区大部分纳入其辖制范围。

    金代，为防御北方部族侵扰，金朝让白达达担任守卫阴山一带城墙的任务，他们又被成为“阴山汪古”，或称“汪古”。蒙古汗国时期，汪古部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保持着与成吉思汗家族的婚姻关系。元朝建立后，汪古部依然主要活动在阴山南北，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得到了较高程度发展。

　　中原王朝发展强大时，也往往将势力扩展到今土默特地区，并设立军政设置，实行统治。

　　公元前300年，赵国将势力伸入今土默川一带，并且沿着大青山南麓修筑了赵长城。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等行政区。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就是云中故城。秦汉时期，这里先后设置了云中、九原、定襄、五原、朔方等郡，下辖县不等。隋唐时期，又先后设置了榆林郡、定襄郡、胜州榆林郡、丰州九原郡等。辽金时期，丰州、云内州、东胜州等均设置于今土默特地区。元代，大同路辖有8个州级行政区，其中，丰州、云内州、东胜州就设在今天的土默特地区。

　　此外，各个时期的北方民族王朝、中原王朝还在土默特地区设立了为数众多的军事设置或机构。

二

    1368年，元廷北迁，蒙古族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北元；在中原，则建立了新的王朝——明。北元与明朝隔长城对峙二百余年，几乎相始相终。明初，明朝政府曾经在今土默特地区设置东胜、云川、镇虏、宣德等军事卫所，后不久即废，边外逐渐成为蒙古部落的游牧地。

　　元惠宗妥欢帖木耳是在明军北伐、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大都，北迁草原的。元廷播迁上都后，还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元惠宗不甘心失败，仍试图恢复旧疆，重返中原。但是，经过1368年至1370年之间蒙明之间的战役和战斗，元廷损失军队数十万，妥欢帖木耳的“恢复”之计彻底失败。元惠宗本人也于1370年四月病逝。

　　元惠宗死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是为昭宗。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朝政，“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 1372年（宣光二年，洪武五年），明朝发兵十五万，分三路北伐。元军诱敌深入，重创明军主力，取得了“宣光二年保卫战”的胜利，挫败了明朝军队自北伐以来几乎每战必胜，所向披靡的兵锋，歼灭了明军的有生力量，保卫了首都，并且大大增强了自信心。北元政权只是在这一战役获胜后，才初步稳定下来。此后，北元军队屡屡进扰明边，但对于元廷实现“恢复之计”却未发生多大作用。

　　大约从弘治年间（15世纪末）蒙古勒津-土默特部落集团已经驻牧于以丰州滩为中心的明朝宣大、宁夏边外的广阔草原上，其中包括丰州滩—土默川。1510年（正德五年），达延汗平定右翼的叛乱后，重新确立万户制度后，自己统领察哈尔万户，坐镇左翼三万户，分封自己的儿子到除兀良哈之外的其他五个万户作首领，其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任济农，统领右翼三万户，四子阿尔苏博罗特成为多伦土默特部领主。16世纪中期，蒙古各部出现了“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 的情况。此时土默特等万户的驻牧地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1519年，巴尔斯博罗特去世。在其去世前后，依照蒙古草原上古老的传统，蒙古右翼进行了分割部众和牧地的析产分封，巴尔斯博罗特的长子继承了鄂尔多斯万户，次子阿勒坦汗成为土默特万户的最高首领。

　　阿勒坦汗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佛教弘扬者。在他的统领、治理下，土默特万户进入了辉煌的发展时期。

　　达延汗分封自己子孙到各万户及万户之下的各部担任领主时，唯独没有向兀良哈万户派遣子孙，兀良哈万户与东蒙古各万户的统治者之间既无血缘关系，也缺乏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关系。达延汗及其继任者与明朝经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在沿边地带不断与明朝作战。兀良哈人则趁蒙古骑兵南下之机，偷袭他们的后方老营，在蒙文史书《蒙古源流》中则写作“乌梁海万人谋叛”。东蒙古各万户为了解除兀良哈这个后顾之忧，于是联合起来加以征讨。

