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昭君的故里和家事

　　王昭君，这位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她的史料却出人意料的少。不但她的生卒年月无法知道，就连她的故里、家事、名字、族属等基本问题，史书也多语焉不详或多所抵牾，乃至成为史学界一桩“疑案”，长期争论不休。

　　王昭君是今湖北省兴山县城关宝坪村人。有西汉时还没有兴山县，这一带属秭归县所辖，而秭归又隶属南郡，所以班固《汉书·元帝纪》文颖注中说昭君“本南郡秭归人”，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昭君是“南郡人也”。秭归是古代夔国所在地，《史记·五帝本纪》说：尧崩后，天下归于舜，舜对尧的旧臣实分封，封夔为典乐官。南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服虔曰：“夔在巫山之阳，秭归乡是也。”另外，传说古蜀王望帝杜宇原居于夔，后迁蜀，日夜思念故乡，死后化为杜鹃鸟，其鸣曰“不如归去！”故又名子归（一写作规）。且夔州与归州、子归与秭归均为同音通假，所以秭归又称归州。秭归扼荆州西边之门户，附近有荆门山，东汉末年名义上为曹操所得，实际上为刘备占有，且秭归在历史上多次隶属四川巴东郡或建平郡，所以有的史书也把昭君称为蜀郡人、四川人。

　　西汉前的秭归县境内，曾经出现过两位千古流芳的人物，一位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位是民族友好的使者王昭君，至今秭归县城还并排矗立着两通石碑，一通为“楚大夫屈原故里”，另一通为“汉昭君女王嫱故里”。历代文人词客对这里的地灵人杰极表艳羡，宋人范成大赞为：“绝代昭君村，擎世屈原宅。”⁽¹⁾他们都把昭君与屈原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同乡的原因，更包含着对昭君高度评价和赞美。的确，秭归一县出了中国第一流的爱国诗人和第一流的杰出女性，当然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宋《太平寰宇记》载：“兴山县，本汉秭归县地，三国时其地属吴。至景帝（孙休）三年（公元260年），分秭归县之北界立为兴山县，属建平郡。”此后隋、唐、宋、元、明、清，秭归、兴山、巴东等县时分时并，故宋以后的《太平寰宇记》、《舆地广志》、《宋史·地理志》、《兴山县志》等，才记昭君是兴山人。总之，昭君的故里有兴山、秭归、归州、荆门、南郡、蜀郡等许多说法，大多是历代地理沿革变化造成的。至于唐朝诗人杜甫诗《负薪行》说：“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有此昭君村。”东汉蔡邕的《琴操》又说：“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而“庙在巫山县”，则隐指昭君为巫山人。巫山在兴山西南，距兴山三百里左右，自晋至隋，两地同属建平郡管辖，而其郡治在巫县，（今湖北巫山县），故大而言之，巫山人也算是昭君的同郡，在郡治巫县为昭君立庙，自然很有可能。至于《琴操》说昭君为齐国人，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

　　史料对照昭君故里的说法虽然很多，但昭君村的位置却没有多大分歧。宋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兴山县条说：“昭君村在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汉王嫱即此邑人，故曰昭君之县。”元代编的《宋史地理志》兴山条也记载：“开宝元年（公元968）移治昭君院，端拱二年（989年）又徙香溪北。”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到兴山浏览，他的《入蜀记》于干道五年（1169年10月15日写道：“泊舟兴山口，肩舆游玉虚洞⁽²⁾去江五里许，隔一溪，所谓香溪也，源出昭君村”。可见昭君村位于兴山县南部、香溪上游。

　　《兴山县志》所记有关昭君村的资料更为丰富。《县志》说，在兴山县城南香溪岸一里左右有一座妃台山，“其下为昭君村，昭君生长处也。”至今“妃台晓日”还是“兴山八景”之一。其实妃台山的得名也源于昭君。山旁有一高如叫昭君台，《宜昌府志??疆域》载：“昭君台在兴山界中，乡人怜昭君，筑台望之。”据史料记载，在昭君台一带，汉代建有昭君祠，唐代建有昭君院，宋代立有“昭君故里”碑，明代曾重修昭君院，清光绪十年（1884年）又重立昭君故里碑，经当地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确实在昭君台遗址发现了六朝以来的许多断瓦残砖。尽管这些古迹屡建屡毁，但却始终绵延不绝，不但雄辩地说明了昭君生长的地方确实在这里，而且充分说明昭君在故乡人民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所谓昭君村，就是昭君台下的宝坪村。民国前称为明妃村、昭君村，后改称妃台乡。而宝坪村的得名，也是一个与昭君有关的优美故事⁽³⁾。村内尚存相传为昭君宅地的“望月楼”；昭君梳头的“梳妆台”；昭君汲水的“楠木井”等遗迹。这些古迹，一直得到当地人民的精心保护，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拨出巨款修茸重建，1992年5月，举行了隆重的“昭君村一期工程竣工典礼”，昭君村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旅游胜地。宋人《妆楼记》还说：“王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尽香，今名香溪。”这里几乎每一处山水景物都有一个与昭君有关的神话传说。这个村的居民至今仍以王姓为多，他们都以昭君的故乡人而自豪，正如一位来访的诗人所写的，“说到昭君是远祖，骄颜喜色上眉尖。”

　　关于王昭君的名字，《汉书·匈奴传》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所以人们都认为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古代嫱、墙、樯可通假，所以有时写作墙、樯。但《后汉书·南匈奴传》却说：“昭君字嫱。”不知有何根据。查《汉书》中共九次提到昭君，其中两处称“王嫱”，都是在汉宫时，七处称“昭君”，都是在出塞以后。古代男子二十岁以后才“冠而加字”，称字不称名是表示对人的尊敬。昭君虽是女子，《汉书》的作者班固这样呼她，一方面可以看出班固对昭君出塞行动的尊敬；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昭君出塞时可能恰好二十岁（时在公元前33年），据此推测，昭君约生于公元前53年。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曾对昭君名嫱提出不同的看法：“盖昭君不名嫱，嫱乃禁中妇官耳。”他认为“嫱”不是昭君之名，是宫中女官的称谓。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汉元帝时宫中女官分为十四等，但其中并无‘嫱’这一名称，因此“嫱”不是女官而是宫女的泛称，而且地位较低⁽⁴⁾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未免过于穿凿。其实，《汉书》是有关昭君最早信史，对昭君的名与字说得很清楚，并无难解之处。而“某人，字某某”也是古代通用句式。更何况“嫱”字在古代固然有宫中女官的含义，但用得更多的仍然是作为美女的名字，古代有位著名的美女就叫毛嫱。《庄子·齐物论》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既然如此，昭君名嫱就不奇怪了。

