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3月10日，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统治就此开始。4月，北京政府改归化城厅等为县，各县知事由山西省任用，同时土默特两翼旗亦合称为土默特旗。
　　1913年元月中旬，绥远政界人士成立了归绥乌伊联合会，开展要求晋绥分治活动。当年夏秋之间，北京政府批准设绥远特别行政区，晋绥正式分治，归绥乌伊联合会亦停止了活动。晋绥分治后，土默特旗由将军署直接管辖，但这并未给土默特旗带来福祉。北京政府在设绥远区的政令中，命裁撤归化城副都统，土默特旗当即以“蒙情惶惑，碍难裁撤”为由，电请予以保留，旋经国务院会议议决，副都统一职予以保留，令由绥远将军兼任。当年11月，绥远将军张绍曾兼任归化城副都统后，即将土默特旗财政划归绥远民政厅（1914年8月改为绥远道）管理。当时，土默特旗财政收入以煤炭租税为大宗，维持旗政、兴办教育等均赖此项收入。财政归民政厅以后，煤炭租税局局长由将军署派委，所收税款以12月为始，逐月解交民政厅，该厅仅咨知土默特旗旗署而已。土默特旗办公等费的开支不论多寡，均需备文向将军署请领，批准后方可领出，开支后还得赴厅核销。至于旗务、旗署的一切举措均须得到将军的认可。而将军既不了解旗情，对旗务民生更是漠不关心，故对旗署的请示或不批复或耽延时日，于旗政的实施窒碍实多。
　　土默特旗体制的变化，从民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1912年10月，北京政府任命的归化城副都统贾宾卿到任伊始，便提倡“政治改良”，“将本署各司办公人员重加编派，划清权限，酌定薪公名称”，分科办事。 1913年10月，更“将从前名目一律废除”，“添置副官、秘书以资佐理；前锋营改巡捕厅”，“兵司改分司法、教育两科，户司改分总务、财政两科，印房改为收发科”。“各科科长、科员即于全旗员弁之中改选贤能，量材委任”，以期“各专责任，名实相符”。 这些改革虽然取消了兵户二司翼长及十二参领议事之权，却把权力完全集中到了副都统及其副官、秘书手中，但各科科长仍由参领们担任，对旗务的推行并无大的影响。
　　将军兼任副都统、剥夺全旗财政则完全不同。土默特镇国公、各参领曾致电北京政府：本旗一切山租煤税暨地租、生息银各款均载在《则例》，现民政厅将本旗固有各项入款一律归该厅应用，实为虐待。这种情况在潘矩楹继任绥远将军以后变得更加严重，提用土默特旗存款，犹如探囊取物一般随便。鉴于这种情况，旗署公推交际能力最强的佐领武尔功赴京，并聘请著名文士郭象伋随行，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专设副都统并归还全旗财政。武尔功到京后，奔波于蒙藏院和财政部之间，向蒙藏院总裁喀喇沁旗王贡桑诺尔布陈情，得到贡王的同情。贡王遂于12月上旬同财政部总长联衔呈文袁世凯，缕陈可以赐准土默特旗代表所请“规复旗职、清还旗产”之三条理由。但是，贡桑诺尔布却担心“副都统对于都统职位相齐，有类于督抚之同城办事，时虞掣肘”，因而建议“仿照察哈尔各总管之例，特设土默特总管一员，加给副都统衔，永由中央简放熟悉蒙旗人员，专管土默特旗务”。袁世凯批复同意贡桑诺尔布等的呈文。1915年元月，首任土默特总管履任，从此土默特旗主官由副都统降格为总管，而且由简任变为荐任，虽予简任待遇，实际上地位只与各县等同。
　　民国初年以来，军阀混战，直系、宁海军、国民军、奉系、晋系军阀轮番在绥远坐庄，哪系军阀占据绥远，即由该系将领出任绥远都统。新都统到任之日，也就是总管更换之时，而都统“遴选”的土默特总管，无一不是其下属或幕宾，所谓“呈请任命”不过是在北京政府备案，徒具形式而已。新任总管无所谓“熟悉蒙情”，只要忠实于都统即可。从1915年到1927年7月的十任总管均系客籍，他们除了执行都统的指令，对旗务民生多是漠不关心，甚至公文也由秘书代为签发。
1928年春，晋军取代奉军，再度统治绥远。曾任第三十军军长、绥西镇守使并一度护理绥远都统印的满泰，被迫离开军界，于7月初回旗担任了土默特总管。这是自1755年（乾隆二十年）以来，土默特人首次出任本旗最高长官。
　　土默特旗自1915年元月改设总管，至1928年6月，先后替换十任客籍总管，无一不是替绥远都统统治土默特旗、盘剥土默特旗的。他们对旗务的推行漠不关心，对全旗蒙民的疾苦更是漠然视之。满泰及其继任者荣祥，作为土默特人，他们不能不为改变本旗艰难的处境竭力营谋，并为保存旗制，维护旗权旗产而与各方面周旋。
　　首先是改革吏制。1928年8月，福克津、贺耆寿等5人呈文满泰，要求选举参领。满泰部分地接受其意见，召集全体职员，选举对全旗财政具有重要作用的财政科长和煤炭租税局局长。结果殷德贺、克寿卿当选，分别予以任命。满泰为发挥参领们的作用，在旗署设置了顾问、参议、谘议等职，聘请未在各科、股、处、局任职的参领分别担任，参与旗务工作。满泰还重新任命了各科股处的科长、股长和主任，并在旗内聘用一、二、三等科员、调查员、办事员、见习科员40余人，完善了旗署有关机构的人员配置，彻底改变了旗务主持无人的状况，提高了旗署的办事效率。
　　其次是整理户政。满泰任内，为了对付归绥等县强制蒙古族户籍纳入县管的企图，对全旗户政予以整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户口调查。这次户政整理在广大蒙古族中引起很大反响，以为旗署仍然记着他们，旗务有主，投告亦有门了，因而增强了全旗的凝聚力。
　　第三是任命官缺。土默特旗一向把参领、佐领、骁骑校、前锋校等官视为旗制的重要标志。但是，民国以来历任客籍总管并不重视这些官缺，特别是对佐骁等官多采取任其缺失而不补的态度，故而除参领外缺职甚多。1933年7月，满泰患病，由参领、秘书长荣祥为代总管。次年7月满泰病故后，10月下旬，荣祥被荐派为土默特总管。1935年初，省府批准荣祥的请示，委任世管佐领13人，公中佐领8人以及其他各级官员。
1934年4月，荣祥遵照3月14日行政院训令，又根据本旗不属盟而直辖于省政府的情况，遂将旗名称之为土默特特别旗，改旗公署为旗政府。接着将顾问、参议、咨议各职取销，另设参领办公处，供参领办公，参与旗府有关事务。