　　征兀良哈的军事行动先后费时20年，最初是阿勒坦汗配合小王子博迪汗以及阿勒坦汗之兄、鄂尔多斯万户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进行的，后来由阿勒坦汗独立完成彻底降服兀良哈的任务。对兀良哈的征讨共进行了六次。其中，1538年由博迪汗、默尔根济农、阿勒坦汗共同组织的第四次征兀良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兀良哈万户被瓜分而成为其他万户的属民。从此，兀良哈万户不复存在，东蒙古六万户只剩下了五万户，但蒙古人仍然习惯地将整个东蒙古称为六万户。最后两次征兀良哈都是阿勒坦汗独立进行的。1542年，墨尔根济农病逝。在他去世前后，阿勒坦汗单独挑起了最后征服并安置残余兀良哈的重任。阿勒坦汗命令兀良哈人守护额真的白室，即充当成吉思汗斡耳朵的守护者。至此，东蒙古对兀良哈的征服完全结束，阿勒坦汗统领的土默特万户也因此在军事上呈现日益强盛的态势。

　　阿勒坦汗曾两度征讨西北地区的卫拉特，同时在他控制之下的鄂尔多斯部也曾两度远征卫拉特。先后四次用兵西北的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它与喀尔喀蒙古进入漠北确立统治地位、卫拉特人向中亚的迁移，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当元帝国崩溃之后，卫拉特乘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衰弱之机崛起于西北。为了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经过百余年的激烈争战，卫拉特统一了东西两部蒙古，但在1454年（景泰五年）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的也先死后，蒙古的暂时统一即告结束，黄金家族所在的东蒙古势力复起，屡次兴兵向卫拉特洗雪前仇。1455年，蒙古大汗马可古儿吉思进攻居于西北地区的卫拉特，

大有俘获而还。1480年，达延汗在妻子满都海彻辰夫人的辅佐下，大胜卫拉特，并向卫拉特颁布种种禁令。从此卫拉特人退向更遥远的西北方。但是在达延汗之后，卫拉特人仍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威胁着东蒙古，所以到16世纪中叶，阿勒坦汗继续向卫拉特用兵。1557年，阿勒坦汗第一次进兵卫拉特，大获全胜，吉格肯阿噶向阿勒坦汗汗献上自己的女儿乌讷楚即著名的阿勒坦汗第三夫人三娘子。经过此次征讨，阿勒坦汗甚至收回了被卫拉特占据的蒙古故都哈喇和林，迫使卫拉特人再次退往西方。1568年，阿勒坦汗第二次征卫拉特。这次征战兵锋直抵阿尔泰山，但又可谓兵不血刃，首先是阿勒坦汗再次降服了以吉格肯阿噶为首的卫拉特部众，接着是三娘子为阿勒坦汗生子，最后是封授吉格肯阿噶之子名号并下嫁女儿。从此一部分卫拉特人成为阿勒坦汗的属民，向阿勒坦汗交纳贡赋。当然，从日后的情况看，此时卫拉特人的降服只是临时性的。

　　配合阿勒坦汗的征讨，鄂尔多斯万户也曾于1562年、1574年两次发动对卫拉特人的远征。此后阿勒坦汗及鄂尔多斯虽然又曾数度对卫拉特用兵，但再也没有取得象样的胜利，而卫拉特则不断地崛起于西北。

　　阿勒坦汗的军事行动对后世有更大影响的是进兵青海。据《阿勒坦汗传》记载，他曾先后四次赴青海、甘肃地区征讨畏兀特和撒里畏兀儿，而兴兵的直接原因是那里有东蒙古的夙敌亦卜剌和卜儿孩。

