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蒙古族察哈尔部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渐升温，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由于察哈尔部历史的特殊性，自然涉及到了整个蒙古族历史，特别是涉及到了蒙古汗廷皇家历史的许多方面。因此从察哈尔部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蒙古族浩瀚的史籍著作，未知的领域或尚待研究的问题也很多。甚至过去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现在都需重新研究给予纠正也在所难免。例如裕谦、法式善他们是不是察哈尔（部）人？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到了蒙古学、族裔学、历史学、史志编纂等诸多学科领域，这也是研究察哈尔部落史必须回答，而且也是绕不过去的问题。所以就此问题，我想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
现在有很多蒙古史学专家，包括国内一些著名的史学家也认为，裕谦、法式善等清初被编入蒙古八旗的察哈尔部人的后裔不是察哈尔（部）人，甚至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把蒙古八旗与察哈尔八旗相混淆，是有悖于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
（一）他们认为“裕谦、法式善不是内蒙古人，也不是察哈尔人，这在我们专业学术界，包括蒙古史学界，其实是一个基本知识。”（白拉都格其：《关于内蒙古与八旗蒙古若干问题的答问》，2009年8月15日。白拉都格其为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自治区政府参事）理由是：裕谦、法式善等人“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变迁，早已脱离了蒙古本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八旗蒙古人，在礼仪习俗和语言文化上先是逐步同化于满族，然后又与满族一样渐趋同化于汉族，它们的种种社会历史活动，在整个蒙古民族发展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也随之愈来愈小”（白拉都格其：《蒙古史纲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般正式出版的由我们专业学术界的人撰写的蒙古通史类书籍，都不把八旗蒙古人作为主要的记述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一般的民族理论概念，所说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八旗蒙古人都已没有了（失去了），而是渐渐趋同于满族和汉族了。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代表性人物（及其重要历史活动），都是清代全国性的政治人物的活动，属于研究清代全国史和八旗史的基本内容了”（白拉都格其：《关于内蒙古与八旗蒙古若干问题的答问》，2009年8月15日）。
首先，这些专家们把“内蒙古”和“察哈尔”两个概念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地域概念。“内蒙古”这一词在历史上是指漠南蒙古地区，现在是指一个自治区，从来都是特定地域或行政建置的名称，所以说“裕谦、法式善等人不是内蒙古人”是准确的，从来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然而“察哈尔”一词历来都是指一个蒙古族社会集团或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与“蒙古”一样都是先由民族学概念再转化为地域行政建置概念来使用，但其基本的含义仍然是区分族属的民族学概念。“察哈尔”同“科尔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词一样，他指的是蒙古族内部不同部落的名称，尽管这些部落在历史上的居住地在某一时间段有大体上相对固定的地域，也曾经以“万户”、“爱玛克”或“鄂托克”的名称出现过，但是它们都不是特定地域的名称。所以说某某人是察哈尔人，或土默特人，或科尔沁人，不是指他们的出生地或居住地，而是指这个人的族属，是指这个人是属于蒙古族的哪个部。准确的说，“察哈尔”全称应该叫“察哈尔部”，只是人们在口语中把“部”省略掉了而已。我们说裕谦、法式善等人是察哈尔人，就是指他们是蒙古族察哈尔部人的后裔，与他们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毫无关系。因此，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内地居住多少年，他们的族属仍然是蒙古族察哈尔部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例如美国蒙古学研究会创始人、著名的美籍蒙古学者约翰·宫布扎布，祖籍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群人，1948年移居美国加入了美国籍。他先后在美国巴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或从事蒙古学研究工作，他同时担任过德国波恩大学、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他曾当选为美国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蒙古学协会秘书长。他在其《察哈尔》一本书中称自己为“美国籍的察哈尔人”。还有很多如约翰·宫布扎布一类移居他国的察哈尔（部）人的后代，至今都称自己为察哈尔（部）人。