　　王昭君还被称为王明君、王明妃，这是由于晋朝以后人们为避司马昭的讳而改称的。晋人石崇《王明君辞序》说得很清楚：“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司马昭）讳，改焉。”

　　至于王昭君的族属，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她是汉族。

　　但近年来有人提出新说，认为王昭君是“土家族姑娘”⁽⁵⁾或“蛮夷”女子⁽⁶⁾其论据主要是说鄂西是古代巴人的活动地区，而巴人是土家族的先人，此外没有提出更直接的证据。我们认为，古代巴人早在昭君出世约三百多年前就离开鄂西了，而且当时楚、秦等国还不断与巴人进行战争。直到昭君出生时，鄂西一带即使还有巴族人遗存，也未必会比楚人、秦人更多。因此不能轻易说昭君是巴人后裔，更不能轻易说昭君是土家族姑娘，因为二千年前的巴人与现代土家人，其间又不知经历多少变化。当然，如果说王昭君生长在鄂西一带，当地的民风民气对她产生了一定影响，这还是可能的，例如受封建礼教束缚比中原较少，受刚勇倔强的民风习染较多等等。但其中更主要的应该是受屈原遗风的影响，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抗斗争的勇气、高尚峻洁的人格等等，都与昭君的思想和行动有很大相同之处。

　　最后要说说王昭君的家世。《汉书》、《后汉书》都说王昭君是“良家子”。“良家子”指清白人家的子女。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史记·李将军列传》“索引”引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可见昭君之家可能是农民或其它平民家庭。东汉蔡邕著的《琴操》还记她的父亲名叫王襄（一写作穰），字忠。家道殷实，生有一子一女。相传王昭君入宫后，王襄被封为越州太尉（明人《和戎记》中称昭君为越州人，可能由此而来）。《琴操》所记未见于正史，颇难置信。《和戎记》是文学作品，更不能与史书等同。王昭君还有兄长，但名字、事迹均不详，也不见于史书。王昭君有两个侄儿，一名王歙（音吸），一名王飒（音萨），都曾被封为侯，多次出使匈奴，这在《汉书·?匈奴传》中有明确记载，是真人真事。

二、昭君出塞前的汉匈形势

　　匈奴族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游牧部族。它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初）。自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族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在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二百年，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曾发生过较大的影响。

　　当匈奴族于公元前三世纪在我国大漠南北兴起的时候，它的物质文化已经开始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的生产力迈进到一崭新的历史阶段，不仅畜牧业大为繁盛，而且还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地位。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其次是铸铜业。此外还有陶器制造业等。匈奴族十分重视与汉族互通关市。除汉族外，匈奴还于羌族、乌桓族和西域各族进行过交换。匈奴社会的性质是奴隶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战俘中，有汉人，也有其它族人。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的氏族贵族及其世袭权力逐渐抬头，至公元前209年冒顿（音墨毒）杀其父头曼（音瞒）自立为单于（音蝉余）时，便最终地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了。在冒顿单于时期（公元前209---174年）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财源、镇压奴隶和被征服的部族或部落，在我国北部，先以漠南，后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隶制政权。政权的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直辖匈奴中部）；二是左贤王庭（管辖东部）；三是右贤王庭（管辖西部）。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是政府的首脑。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

　　早在战国时期，匈奴贵族操纵下的骑射部队不时侵入中原地区，以致边郡不得耕田畜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众北击匈奴。冒顿单于即位的公元前209年，正是秦二世元年，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控弦之士”⁽⁷⁾三十余万众。在冒顿单于统领下，先后攻并周围大小数十个部族或部落。到了西汉初年，匈奴铁骑更深入侵掠到今冀北、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贵族操纵的骑兵，所到之处，践踏庄稼，劫夺财产，杀掠吏民，强虏人口作奴隶，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动乱和痛苦。这不仅威胁着初建的西汉政权的封建统治，同时也破坏生产、文化，阻碍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因此西汉王朝采取积极的防御手段以抗击匈奴的侵扰，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及汉朝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然而，初建的西汉王朝，国力还很微弱，没有能力抗击匈奴。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大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向南越过名注山（在今山西原平县北，名音勾），攻太原，至晋阳（今太原市西南）下。七年（前200年）冬⁽⁸⁾高帝刘邦亲自领兵前往抵御，冒顿发精兵四十万骑围之于平城（今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汉兵内外接应被切断。后用陈平之计，使人厚赠和疏通冒顿的阏氏⁽⁹⁾，乃得脱围。于是乃使大臣娄敬⁽¹⁰⁾前往匈奴结和亲之约。此后终高帝之世，中经孝惠、吕后以至文帝、景帝、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汉朝对待匈奴的一项对策，其目的是以忍让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时的汉朝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盛，财库充实。因此武帝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政策，以代替消极的和亲政策，这种方式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汉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其主观动机虽然是为了维护刘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维护了民族的利益，符合人民的愿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经过元狩二年及四年（前121年及119年）两次决定性的出击，匈奴俱大败，匈奴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吴王庭”。汉朝在夺得匈奴左地之后，扶植原来役属于匈奴奴隶主的乌桓族从今辽河上游南下，命令他们侦察匈奴动静，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官，以监领他们，这样便切断了匈奴的左臂；同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并以公主嫁给吴孙王，拆散了匈奴在西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此外，汉朝又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不断加强边防设施，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敦煌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政治、边防和经济上的措施，匈奴奴隶主的威胁基本解决了。

　　公元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先有五单于争立，继有郅支单于（郅音至）与呼韩邪单于（邪音耶）的对抗。呼韩邪在和郅至的战争中失败，被迫投归汉朝，并于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三年）亲自入汉都长安见汉帝，这便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约150年（公元前209至51年）汉匈两族之间的敌对局面，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这是匈奴关系的根本转变，时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

