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隐语行话，是指某些社会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秘密交际语言，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黑话”。包头方言谓之“黑国语”。
汉语的隐语行话在古代文献中名称众多，有市语、隐语、切口、唇典、黑话、江湖话等说法，而其演变源流、形式种类，亦纷繁复杂不可尽述。大至而言，则通谓之为隐语。因为隐语的概念要宽泛一些，可以包括所有秘密语；而行话则是指三百六十行中某一行业的内部秘密语言，古籍中谓之“市语”。《水浒传》第六十一回说燕青“不则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诸行百艺的市语云云，也就是指的市井百业的行话。故隐语行话四字，似乎可以笼统地涵指所有的秘密语言了。
市语其名，唐时即已出现。据《秦京杂记》记载，“长安市人语，各有不同，有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折语，通谓市语。”所谓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折语等，是指不同形式的隐语行话。
宋元时期，由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达，隐语行话特别风行。圆社、妓院等都有行话，文人等日常交谈，也以说市语为时尚，同时出现了关于市语的专集《圆社锦语》、《绮谈市语》。戏曲曲文中，行话词语更是屡见不鲜，几乎成为大众语言。
明清之际，隐语行话得到极大发展，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卒聆之，不知为何等语也。”清翟灏《通俗编·志余·市语》也说：“江湖人市语尤多，坊间有《江湖切要》一刻，事事物物，悉有隐称，诚所谓惑乱听闻，无足采也。”关于市语的专集、专著，还有《金陵六院市语》、《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行院声嗽》、《江湖行话谱》、《切口大词典》等，足见当时隐语行话流行之一斑。
而江湖话，则是建立在各种隐语行话之上的通用形式，吸收了众多行业市语的成分，为江湖大众所必知。过去相当多的一些行业或团体，例如耍把式卖艺、青红帮会等，因为其江湖性，所以其隐语，就大部分采用了江湖话，主要是为了与江湖同道的交流。会说江湖话可以通行于三山四码头，隔行也可交流;而只会说行业市语，则只能局限于行业内部。所以包头方言说:“江湖话走遍天下，黑国语寸步难行。”《切口大词典》序言也说:“夫吾人涉世，相接为缘，百业中人，熙往攘来，吾尝自命为聪睿矣，而以所业之不同，故术语互作，但见唇吻翕张，不辨声响，无论同帮族、同乡邑，相逢讶如异域，世间可怪之事，孰有甚于斯者?”可见自成体系的“黑国语”是有非常强的封闭性的。
二
清代的包头，原本是世居蒙古民族的游牧之地，乾隆初年，才有“走西口”的汉民逐渐垦殖定居，形成村落。之后，陆续出现了行商和小手工业者，直至发展到开设商号，商业趋于繁荣。尤其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托克托县河口镇因黄河溃堤而被淹，包头南海子渡口取而代之，以此为契机，一跃成为塞外河运主要商埠，到光绪末年，发展成了西北的“皮毛集散重镇”。
当时的包头，人口已发展到近七万人，车船辐辏，商贾云集，工商业形成了“九行十六社”，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靡不有之。对于那些走江湖、逛世路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码头。而由于治主不定，镇守官员的轮替极为频繁，更为江湖社会的形成，培植了土壤，奠定了基础。而军阀的来去，又如走马灯相似，你方唱罢我登场，今日方称奉军，明日已变晋系。或是土匪，独立队、不浪队，名目繁多，一经招抚，摇身一变，顿成官军；原系土豪，三相公、二少爷，杂色纷呈，拉起杆子，啸聚人马，就是山头。至于散兵游勇、哥老会、红枪会、乞丐帮，以及戏班、妓院、赌场、车行店脚牙、引车卖浆之流，更是应有尽有。其时的塞外包头，因为社会构成极为复杂，所以其社会语言也非常丰富，许多行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及生存的必要，几乎都有自己的隐语，江湖话也非常盛行。