 十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奉阎锡山之命，率第七集团军弃绥保晋，接着绥远国民兵之大部也被其司令袁庆曾撤往山西，绥远省几乎成了不设防地带。10月，日寇长驱直入，于14日、18日分别占领了归绥、包头二市。此前，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率部分旗员西撤，留旗的参佐领成立了一个旗务委员会主持旗务。归绥沦陷后，这个委员会竟成了侵略者在土默特旗的维持会。1938年2月，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下令解散旗务委员会，改土默特旗政府为旗公署，任命默尔根巴图尔(亢仁)为土默特总管，并派驻了日本顾问，日寇由此强化了对土默特旗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占领者以“复兴蒙古”为口号，对各蒙旗实行严密的殖民统治。对土默特旗虽名义上保留了原有的旗制，总管、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的名号也都悉仍其旧，但实际统治者却是占领者派驻的顾问或指导官、参事官，重要科室还派有辅佐官。
　　日寇对土默特旗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山后召河地区割裂出去，设置了伪席勒图旗，隶于乌兰察布盟。同时采取以蒙治蒙的策略，通过其任命的蒙古族官员及警务人员对全旗蒙古族群众进行统治。为便于控制，对全旗甲佐重新编制，以相邻村庄划设属目（苏木），同时设置了左翼首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右翼首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共6个联合办事处，任命主任等统辖之，直隶于伪旗公署，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系统。
　　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土默特旗人民并没有被侵略者“复兴蒙古”、“共存共荣”的宣传所蒙骗，也没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面前屈服，敌人的暴行反而更激起了他们的抗日斗志，纷纷参军参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汉族群众并肩斗争，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荣祥及其随员撤退到榆林之后，仍一直保留着土默特特别旗政府的名号。1941年初，复正式组建办公机构。因缺少经费，人员减少，包括卫队在内只由19人组成。总管之下，设第一科掌管总务、督察和交际；第二科掌管收容、赈济、教育。这一机构、编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1938年9月初，八路军120师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在土默特蒙古人中的工作，中共绥远省委于1939年9月成立了由贾力更任书记的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为了动员和组织蒙古民族的武装抗日斗争，树立起蒙古人武装抗日的旗帜，成立了由土默特人组成的蒙古抗日游击队。
　　1945年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长期龟缩在后套地区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倾巢而东，于是月13日、18日先后抢占包头、归绥。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于1945年9月返旗后，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指令，重新组建了土默特旗政府，恢复了旗府原设的总务、财政、教育三科及煤炭租税总局、司法股、生计处，增设了建设委员会及左右翼首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共6个自治督导处，收回召河地区后，增设了山后自治督导处，还将归绥城内的蒙古族划分为城镇10个区加以管理。1946年上半年，旗府对全旗户口进行了调查，并登记造册，向所属蒙古族发放了国民身份证，恢复了土默特中学、土默特小学及毕克齐等地小学10所，完成了全旗的“复员”工作。
　　国民党在绥远重建其统治的过程中，有关市县对土默特旗的歧视较抗战前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侵削旗权，霸夺旗产，竭力阻挠土默特旗行使旗权。主要有：1.强令蒙古族户籍由县管理；2.限制征收煤炭租税；3.霸夺渡口。荣祥等土默特旗官员与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1948年8月，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晋绥及晋察冀地区的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9月21日，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晋绥第八纵队及随军工作团分别从晋北出发进军绥远。至27日，解放军接连解放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卓资山等城镇，后又攻克集宁，夺取察素齐、毕克齐等地，完成了对归绥城的包围。10月23日，包头解放。11月中旬，正当解放军部署总攻归绥城时，三兵团奉命撤围归绥，东进参加平津战略决战。至11月底，晋绥八纵队及地方部队也先后撤出包头、萨拉齐等地。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军政官员和各族各界代表在董其武率领下宣布和平起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土默特蒙古上层人士有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任秉钧。在国统区任职的土默特籍军政人员随同起义，土默特地区各族人民获得解放。
                      （本文作者晓克系内蒙古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永发系土默特左旗旗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