　　回顾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汉初的六七十年，匈奴强而汉朝弱，不得不忍让和亲；汉武帝以后汉朝强而匈奴弱，逐采取武力抗击；宣帝、元帝时匈奴势力日益衰落，逐反过来主动对汉要求和亲。这一变化过程，是以匈奴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变化为依据的。西汉对匈奴的战争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奴隶制的进步战争；是一场反侵扰、保卫中原领土的正义战争；同时，通过这场战争，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对吴桓、丁零、西嗕、吴孙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奴役和剥削（虽然这并非汉朝用兵的目的），使他们脱离了匈奴落后的奴隶制的束缚，加强了与汉族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接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昭君自请出塞的动机

　　昭君出塞和亲是否自愿？这是史学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据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初，元帝时，（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¹¹⁾，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¹²⁾。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视之^（13）。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逐与匈奴。”这一段史料，言之凿凿，说明昭君的确是自愿向掖庭令求行的。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昭君作为封建时代的宫女，既知塞外生活艰苦，不可能有自愿请行的高度觉悟；并进而怀疑《后汉书》的可靠性，认为《后汉书》所载自愿请行的事，《汉书》却记得十分简略，只写作“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赐单于”^（14）。论者认为“赐”便是被迫的。

　　我们认为，《汉书》、《后汉书》均为世所公认的信史，不能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用“赐”字未必都是被迫，“赐”是元帝角度说的，“自请”是从昭君角度而言，二者并不矛盾。昭君请行，元帝赐行，正是顺理成章之事。况且，前史不详，后史补记，乃是史家常规。二书记此事大体轮廓相同,,《后汉书》只补充了细节，并非凭空杜撰，《汉书》虽没有直接记载昭君自愿请行的事，但多有汉匈双方利用昭君的关系发展友好联系的记载，其写作角度更着重于两族关系。《汉书》作者班固是比较正统的儒家，对一个出生贫民、待诏掖庭的宫女是否自愿和亲是不太重视的。另外，班固一向认为“和亲无益”，所以对昭君和亲事兴趣不大，故记载简略（但他并不认为昭君和亲有什么屈辱）。而《后汉书》成书虽晚于《汉书》，但据昭君出塞亦不过三百年，当时史料尚存较多，文中所记除自愿请行外，还有许多的细节为《汉书》所不载，未必皆不可信。《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公元398—445年，晔音叶），思想上也有不同于班固的一面，他曾喝得大醉去听挽歌，曾拒绝为皇帝弹琵琶。他的妇女观也颇值得注意，在他以前的史书中并没有单独的突出妇女的地位，而《后汉书》却首先开辟了《烈女传》的专传，记载历史上杰出女性的事迹。他对王昭君这样的杰出妇女给予更多的笔墨，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范晔处于南朝刘宋朝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南方汉族多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抑侵扰，社会风气使民族主义上升，反对和亲之论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范晔敢于详记昭君自请和亲，是有其依据与胆识的。唐人刘知几撰的《史通· 外篇·古今正史·后汉书》条说，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还有资料说在范晔之前，伏无忌、黄景等人曾作《南匈奴传》。可见范晔所写，必有所本。而这段昭君请行的记载又合情合理，其基本框架，特别是自愿求新、临辞大会、光耀汉宫等史实，是不会虚构的。因此，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宋人王懋《野客丛书》便认为：“此时前汉（书）既略，当以后汉（书）为正，其它纷纷，不足深据。”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

　　评价历史人物要根据史料，实事求是，既不能抬高古人，亦不能低估古人。以封建社会一位普通宫女不会有自请出塞和亲的觉悟，为论断自愿请行之不可能，只不过是推测之辞，其实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一些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勇于牺牲个人的杰出妇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德，例如《诗经·载驰》中的许穆夫人，战国时的西施，刘向《古烈女传》所记的漆室之女倚柱悲啸，曲沃之妇款门上书等。

　　从昭君个人独特遭遇来看，她自愿求行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其一，她出生于民间，具有劳动人民善良质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养成了坚定顽强、正直不阿的性格。

　　其二、范晔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这正是她自请出塞的思想基础之一。有人以为昭君美艳绝伦，入宫数岁而不得见御是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这是不了解封建帝王的生活的缘故。古代帝王挑选宫女动辄以千百计，通常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15）像秦始皇那样的皇帝，后宫佳丽更多，以致后人描写他的宫女竟有三十六年见不到君王一面的^（16）故在封建皇帝的后宫中，除了极少数争媚斗艳、侥幸得宠者外，绝大多数宫女都不免白白地葬送青春，老死深宫。即使四五十岁后被放出宫，也不可能再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上阳白发人》写到：“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入宫十六今六十”，正是他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因而，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把被选入宫看作是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故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是丝毫也不稀奇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宫女即使受到宠爱，被封为妃嫔，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甚至贵为皇后、宠妃，往往也并没有好下场。《汉书·外戚传》说：“外戚后庭，色宠著闻者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住全家者，唯文、景、武帝诸侯及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后汉书·皇后纪》还说：“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自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即在宫中成千的美女中，能够排上地位、有头衔的就有十四个等级。而昭君入宫数年，连这个长长的阶梯也没排上，还在掖庭待诏。以“待诏”地位希冀君王临幸，自然是渺茫无期的。而从昭君性格来看，她久居深宫，深悉其中黑暗，不以受君王宠爱为荣。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人格的尊严，希望脱出这禁锢人生的“黄金牢笼”，避免“上阳白发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悲怨”也是情理中的事。恰在这时，有了单于求情的机会，使她有了正当、堂皇的理由，她的奋起自请出塞，当然是意料之中的选择。