如老包头梁上有著名的“死人沟”，本来是停厝棺材和埋倒卧死人的地方，后来一些乞丐等在沟的东西掏窑打洞居住，几十年间，形成了一个“讨吃窑”众多的贫民窟。而其人员构成，随着时间推移，越显复杂，或鼓匠、轿夫，或乞丐、流民，有江湖巨窃，也有剪绺小偷，藏龙卧虎，多达八百余人，逐渐发展成了名为“梁山”的帮会组织。“梁山”是丐帮性质的行会集体，属于江湖上的“锁家”和“里家”，有自己的祖师爷，其内部除订有帮规之外，还有极为严密的隐语行话。如小偷黑夜作案，叫“跑红条”，白天偷盗，叫“跑青条”，一早一晚行窃，谓之“打灯虎儿”，偷街上行人，叫“捏把子”，偷市场小贩，叫“扫滩子”，偷商店门市，叫“高买”，偷农民板车或毛驴驮子叫“滚轮轮”，站在房上巡风放哨，叫“登杆子”，进入院中升堂入室行窃，叫“跳池子”等。至于“梁山”内部日常交际所用的行话，就更为丰富，比如叫有势力的人为“碴儿”，称跟本家的女人通奸为“踩穷汉窝铺”，称捏造事实坏人名誉曰“唾臭”，乞丐头叫“鞭杆子”等。
牙行是旧包头商业贸易中的特殊行业，由于工作需要，不同的牙行，都有自己的行话，如老包头牛马桥上的“桥牙子”，除在“捏袖圪筒筒”时有诡秘的技巧之外，还有特殊的行话，例如数字方面，称一为流，二为戳，三为品，四为瞎，五为拐，六为挠，七为猴，八为桥，九为弯，十为挂，十一叫一大一小，五十五叫两拐;交易方面，称牛为叉子，驴叫鬼，羊为绵绵，马为分耳，骆驼为铁面，卖叫射，买叫沾等，也是杂说纷陈的。其中称骆驼为铁面，是借用的蒙古语，可见其词汇的灵活多样。
清末民初的包头，赌博极为盛行，东门大街至财神庙一带的闹市上，有好几家宝店，或者掏宝、推牌九，或者碰和、打麻将，呼幺喝六，勾引赌徒。其中有专门吃赌博饭的“白活”，输打赢要，闯汉子，充光棍，动辄以身体、性命相拼;也有“吃麻将”、“耍老千”的“高手”，在赌场运用“搬肘子”、“打面相”、“推一门”、“下签子”、“捞海底”、“垛桃子”等技艺，赢那些不知深浅人的钱财，其隐语行话，则通谓之“吃空子”。
在过去老包头的大街上，还有一种卖故衣的小商人叫提猴的，既无店铺，又无大资本，零星淘些衣物，提溜着在街头喝卖。此类人也有黑话，其数目，依次为一喜二道三挺四飞五口六抓七谢八胜九满，十为喜子，十一则为重喜子，关于衣物等，自然也有非常详细的隐语。
包头理发业的历史较为久远，相传清康熙年间，就有了第一家剃头铺“兰喜堂”，之后发展壮大，并组建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净发社”。
旧时理发工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被列入“下九流”，为了生存，行业内部非常讲究团结互助，江湖义气浓厚。尤其是为了应付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免受欺侮，他们也创制了自己的隐语行话，并规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只在行业内用作互通信息和交流暗示。如称难伺候的顾客为“道啃子”，军、警、宪、特叫“嚎天子”，小偷叫“王顶托儿”，大胡子叫“大盘子”或“海碟子”，技术不精的二把刀叫“月点清”，理发不给钱叫“漂活”，钱叫“棍儿”、茶叶叫“水上漂”，油叫“漫水子”、炕叫“温台”等等，不仅词汇量极为丰富，而且不断创新补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词汇系统，据笔者调查统计，其种类可以分为身体门、器物门、人物门、居住门、姓氏门、动作行为门、性状门、理发门、饮食门、数目门等。其一至九数，分别是一溜二月三王四则五中六升七心八张九爱十足。这一计数法，属于江湖话的借用，清翟灏《通俗编·志余·市语》日:“江湖杂流，一留二月三汪四则五中六人七心八张九爱十足。”包头理发业行话在借用时，因受地方方音影响，发音稍有不同，如四，有时念直，有时念斋;九，有时也念耐，十则念为局。