　　16世纪初，达延汗将亦卜剌和卜儿孩驱逐出北方。到阿勒坦汗时期，阿勒坦汗兄弟又担负起彻底剿灭他们的任务，这就是阿勒坦汗四次进兵青海，征讨畏兀特和撒里畏兀儿的由来。

　　1532年、1534年，阿勒坦汗与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两度远征青海，这两次出征的主帅是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征讨的对象畏兀特的卜儿孩（即博喇海）、亦卜剌。墨尔根济农死于1542年，在1543年到1544年间，阿勒坦汗第三次远征青海，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夙敌卜儿孩终于被降服。

　　阿勒坦汗凯旋归来后，大家聚集在鄂尔多斯万户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前庆祝胜利。因为阿勒坦汗平息了叛乱已久的卜儿孩，所以得到全体六万户的赞誉，全蒙古的大汗博迪特地授予他“土谢图彻辰汗”（意为“可依靠的聪睿之汗”）的称号。

　　征服亦卜剌和卜儿孩，并不是阿勒坦汗的全部目的，他还要借此强势进一步占领青海地区的广阔牧场。为此，在十五年后的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至1560年间再次进军青海。

　　阿勒坦汗第四次进军青海，最重要的收获是占据了青海的广阔牧场。虽然阿勒坦汗西行之后回到土默特，但他的儿子丙兔台吉率众留在了青海，他的侄孙、鄂尔多斯的宾兔台吉则占据了松山（在今甘肃北部）。从此，与蒙古右翼相隔明朝甘肃镇的青海地区，成了阿勒坦汗的驻牧地。右翼蒙古人长期留居青海，活跃了70余年，后来逐渐与当地各民族融为一体。阿勒坦汗在青海的活动，另一个重要的后果是沟通了蒙古与西藏中断了200余年的直接关系，不久西藏佛教就通过这一关系，象潮水一般涌入蒙古地区，同时也就揭开了蒙古介入西藏各派政教势力纷争的序幕。

三

    1534年，阿勒坦汗时年27岁，第一次向明朝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从此开始了近40年的漫长努力。由于明朝执行了错误的对蒙政策，这期间他曾遭到许多挫折，有时迫使他不得不以武力去敲开通商贸易的大门。他花费了极大精力和持久的时间致力于此，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从1541年到1549年，阿勒坦汗先后数十次遣使入塞，向明朝提出互市要求，明嘉靖皇帝对此要求横加拒绝。屡次遇挫，阿勒坦汗十分愤怒。1549年，他命军士把书信束在箭端，射入明军营。信上一方面说明近年入边抢掠，是由于求贡不得，如果许贡，立即停止战争；另一方面警告明朝，如果再不答应通贡互市要求，就要兴兵到明朝的都城北京去抢掠。明朝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第二年（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阿勒坦汗果然挥师杀向明朝京师。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阿勒坦汗先攻大同，随后率军东向，拆毁长城，大掠怀柔，围顺义，直抵通州（均在今北京市境内）。明军在蒙古铁骑面前溃逃躲避，堂堂首都几乎沦于阿勒坦汗之手。然而阿勒坦汗的目的是“以战求和”，因此在北京城下没有继续组织力量攻坚，而是将俘虏的明朝宦官杨增等8人放还，让他们带着书信去见皇帝，再次提出通贡的要求。阿勒坦汗围困北京3天，在得到明廷通过边臣答应通贡互市的允诺后，开始从容撤军，满载掠获的财物从古北口退回草原。
　　1551年（嘉靖三十年），明朝怵于阿勒坦汗的威势，在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堡以及延绥宁夏开设马市。阿勒坦汗亲赴马市“约束部落，终始无敢有一人喧哗者”。 事后嘉靖帝耻于城下之盟，决定“虏变诈，要求不可准”，严令罢各边马市，“复言开马市者斩”。 蒙明战争复开，又持续了20年。在这20年间，明朝为抵御蒙古骑士的侵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军费年年增加，无数士兵死于战场，嘉靖皇帝苦于边患日甚，无策应对，常常彻夜不能安寝。
　　隆庆年间（1567～1572年）形势发生了转折。新入内阁的辅臣高拱、张居正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清除积弊，朝廷空气为之一新。对于拒绝阿勒坦汗要求通贡互市的作法，也做了反省。他们认为，拒绝阿勒坦汗而导致蒙古连年入犯，边境之民肝脑涂地，国库空虚，上下窘迫，完全是失策，应当满足阿勒坦汗的要求。偶然发生的“把汉那吉降明”事件，便成了由战争走向和平这一必然结果的契机。
　　1570年九月，阿勒坦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纠纷，率管家等十余人出逃，进入山西边境投降了明朝。这件事震动了蒙明双方，围绕这一事件，蒙古和明朝展开了一场智慧和实力的较量。结果明朝决定按照阿勒坦汗的要求，封阿勒坦汗为王，并允许通贡互市。1571年（隆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阿勒坦汗在边镇得胜堡（约在今内蒙古丰镇市南境）接受了明帝所封“顺义王”的称号，另外还有65人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明朝答应在宣府、大同直到甘肃一线沿边定期对蒙古开市贸易。
　　“隆庆和议”、“俺答封贡”的实现，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古右翼地区与明朝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蒙明边境上很快就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

