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二人台最初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泻千里的黄河，几经曲折从内蒙流入山陕峡谷，越过偏关就到了晋、陕、蒙交界的河曲、保德县。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人俊音甜，到处可以听到动人的歌声，素有“民歌之海”的美称。二人台这一活泼、欢快、表演形式简便易行的地方小戏就植根于这块土地上。明末清初，一些闹红火的人聚在一起，在屋内、院落、村头、广场进行地摊演唱，都是河曲、保德一带民歌的小曲小调，这种娱乐活动俗称“打座腔”。到了咸丰初年，这种“打座腔”吸收了姊妹艺术中的秧歌、高跷、旱船、道情等营养，发展为插入舞蹈动作，由旦丑两角色一进一退走场表演的娱乐活动。逢年过节观看的人围拢在火龙（旺火）四周，演员和乐队在场内表演，当地人称“转旺火”。到了同治年间（公元1862—1864），由于河曲、保德一带再次遭遇天灾，加之地区官僚、苛捐杂税的无情盘剥，广大贫苦百姓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大批迁徙，从而把这种艺术形式带到口外，在吸收和融化内蒙民歌的语言及戏剧化妆等成分的基础上，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善，成为具有戏曲雏形的地方小戏。

　　“西口”是指今山西右玉县境内紧邻内蒙古和林格尔、清水河县的杀虎口，因其位于长城的另一个通道口——张家口的西北，故称“西口”。内地人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称之为“走西口”或“走口外”。“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的河曲，是当时走西口的重要码头，内地人远赴察哈尔、绥远、河套乃至更遥远的大库伦（今乌兰巴托）等地区垦荒、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他们生活的苦、创业的难、真挚的情、炽热的爱，化为早期“二人台”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绵厚苍凉的醉人曲调。

　　二人台传入内蒙首先在土默川和河套地区生根开花。起初，角色只有一丑一旦，以“摸帽戏”的形式分饰多种角色，后来逐步发展成扮演固定人物的民间小戏。1930年前后土左旗、萨拉齐、五原县等地开始出现二人台职业小班。其中最具影响的有樊二仓、霍存柱、刘毛匠、朱银全小班等。他们多以卖艺乞食度日，加之演唱内容俚俗，所以此类艺术形式被称为“打玩艺儿”，难登大雅之堂，主要在乡村为农民演唱。

　　1938年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向来封闭落后的后山地区信息之门彻底打开。抗日思想，民主意识，各种文化相继传入。加之拉骆驼走大库伦的，装笼修箩跑货郎的，钉盘碗、磨剪子、铲剃刀的，制作车马绳具当皮匠的，春种秋收当长工、打短工的等等，频繁往来，交流活跃。与此同时，二人台小戏开始逐渐传入武川地区。先是在庙沟、哈拉合少、哈拉门独一带流行，因为这里与土左旗、固阳接壤，既是鄂友三、郭怀瀚、张秀山等名人的常居所在，又是鸦片集中种植区，相对富裕开放，所以也就为二人台小戏等地方文化创造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一时期，前山的二人台小班经常应约来县境演出。农闲季节演，红白事宴演，社会名流、有钱人兴趣来了还演，而且一演就是三五场。在他们的影响下，二人台艺术在武川地区逐步发扬光大。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先后涌现出庙沟的胡二旦、合少的张小娃、壕赖山的生娘子、哈乐的刘天才等一批戏班及名人。剧目也由传统的逐渐向现代的转变，如《一贯害人道》、《挑女婿》、《兄妹开荒》、《刘介梅忘本回头》等。1953年9月，由县内部分流散艺人集资组成职业剧团，主要排演二人台小戏。1969年4月，县乌兰牧骑正式成立，这一“红色宣传队”作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紧跟时代步伐，相继创作并上演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剧目，再次涌现出象郭绍琦、裴连帆、朱秀英等新一代专业编剧和演员。

　　二人台艺术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在社会上流传着“打不完的金钱卖不退的菜，看不厌的拜年、探病、走口外”。为看“白灵旦（樊二仓），三天不吃饭；宁可穿不上绣花鞋，也要看一看霍存柱的打金钱；不能坐车步行断，也要看看胡二旦；生娘子、刘二罗，丢起丑来真红火”等顺口溜。

　　由于二人台的表演形式决定了它的低条件演出空间，所以搭台可以演，打地摊也可以演，农忙时晚上村头演，农闲时配合民间社火、交流会白天晚上连续演。名为二人台，实际上一演就是千人台、万人台。演出时，演员上上下下，乐队忙忙乱乱，观众拥拥挤挤，男女打打闹闹。通场戏罢，用当地人的话来形容“看戏时油头粉面，散场后灰眉土眼”毫不为过。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有《走西口》、《挂红灯》、《牧牛》、《五哥放羊》、《打金钱》、《卖菜》、《卖碗》等120多个。其中有些戏如《阿拉奔花》、《听房》、《吃醋》等用蒙汉两种语言夹杂演唱。这些传统剧目，一部分是根据当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编创的，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转山头》等；另一部分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如《五哥放羊》、《刮野鬼》、《割莜麦》、《拜大年》等；还有一部分则是从外地移植而来的，如《扇子计》、《走山》等。二人台节目的内容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的揭露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有的歌颂男女之间对纯真爱情的强烈追求，有的则抒发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