旧日包头理发业的从业者，虽然以陕西榆林人为多，但其传承，则受山西长子县理发业影响甚大，所以其隐语行话在长子县理发人足迹所至的山西大部、河北张家口、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宁夏的银川等地的业内都可以通行使用，而且如上所述，其中也掺杂了相当多的江湖话因素，从而使其行业，具有了江湖的性质。
所谓江湖，其本义，本来是指四方各地。因为过去有相当一些人，专门游走四方，浪迹天涯，以流浪谋生，称之为走江湖，所以江湖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含义，专指因之而形成的社会氛围。
在旧日，因为时局和社会的动荡，造成频繁的人口流动，从而为江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所以当时的走江湖者，各色人等无所不包，即如“走西口”的江湖人中，既有撂地摆摊、耍猴变戏法的艺人，也有走方郎中、占卜卦师;有江洋大盗，也有小李白钱;有散兵游勇，也有落魄文人;有云游僧道，也有祖传乞丐。三教九流，无不混迹其中。这些人背井离乡，冲州撞府，拜山门，闯码头，在颠沛流离与险恶环境之中，既需要别人的帮扶，也乐于助人，逐渐形成为江湖规矩，而江湖话，正是这些人用以语言沟通的重要手段。
所以在旧日的包头地区，凡是具有江湖特点的行业，其隐语行话，都与江湖话密切相关。其中受江湖话影响最大的是戏剧行业。
各地的戏剧界基本都供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一一唐明皇，而且无论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戏剧种类，都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团体性较强，其从业性质，则主要以流动演出为主，所以更具有江湖的特点，其隐语行话，也就以江湖话为主。在包头地区的“二人台”艺人中，因为受地域因素的影响，所以其行话虽然说的是江湖话，但也有一些方言、方音的特点，具有地域性，从而有别于通用的江湖话。例如火扇子(酒)、躺子(枚)、杈杖(筷子)、捏捏(唢呐)、妥条(睡觉)、斗花子(姑娘)、草条儿(香烟)、扑尘子(面粉)、踢土子(鞋)、老斗(傻子)、操皮(打鼓)、草盘(扬琴)、流水子(四块瓦)、扇子(镲)、皮(鼓)、太皇(梆子)、圪喘子(笙)、筛(锣)、正皇(师傅)、帘子(钱)、还巢(回家)等。
旧日的包头地区，土匪多如牛毛，而匪患的猖獗，与哥老会的兴起密切相关。关于其结会及隐语行话情况，民国《萨拉齐县志》引于孔昭《土匪记》日:“先是，(民国)十年冬，哥老会传会甚力，有秦人小五杨者，名杨万祯，为龙头，绥西各县皆设有码头，会中分清洪水两派。清水派日秋子行，又日顶门垫户;洪水派日杆子上，又分忠义、五福等堂名，暨峨眉、终南等山名，以别尊卑次序礼。一般劣绅、土棍、无赖、流氓，争先入会。有驻包头甘军统领蒋辉若者，早已在会，助杨甚力。萨、包、固、五、安、东等县，均已会化(称清水，或云汇通)，在邑境传会(称栽培)者，二、四、五区等均有首领，夜间三五成群，相率焚香结会，白昼聚集一室，练习会语(称团条子)。乡人有反对或不赞成者，立遭横祸。凡在会者，所有财产与匪共有，任何糟踏不敢启齿，如帮码头(称斗份子)款，业经派定，即倾家荡产亦得完纳，故筹措十万八万，极为容易。杨既拥有巨资，乃权门奔走，官僚往来，竟有山西国会议员贾述尧(平鲁人)拜为门徒，而土劣等更是群蚁附膻，称子称孙者迹踵不绝。”之后哥老会沦为土匪，时而被招抚为官军，时而又落草为寇，对地方民情风俗以及语言习惯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在妓院、旅店、饭馆、鼓杠房、当铺、占卜星相、阴阳、浴池、煤矿以及百工技艺等行业，也都有自成体系而不相通用的隐语行话。这些形形色色的行话，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也不是流行语言，但在一些特殊交际场合，却是不可或缺的。