　　其三、昭君久住皇宫，对当时汉匈关系的重要性，对汉匈友好的政治意义，不能没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她自请出塞和亲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史载：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17）。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郅支图书”）示后宫贵人。”建昭五年，呼韩邪上书，“愿入朝见”。翌年，元帝为庆祝郅支伏诛和呼韩邪来朝，下诏改元“竟宁”^（18）以上这些，都是轰动朝廷、喧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道，特别是那些遍示后宫的“讨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看到。因此她对汉与匈奴关系之为有为的，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认识。所以，当呼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选宫女去和亲时，昭君自然会知道呼韩邪已不是汉朝的敌人了，而是第一个款塞入朝的匈奴单于，是一个致力于汉匈友好的匈奴领袖，嫁给他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时，她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其四，王昭君对匈奴生活的艰苦，亦当时有所闻。她以一个女子背乡离井，远嫁异域，其中所遇到的艰辛困阻，不能不有所考虑。况且她身担汉匈关系的重担，更需好好惦量。在这种情况下，她更多的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会觉得汉匈和平比战争好，以自己一身的远嫁为牺牲，来巩固两国的和平友好比幽闭长门、做白头宫女要有价值的多。她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的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统一起来，所以才毅然做出自请和亲的重大决定，并在临辞大会上“丰容靓饰”，精心打扮自己，以表示自己的决定和郑重的态度。这正好表现出昭君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自愿献身民族和平友好事业，有见识、有主意、有勇气、有理想的女子。她是远远超出一般因循苟安的平庸女子，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能超出一般见识短浅、胸无大志的男子的。清人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辩》就说：“明妃之请适单于，欲为汉帝纡北顾之忧也^（19）其意以为和亲之举，以一女子足以代数万甲兵，亦何惮而不往？与其老死于长门永巷之中，奚若建功异国之为得乎^（20）....自和亲之后，数十年无烽火之警者，谁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消鼙鼓也^（21）。逮其殁，黄茅白苇之中，一抔之土，长芳菲而不歇^（22），天地不能易其气，山川不能隐其意，寒暑不能移其情，霜露不能变其色。与文墓之蓍^（23），孔陵之桧^（24），徐君剑形之草^（25），仲卿连理之树^（26），武穆向南之枝^（27），同昭回于今古。“他对昭君出塞的评价，着眼于肯定高尚的爱国动机，甚至把她与周文王、孔子、岳飞等相提并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从汉朝君臣方面来看，对和亲女子的选择向来是极为慎重，特别是对待第一位前来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决不会轻率决定人选。过去的和亲多用宗室贵族女子，为什么这次单单选用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这一方面是因为呼韩邪为主动前来归附的藩臣，毋须选送宗室贵族宫女，另一方面则因昭君自愿请行，态度坚决。这说明她对汉匈和亲的政治意义有一定认识。假如昭君不自愿报名，或者毫无政治头脑，甚至自暴自弃，视和亲为绝路，汉朝可能不会选她出塞。这也是昭君自愿请行的一个反证。

　　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从昭君出塞后的表现和效果来看，也可以证明她是自愿请求出塞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汉代的另一位的亲公主细君来比较一下。

　　由于细君的出塞和亲是被迫的，所以和亲后的表现也与昭君不同。《汉书·西域传》记细君嫁给乌孙昆莫为夫人28，“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她还作了一首歌，希望化作黄鹄。飞回汉土。这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那种慷慨激烈、胸怀广阔的气度来，真是有天壤之别。这恐怕与她们一个出身贫民、一个出身贵族有关吧!

　　当然，王昭君出塞时的心情，以常理推之，不会是单纯的“笑盈盈”，更不会是单纯的“哭泣泣’.她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应该说是喜亦有之，悲亦有之，壮更有之。喜的是能以弱女子之身为祖国安宁、汉匈友好贡献力量，同时也脱离了终身处于禁宫的苦难；悲的是远离故国、远离父母，思乡念亲，难免感叹，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对不习惯塞外生活的担忧；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勇于牺牲、知难而进的壮烈豪情，是决心迎接艰难生活的考验，肩负起民族友好重任的雄心壮志。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来理解昭君，才会是历史的、辩证的、入情入理的。

　　　　　　　　　　　　　　四、昭君出塞的路线和情景

　　关于昭君出塞的细节，史书没有记载，但《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在汉朝为她和呼韩邪举行的欢送大会中，昭君容貌丰美，服饰漂亮，举止从容，态度大方，她顾影徘徊，一举一动，都使汉宫为之增光生色，使在座的人为之肃然起敬，连汉元帝也为她的美貌而吃惊，呼韩邪更是喜出望外。“丰富靓饰，顾影徘徊”八个字含义丰富，既是场面描写，又是心理刻画，既显示出她的惊人美貌，又显示出她郑重和兴奋的心情。她是把出塞当做自己一生的重大转折和喜庆时刻来对待的，所以才以精心打扮、刻意装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她的出现也确实在这次隆重的欢送大会上造成了轰动效应。

　　昭君是与呼韩邪单于一起出塞前往漠北单于庭的，她所走的路线，虽史无明文，但线索不难找出。史书记载了呼韩邪单于在第一次入朝（公元前51年）时，汉朝曾派兵沿途迎接和护卫，共历七郡。这七个郡，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胡三省注考订，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至长安。那么昭君在公元前33年随呼韩邪返回漠北，可能也是取道这条路线。即从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出发，先过左冯翊（在长安东北），然后经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市）、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而至五原（今包头市）。以上各地均以当时郡治为准（见《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一）。这条路线基本上是秦朝开筑的直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直道南起云阳宫（在今陕西淳化县梁武亭村），北达九原郡（今包头市境内），全长1 800里，筑成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从秦始皇至汉元帝约160年中，秦汉两朝军队经常沿着这条道路向北进军。可见，呼韩邪入汉及偕同昭君北归，无非就是沿着这条直道行走。

　　过了五原之后的行进路线，据我们初步探明，是出五原向西行，至朔方郡临河县（今内蒙古临河市东北，靠近乌加河南岸），渡北河（今乌加河），向西北方向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此时便离开汉地，进入了匈奴所管辖的地区。

　　进入匈奴草原之后，要到达漠北的单于庭（约在今乌兰巴托附近），其间还有很长的路程。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探索，目前大体上可以把昭君一行在匈奴地区所走的路线和长途跋涉的情景，作一初步设想（见《匈奴出塞路线示意图》二）。

