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在一定外因条件的参与下，是可以改变的。除非这个地区像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那样的地方。几代甚至几十代不与世外通人烟，才能不知山外是何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固阳这方土地上，由存在了几千年的游牧民俗、草原民俗演变为农耕民俗，与近代走西口现象习习相关。
从历史的角度讲，在阴山之北，从秦汉起，甚至向前追溯到更远的朝代，由于气候和自然的原因，一直显现着游牧民俗，即使是一些个别朝代，当中原王朝特别强盛时，向北扩张的时间和地域也是极有限的。细检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也只有西汉及盛唐时期的一些年段，有中原较多的人进入定居过“胡地”，但由于人数和逗留时间有限，过几年或十几年之后，也就随胡礼了。所以在民俗文化方面，一直没有改变了固阳一带草原民俗文化的主流地位。这里穿皮衣、食肉奶、饮烈酒、住毡包，铺羊粪取暖、骑烈马出行，是民众衣食住行方面的主要特点；摔跤、射箭、骑马围猎、唱长调是主要活动内容。祭敖包、信天神，甚至死后讲究天葬是民众的信仰。
就是到清朝的中期，因为生存的原因，中原的一些农耕人通过各种关系或明或暗地来到固阳，但多数人还是以雁行的方式住公中、踅伙盘，或牧放牛羊，或租地耕种，春来冬去式的跑青式的谋生，并没有改变了草原上的主流文化。到清朝晚期的几年，朝政内忧外患加剧，晋陕北部民众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这里土地稀缺和“口外”地广人稀有着很大的反差。到1902年，朝廷从筹集军粮、防止内乱的主管内因出发，不得不颁布放垦令，但客观上拓展了民众的生存空间。因为有先前一批一批的探路者的拉引，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大批的农耕者、工匠团、商业精英们进入固阳。比原来“桃花源人”多得多的中原人涌入固阳后，政府为了有效地管理大量“寄居民”，先是设“厅”，后设“设治局”，进行蒙汉分治，进而又设了县。外来人群作为文化的载体，在生存过程中，时时事事把老家的风俗习惯显露出来，体现于信仰方面，衣食住行方面，节庆、喜庆、婚丧嫁娶等等方面。作为信仰方面的硬件，村村出现了龙王庙，有的大村同时还建有老爷庙、奶奶庙、白雨庙等，敬龙王、穿布衣、做鞋袜，吃五谷杂粮、挖土窑、造简易房，出行多步行，过大年、办秧歌、过端午、过中秋，娶娉坐轿车、行土葬。因为村村外来者占了多数，二三十年的功夫，土著人的诸多习俗，被淹没，被同化。外来者百分之九十上的人来自西起准格尔，东至朔县这一狭长地域的十多个旗县。所以，民俗民风尽显晋陕北部的特点。从时间跨度讲，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为最盛行。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民众中的喜悦心情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表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一时期固阳县民俗也最有个性。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今，固阳民俗又经历了两次最明显的演替。一次是在七十年代初，促成演替的主要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这场红色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把民俗中精华和糟粕一起卷入破旧之列，人人自危，生怕粘上封资修的东西，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民俗活动都停止进行。另外是唯成分论，阻断了民间的正常往来，一些民俗活动在乡间村社很难集体开展。其二是三年困难时期，固阳又进入不少的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等非晋陕人群，原滋原味的具有晋陕特点的民俗得以稀释。其三是到七十年代，当年走西口人相继过世，新生一代成了正儿八经的固阳人，他们对父辈在民俗中的寓意和做派似懂非懂，愿意用固阳人的习惯主宰生活。至此，四、五十年代具有晋陕特点的民俗基本被历史埋没，但真正的固阳地区的民俗，因为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还只是个雏形，民俗文化迎来了又一次的大演替。
1980年以后，固阳凭借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又凭借固阳这方土地上各类资源丰富的优势，引来了八方的拼搏者、开拓者、淘金者，在十几年内，买卖巨商、矿老板、房地产开放商云集固阳。小小的北疆县城，有新疆烤肉的、兰州拉面的、温州买卖人、云贵卖茶女、京津大商号，各种行道，各种商品，各样喜好，应有尽有。加上通讯网络迅猛发展，坦途大道迅猛建成，交通、运输工具的迅速换代，地球变小了，地域之间的距离变短了，遥遥千里如同近在咫尺。大青山已不再是阻碍民俗交流的障碍了，“牛牛车慢慢游，三天三夜到包头”的民谣成为真正的历史。今天的固阳口音四南五北，生活习惯五花八门，除了自然气候有个性外，很难找到有自身个性的东西，固阳正在向大农业、大工业、大商业方面的民俗文化转变。
总说固阳百年民俗文化的演替，首推走西口现象对其影响最大，因为它彻底淹没了曾经经历几千年的草原民俗的主流地位，草原文化只能作为个别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民俗文化的肌体中。相比之下，后两次的演替则是潜移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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