在包头民间，还普遍流传过一种叫做“露八分话”的隐语。所谓“露八分”，是指将言语隐其二分，露八分于人，以惑乱听闻。其方法，是于正字之前，冠以该字同声“ng韵之字，故增一字，连带说出，使旁听者仿佛能懂，而仓猝间又莫能明辨，起到隐语的作用。如大坏蛋一词，以露八分话说出，则成“等大亨坏等蛋”；露八分，则说成“冷露本八粉分”，余此类推;如果正字声母是j、q、x者，则前冠之字韵母变为ing，如“机器人”，则说成“井机请器仍人”；先生，则说成“醒先省生”。用这样的方式说话，自然是具有一定的隐秘性的。
三
隐语行话作为一种行业、帮会语言，具有极为强烈的封闭性，但作为一种语言形态，又必然具有交流的属性，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有开放的一面，日久天长，自然有一些词语就进入了方言系统，成为地方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包头方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是来自于江湖话或行业隐语。
例如称受伤为挂花、挂彩，称踩点为踩盘子，称绑票为请财神，称走为扯活，称匕首为七子，称形势危急为风头紧等，就都是来自于土匪黑话。其中踩盘子，来源甚早。《水浒传》第二回:“叵耐史进那厮，前日我去他庄上寻矮丘乙郎，他道我来相脚头踩盘，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六部成语·刑部》∶“踩盘，踏看某地某家以便行动也。”《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语言类·方言俚语》则说:“各县指结伙行劫者日独立队，绑票勒索日请财神。匪中类多隐语，以掩耳目。其最通行者，如谓官军来捕日水洪，受伤日挂彩，子弹曰鱼子，暗报官军曰改水。”为大众所熟知，也就丧失了隐语的隐秘性，成为特殊的方言词了。
又如称讨吃货为道啃子，称看为扳沙，是来源于理发业行话;称傻子为壁龛，称男妓为相公，为老五，是来源于戏剧行话;称妨主货为白头牛，是来源于哥老会行话;而捞毛，则是来源于妓院行话，等等。
另外，据老艺人口传，一些在文字资料上无可考证其源头的方言词，也都是来自行话，如睡觉叫掸活、说话叫谝啦，吃饭叫抿咂等都是，我们如果细加考察，必定还能发现更多属于隐语行话的方言词。这些词语的进入，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方言词汇，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严格地说，“黑国语”并不属于方言的范畴，而应归类于社会语言。只是因为其在流传使用的过程中，有一些词语进入了方言，而这些词语在方言中的归类，只能称之为“黑国语”。所以，本文题目所谓方言中的“黑国语”云云，仅仅是一种狭义的说法。而真正的“黑国语”，只在其行业或帮会的内部流传，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其具体情形，并不为局外人所知晓，是名副其实的秘密语言，与地方方言不可混为一谈。
但毫无疑问地，隐语行话也是一种民俗语言现象，它与产生这种语言的历史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搜集和整理这些虽然已经过时和即将消失的语言，哪怕是只言片语，东鳞西爪，对于研究和了解“走西口”以来包头各行各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如实反映当时的风俗民情、社会风貌等，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非常希望有这一方面的知情者和热心者，能够留心一二，予以抢救记录和归类整理，若如此，则不仅可填补历史空白，也是地方语言文化之大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