　　呼韩邪与昭君一行，从高阙越过长城之后，即处于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即狼山、大青山等）之东麓。由于从阴山北进至单于庭的道路被瀚海（大戈壁）所阻，故不得不绕道西行至休屯井。沙漠行军（或旅行），不能无水，故休屯井是他们前进中必须停留的第一站。从休屯井北渡车田卢水之后，朝西北通过夫羊句山峡（句音勾）进入范夫人城。匈奴人迷信女巫，史书通常称为“胡巫”，这个范夫人城的城主便是一位女巫。这个城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城市。根据蒙古考古学者对匈奴城镇遗址的发掘证明，匈奴的城镇，通常都是在四面围墙埋好一两层石基之后，再垒土夯筑而成。这里可以说是昭君出塞之后的第二站。从范夫人城东北方向直奔单于庭，原是捷径，但同样是由于瀚海沙漠的阻隔，只得继续绕道而行，沿着浚稽山南一个小沙漠的南缘向西，至涿邪山东南麓，通过涿邪径（即涿邪山山口），东北转向西浚稽山，浚稽山有二：一是西浚稽山；一是东浚稽山，二山中有姑且<音沮>水注入的小泽相隔。然后或横跨西浚稽山，或沿西浚稽山南麓东行，至姑且水南的小泽。大约昭君一行在此小歇，饮马储水，这是出塞后的第三站。然后沿着姑且水东岸北上，接安侯河（今鄂尔浑河）河源，沿该河东岸继续北上，至中游而止。这是瀚海大沙漠西北部的边缘地带，由此可转向东行，在地形上再也没有什么险阻，可顺利地直达单于庭。昭君至此，便是到了夫家。

　　昭君出塞是否骑马前行，史无记载。但历代描绘昭君出塞的图画，大多是把昭君描绘成如下形象：头戴红暖兜（即后人所称“昭君套”），身穿红斗篷，骑着白马，怀抱琵琶。匈奴是“以马上战斗为国”的民族，马是匈奴人交通和战阵的主要工具，而且适应塞北草原的地理环境，昭君随同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北时，骑马的可能性是会有的。北周庾信《昭君辞应诏》说：“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唐朝李商隐《王昭君》诗说：“马上琵琶万里行。”可见很多人都推测昭君是骑马出塞的。

　　除了骑马，昭君是否也可能骑骆驼？匈奴地区不仅盛产马匹，同时也盛产骆驼，这在《史记?匈奴列传》及《盐铁论?力耕》篇中都有记载。因此骆驼也是匈奴人日常应用的交通工具。北宋司马光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说：“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即骆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清人吴伟业《戏题仕女图?出塞》一诗也说：“玉关秋尽雁连天，碛里明骆路几千。”这幅画的时代，吴伟业没有说明，但画面上昭君却是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清初，漠北的蒙古人前往北京，很多都是骑骆驼。朝鲜人写的《稼斋燕行日录》也记载，他们在塞北通往北京的道路上，经常遇到骑着骆驼的蒙古人。大约在明、清时代，骑骆驼在塞外行走的人愈来愈多，所以在诗歌、绘画中，骑骆驼的昭君便多起来了。

　　但是，我们认为昭君出塞坐车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匈奴人广泛运用车辆作为交通和军事运输的工具，在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说：“胡车相随鸣。”所谓“胡车”就是匈奴车。《汉书?扬雄传》载《长扬赋》也说：“砰 轒輼，破穹庐。”“轒輼 ”也就是匈奴车。匈奴还在汉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市一带）设有专门制造车辆的工场。匈奴人拥有的车辆很多，往往在作战中一次就损失千余辆以上^（1）。因此昭君出塞时，很有可能是坐车。北宋王安石《明妃曲》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秦观《调笑令?王昭君》也说：“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元代张翥《昭君怨》说：“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更是勾画出一幅昭君乘车出塞的优美图画。可见不少画家、诗人都设想昭君出塞坐的是马或骆驼拉的车。揆情度理，昭君出塞以坐车更为接近事实。因为昭君平素深居宫中，何能骤然懂得骑马或骑骆驼？且从长安到漠北单于庭，万里迢迢，长途跋涉，所经沙漠地区，更是“黄云紫塞”，“掠地惊飙”，她何能像习惯于马上生活的匈奴人那样长期“人不驰弓、马不解勒^（2）地奔驰？所以我们觉得昭君出塞，以坐马或骆驼拉的匈奴车较接近事实。昭君出塞，沿途晚间当然是住穹庐（一种随时可以搭卸的毡制帐幕），但北方游牧民的最高首领及其亲兵的宿营，不论平时或战时，也不论在常驻地区或途中临时歇夜，都有一定的形式和规定。通常都是单于（或可汗）的大帐幕居中，四周层层设防，一圈一圈地向外延伸，形成对单于帐幕的中心包围，戒备森严，任何人没有单于的命令和允许，不要说进这个大帐周围的禁区，就连禁区外围很远的地方，也都有巡逻的骑兵，一旦发现生人，立即逮捕，逃跑者被引弓发射，应弦而倒。所以想随便接近单于庭帐，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按圆圈设帐的形式，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仍旧如此。《蒙古秘史》称之为“圈子”，伊儿汗国的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史集》称之为“古列延”。其所以要这样宿营或居住，是因为它适应游牧生活的要求。游牧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随时准备袭击别人（异部族），同时也防备别人的突然袭击。而“古列延”就是适应这种战斗生活的必须形式。

　　昭君出塞的服饰，史书也没有记载，宋代以后所绘的昭君出塞图，都是画家们的主观构想，画中昭君的装束模样，更多地类似元代蒙古族或清代满族贵族妇女。明代民歌中还说：“王昭君出汉宫，乔装打扮，不梳妆，不搽粉，就去和番。”^（3）这当然是当时劳动人民本于自己的朴素生活而对王昭君的一种想象。

　　在众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王昭君总是和琵琶形影相随。中国古代记载琵琶起源的音乐史资料中，也多将琵琶的起源与王昭君挂上钩。有人认为西汉时已有琵琶。据说它源于弦，俗称“秦汉子”，形制是圆形直项。西晋后中原已出现琵琶，则是没有疑问的。西晋傅玄在《琵琶赋序》中作过详细描述。琵琶在唐代被称为“秦琵琶”，由于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弹得最好，并被人画入图中，故秦琵琶又被称为“阮咸”，即今天“阮”的前身，这是第一类琵琶。第二类是曲项琵琶，琴体呈梨形，颈项后弯近直角，四弦。大约在4世纪后半叶由西域传入，盛行于北朝。今天的琵琶是以它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第三类叫五弦琵琶，其流行情况与曲项琵琶大体相同，但琴体略小，直项。宋代已不用^（4）。

