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传唱千古的《敕勒歌》，不但使敕勒这个已经消失的民族永垂青史，而且使敕勒川这个已经消失的地名成为令人神往的乐土。敕勒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敕勒川的地望在哪里？《敕勒歌》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古今学者对此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本文在参考前贤成果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敕 勒
一、关于敕勒民族
敕勒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汉代史籍称作丁零，亦译作丁灵；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称之为敕勒，汉人称之为高车。敕勒、铁勒、丁零、狄力都是译音之转；而称高车，是因为这个民族心灵手巧，善于制造高大的车辆，“俗多乘高轮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 参见《北史》卷98《高车传》）。
传说敕勒族“其先匈奴甥也”。匈奴单于生二女，被放在“国北无人之地”的高台上，有老狼来守护她们，其妹“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可见，他们与匈奴血缘上是近属，都以狼为图腾，语言也“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北史》卷98《高车传》）。敕勒族本居住于贝加尔湖、安加拉河直到叶尼塞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658页）。汉朝以后，有一些敕勒人进入中原地区，如中山、常山、西山丁零。十六国时期，他们还在黄河下游建立过一个短期的丁零王朝——翟魏，后被慕容氏后燕所灭。在慕容氏被北魏灭亡之后，这批敕勒人随之进入北魏统治之下，有的逐渐汉化，有的逐渐鲜卑化。还有一部分敕勒人早在北魏建国前就与鲜卑拓跋氏结合，成为鲜卑拓跋氏一百二十个姓族中的组成部分，如北魏宗室十姓之一的乙旃氏。（《北史》卷98《高车传》）
而在公元四、五世纪时，漠北的广大地区仍然生活着许多敕勒人。他们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游牧在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被称为高车六氏；另一部分生活在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以东一带，被称为高车十二姓。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虽然私有制已经逐渐发展，但“无都统大帅，各有君长”（ 《北史》卷98《高车传》），说明社会发展程度不是很高。
北魏在兴起之初就不断侵掠敕勒人，例如拓跋珪在登国四年（公元389年）袭高车诸部，大破之；次年，袭高车袁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 二年(公元429年)，又一次大规模侵袭高车，高车诸部望风而降者数十万落，获牛马羊百余万。拓跋焘把他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漠”即大漠，是指内蒙古与蒙古国交界处的大戈壁，漠南即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
由于这数十万落敕勒人的辛勤劳动，使漠南一带的畜牧业大为兴盛，随着与农耕民族的交流，农业生产也随着发展起来，漠南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他们初期还过着游牧生活，但“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朝贡。由是国家及牛、羊遂至于贱，氈皮委积。”5世纪中叶，文成帝拓跋濬时(公元452—465年)，“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 《北史》卷98《高车传》）。这是高车族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聚会，所以史家郑重记载。敕勒人性格豪放，擅长歌舞，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时盛大聚会，载歌载舞、祭天祈福、并且伴随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颇有点像今天蒙古族的那达慕盛会。漠南地区因当时主要为敕勒(高车)人聚居的地方，故人们把这一带称为“敕勒川”。当时流传下来的这首《敕勒歌》正是描绘漠南一带畜牧业生产兴旺发达的情景，也是敕勒人民勤劳豪放性格的真实写照。
北魏六镇建立后，一部分敕勒人被徙置六镇，抵御柔然。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中，都有敕勒人参加。
二、关于《敕勒歌》的传唱背景
史书中最早提到《敕勒歌》的是唐朝初年李延寿撰的《北史》卷六《齐本纪》。《纪》载：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十一月，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丞相高欢在玉璧(今山西稷山西南)与西魏交战失败。“是时西魏言神武(高欢)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勉强坐起来会见诸文武大臣)，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高欢（公元496——547年），本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一名贺六浑，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是鲜卑化的汉人。他依靠鲜卑人的武力，联络山东士族，掌握了北魏军政大权，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由于孝武帝不甘被他当做玩偶，君臣之间冲突加剧，孝武帝被迫西奔长安，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公元534年，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即东魏孝静帝），自己仍把持朝政。他死后不久，其次子高洋于公元550年废魏建齐（史称北齐），追尊他为神武皇帝。东魏只存在了16年，而西魏也于公元556年禅让给北周宇文氏，只存在了21年。
