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发来贺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同志题词致贺，国内一些文化研究社团、文化界知名人士致函道贺，自治区四大班子的相关领导亲临大会指导，社会各界对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成立敕勒川文化研究会酝酿日久。2008年冬，三十多名有志于敕勒川文化研究的党政领导、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及企业家，对成立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的指导思想、组织架构、运行方式初步进行了酝酿。2009年秋，各方同道人士又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2010年夏，敕勒川文化研究会22名发起成员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讨论了研究会的宗旨、任务、研究范围、工作内容和《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章程》。到大会成立之日，已有130多名会员、三家文化研究会成为本会的团体会员。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内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北朝民歌被宋人郭茂倩辑入他的《乐府诗集》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几乎家喻户晓。根据众多专家对敕勒川地理位置的综合分析，敕勒川的区域范围大致包括现行政区划中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部沿黄河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在上述核心区的外围，与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等省区北部地区的文化也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敕勒川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区域之一。远在70万年前，在今呼和浩特地区就诞生了著名的大窑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更是星罗棋布。夏商周时期，就有荤粥及鬼方等民族在此游牧。战国时期，先有秦昭王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之举，其后有赵武灵王进驻阴山，修筑长城,设置云中、雁门、代郡。战国末年，匈奴民族崛起，建立了蒙古高原第一个游牧大国，与秦王朝形成对峙，在这一区域创造了草原民族的政治文明和辉煌的青铜文明。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武帝对匈奴采取强势政策，沿阴山加固前朝长城，同时在敕勒川地区设置九原、朔方、云中郡等机构。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大兴安岭深处的鲜卑民族成为敕勒川的主宰者，他们依托阴山两麓，建都盛乐，移师平城，进而逐鹿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敕勒川被鲜卑统治者视为自己的大后方，大部分帝王及后妃葬在这里。著名的六镇也成为鲜卑、匈奴、柔然、敕勒、汉等各民族文化的熔炉，对中国北方的民族格局和文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鲜卑民族已经融入中原，代之而起的是突厥、回纥民族。辽金时代，随着契丹、女真民族的强盛，敕勒川区域属于辽金的管辖地区。十三世纪，蒙古民族兴起，原来为金朝守护边墙的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成为元代阴山两麓的统治家族。明朝建立后，前期一度控制了敕勒川地区，但由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无法支撑，随后撤离，敕勒川再度成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地。十六世纪中后期，土默特万户的领主阿勒坦汗成为漠南地区最强大的封建主，蒙古文史书将该地区称为“土默特”。阿勒坦汗所推行的明蒙和平互市、修建城市、开发农业、引进佛教等举措，不仅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导向，而且对整个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地区成为当时蒙古民族的文化中心。清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敕勒川地区的战略地位。建绥远城、设绥远城将军以掌控漠北蒙古，时同极力倡导佛教信仰，广建寺庙，使敕勒川地区香烟缭绕。这一时期晋陕移民大量涌入，至清末农业经济已成为主导产业。归绥、包头、托克托、萨拉齐均已成为塞外重要商埠，与此同时，晋、陕、冀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西口文化”逐步形成。近现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下，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衰落，在动荡中民众饱受兵匪之患，生存条件恶化。在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中，这一地区成为塞外的革命中心之一，涌现出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第一批革命者，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李裕智、贾力更、多松年等一批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包头成为中国北方的重点工业基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构成的“金三角”，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呼和浩特市东邻的乌兰察布市及地处河套的巴彦淖尔市也奋起直追，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空前发展。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敕勒川文化大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游牧与农耕长期融汇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不断交融的复合型文化。

二是多个民族长期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形成的开放包容的文化。

三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站在时代前沿，引领塞外草原文化发展方向和潮流的开拓进取的文化。

　　研究敕勒川文化的重大意义在于：

　　首先，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四个认同”。党中央提出五十六个民族要做到“四个认同”，文化的认同在四个认同中起核心作用。通过对敕勒川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对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建设富裕、和谐、文明的内蒙古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其次，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难教训。在两千多年的边塞历史中，出现了不少重大事件，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无畏、敢打敢拼的仁人志士，演绎出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对整个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以古鉴今，可以开创内蒙古美好未来。

　　第三，通过挖掘地域文化的资源，依托科学研究成果，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提升敕勒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做出贡献。

　　刘云山部长在贺电中说：“希望你们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不懈努力。”这为我们的敕勒川文化研究指明方向。为了使研究工作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确定了几项原则：

　　第一，梳理敕勒川文化的历史脉络，总结其发展规律。对于敕勒川区域的历史，以往曾产生过诸多成果，但由于专家学者的侧重点不同，或局限于某一断代、某一领域和个别人物，系统和综合阐述区域历史的著述尚未产生。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开展敕勒川文化研究，必须首先对其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科学系统地描述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内在的发展规律。

　　第二，坚持团结统一的方向。敕勒川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与中原地区有过矛盾、冲突、流血战争，有过团结、统一、和睦、相融，九九归一，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敕勒川历史，就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古代战争史、民族关系史、草原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交融史的融合。这些专题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　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从中我们将获得重要的启示。

　　第三，打造几个和谐相融的文化品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敕勒川地区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华民族　有过重大影响：一是昭君和亲，用和亲的手段解决政治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和平的局面；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使北方民族实现了大融合；三是明代蒙古首领阿勒坦汗及其夫人三娘子，与明廷议和，促成中原与塞北互市贸易的进步之举；四是明明末清初“走西口”演绎出长城内外蒙汉民族的团结相融；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乌兰夫等一批老一代革命家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于塑造地区形象，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研究方式上讲，要注意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结合，政界与民间的结合，官员与学者的结合，事业与产业的结合。为此研究会设立八个工作小组分别承担各项任务，编撰《敕勒川文化》系列丛书是其中的重要一项。研究会确定该套丛书分为十卷分别定名为：《敕勒川文化论衡》《敕勒川历史探幽》《敕勒川区域经济》《敕勒川城市文脉》《敕勒川人物春秋》《敕勒川红色记忆》《敕勒川风景览胜》《敕勒川书香墨影》《敕勒川艺苑荟萃》《敕勒川方言俗语》。十卷书由研究会成员中的专家学者分别担任主编和作者来完成，对敕勒川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各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十卷书将分期陆续出版。目前，《敕勒川文化论衡》《敕勒川风景览胜》率先出版，其中《敕勒川文化论衡》收录了六十余篇知名学者的论著，为敕勒川文化研究撑起了框架。

　　特别高兴的是，正当我们紧张开展工作之际，接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2010年度课题项目通知书，将《敕勒川文化》系列丛书（十册）列为《北部边疆历史与文化现状研究》子课题项目，更加激发了全体会员的研究热情。研究会将组织力量，将这项重大科研任务与《敕勒川文化》系列丛书的创作有机结合，努力完成好，为内蒙古敕勒川区域文化发展、草原文化大区建设、和谐内蒙古建设，并祖国北疆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