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离不开对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语言进行研究。我们都知道，语言是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又是重要的文化事象。语言是重要的文化事象，指的是语言的诞生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诞生，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有了语言，人类才脱离开动物界，才可以互相交流思想情感，才可以进入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成为“文化”的人。同时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有特殊性的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是划分不同民族的重要特征。不同的语言代表的是不同的语言习俗，不同的语言习俗反映出不同的思想观念。语言所造成的文化差异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语言的使用和变化都与其他文化事象紧密相连。社会政治、物质生产、精神活动对语言的发展和使用起着直接的影响，语言的语音、语法、语汇的变化，无不打上社会变化的烙印。语言是文化载体，它是文化的代码，是文化传播的媒介。语言可以传达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只有通过语言的传播，文化才能穿越时间和空间，得到交流、发展和传承。同时，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其他文化事象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提高。人类文化行为要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语言的发展对人类的思维和各种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前边已经提到，语言是划分民族的重要特征。自古以来，中国的土地上居住着许多民族，所谓的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的及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在构成民族的诸特征中，语言是最重要的特征，这不仅因为语言的变化比较缓慢，而且还因为语言能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民族特点，积淀民族历史和文化，对民族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民族传统的传承，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形成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反之，民族对语言也有强烈的制约作用，民族的变化会影响语言的演变方向，现代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至少有80多种，这80多种语言归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五大语系。我们的汉语和蒙古语、满语分属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在中国，存在着语言和民族不一致的情况，这主要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有关。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邻近的或杂居的民族之间的交往一直很频繁，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会相互影响，有的民族甚至因为某种变动而相互融合成一个民族。随着民族的交融，语言也处在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相互间影响小的一般只在语言的某些方面体现出来，比如相互借用词汇；相互间影响大的则会造成民族语言的整体变化，比如语言类型的转变。
在中国的各民族中，汉族人口众多，分布广大，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关系始终制约着各民族的语言关系，汉语也成为跨民族、跨地区的国家级通用语，汉语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形成许多地域变体，这就是方言和土语。从古到今，汉语始终存在着共同语言和方言的共同局面。共同语古代分别叫做通语、雅言，近代又叫做国语，解放以后大陆地区叫做普通话。在世界华人居住的地区，汉语又称做华语。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内部不同方言区人们交际的共同语，而且也是中国境内不同民族进行交际的通用语，还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分支，汉语从一开始就存在方言，由于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更由于汉民族受山川自然环境和社会变动的影响，在历史上形成不同的区域分割，使得汉语的方言分歧差异十分突出。现代汉语分布的十大方言是古已有之的。晋方言是十大方言之一，过去划归北方方言区的西北次方言区。著名的语言学家李荣先生提出了晋方言的划分，并且把晋方言与其他九大方言相并列，这一主张得到了方言界的认可。
(二)