北魏孝武帝西逃后，被宇文泰接纳并安置在长安，公元535年，宇文泰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从此，原本强大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各自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魏”，视对方为伪政权，必欲灭之而后快。在相互间不断的战争中，宇文泰控制的西魏迅速强大，东魏则屡遭重创。高欢于武定三年、四年（公元545、546年）两次对西魏用兵，均受阻于玉壁（今山西稷山县）。尤其是第二次西征，他率20万大军倾巢出动，围攻玉壁，西魏守将韦孝宽仅以不足3万人据守。高欢苦战六旬，用尽一切办法，均未能凑效，自己反而损失了七、八万人。他因恚愤发疾（一说为西魏流矢射伤），被迫撤回晋阳（今山西省太原西南）。东魏举国震动，皆以为高欢已死，全军沮丧，士气低落，军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为安定军心，高欢强打精神起来接见诸权贵。病中的高欢，面对其长子高澄，抑制不住悲哀郁闷之情，诸多感慨一并发泄出来，说道：“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高欢所说的：“邙山之战”，即历史上有名的“河桥之战”，是役东魏军先败后胜，他不听从部下陈元康“乘胜追击，一举消灭西魏”的建议，结果使宇文泰逃脱，让西魏得以喘息，使自己失去了一次实现统一的绝佳机会。此后西魏一天天壮大起来，给东魏造成威胁，自己死后还要让儿子继续承受这个压力。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才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高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让斛律金唱出《敕勒歌》的。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在卷八六《杂歌谣辞》中收录了这首《敕勒歌》，并且引《乐府广题》说：“北齐神武（高欢）攻周（指北周）玉璧，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指宇文泰）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璧，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句长短不齐。”对相关史实又补充了一些资料。自此，《敕勒歌》流传越来越广。
三、关于《敕勒歌》的作者
根据前引《北史》卷六的记载，仅言高欢“使斛律金敕勒歌”，只说是使斛律金“歌”（即唱），所以有可能是他所作而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冬十一月条说：“(高)欢之自玉璧归也，军中讹言韦孝宽(西魏大将军)以‘定功弩’射杀丞相(高欢)，魏人(西魏人)，因下令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欢闻之，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欢自和之，哀感流涕。”《通鉴》加一“作”字，文义自比《北史》明确。但司马光根据什么资料断定《敕勒歌》为斛律金所作，则无法查考。
因此，持不同意见的人比较多。如，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释中，引用文学家洪迈的说法认为：“斛律金唱《敕勒歌》，本鲜卑语，按：《古乐府》有其辞，此歌并非斛律金所作，实为后人妄为之”。 另外，《北史》《北齐书》之《高欢纪》和《斛律金传》中均写为“使金唱”《敕勒歌》，而无“使金作”的文字。现代诸多版本的古代诗歌选中都认为《敕勒歌》的作者为“无名氏”，是一首北朝民歌。
称《敕勒歌》为“北朝民歌”， 我觉得是比较严谨的说法。因为，《乐府诗集》所录歌词与斛律金所唱之词一字不差，说明此歌早已经在北方广泛流传着。当然，以斛律金之聪明睿智，作敕勒歌这样的歌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他当时随口唱出来，作为病中的高欢，在闻所未闻的情况下，也是“和”不上的，除非他自己也很熟悉这首歌。显然，由斛律金所作说不通。
关于《敕勒歌》的族属问题，学术界前些年争论较多。《敕勒歌》的主要内容涉及敕勒族,史籍记载的歌唱者斛律金也是高车(敕勒)族;但《敕勒歌》却是从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敕勒歌》到底是鲜卑民歌还是敕勒民歌呢?这就引起了争论。学术界目前有两种看法:一为鲜卑民歌说,这基本上是传统看法;一为敕勒民歌说,持此说者近年来颇多。《乐府广题》云：“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句长短不齐。”这里说《敕勒歌》原本是鲜卑语，而有人把它“易”(改)成齐语(即汉语)去唱，斛律金所唱应该是汉语歌词。元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说：“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使作《敕勒歌》。”胡三省实际上认为这首歌有比鲜卑语更早的来源，它最早应该是用敕勒语创作的，其理由是“敕勒与鲜卑殊种，斛律金出于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欢则习鲜卑之俗者也”。我认为《敕勒歌》最早应该是敕勒族民歌，由于敕勒族长期在北魏统治下，与鲜卑族杂居生活，交往很多，其民歌被翻译成鲜卑语，在敕勒族和鲜卑族中都曾广泛传唱，后来又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敕勒歌》。因此，《敕勒歌》是敕勒族、鲜卑族、汉族文化交流产生的璀璨明珠，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共同汇聚成为中华文化的实证之一。
敕 勒 川
关于敕勒川的位置，古今争论也比较多，有内蒙古说、山西说、陕西说、甘肃说、新疆说等。其实，《敕勒歌》歌词第一句是：“敕勒川，阴山下……”，这就为敕勒川定了位，即敕勒川是阴山山麓下的平原（川，这里意为平川、平原）。由于历史久远，加之很多游牧民族曾经在阴山两麓生活，他们语言不同，对同一地区有不同称谓；有的没有文字，历史记载不详；这样就出现了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称谓各异，即使同一称谓，在译为汉语时也难免有不同写法。因此，敕勒川到底在何处一直没有定论。
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说，阴山是一个大的山系，它横亘于内蒙古高原中部，西起狼山、乌拉山，中敕勒·敕勒川·敕勒歌 （之二）部为大青山、灰腾梁山，南部是凉城山、桦山，东部为大马群山（今河北崇礼县境内），东西绵延1200多公里。阴山两麓的平原地带，主要是南麓的河套平原。河套平原由东向西分为前套平原（又称作呼和浩特平原，或土默川平原，包括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后套平原（乌拉山以西至巴彦高勒平原）。广义的河套平原还包括西套平原（又称银川平原）。从历史资料来看，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帝纪第四，世祖纪上）记载：“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省丰宁县西北，滦河河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北史》(魏本纪第二)也有记载:“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上述记载中的“新民”、“新人”，有“新归附之人、之民”的含义，应该是指被北魏征服不久的高车人和柔然人。有学者考证，秦汉时期曾经把后乌拉山——狼山一段称为“阳山”，阴山主要指乌拉山至大青山一段，但秦汉以后阴山的地望便与当代大体相同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中云：“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显然认可了前两者的说法。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中有一段论述：“刘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魏主焘大破柔然、高车，徙降附之众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这些记载，与今天的阴山南麓、河套平原大体符合。