　　然而，西汉时中原即或有了琵琶，昭君出塞时是否怀抱琵琶，也还难以定论。其实，昭君怀抱琵琶之说，是晋朝石崇给她加上的。石崇在《王明君辞》叙文中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尔也。”可见琵琶与和亲公主发生关系是在乌孙公主出塞时的事，当时也未必是乌孙公主亲自弹琵琶，而只是令乐工们马上作乐。至于所谓昭君弹琵琶云云，不过是石崇的想当然。但是石崇这样想象也并非没有原因。晋朝琵琶广泛流行于歌妓之中，石崇府中的著名艺妓绿珠，便是以善弹琵琶歌舞而知名的。石崇宠爱绿珠，采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歌唱昭君的民歌写成乐府歌词，用琵琶伴奏，并给昭君加上弹琵琶的细节让绿珠表演，这并非偶然^（5）。此后，隋朝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又据石崇《明君辞》写了一篇《琵琶赋》。虞世南是著名的音乐史专家，他相信昭君抱琵琶出塞，当然具有权威性。甚至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咏琵琶》诗中说：“半月无双影，金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此后昭君便被人视为琵琶演奏家，竟至后代一些善弹琵琶的伶人和乐师也被誉为“王昭君”。

　　关于王昭君与琵琶的关系，还有一则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说。据说昭君出塞之后，所用的琵琶坏了，交给当地工匠修理，当地工匠按照匈奴乐器的形制把它改小了一些。昭君见了笑道：“浑不似”（意为不大像）。于是一种汉族琵琶与匈奴乐器相结合的新乐器便产生了。这种乐器的名称便由昭君为之一笑而来，人们把它称之为“浑不似”、“胡拔思”、“虎拍四”、“火不思”等等。近年来，蒙古族音乐工作者从传统资料中挖掘并制造出这种传统的民间乐器“火不思”，并曾到北京专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本来是乌孙公主的琵琶，后来竟被移植到了昭君身上，而少数民族的乐器“火不思”的来源，更被说成是起于昭君的一言一笑。这些于史无稽或张冠李戴的事，却流传千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昭君是一个受到人民欢迎、敬慕、钦佩的人物，人民愿意把美好的事物或动听的音乐都附会到她的身上。

　　　　　　　　　　　　　　　五、昭君出塞以后

　　由于匈奴没有文字，故昭君出塞以后的事迹，匈奴人没有留下记载，在汉朝的史书中亦少有提及。但从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来看，她在塞外和匈奴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也作出了不少贡献。首先是她对自己的政治使命履行得很认真，而且贯彻始终。她不仅安心在匈奴过着住穹庐、被毡裘，食畜肉、饮潘酪（牲畜乳汁）的游牧生活，而且于胡韩邪单与生了一个儿子。

　　呼韩邪死后，其大阏氏所生的长子雕陶莫皋继位，是为复株累单于。按照匈奴流行的收继婚（即“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昭君应该再嫁给复株累单于为妻。本来收继婚乃是原始群婚制的遗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一种落后的现象，不值得赞扬。特别是从汉族的伦理观念来看，更是违背纲常名教的行为。所以昭君曾上书汉成帝（时元帝已死），请求归汉。但是收继婚又是匈奴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如果昭君违反它，那就不仅会给一般匈奴人造成一种不良印象，而且将给汉匈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因为昭君与单于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就是汉匈两族政治关系的反映。正是由于从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所以汉成帝接到昭君求归的上书之后，便敕令她“从胡俗”^（6）可以想象，当昭君接到成帝的敕令时，思想上会掀起多么激烈的斗争。但是无论多么为难，无论多么委屈，昭君还是深深地理解到汉朝的这个旨意。为了汉匈友好的大局，她不惜打破汉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忍受“子蒸其母”的委屈，打消了归汉的念头，再一次作出牺牲，成全了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的大业。这对她个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从她这种行为的良好效果上，也可以看出她在初出塞时的纯正动机来。

　　从复株累单于方面来看，对待王昭君也是非常尊重和宠爱的。所以王昭君不但和他生了两个女儿，而且这两个女儿后来在匈奴也很有地位。复株累单于对于汉朝也一直是很友好的。他一继位，就派两个儿子入侍汉帝，后又多次遣使朝献。他本人也于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正月亲入长安，二月始归。复株累单于遵从呼韩邪单于的遗嘱，维护与汉朝的友好关系，自他以后的每一位单于继位，必遣名王奉献或遣侍子入朝，甚至亲自入朝，维持了汉匈友好的关系^（7）。这不能不说与王昭君“从胡俗”有关。

　　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死，昭君和他生活11年之后从此寡居，此时约三十三、四岁。以后关于昭君的死年和死所，史无明文。仅唐代《王昭君变文》称，昭君死后，汉哀帝曾派使者杨少征前往吊祭。据此，昭君可能死于哀帝年间（公元前6-1年）。另外，王莽摄政（公元9-23年）以后，有关斡旋汉匈两族之间关系的活动，都是由昭君的大女儿云（名“云”）出面，可见王莽时王昭君已不在人世了。至于昭君死于何处，当以死于漠北的单于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可能性较大。因为昭君出塞以后，史书从未提及她归汉之事。如果她晚年归汉，史书绝不会不载。例如西汉时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她晚年偕同孙子归汉，《汉书》就有记载。敦煌所藏《王昭君变文》记载，昭君死后，葬在青冢（今呼和浩特昭君墓）。昭君因思念故乡，死后葬于汉与匈奴交界处的呼和浩特草原，这种可能自然很大。

　　中国封建文人对昭君再嫁，往往从汉族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出发，有表示反对的，有斥为不贞的，也有表示同情的，更有人根本否定此事存在的真实性。清人陆次云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虽对昭君出塞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再嫁一事却持否定态度，他说：“谓从呼韩邪之俗者，能有此哉！可不辩而明矣！然则汉史曷为有后阏氏之说？其有是说者，殆因成帝之敕，误以为奉诏。否则或为元帝解嘲附会以书之者也。”^（8）这种否定史实的说法，没有根据。

