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由多民族、多支脉文化构成，不但不排除区域文化，相反，需要诸多的文化丛各自挖掘、整合、弘扬，以利于中华文化得到全方位的传承。河套地区历史悠久，是我国北方最早有古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是我国北方文化中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孕育河套文化的摇篮。“原角恐龙地、智人转折点、万年岩刻群、北方古铜都、长城博物馆、河套文化源”，正是对此的形象描述。而河套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当中的重要一支，是人类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典范，其文化刻痕已有万年之久。河套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我国的北方军事史、乌拉特草原文化史、游牧定居与垦殖发展史具有巨大作用。几千年来，边塞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兼容并蓄的地方文化体系（文化丛）。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内涵、丰富的形式、强烈的文化包容性为打造河套文化品牌奠定了扎实基础。
（一）根据“河套”和“河套文化”之名的起源来看，目前的大多论著表述，“河套”之名起源于明代的成化二年（1465年）。又据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天顺教授的论断，可以追溯到景泰元年（1450年），之前的记载都源于《史记》、《汉书》、《水经注》等史籍的“河南地”之说。而“河套文化”一词也不是今天的“发明”，它是一个极富历史含量的名词，最早见于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所著《中国史前期之研究》中使用的“河套人”和“河套文化”两个中文名词。裴文中先生讲：“‘河套文化’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之代表者，因发现于河套地方，故名。”按照史料记载，从1992年至1997年期间，陆续出土的早期人类化石看，“河套人”属于“晚期智化人”，且在‘峙屿人’和‘山顶洞人’之前”。根据《大百科全书》的记载，这个时期距今在15000年左右。但是，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实验室用碳14方法测定，“河套人”的年代距今大约35000年。这个重大发现，宣告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论断的消亡。除了国内外的消息公之于众之外，裴文中先生曾于1937年把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河合在一起，提出了“河套文化”的命名。“河套文化”，主要是基于文化景观而言的，是千百年来河套地区一切文化现象的总和。
（二）根据河套文化的定位来看，根据河套文化的成因、演进和扩散形态，河套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文化体系，即文化人类学所指的“文化丛”。从几亿年前古生物化石——巴音满都呼原角恐龙化石以及15000年以前的“河套人”，到旧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刻痕——阴山岩画，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36年（前210）“迁北河榆中三万家”移民到汉唐移民和亲，从元明清多民族聚居到蒙汉大团结的今天，一个世代相传的文化丛充分体现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人和睦相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可以讲，河套文化是在河套地域内外、伴随着河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积淀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区域文化概念。
（三）根据河套文化的地理区域定位来看，据史料记载和专家研究，北至阴山以北，包括蒙古国的南部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广袤草原戈壁，东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部分地区，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全部地区，南到汉民族数次缓退的陕西大部、山西大部、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西至宁夏（甚至到达青海的东部地区）、阿拉善盟的全部地区，都应该是河套文化的成因、演进、扩散和影响地区，面积应该在60万平方公里之上。因此，构建“泛河套文化圈”（两国、六省区、七盟市）经济文化交流平台和运行机制，促进“泛河套文化圈”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四）根据河套文化的考古和历史学定位来看，经文物考古发现，远在数万年以前，河套先民就在巴彦淖尔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按照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天顺教授的论述：“河套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他的主要依据是大窑文化在河套地区的出土遗存，可以推断到70万年前古人类的活动。从呼和浩特等地出土的史料分析，时间可以跨越1万年到50万年之久，属于世界之最。按照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地图史稿集》和《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标注在河套地区有大量的原始社会遗存。更为关键的是萨拉乌苏文化与水洞沟文化的交织存在，对于河套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证明。而其间的青铜器文化，距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是承接龙山文化的远古文化。因为它是以匈奴为主创造的文化，所以我国考古学家把河套地区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称作匈奴系统青铜文化，又因为在鄂尔多斯的大量发掘，也称作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但是，据史料记载，奠定这一基础的关键地区，是今巴彦淖尔的霍各乞矿区。“霍各乞”是译音，它的蒙语含义是“铜绿山”。包括曾经在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工作过的魏坚教授在内的专家，曾在十几年前发现此处有6处炼铜灶和10余处古代的采矿坑道，并经挖掘整理后认定属于商周时期的大型炼铜炉（坩锅）、范和石锤。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关于中国北方青铜器的起源与生产基地等问题，可能要被证实是在河套文化的发源地——巴彦淖尔。总之，依据王天顺老师的论述：“经过古地理学家、古动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长期研究，现在已有较为充足的证据，为河套地区原始文化排出一个发展序列。自萨拉乌苏文化以来，依次发展了水洞沟文化、中石器时代和仰韶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时代文化、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这一地区原始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横跨黄河两岸，东连冀北、西接陇东，南与晋陕交界，而以河套为中心，逐渐显示出较强的自身文化特征。”