晋方言也叫晋语，这是一类很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方言，而原察哈尔省所辖地区的汉语方言基本属于晋方言。所谓晋方言是指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根据这条标准可以把晋方言和周围的北方方言分开。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不算东南部某些县)，河北省西部邻近山西的地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三门峡市、灵宝县、陕县，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黄河以东地区以及陕西省的北部地区。晋方言分为八片，即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片、张呼片和邯新片。原察哈尔省所辖区域的汉语方言就包括在大包片和张呼片之内。大同包头片中的大同市、大同县、阳高、天镇、右玉、左云、山阴、怀仁，张家口呼和浩特片的张家口市、张北、康保、沽源、尚义、阳原、怀安、万全、宣化、集宁市、丰镇市、卓资、凉城、兴和、商都、化德、察右前旗、察右中旗、察右后旗以及太仆寺旗等，基本是原察哈尔省的主体部分。这一地区的汉语方言内部不同方言小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外部具有相当明显的共同点。这些内部差异和外部共同点正是晋方言的文化特征的体现。晋方言特别是大包片和张呼片存在的共同点更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1、晋方言保留古入声，而且多数带喉塞音［?］韵尾。而大包片和张呼片有八个相同的入声韵，即［a? ia? ua? ya? ? i? u? y?］，像“合、铁、国、缺、直、踢、绿、欲”这些字的读音就是这样的，都有一种从喉咙里挤出的短而低的调子。
2、晋方言平声声调不分阴平和阳平，且调值较低。如大包征和张呼片方言中，“公民”“方言”“相同”“修辞”，这些词中前后两个字的声调读成一样的低平调。
3、晋方言中平舌音母和卷舌音声母一般不区分。特别是大包片和张呼片基本上没有卷舌音声母，普通话中的卷舌音声母大都并入平舌音声母中。如“资产”“素质”“杂种”“主次”，这些词中前后两个字的声母都读成平舌音。而像“容、融、荣”字的卷舌声母都变成了零声母，“茸、戎、绒”字的声母虽未变成零声母，却变为平舌音声母。
4、晋方言中大多数地区有两个方言声母是普通话里没有的。特别是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中都有唇齿浊擦音［ｖ］和舌根浊鼻音［］，如“五、午、威、外”的声母普通话中本来是零声母，方言却读成［ｖ］，再如“昂、安、澳”的声母普通话中也都是零声母，而方言却读成［］，个别地方也有读成［n］的。
5、晋方言中多数地区没有前鼻韵尾和后鼻韵尾的分别，基本上把普通话的前鼻韵尾韵母［n in un yn］并入后鼻韵尾韵母［in u y］中。特别是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还把［n in un yn］等韵母的部尾［n］和［a ia ua］等韵母的韵尾［］统统丢失，并且把韵腹加以鼻音化。因此，晋方言的人说话鼻音比较重。
6、晋方言中多数地区有词缀“圪”，如“圪都”(拳头)、“圪躺”(躺)、“圪朽”(蔫儿)、“圪胞”(私生子)。像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除了“圪”，还有词缀“卜”“忽”“日”等，如“卜滩”(滩)、“忽扫”(洒)、“日粗”(吹牛)、“日哄”(欺骗)等。
7、晋方言中叠音词较多，具有“小”“可爱”的附加色彩，像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中叠音的名词、形容词特别多，而且有许多叠音词缀是特有的。如“匣匣”“碗碗”“棍棍”“羊羔羔”“猪娃娃”“水灵灵”“绵洞洞”“白耐耐”“闷生生”“麻阴阴”“肥那那”“湿太太”“白毛虎虎”“雪圪糁糁”等。
8、晋方言中多数地区把名词词尾“子”读成［ts?］或［z?］，像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多读成［z?］，如“女子”“腰子”“讨吃子”等。
9、晋方言中多数地区有分音词，即把本来是一个音节分开读成两个音节，像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就是这样，如把“摆”读成“卜累”，把“杆”读成“圪揽”，把“环”读成“忽栾”，把“棒”读成“卜郎”等等。分音词在古代汉语里就有，晋方言显然是继承古代汉语的分音词。
10、晋方言中尤其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有些词的语素次序与普通话相反。如“扎挣”(挣扎)、“齐整”(整齐)、“落流”(流落)，“日每”(每日)、“虎虎马马”(马马虎虎)等。晋方言的词汇有两点特点值得提及：一是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中保留了较多的古语词，如：“仰尘”(顶棚)。《后汉书•雪义传》：“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金。”“承尘”即“仰尘”。“后生”(青少年)。《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数中一个后生，年纪二十五岁，姓崔名宁。”“营生”(做活，工作)。《南齐书•萧景先传》：“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不髯余营生。”《元曲选•秋胡戏妻》：“不会别的营生买卖。” “寻”(寻找，搜求)。《墨子•修身》：“思利寻焉。”《红楼梦•六十九回》：“哪里寻不出好人来?” “可”(病愈)。宋赵长卿《诉衷情》：“疮儿可后，痕儿见在，见后思量。”《三国演义•九十九回》：“建兴八年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 “肉”(肥满、胖)。《礼记•乐记》“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疏：“肉，谓肥满”。二是在大包片和张呼片方言中渗透或吸收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词语，形成特有的地域词。原察哈尔省所辖区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曾在此活动过，因此，从汉代的匈奴，到北朝的鲜卑族，宋代的契丹，元代的蒙古族，到后来的女真，回族等民族曾与汉族交往杂处，他们的语言自然会影响到汉语，有些词语被吸收到汉语言中来，特别是元代蒙古语有不少词语渗透到汉语方言中，有的到今天已经消失，如：“把都儿”(勇士)、“莎塔八”(醉)、“打剌孙”(酒)、“虎剌孩”(贼)、“米罕(肉)、“哈剌“(杀)等词在元杂剧中就借用过，有的还保留在今天的晋方言中，如大包片和张呼片中的“库伦”(围栏)、“忽拉干”(骗子)、“妥罗盖”(头)“叨拉”(聊天)、“逛”(跑、逃跑)、“虎不拉(一种小鸟儿)、“哨”(吆喝牲口使退)、“舒拜”(指妇女不孕或牲口不产仔)、“温特”(斜躺)等。当然，还有许多蒙语借词已进入现代共同语中，如“胡同”(水井、巷)、“站”(停歇的地方)、“歹”(坏)、“戈壁”(沙漠)、“褡裢”(一种两头开口的口袋)、“哈叭”(狗)、“哈达”(一种用作礼物的绸子)、“蘑菇”(一种食用菌类)等。这两点是晋方言中其它片很少有的，只有大包片和张呼片十分突出。这也是察哈尔汉语方言所体现出的独有的文化彩。