　　说到二人台的传统剧目，不能不提到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走西口》。可以说，《走西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血与泪、苦与恨、情与爱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无论从创作的写实手法，还是到艺术的表现感染力，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往往一出《走西口》，在当地能否唱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成为衡量演员乃至一个班道表演水平高低的标准。

　　《走西口》创作于咸丰五年（1855年），反映山西大旱灾后，太春和玉莲这对新婚夫妇为生计所迫忍痛分离时的无限悲苦。整出戏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不是以故事诱人，而是以细节出戏，以真情感人。新婚不久的太春出去借粮，没有借上，就与伙伴相约远出西口谋生。当他不得不把动身的消息告诉妻子孙玉莲时，整出戏的情节推向了高潮。通过人物的对话，表达了夫妻情深意浓、恋恋不舍的心情。丈夫去口外谋生，妻子多方叮咛，一方语重心长，一方声声相应，对话是那样娓娓动听，情意绵长。通过人物的语言，刻划出各自的特征：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实难留，

怀抱上梳头匣，

给哥哥梳梳头。

　　清朝男子都留有长辫，这是特有的服饰民俗。从妻子给丈夫梳头开始，到离家后衣、食、住、行的嘱咐，“吃饭你要吃热”，“喝水要喝长流水”，“走路要走大路”，“坐船要坐船舱”……凡是一个妻子所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一般妻子想不到的，她也想到了。一件件、一桩桩是那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临到分别的最后一刻，说出了一个纯洁少妇最担忧的事情：

哥哥到口外，

不要贪“花红”，

恐怕你变了心，

忘了妹妹的恩情。

　　她谆谆告诫丈夫不要沾花惹草，没有感情基础的女朋友是不牢靠的：

有钱是朋友，

无钱眼下瞅，

总不如小妹妹，

年长日又久……

　　通过叮嘱的全部内容，难分难舍的全部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纯朴多情、温柔细腻的农村少妇形象。最后太春终于与玉莲分手了，当太春“走出二里半，扭回头来看”时，“望见玉莲小妹妹，还在房上站”。这真挚、素淡的粗线条勾勒，可以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凄苦动人的场面，无不使人洒下怜悯与同情的泪水。

　　二人台表演形式活泼自如，短小精悍。可分为“硬码戏”与“带鞭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做，突出表演作用，如《探病》，《借冠子》、《姑嫂挑菜》等。“带鞭戏”则是载歌载舞、歌舞并进，如《挂红灯》、《打金钱》等，其内容多表现农家生活和爱情故事。

　　二人台的唱词极富爬山调的意味，道白多为后山地区广为流行的幽默、诙谐、生动、风趣的串话、谚语和歇后语。群众赞美道：“土生土长土里料，土言土语土腔调”；“二人台真红火，句句唱在咱心窝窝”；“打小爱唱二人台，赤肚皮唱到头发白”等。

　　二人台的音乐分唱腔和牌曲两部分。唱腔多承用民歌曲调，有些经过各种速度的变化处理，已走向板式化。牌曲基本是民歌基础上的器乐化。此外还吸收借鉴了古牌曲、民间吹奏乐等，使其越来越丰富。演奏和伴奏时，主要有洋琴、横笛、四胡和四块瓦、或梆子等乐器。服装、化妆仿效晋剧。道具有扇子、手绢、霸王鞭等。唱法主要有真假声结合和高打低唱两种。以呼和浩特为界，二人台又有东西路之分，西路二人台在演出前合奏牌子曲，曲目有百余种，来自戏曲、曲艺吹腔、佛曲和蒙族民歌，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东路二人台的牌子曲大多来自戏曲，配合剧情进行演奏，音乐具有优美、清新、秀丽、明朗等特点。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业余文化生活的不断追求，无论东路还是西路，在县境内广泛流传。特别是镇内街道社区、乡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聚居村落都自发组织起不少二人台小班。逢年过节唱，红白事宴唱，大型活动唱，外地客商、宾朋来了宴会上更要唱。真可谓“二人台戏天天演，日出唱到月儿圆；悲欢离合天下事，演绎沧桑数百年。”

　　令人欣慰的是，前辈们昔日走西口的悲惨生活已成为过去，如今迎来的是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美好幸福的新生活。作为历史的见证，二人台这朵民间文化的艺术奇葩，将永远开放在人民群众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