（五）根据“河套文化”的文化理念定位来看，河套文化是由各个文化特质共同构成的整合体，是对在河套开发史、战争史和近代革命史进程中所创造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先秦以来，河套地区就是国家戍边卫国的军事重地。匈奴的崛起，两汉的兴衰，宋元辽金的战迹，冯玉祥的北伐誓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入，傅作义的抗击日寇，无不与富饶的河套冲积平原和水草丰美的巴彦淖尔相关联。在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先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开发，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工艺等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古生物化石区、阴山岩画、赵秦汉长城、古城址、烽燧、塞、古墓葬，不但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保护利用价值，且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明清以来，藏传佛教和其他宗教文化相继传入，黄河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边塞文化、乌拉特文化、军事文化在这里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体系。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融入了现代文明的元素，并进一步丰富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一个区域文化体系─河套文化。因此，“河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名称，它是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彰显，其中主要聚显的是河套文化。应该说，草原、黄河、阴山孕育了河套文明，外化为岩画、长城、恐龙、民俗、歌舞、戏曲、历史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等重要形式。在归纳整理七届河套文化研讨会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河套文化就是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河套、建设河套的历史进程中，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中，创造并形成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外在表象和内在个性的事物的总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六）根据河套文化的形成发展阶段、鲜明特点和主体内容来看，河套文化如同任何一种文化丛的衍生发展一样，是伴随着河套大地上的人类活动而诞生并逐步发展形成的。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河套文化的形成发展可概括为八个基本历史阶段：史前文化孕育期；夏商周春秋战国与匈奴交融形成的文化成长期；秦汉时期的汉匈交融、和谐文化创造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套文化渐现成熟期；隋唐贞观盛世是河套文化的成熟时期；夏宋辽金蒙古兴盛期的河套文化处于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成熟期；元明清期间河套文化处于定型修复期；新中国成立后河套文化处于繁荣发展期。
这八个阶段的划分是粗略的，但基本勾勒了河套文化发展的轨迹，并从中可以表现出河套文化的六个鲜明特点：一是区域性。河套文化是在河套地区这一特定区域内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受到生态环境、人口种族、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的影响，使之带有浓厚的北疆文明色彩。二是融合性。河套文化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源于黄河，成长于多民族、多人种、多地域的文化交融之中，特别是在商时，受危方、鬼方的影响较早，也包括曾经生活和正在生活于河套地区乃至华北、东北的匈奴、突厥、鲜卑、蒙、汉、满、回、达斡尔等民族的文化特征，体现为文化本体的一元多体、和谐共生。三是流变性。在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的历程中，河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经无数的文化渗透同化，尤其是秦汉的两次大的移民，匈奴人的多次冲击等等，都促使它产生新的更新与嬗变，因此具有极强的流变性。四是民族性。河套文化是在融合了河套先民的土著文化及西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生发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历史文化特征。在发展过程中倍受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和同化，使之成为汉民族文化的支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五是延续性。河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开放地主动借鉴和吸纳各种外来文化的营养成分，但始终保持着本土文化的合理内核，并不断在广泛交流、汲取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自我，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形成新的特色，更好地延续和传承了河套文明。六是唯一性。它比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性。它有最大的交汇性，两个横跨欧亚大陆且曾是世界古代最大帝国都在河套孕育成长300年之久；边塞文化与移民文化交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替；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和谐；原生文化与衍生文化的互补共存。
同时也由此总结形成了河套文化的四项主体内容：一是崇尚自然，海纳百川。这是河套儿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宝。二是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这是对千百年来河套社会历史发展中河套儿女前赴后继、奋勇拼搏精神的高度概括。三是崇尚和谐，兼容并蓄，待人真诚。这是河套地区各民族淳朴民风的集中体现。四是与时俱进，创新进取。这是河套地区不断创新发展的基本理念。从河套文化形成发展的八个历史基本阶段、六个鲜明特点和四项主体内容可以表明，“和谐”是河套文化的基本精神及核心价值。并且成为我们今天倡导和谐的思想渊源。
总的讲，河套文化从远古走来，在阴山与黄河的见证下，经过一代代河套人的不懈创造，成为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文化丛，传承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河套人特有的精神，蕴含着北方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河套文化是一体多元、和谐共生文化的杰出典范，也是连结民族情感纽带和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更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力量源泉。
近年来，巴彦淖尔作为河套文化形成、演进、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心之一，全市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努力挖掘河套文化资源，打造河套文化品牌，开展河套文化建设，按照两个“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挖掘、宣传、扩大影响，研讨、整合、找准定位，保护、研究、打好基础，提升、发展、加快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现实，如何进一步找准我市河套文化发展建设的方位，创造河套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河套文化的竞争力，提升河套文化的软实力，已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特别是对于河套文化从何而来，依据在哪里，其内涵是什么，研究传承弘扬有何价值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有一段时间曾经困扰我市很多学者及干部群众。回顾近年来的建设历程，虽然有些已有了明确的解答，但有些还需要继续深入探求。比如河套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及课题制、学科制的建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着力点、落脚点和侧重点如何把握，以什么载体作支撑，用什么品牌来展示，靠什么规划和体制、机制提供保障，需要什么样的队伍和人才进行服务；如何通过抓好河套文化建设给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的思想、智慧、力量支持，特别是切实提升河套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科学发展的能力；再如从历史遗存角度讲，今天的河套大地蕴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远古人类的生存印记与文化遗存究竟有怎样的传承关系，都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考证和发掘，等等。这都是摆在面前的十分重要而迫切的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