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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银行业历史上之色彩
来源:本站 作者:马寅初  日期:2013/4/2 浏览量:508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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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之谈银行业者,每谓欧美银行组织完备,发达迅速,而吾国之银行业尚属幼稚,无足述者。殊不知吾国银行业极盛之时,英、美、德、法诸国在草昧时代,几不知银行为何物也,当考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盖山西出产,以盐铁为大宗;丝、煤次之。自给之外,余额悉运销于外省。年复一年,获利甚厚。遂成为中原富庶之邦。但以盐铁在外省换得之现银,不可无特殊之机关以任运送保管之责,于是山西票庄兴焉。山西帮之成为银行家者,固自然之结果,亦环境使然也。兹就山西票庄与各方面之关系,分别述之,以明其历史上之贡献及其功效。  
  山西票庄与政府之关系  
  山西票庄勃兴之日,即政府财政拮据之时。在政府固不得不求票庄之资助,以免竭蹶之虞。在票庄亦可借此取得官款,以为运用之资。于是相依为命,各得其益。但吾国政府每以财政之绌,滥发纸币,以充岁费者,八九百年于兹矣。夫纸币之为物,既收必发。否则不足以资周转而广推行,各省官款既存储于票庄,收发之责,当然由票庄任之。是不啻以票庄为政府之发行机关矣。票庄之势力愈盛,纸币之流通愈广,而人民所受之痛苦亦愈大。幸票庄谨小慎微,往往不肯为虎作伥。且预知纸币之流毒,甚于洪水猛兽。遂从事于厚集实力,以备不虞,故一面为政府发行纸币,一面为自己吸收现金。墨守旧章,不稍松懈。其结果,则政府之信用,虽因发行过滥,丧失殆尽,而票庄之信用依然如故,未尝受其牵累,随狂澜而俱去矣。票庄虽不受纸币之累,确受官款之益。盖揽得官款之后,其势益壮,其效弥著,各处分设之支号,日增月盛。通都大邑,几无一不有山西票庄之足迹。各省汇兑殆基于斯。  
  山西票庄与本地钱庄之关系  
  山西票庄之应运而生,已如前述。其相继而起者,则为本地钱庄。吾国币制向不统一,品位重量,个个不同。一般官僚,遂视为利数。盖利用货币之庞杂以图私利也。例如人民以制钱完纳税租,须照官定之率,折合银两或银元,货币愈乱,转折愈多,获利亦愈厚。虽政府屡有整理之计划,其如与官僚之利害冲突何。货币之种类既杂,其行使之范围自狭。此省之币,当然不能行使于彼省。兑换之业,于以发生。故当初创办之钱庄,均以兑换为主业。盖兑换之外,无业可营也。此不独于中国为然,即今日泰西之银行,亦由兑换店(Money-Changes)递嬗而来也。本地钱庄之应运而生者,此其一。  
  吾国幅员辽阔,交通梗阻。省与省既鲜往来,州与州亦少联络。此疆彼土,畛域显然。则利害不相共,休戚不相关者,亦固其所。故此省之人一入他境,则以异国人视之,敲诈盘剥无所不为。外省人携来之货币,既不能行使于本省,则可借兑换以施其盘剥敲诈之手段。本地钱庄之应运而生者,此其二。   
  本地钱庄崛起之后,在表面视之,似与山西票庄立于反对之地位,大有两雄对峙、势不两立之慨,但实际上相处甚善,毫无冲突之虞。推厥原因,则本地钱庄资力薄弱,有赖于票庄之供给。而票庄于各省人情风俗,亦诸多隔阂,极愿与之往来以通声气。于是相互提携,共营斯业。然感情虽已联络,而营业究属一致,不免日久发生冲突,于是划分界限不相侵犯。本地之事以钱庄任之;各省间之事,以票庄任之。日后海禁既开,中外贸易蒸蒸日上,各省间之通商,固日趋于繁忙。本地之商务,亦日见其旺盛。商务既盛,则票庄、钱庄各有分内之事。尤当分道扬镳,不容自相侵犯。数百年来,其得以相安无事者,以此。  
  山西票庄与洋商之关系   
  以上所述,尚不足以明票庄之功用及其利益,故此节仅举其历史上之贡献与发明而略述之。当中英鸦片战争以前 (西历一八四十年以前),中外通商,只限于广东一隅,不准外人入内地交易。其以货来者,运至广东分售于华商。各省华商之欲办洋货者,势必携款前往,换得洋货,再运销于内地。反之,洋商之欲购华货者(如丝、茶等),亦必以现款托行商(经政府指定专与外人交易者,故普通华商不能与外人直接交易)运至内地换得土货,运至广东,再行装船出口。如是以巨额之现银移来搬去,既觉笨滞,又恐遇险,殊非经商之道。但非有特殊之机关专任汇划之责,绝不能免除此种障碍。而汇划之责,除组织完备,分庄棋布之山西票庄外,又将谁属。至其汇划之手续,则不外乎今日中外各银行所用之存欠抵冲一法。例如,东印度公司欲办华丝一百包,委托广东行商代办,行商即将款交付于本地钱庄,令其将款运至上海,交付于行商所指定之某某代理人,但广东钱庄在上海既无分庄,自不得不转托山西票庄代办。票庄承允之后,即作一通函,通知上海票庄照办。上海票庄接信之后,即嘱上海钱庄付款若干于广东行商所指定之驻沪代理人,以为购丝之用。此山西票庄代人 汇款至内地之办法也。同时亦 有请票庄由内地汇款至广东 者。例如,东印度公司有洋布 若干匹,在九江销售,所收之 款,应由九江汇至广东者,亦 托票庄代汇,于是九江之山西 票庄作一通函,通知在广东之 票庄照解。如是既无长途运送 现金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以两清。商业以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之贡献,不可谓不大矣。至广东、上海、九江三处票庄互欠之款,则自相抵押,亦无运送现金之必要矣。山西票庄既遍设分庄于各处,公私汇款,当然由其独揽。其汇划之惟一武器,则为汇票,英语谓之Draft。此项汇票,随时可以兑现,几无所往而不有购买力,票庄汇票之所以可贵在此。当汇票盛行之时,英美各国尚不知汇票为何物,若谓汇票系山西票庄所发明亦不为过。
  

  马寅初(1882一1982)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字元善。浙江绍兴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哲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从二十年代起,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并对当时的中国经济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战时经济问题,在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税的议案。解放战争初期,指官僚买办资本、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摧毁国内一切中小私营企业的生产,是走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道路。解放后,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对控制人口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独到的、具有科学意义的论断。提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指出综合平衡论,主张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在工业建设上,他强调要发挥现代企业的生产能力。在实现计划经济方面,认为必须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主张在国营企业领导下,开放农村初级市场,活跃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主要著作有:《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经济改造》、《资本主义发展史》、《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新人口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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