从自然条件来说，阴山南麓的河套平原气候温和，由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土地肥沃、水草丰茂，适合发展农、牧业生产，盛产小麦、莜麦、玉米、谷子、黍、马铃薯、胡麻等，畜牧业以牛、马、绵羊、山羊为主。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迁徙到这里的敕勒人提供了发展农牧业的基础。所以数年之后，乘高车、逐水草而居的敕勒人才能畜牧蕃息，“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而且也“渐知粒食”，学会农耕了。
另外，从《敕勒歌》的两位吟唱者来看，斛律金是出生、成长在朔州的敕勒人。北魏的朔州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这里是敕勒川的中心地区之一，辽金元时因建有丰州城而被称为丰州滩，明代时蒙古土默特部迁徙至此，又称土默川，即今呼和浩特平原。斛律金虽然南征北战一生，但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吟唱故乡的民歌，不但是人之常情，而且可以鼓舞士气。
《敕勒歌》的另一位吟唱者高欢，故乡也在土默川。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祖籍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但从其六世祖起便世居于怀朔镇，即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北。他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怀朔人。怀朔在土默川平原西北部，土默川当然是高欢的故乡。《敕勒歌》广泛流传于敕勒川地区的敕勒、鲜卑、汉族人民中间，高欢也一定会唱，并且非常喜欢。人之将死，最念及乡音，离开故乡几十年在外征战的高欢，在病入膏肓之际，自知难以再回到故乡，若能听到自己熟悉的乡音也好，于是在弥留之际，让斛律金唱起自己家乡的歌，自己也流着眼泪“和之”，这是多么深挚动人的思乡之情！同时，因为高欢的士兵们大多是敕勒川人，大家一起唱起故乡的民歌，自然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概括地说，敕勒川是指阴山两麓、黄河两岸的平原地区。其核心地带是前、后河套平原，大致包括现行行政区划中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区。在上述核心区的外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等省区北部一些地区，在历史上、文化上也与敕勒川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敕 勒 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至今已经整整流传了约1500年，无论何时读来，都朗朗上口，令人回味无穷。它能够流传久远，魅力何在？
首先是平中见奇，真情贯注。诗的开头两句写“地”，“敕勒川，阴山下”，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壮阔、雄伟。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气势磅礴、雄伟无比。就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这样说未免有些含糊，但作为诗的形象，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
接着两句写“天”,“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敕勒族人用自己生活中的居所“穹庐”作比喻，说天空如毡制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蓝天磅礴的气势、茫茫大地的空阔无边。宽阔的草原上,极目远眺,自然会产生天空浑圆如盖的感觉,这种景象只有在大草原或大海上才能感觉到。“穹庐”不但比喻贴切,而且意境极为高远,蓝蓝的天空,广袤的草原,人在其中的胸怀开阔、自由奔放都表现出来了。
最后三句写“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一幅壮阔无比、生机勃勃的草原全景图。苍茫辽阔的天空下,一望无垠的茫茫大草原上,一阵风儿吹弯了牧草,隐隐约约显露出成群的牛羊，多么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这里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景象。末句出人意料，平淡中见奇崛，王国维说：“出乎其外，故有事致”。虽然写平常之景，但却出其不意，令人惊喜雀跃，引人深思和感慨。经过前面的步步铺陈烘托，这一句便使全诗达到出神入化的意境。
“低”字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意、意外之妙。实际上是把高远与眼前对比，写出一种心理效应。作者善于系风捕影，求物之妙，自然成文，读来言有尽而意无穷。“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活力。全诗主要用白描手法，即使用比喻，也是牧民熟悉的穹庐，显得平实、朴素。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境界便顿然改观。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
也为之生色。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睛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
诗中并没有直接写“人”，但是人的感情却贯注全诗。这种感情就是牧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水草丰盛的生存环境的喜悦、对自己劳动成果、牛羊遍布的自豪。诗人巧妙地把“地”、“天”、“景”、“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给我们超然物外的独特感觉；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读完全诗，读者一定会想象着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是他们给苍茫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带来了美的意蕴。在诗中，我们不但感受了大自然的壮阔，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