其次，这些专家们用“一般的民族理论概念所说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四项要求来衡量，认为八旗察哈尔蒙古人都已失去了这些条件，并且渐渐趋同于满族和汉族了。所以得出了裕谦、法式善等人不是察哈尔人的结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四个要素或前提条件（这是斯大林的观点），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少数民族都失去了自己的共同语言，分散在全国或世界各地，也失去了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国内如满族、回族，散居在世界上的如汉族、犹太族，但都不妨碍他们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清代八旗蒙古人的后裔在内地居住几百年，但他们都承认自己是蒙古人（那些因局势动荡而故意隐瞒族属的是另外一回事），可见他们还是有热爱自己的民族、认同自己的民族的归属感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如果按照前述专家们的观点，把裕谦、法式善等人因失去民族概念的四项要求而将他们排除在蒙古民族之外，那么散居在内地的八旗蒙古人的后裔，甚至包括所有世居内地的蒙古人都有被开除蒙古族籍的可能。那些早已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满族、回族更不能称自己为少数民族了。因此，“四个共同”的民族要素，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前提条件，但绝不是区别一个人是哪个民族的衡量标准。用是否具备这“四个共同”要素特点，来论证裕谦、法式善等人不是察哈尔（部）人，是值得商榷的。
二是在“正式出版的由我们专业学术界的人撰写的蒙古通史类书籍中不把八旗蒙古人作为主要的记述对象”，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汉化，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在整个蒙古民族发展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愈来愈小，而是因为这些蒙古族通史类书籍的内容重点和取舍范围主要是以内蒙古的蒙古族历史为记述对象而确定的。正如一般的蒙古族通史类书籍也不记述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蒙古族一样（如蒙古国、独联体的图瓦、克尔梅克、布里亚特等国的蒙古族），这是由于这些蒙古族通史类书籍既定的内容范围不便把他们收录进来而已，与这些国家的蒙古族是不是被同化，或与他们的作用大与小没有直接关系。即便是专家们编撰的蒙古通史类书籍不写他们，他们仍然是蒙古族。同样，出生在内地的八旗蒙古族的后裔也不会因专家们撰写的通史类书籍不记述他们而改变族籍。蒙古八旗中祖先来自察哈尔部人的后裔，除非他们自愿改变民族，否则永远也是蒙古人，而且是蒙古族的察哈尔部人，这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二）上述专家们认为：人们不顾专家们的科学的忠告，仍然一再提出裕谦、法式善等人是察哈尔（部）人的原因“主要是这些人对清代蒙古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缺乏专业基本知识，只是看了一些较粗浅模糊的、似是而非的著书和说法，就去想当然了”（白拉都格其：《关于内蒙古与八旗蒙古若干问题的答问》，2009年8月15日，下同）。“无论从历史学专业的角度，还是从我们正在编写的地方志的角度（“人物志”的收录标准和范围的角度），即使有确切记载说明某位八旗蒙古人确实出身于原察哈尔部，也只能证明察哈尔是他们的祖籍，而不能证明是他的出生地，以致其先祖的居住地。”他们仍然把“察哈尔”一词理解为地域名称，然后依据裕谦、法式善等人的出生地不在察哈尔，所以得出裕谦、法式善不是察哈尔人的结论。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提出裕谦、法式善等人是察哈尔部人的人，绝不是一些对清代蒙古的基本制度和体制缺乏“基本知识”而糊涂到连1635年2月建立的蒙古八旗与1675年设立的察哈尔八旗的区别都分不清的“想当然”者。相反，他们非常清楚察哈尔部被后金征服后变为三个部分：一是1635年2月将此前陆续编入满洲八旗内的大部分察哈尔佐领抽出来，与新归附的喀喇沁等部佐领仿照满洲八旗建制合编为蒙古八旗，其中每旗又将察哈尔佐领单独编为相当于一个参领的建置，设昂邦章京管领，统称为“八旗察哈尔”，亦称为“新察哈尔蒙古”，分别由同色旗满洲、蒙古都统兼辖。八旗察哈尔与八旗满洲、蒙古不在一处，而在外边游牧，但不断从中抽调军户参加夺取中原的战争或驻防各地。【1】二是1635年6月将归附后金的林丹汗之子额哲所率察哈尔部众编为一个札萨克旗，安置于义州边外，额哲受封亲王。【2】三是在原满洲八旗内仍有部分察哈尔部众分散在各满洲牛录中【3】。直至1675年（康熙十八年）林丹汗孙布尔尼反清失败，札萨克旗制被削，所属察哈尔部众一部分编入满洲、蒙古八旗，一部分与隶于蒙古八旗的八旗察哈尔合编为察哈尔八个总管旗，分左、右翼各四旗，安置于宣大边外。这就是现在隶属于乌兰察布市的察哈尔右翼各旗和隶属于锡林郭勒盟的察哈尔左翼各旗。自此，察哈尔部众在国内基本上成为两部分：迁居各地的察哈尔部众后裔和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部众后裔。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部落史或族裔学角度讲，上述曾分隶于不同建置的察哈尔部人的后裔，无论其出生地在内地还是在内蒙古（国内或国外），他们永远都是察哈尔部人的后裔，如清朝乾隆年间西迁戍边的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的察哈尔人后裔，鸦片战争时期驻防南京、镇江的八旗察哈尔人的后裔，他们至今仍然称自己为察哈尔人。
二是这些专家们混淆了作为部落名称的察哈尔与作为地域名称察哈尔的区别，把“察哈尔”一词只理解为与“内蒙古”一样的地域名称或行政建置名称。他们忽略了作为地域名称，说某人是察哈尔人，是与其出生地有关，作为部落名称，说某人是察哈尔人，是与其祖籍族别有关的区别。所以他们武断地做出裕谦、法式善等人不是察哈尔人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遗憾的是，那些清代驻防内地或西迁伊犁戍边的察哈尔人后裔，并以自己是察哈尔人而感到自豪的他们，如果得知其老家内蒙古的专家们不承认他们是察哈尔人，又会作何感想。
二