(三)
察哈尔汉语方言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很值得研究察哈尔文化的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前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们大都只从晋方山西雁北方言、内蒙古西部方言、张家口坝上方言等不同地区进行个别研究的，还未从察哈尔这个特殊地区进行整体研究，未从察哈尔文化这个特定的文化范畴上进行综合研究。今天，我们集合在一起，共同探讨察哈尔文化，从历史和现状，从政治和经济，从教育和艺术等不同层面探讨察哈尔文化的性质和内涵，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在我看来，察哈尔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性质，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汇，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底蕴极为丰厚，今天又注入了现代文明的新鲜气息，当然又成了传统与现实的交汇，呈现出许多过去不曾有的特点。我们的任务是：
第一，整合察哈尔汉语方言的研究，寻求汉语方言文化与其他文化事象的内在的联系，回答察哈尔汉语文化为什么具有如此一致的文化特征，运用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打通察哈尔汉语方言各片和各小片的天然联系，全面考察察哈尔汉语方言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结构与性质、根源与演变、发展与走向，从而准确深刻地认识察哈尔汉语方言的真实面貌。
第二，把察哈尔汉语方言放在整个北方方言大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周边的个别地区虽然毗邻很近，却不是晋方言，而是其他北方方言，这是什么原因?再把晋方言放在整个中国的方言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寻找晋方言至察哈尔汉语方言产生、存在、流传的原因，把握其在大方言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从而有助于认识晋方言和察哈尔汉语方言的特殊文化特征。
第三，把察哈尔汉语方言跟这个地区蒙古语言相联系，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找出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用的真实情况和规律，再从古代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关系上，大范围地看待民族交融带来的语言的融汇与影响，从而全面考察察哈尔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因以及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化内涵。
第四，利用察哈尔汉语方言的特征深入考察此种汉语方言所传达的这一地区特有的其他的文化事象，最突出的就是这个地区特有的一种地方戏曲——“二人台”。“二人台”广泛流传于晋方言区的大包片和张呼片，是用大包方言和张呼方言表演的一种民间地方剧种，很受这个地区民众的欢迎。可以说，“二人台”一旦离开了这个地区的晋方言，就会改变面貌和味道，甚至走向死亡。但是，由于方言的限制，“二人台”不能像东北地区“二人转”那样走向全国。对这一现象我们要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如何在不失掉“二人台”的品质和韵味的前提下，通过对方言的改造，实现走向全国的目的。让晋方言培植下的“二人台”在全国唱响走红。
第五，在研究察哈尔文化的同时不要忘记建设察哈尔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既保持察哈尔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吸收创造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鲜活的东西，让察哈尔文化现代化。同样的道理，研究察哈尔文化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让青年一代既能使用传统的晋方言又能使用普通话。在这个地区，普通话和晋方言并存并用，各得其宜。察哈尔汉语方言是不会消亡的，但它可以进行改革，去掉那些过于土俗的词语，保留那些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又能为其他立言区人听懂的有生命力的词语，吸收普通话中生动活泼的词语，使之变得既不失方言本色又 不自我束缚、自我扼杀，成为一种开放的前进的生气勃勃的交际工具。
察哈尔省虽然作为行政区划已经在中国消失了，但察哈尔文化却仍然存在发展着，其中察哈尔汉语方言以它强大的生命力活跃在今天的晋冀蒙毗邻的地区，共同的察哈尔汉语方言把这三个省区的近百万的老百姓连接在一起，愿这三个地区的人民利用共同的汉语方言加强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协作，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与进步。
参考文献：
《中国文化概论》，王宁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长1版。
《语言文字词典》，骈宇骞、王铁柱主编，学苑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内蒙古汉语方言志》，马国凡、邢向东、马叔骏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第1版。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分区图及文字说明》，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出版，1990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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