第二是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色。
这首歌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具有浓郁的草原地域气息。全诗寥寥二十余字，就生动展现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壮丽图景，同时也反映出敕勒牧民豪迈自强的性格。这种具有特殊风格的诗歌，如非出自身临其境、长期体验游牧生活的牧民之口，恐怕不易达到这样清新、朴素的精神境界。它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一千多年后的敕勒川、土默川，正如当地“爬山调”所唱：“大青山来乌格拉拉山，海海漫漫土默川”，二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敕勒族人用穹庐来比喻草原的天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讴歌赞美，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穹庐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居室，牛羊和牧草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对于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关的事物，他们有着极深极厚的感情。他们讴歌草原，讴歌牛羊，就是赞美家乡，赞美生活。这首诗具有游牧民族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宋代诗人黄庭坚说这首民歌的作者“仓卒之间，语奇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山谷题跋》卷七）。因为作者对草原牧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能一下抓住特点，不必用力雕饰，艺术效果就很好。
第三是刚健、雄浑的风格。这首诗以其独有的雄浑壮阔、刚健豪迈的风格，成为我国古代草原诗篇的代表作，并影响到唐代及其以后的诗歌。
南北朝民歌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轻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若用西洋美学概念来表示，前者属于“柔美”的类型，后者则更具“壮美”的倾向。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是和民族、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
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使它魅力无穷。
《敕勒歌》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这首1500多年前的民歌，古朴自然、不事雕琢、浑然天成，而又大气雄浑、粗犷劲健，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诗篇之一。这首诗以凝练朴素的语言、质朴真切的情感，描绘了敕勒川草原(今土默川一带)的苍莽辽阔、水草丰美、牛羊肥壮。诗中的天、地，山、川，牛、羊，构成了一幅塞上草原的风景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人是融入大自然中的。
金末元初的著名诗人元好问，曾盛赞《敕勒歌》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敕勒歌》不仅在中华大地千古传唱，也流传到国外，甚至编入日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更加企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敕勒歌》在现代的中国民众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原因就在于此吧?
最后谈一下《敕勒歌》的异文问题。
现代一般读者所接受的《敕勒歌》，基本是以《乐府诗集》和《古诗纪》为根据的。启功先生在他早年所写的《池塘春草，敕勒牛羊》一文中说:“‘野’韵句式为三三四。而‘羊’韵句式则为三三七，读之似欠匀称。”他进而推测:“‘庐’字、‘笼’字有一衍文，或其一为急读之衬字”，原因是“三三七字，为民间歌谣习用之句式”。先生又引了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引此诗即无“笼”字的例子（见该书内编卷三），说明在明代已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从而比较郑重地提出了《敕勒歌》的异文问题。然而，治学谨严的启功先生，面对这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并没有轻从擅援，他认为:“譬之比事决狱，必其众证纷陈，情臻理至，始勘定案。”（均见《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一版）。经有关学者考证，在成书于万历三年（1575）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中所看到的《敕勒歌》,就写作“天似穹庐盖四野”。从时间上说,这应该是“天似穹庐盖四野”文本形态的最早表现。此后,钟惺、谭元春二人合编的《古诗归》,将《敕勒歌》中“天似穹庐”与其下句连为一句,也没有一般所见的“笼”字。有些方志所记民间曾经传唱的文本也是“天似穹庐盖四野”。但日人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
《敕勒歌》的异文除了“天似穹庐盖四野”外,还有其他几种情形。比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笼盖四野”就变成了“ 笼罩四野” ;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胡三省注引洪迈语，也作“笼罩”。另外王灼《碧鸡漫志·汉之歌》所引《敕勒歌》，其中两句则为“山苍苍，天茫茫”。
《敕勒歌》的异文问题，既有传抄原因，也有翻译原因。既然是翻译的作品，那么不论它是先由敕勒语翻译成鲜卑语再翻译成汉语，还是直接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其在转译和传唱中就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当然其中一种最受欢迎因而最为流行也是十分正常的。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论文之一
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论文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