 四

　　阿勒坦汗时期，土默特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畜牧业是当时蒙古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阿勒坦汗作为一位杰出的首领和政治家，对畜牧业的发展赋予了高度重视，促进了土默特万户畜牧业的发展。

　　直到蒙明和平贡市实现之前，明朝政府经常乘蒙古部落因游牧、征战移动空虚之机，派兵出边进行“烧荒”、“捣巢”、“赶马”，特别是在宣大、山西、陕西、宁夏一线，这种破坏行为给沿边蒙古各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畜牧业生产造成巨大威胁。对此，阿勒坦汗深有体验。为了缓解明军“烧荒”、“捣巢”、“赶马”威胁，阿勒坦汗经常遣兵对明边进行骚扰和报复，并且在与明朝建立通贡市关系时，提出了让明朝明令禁止“烧荒”、“捣巢”、“赶马”的要求。“烧荒”、“捣巢”、“赶马”的停止，使土默特万户获得了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安定条件。

　　1524年，阿勒坦汗刚满18岁，这年他与蒙古大汗博迪共同远征漠北兀良哈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直到1577年（万历五年）50余年的时间里，阿勒坦汗或是与察哈尔、鄂尔多斯等万户联合，或是单独率领土默特万户的军队，对兀良哈、畏兀特、瓦剌等部落进行战争。他的势力达到甘肃、青海，使土默特万户的牧场也随之扩展至东到今河北丰宁县，西至青海一带的广大地域。

　　在畜牧业生产管理方面，阿勒坦汗时期土默特万户也有了新发展。首先是出现了“‘放苏鲁克’制度，无畜或少畜的属民从中得到一些利益，因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与此相应的是生产技能的进步。据记载，当时，蒙古人畜养的牲畜主要有牛、羊、马、骆驼以及犬等等。蒙古人爱惜牲畜甚至超过汉人对庄稼的爱惜，尤其爱马。到了秋季马肥后，要使用“控马”的方法使自己的坐骑膘肥而又结实。此外，牧人们还掌握了既能够取到牛、羊、马等牲畜的乳汁，又不至使幼畜缺奶而受到伤害的技能。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生产发展，阿勒坦汗制定了法典即《阿勒坦汗法典》。其中许多条文是有关畜牧业生产的。如果对其进行分类，主要有管理畜牧业生产、救助牲畜和保护牲畜三大类。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促进下，土默特万户的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这可以从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中看出大概。隆庆五年，在得胜堡、新平堡、水泉营和张家口4处市场，阿勒坦汗部众用以与明朝交换的马匹就达二万八千余匹。以后的贸易量渐有增加，到万历六年（1578年）之后，仅在张家口市场每年马匹的交易量就达到三万六千余匹。在隆庆议和前后的数十年内，土默特万户的畜牧业确实有了较大发展。