　　收继婚是一个涉及不同民族的婚姻习俗、婚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问题。而习俗、制度和观念都是历史上不断变化的规范，它调整着人们相互的行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人们一定行为准则形式中的反映。它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恩格斯说：“善与恶的观点，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直接矛盾的。”^（9）作为封建时代的妇女或文人，对收继婚各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这里只是觉得昭君能够深明大义，能够从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不惜牺牲自己而去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她的这种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品质，至今对于我们还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六、昭君亲属和后裔继续为汉匈友好贡献力量

　　王昭君出塞和亲，不但自己为汉匈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她的教育和影响下，她的子女、亲属和后裔也继续为汉匈友好贡献力量，成为汉匈关系史上一种值得注意和称颂的现象。

　　《汉书?匈奴传》说，昭君有两个侄儿，一名王歙（音吸），一名王飒（音萨）。王莽时二人皆封侯，王歙封和亲侯，王飒封归德侯。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派他二人出使匈奴。翌年又派王歙出使匈奴。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刘玄又曾派王飒出使匈奴。一直到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刘秀还派王飒出使匈奴。从这些史料来看，昭君的两个侄儿为汉匈和平友好多次奔走，作出了很多贡献，而且他们的封国都不是取县邑之名，而是取与“和亲”有关的嘉名。这一对兄弟，自天凤元年至建武六年的十七年间，曾四次共同或分别荣任中原中央王朝出使匈奴的使节，这就充分说明王昭君及其亲属在当时的中原中央王朝（西汉末、新莽、更始及东汉）和汉匈民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昭君出塞二年半，呼朝邪单于就死了，他与昭君生了一子名伊屠知牙师。伊屠知牙师原被封为右日逐王，后晋升为右谷蠡王（谷蠡音鹿黎）。昭君奉汉成帝诏令“从胡俗”之后，又与复株累单于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云，后嫁给右骨都侯须卜当（须卜是姓氏，名当），遂被称为须卜居次（居次为匈奴语“公主”之义）。次女史失其名，后嫁给当于氏，遂被称为当于居次。云生有二子，长子名奢，后为大且渠（官名，且音沮），次子失名。昭君次女生一子，后被封为醯椟王（醯椟音兮独）。可见昭君的子女、外孙都在匈奴享有较高地位。

　　自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附汉至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执政，五六十年间，汉匈关系本来是十分友好的。但是到了王莽执政以后，这种友好关系逐渐被破坏，主要原因在于王莽推行了极端错误的对匈政策。首先，他违反宣帝、元帝时期汉与匈奴的约定，无理干涉匈奴内部事务，强迫匈奴不得接受乌孙、乌桓西域各“国”投降匈奴的人^（10）。其次，他把宣帝时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黄金质“匈奴单于玺”索回，另发给乌珠留单于（呼韩邪单于子、复株累单于弟）“新匈奴单于章”（“新”是王莽篡汉后的国号），蓄意压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第三，乌珠留单于本名囊智牙斯，王莽却要他改名为“知”，随后又把“匈奴单于”之号改称为“降奴服于”，显然带有歧视和污蔑匈奴民族的色彩。不仅如此，王莽还在篡汉建立“新”朝（公元9年）之后，企图通过武力树立威势，募兵三十万，遣十二大将同时并出，计谋进攻匈奴，划分匈奴居地为十五个部分，强立稽侯珊的子孙十五人俱为单于，以分散和削弱匈奴的势力^（11）。

　　王莽的上述错误政策，激起了匈奴的强烈不满，于是单于遍告左右部及诸边王入塞骚扰，杀死雁门、朔方太守、都尉，虏掠吏民、牲畜不可胜数，北方又重遭大害。由于汉匈和睦相处局面的破坏，大量北方人民被匈奴俘虏或惨遭死亡，中原官兵又须长期出屯边境守卫，吏士疲惫，数年之内，北方空虚，以致四野尸骨都无人埋殓^（12）。

　　在汉匈关系日益恶化、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和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时为匈奴执政大臣）忧心忡忡，他们挺身而出，积极设法挽回危局。适值乌珠留单于死（公元13年），其弟舆应立。须卜当与云欲与汉恢复和亲，又素与右犁汙王咸友好，便越舆而立咸为乌累单于（舆与咸俱为乌珠留之弟）。乌累单于既立，云、当遂劝他与汉和亲。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曾杀死咸之子登于长安，咸对王莽极为怨恨。可以想到，云、当劝说咸与王莽“新”朝和亲是相当艰难的，但经过努力，最终仍取得成功。咸同意与“新”朝和亲。公元14年（天风元年），云、当派人到西河塞（今内蒙古准噶尔旗）下，要求会见和亲侯王歙。王莽因命王歙和他的弟弟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赐黄金、衣被、缯帛^（13）。由于云、当和歙、飒的和平努力，公元15年（天风二年）王莽复遣王歙与五威将王咸等送还前所斩匈奴侍子登的尸体。单于遣云、当的儿子大且渠奢（大且渠是官号，奢是名）至塞上迎接。这说明双方都很郑重。公元18年（天凤五年）乌累单于死，呼都而尸道皋单于立，他是呼韩邪之子，昭君长子伊屠智牙师的异母兄，按匈奴单于继位的习惯，他应晋封伊屠智牙师为左贤王（即单于储副），将来死后传位于其弟，由伊屠智牙师继任单于。但呼都而尸道皋为了将来传位于其子，竟然把伊屠智牙师杀掉。云、当在这种紧要关头，为了再一次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好，忍着失去兄长的悲痛和怨恨，仍请单于遣大且渠奢与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奉献至长安。但是王莽却借此机会佯遣和亲侯歙与云、当之子奢等俱至塞下与表姐云、表姐夫当相会，暗中布署兵力，将云、当劫持到长安，只有云、当的小男（小儿子）逃归匈奴。王莽劫持云、当到长安后，便强立当为须卜单于，并想派大兵护送他回匈奴去当单于。王莽分裂匈奴的用心是险恶的，他不但陷云、当于被单于误会的危险处境，而且欺骗王歙出面，使他也处于尴尬的地位。这种蛮横做法，当然激起匈奴的愤恨，遂又大入北方抄掠。在王莽阴谋劫持云、当之前，大司马严尤曾劝谏王莽不要这样做，他说：“当（须卜当）在匈奴右部（匈奴西部地区），兵不侵边，……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须卜当）置长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14）可是王莽不听，在昭君的子女、亲属等人的居中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曾几次出现过一线光明，但是由于王莽顽固执行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如再次贬贱“匈奴”之号为“恭奴”，“单于”为“善于”，甚至劫持云、当等人。“其后王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15）。由于王莽一意孤行，不但在内政上连连失策，导致他的政权迅速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而且也严重破坏了汉匈友好关系。云、当对汉匈关系的弥合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尽了最大努力。所幸当时在两大民族边境陈兵数十万，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形势下，大战却终于没有发生，双方使节仍往来不断，这其中，王昭君的子女、亲属发挥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也与汉匈之间数十年亲密友好的关系分不开。