当前，察哈尔文化研究工作方兴未艾，有关察哈尔部的史志类书籍不断出版。这就难免要涉及到裕谦、法式善等人是不是察哈尔部人，为什么要记述他们的问题。如前所述，从部落史或族裔学角度讲，裕谦、法式善等人是不是察哈尔（部）人？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一）为什么说裕谦、法式善等人是蒙古族察哈尔（部）人，只需探知他们的祖先是什么人就清楚了，而与他们的出生地毫无关系。这与美籍华人的后代，永远是华人一样，与他们的出生地和国籍无关。
裕谦（1793～1841年）原名裕泰，字鲁山、衣谷，号舒亭。博罗忒氏，祖先为察哈尔博罗忒（亦写为博罗特）鄂托克人，1635年被编入蒙古镶黄旗，故以察哈尔博罗忒鄂托克名称为姓。裕谦出身清代将门世家，官至江苏巡抚，后任两江总督，在鸦片战争时期是与林则徐齐名的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英雄。裕谦作为蒙古族察哈尔（部）人的后裔，说他是察哈尔（部）人（不是说察哈尔地区的人），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不妥。
法式善（1953～1813年）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伍尧氏，字开文，号时帆。祖籍察哈尔，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是我国蒙古族中唯一参加编纂《四库全书》的作者。关于法式善的祖籍，他在《重修族谱序》中自称：“吾家先世虽繁衍，然莫详其世系。我曾祖修族谱时，惟记有元以来历三十五世之语，而未载世居何地，相沿为蒙乌尔吉氏。法式善官学士时，高宗纯皇帝（即乾隆皇帝）召对询及家世，谕云：‘蒙乌尔吉者统性耳。天聪时，有察哈尔蒙古来归隶满洲都统内府正黄旗包衣，为伍尧氏，汝其裔乎。盖蒙乌尔吉远宗统性，而伍尧则本支专性也。‘今族中惟知乌尔吉而不知伍尧。”对察哈尔部恨之入骨的乾隆皇帝都承认法式善的祖籍为察哈尔人。可见法式善不仅是察哈尔（部）人的后裔，而且他对自己的族源出自何部也是非常认真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承认法式善是察哈尔部人，非要将他从察哈尔部人中剔除出去呢？
清代蒙古八旗察哈尔人的后裔中出现了很多类似于裕谦、法式善的著名人物，不在此一一赘述了。我们所以在察哈尔部落史中记述他们，既是对他们不数典忘祖的一种尊重，也是想还历史的一个真实。
（二）察哈尔部在蒙古族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部落，她虽然在名誉上曾被封为蒙古大汗的本部属民，但却是由蒙古各部人员所组成的非血缘关系的部落集团。察哈尔部的特殊性在于其较为完整地传承了蒙元以来的宫廷文化，在祭祀、礼仪、饮食、服饰、语言、艺术、军事等诸多方面均有其独特的宫廷文化色彩，在蒙古族草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清代，驻防内地的蒙古八旗察哈尔与驻牧边外的察哈尔八旗一样，都为民族独立和祖国领土的完整抵御外侮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在中国的反侵略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裕谦就是众多察哈尔人在清代驻防各地为国捐躯者们的杰出代表。我们记述在清代远离故土护国戍边的察哈尔将士们，记述在各行各业为民族为祖国有所建树的察哈尔人后裔，对于挖掘和弘扬以草原文化为源头的察哈尔文化，打造察哈尔文化品牌，自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再责难在史书中记述蒙古八旗察哈尔人后裔们的事迹为“缺乏基本知识”的人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想当然了”。
（三）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蒙古民族也是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优秀民族。近年来，随着祖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力的强盛，移居国内外的蒙古族后裔，不仅在探究他们的族源，而且还探究他们祖先为哪个部人。例如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后人，著名文学家萧乾的夫人，都曾期望内蒙古的姓氏专家们帮助他们实现寻根问祖的愿望。经过专家们的研究，李四光和萧乾的祖先都是察哈尔人，也都是蒙古八旗察哈尔人的后裔。
李四光（1889～1971年）为湖北省黄岗县人，蒙古族，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经其女儿李林院士的要求，查明李四光的祖先是察哈尔昔宝赤鄂托克人，故取汉姓厍。他所以叫李四光，纯属偶然。李四光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萧乾（1910～1999年）原名萧炳乾，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翻译家、资深记者和文化名人。经其夫人文洁若女士的要求，查明萧乾姓为博尔只斤·萧特氏，其先祖为蒙古族察哈尔部人，系林丹汗后裔。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得知萧乾为察哈尔人，而且是北元蒙古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的后裔后，激动之余将萧乾的部分书籍、桌椅和使用过的用品捐献给了先祖的家乡内蒙古，现在由内蒙古大学专门为其建立了“萧乾文学馆”，以资纪念。该馆的介绍词中赫然写着“萧乾为察哈尔人”。
如果按照前述专家们的观点、裕谦、法式善等出生于京城或者内地的人不是察哈尔人的话，李四光、萧乾等人同样也不能成为察哈尔人。他们的后代或夫人寻根问祖，替他们去世的亲人认祖归宗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得受到上述专家们的责难，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注【1】、【2】达力扎布：《清初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一期。
【3】《八旗通志》（初集）卷4《旗分志四》、卷7《旗分志七》、卷11《旗分志十一》、卷12《旗分志十二》。
（作者钢土牧尔系乌兰察布市委党校原教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