　　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为了尽量摆脱游牧经济给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制约，阿勒坦汗决定在适合开发农业的蒙古地方兴办农业。1546年四月，“俺答阿不孩及兀慎娘子见砖塔城，用牛二犋，耕城约五六顷，所种皆谷、黍、薥、秫、糜子……” “砖塔”即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白塔），砖塔城就应该是古丰州城。 阿勒坦汗在这里耕种是一次象征性活动，说明他已经决定在土默川开发和发展农业生产，希望通过此举表明他开发农业的决心，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发展农业，首先要有足够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口。阿勒坦汗决定在土默川发展农业之际，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个条件。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朝大同镇先后发生两次兵变。“初，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俺答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怀智等皆署为长。” 阿勒坦汗对于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加以妥善安置。
　　大同边卒等汉人的到来，虽然不可能为阿勒坦汗开发农业提供很多劳动力，但是，却可以使阿勒坦汗对发展农业和集聚农业生产劳动力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阿勒坦汗开始执行善待、招徕汉族人口的政策，吸引了更多农业劳动人口的到来。
　　经过阿勒坦汗的不断经营，土默川地区聚集了数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这里的农业也相应地得到较迅速发展。截至隆庆五年“封贡”前后，出现了“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 的局面。这时，土默特万户数万人“仰食板升收获”。 可见，板升地区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的粮食了。万历年间，板升地区的农业进一步发展。
　　阿勒坦汗在推动发展畜牧业、农业的同时，采取措施，推动手工业发展。为了解决从事手工业生产工匠少和生产原料不足的问题，阿勒坦汗采取通过战争掠夺工匠、招徕和招募汉族工匠、培养本民族工匠等措施，集聚了一批各色工匠，又通过战争掠夺、公私交易以及向明朝要求等形式，不断获得部分手工业生产原料。此外，还通过重奖刺激手工业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默特万户的人口也呈现出发展态势。到阿勒坦汗后期，土默特万户大约有5至6万“控弦之士”，每位士兵一般可代表有4～5人家属，则当时土默特万户总人数当在少则20万上下，多则在30万左右。此外，还有“板升之民”5万人。

 五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城镇的建设。“俺答封贡”为蒙古的城镇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条件。1572年（隆庆六年），阿勒坦汗开始大规模建城。
　　名圣阿勒坦汗于公水猴年（1572年），又倡导依照失陷之大都修建呼和浩特（Kuke qota），商定统领十二土默特大众，以无比精工修筑（此城）。于哈鲁兀纳山阳（今呼和浩特市北面大青山之南）哈敦木伦河（黄河）边，地瑞全备的吉祥之地，巧建拥有八座奇美楼阁的城市及玉宇宫殿之情如此这般。
　　经过4年的营造，1575年（万历三年）城市基本建成，阿勒坦汗请明朝皇帝为这座新城命名，被赐名“归化”，但蒙古人仍按照自己的习惯称之为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市”。1581年 （万历九年），阿勒坦汗又修建了周长20里的呼和浩特外城，使这座城市具备了更大的规模。从此，呼和浩特象一颗璀灿的明珠，嵌镶在农耕放牧相结合的土默特草原上，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这一地位历经清、民国直至今天，始终保持不变。

　　在呼和浩特之外，阿勒坦汗于1580年（万历八年）还另建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城市。该城1577年（万历五年）开始兴建，当时阿勒坦汗正准备赴青海同西藏三世达赖喇嘛会谈，临行前向明朝请求支援颜料等，以便“修城盖寺”。1580年，阿勒坦汗从青海归来，这座城已经完工。为此，他请明朝派一名阴阳先生来选择吉日，以便进城居住。据研究，这座亦城亦寺、颇类一位王者的离宫别馆的建筑，就是今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境内的美岱召，它以其秀美而独特的形式遗留至今。

　　1582年1月13日（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阿勒坦汗病逝。土默特万户为阿勒坦汗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型丧事。蒙古各部“汗、诺延等黄金家族”听此噩耗后，也都纷纷为阿勒坦汗举行仪式或进行布施，表示哀悼。与此同时，明朝也派出使者，前往阿勒坦汗驻地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