须卜当被劫持长安之后三年（地皇二年，公元21年）就病死了。王莽以庶女妻后安公奢（奢原封后安侯，现进爵为公）。又过了两年，云与其子奢也相继死去。时在农民起义军攻破长安、王莽“新”朝覆灭之时。可以说，昭君的长女云、女婿当二人是为缓和汉匈关系而献出生命的，对此王莽难辞其咎。

　　公元23年王莽被杀后，更始帝刘玄即皇帝位，改元“更始”。当时汉匈关系仍很紧张，匈奴不断侵扰汉朝北部边郡。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乃遣王飒出使匈奴，送还死在长安的云、当遗体及其在长安的遗属的亲属、贵人、随从，并送还宣帝时颁给呼韩邪的旧制印绶，希望改善由王莽造成的汉匈间的不正常关系。但这时呼都而尸道皋单于很踞傲，王飒这次出使未能成功。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匈奴与地方势力卢芳勾结，寇边不息。这时刘秀已自立为帝（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改元“建武”。他在建国不久即命王飒出使匈奴，以修旧好，可见他对昭君侄子身份的重视。这次匈奴虽亦遣使奉献，但这时的汉匈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变化。自呼韩邪附汉以来，匈奴内部安定，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提高，实力大为强盛。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以王昭君的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为代表的亲汉力量大大削弱，主张掠夺侵扰汉朝的奴隶主势力重新抬头。在中原方面，则因自汉末开始，政局已呈混乱，国力衰竭，而东汉也政权初建，国力不强。面对这种强弱易势的局面，王昭君的亲属及其后裔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王莽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固然是造成汉匈友好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可是如果不从匈奴社会的阶级根源及汉匈力量的对比去分析、探讨，那么也是难于理解后来更始帝和光武帝虽然努力纠正王莽时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并采取补救措施，主动争取恢复汉匈友好关系，但仍没有收到效果的真实原因。

　　王昭君的亲属及其后裔最终未能把业已破裂的汉匈关系重新恢复过来，但他们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因为自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中，匈奴和西汉、王莽、更始、东汉政权的交涉，大多是通过昭君的家族或亲属的关系来进行的。王昭君及她的侄儿、儿子、女儿、女婿、外孙、曾孙三代共十余人，都致力于汉匈友好，有的甚至因此而献出生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昭君出塞在汉匈关系中地位的重要及其影响的深远。一家三代、包括亲戚在内，在长达六十多年中，孜孜不倦地为两个曾经长期对抗的强大民族的和平友好事业而献身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如已故的史学界老前辈翦伯赞先生所说：“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人物，在现在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渺小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16）如果把眼光再向下延伸，我们可以说，从王昭君及其子女、亲属、后裔的身上，还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到公元一世纪上半期一百多年间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

　　　　　　　　　　　　七、昭君出塞的意义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有一个重要原则，即“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构成的”。⁽¹⁷⁾“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¹⁸⁾ 诚然，昭君的出塞及其成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这丝毫也不减少昭君这个人物的个人作用。她作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物，理应得到公正的评价。概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昭君是历史上众多的和亲女子中第一位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使她在自请和亲的动机及出塞后的表现上，与贵族妇女有着明显的区别。她的自请出塞具有冲出宫禁、摆脱束缚，追求自己新的生活的进步的意义。

　　第二，昭君出塞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汉匈关系业已由战争转向和平、由敌对转向友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的重要标志。因此，把昭君称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是当之无愧的，昭君本人对出塞和亲的政治意义也有一定的认识。她的出塞受到汉匈双方的一致欢迎和后人的赞扬，被视为“和平的象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昭君出塞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民族间的友好往来；有利于中原的文化进一步向漠北地区传播；有利于扩大汉匈两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进一步消除汉匈两族的隔阂，为其后汉匈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而昭君出塞代表着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第三，昭君深知出塞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她仍毅然决然地请求前往，体现了她的勇敢和魄力，体现了她把个人命运与祖国需要联系起来，自觉为民族友好而献身的奉献精神。她出塞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她出塞后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巩固了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她忍受个人委屈而“从胡俗”再嫁，顾全了大局，她的种种言行在汉匈人民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王昭君可说是历史上和亲成功的典范。

　　第四，由于汉匈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制衡和双方统治者采取的明智政策，加以王昭君个人所做的种种努力，致使汉匈之间，上承二十年的停战、下开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得以维持和发展，造福于两族人民，使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有了一个繁荣的时机，其时间之长，贡献之巨，影响之远，在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昭君死后，其子女、亲属、后裔为民族友好继续贡献力量，也是十分感人的。由于王昭君对汉匈两族人民团结友好作出了贡献，她理所当然地成为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巾帼英雄，千百年来被传颂、甚至被神化，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人民的赞扬。这样的和亲人物，恐怕历史上只有王昭君一个而已。

　　第五，王昭君的故事本身，包含着丰富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吸引着从古到今文人墨客的视线。她的美貌，她的命运，她的高尚品质，她的独立人格，她的复杂心理和艰难处境，她在当时和后代的巨大影响等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代又一代文学家、艺术家们发掘不尽的“源泉”。所以几千年来，围绕着王昭君的诗词、戏剧、小说、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电视等作品，连绵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女子能够受到如此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长期不变的倾心和青睐。总之，王昭君在中国的政治史、民族关系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中，一直是一个享有特殊尊荣的人物，因此对她进行全面研究和正确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的今天，正确理解和评价王昭君，对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民族友好、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任何贬低昭君、歪曲昭君（更不用说污蔑昭君）的论调，都是不足取的，同时也是不会被各族人民群众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