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日益繁荣的文化建设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新形势下，地域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专家学者潜心著述，党政领导主动咨询，专业的、民间的地域文化研究团体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出来。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建立地域文化学学科，但是，有关地域文化学的概念、学科框架、研究路径、价值意义等理论问题，目前争论还比较多。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就正于方家。

    一、地域文化学的概念和学科框架

国内对于地域文化学的概念和学科定位，表述很多，令人莫衷一是。什么是地域文化学？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甚至还没有被看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例如，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认为地域文化是“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区域，范围可大可小，大至一国、数省，小至一地一县，乃至某河流域、某山地区、某块草原。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可以是单要素的，如饮食文化、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也可以是多要素、综合性的。从当前各地地域文化研究学会的活动实践看，我认为地域文化学的学科定位应当适用于大文化概念，应是综合性、多学科、多范畴的。因此，地域文化学的概念可以表述为：它是搜集、整合、研究某个特定地域的所有文化资源的学问；其研究范围是该特定地域内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和。
    根据各地地域文化研究的实践，我认为地域文化学的学科框架应该包括四大要素：自然要素（山、河、草、沙、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实体要素（建筑、遗址、墓冢等物质文化要素）、人文要素（政治历史、民族民风、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要素）、关联要素（与当地有关联的其他地域文化，如人口迁徙、文化传播等要素）。
    地域文化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内容十分丰富，但也应该突出重点。我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当地文化的独特性、稳定性、关联性三个方面。
    独特性：独特性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有特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不同，民族、民俗、方言、习惯各异，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千差万别，必然孕育出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塞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学既要研究该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它的历史渊源，又要研究其现时的文化；既要研究其表相的狭义的文化形式，又要研究其深层次的、具有决定性与指导性的文化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纵向、横向、表层、里层深刻认识某个地域的文化独特性。
    稳定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每一个地域的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建筑文化等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们往往成为地域文化特色的鲜明标志，应该作为地域文化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关联性：某一地域的文化，不可能不与周边地域文化发生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当地地域文化都会受到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有时甚至使当地文化产生巨大变化。其中民族分布的变化、人口大量迁徙和行政区划的改变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大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对许多地域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地域文化，既要立足于所研究的地域，又不能局限于所研究的地域；既要研究它的地域特点，又要研究它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联。
    地域文化学是一门跨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文艺学、民俗学等。它与方志学、考古学、文化地理学关联比较密切，然而又有一定区别，地域文化学可以从中学习、吸收、借鉴很多东西。
    具有悠久传统的地方志应该是地域文化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地方，即地域；志，是“记述、记载”。地方志是记述特定时空内一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它要求对该地区的全部已有事业、客观条件、社会状况等作如实记载，因而对地域文化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方志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体例和格式，有严格的选材要求，它与地域文化学的区别在于强调资料性和客观性，不强调学术创新和理论分析。
    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在起源、传布方面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它的研究主题主要有：文化生态、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近年来又出现了“新文化地理学”，以杰克逊（P. Jackson）和科斯克罗夫（D. Cosgrove）的著作《意义的地图》《景观图解》为代表。这些著作虽有一些新观点，但是均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文化地理学框架。文化地理学突出的特征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尽管主题比较分散，但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可以给地域文化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历史上看，以地名命名的学问还有不少。较早的是宋以后的经学流派，如关学、洛学、婺学等，地域文化学当然应该对这些为中国哲学史做出贡献的当地哲学家给予关注。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又出现了“敦煌学”等，其发展方向也是地域文化学研究。

    二、地域文化学的研究路径

    1.挖掘整理地域文化资源，摸清家底，进而更好地加以保护和传承。全面地、系统地挖掘整理地域文化资源、摸清家底，是地域文化学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研究者应该对于本地有史以来的重要遗迹、区划沿革、重大事件、著名人物、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等文化积累做到心中有数、如数家珍。这些资料应该包括文本性的、口头流传的、地上的、地下的、古代的、现代的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建立地域文化资料库，有条件的还可以建立博物馆。有了这些资料库和博物馆，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地域文化，也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基础条件。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各地古老的文化资源正在迅速消失，独具特色的古建筑被推土机摧毁，流传百年的民间艺术被现代歌舞排挤而失传，年轻人改变了方言乡音……面对这种局面，地域文化研究者十分紧迫的工作是抢救性地保护地域文化资源。例如，对那些掌握相关资料的老干部、老专家、老艺人，要及时采取措施，把他们的资料用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以免造成更多的遗憾。
    2.理清地域文化发生、发展的脉络，总结其经验教训，发现其规律性。在整理、研究地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类似一条条贯穿历史的主线。以内蒙古中西部敕勒川地区为例，这里因北朝诗篇《敕勒歌》得名，包括阴山两麓、黄河两岸的广袤地区（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全境及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市一部）。由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宜农宜牧，早在先秦时期，就是鬼方、林胡、楼烦、匈奴等北方民族的游牧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首次在这里设置郡县。秦始皇北击匈奴，设置云中、九原等郡，移民垦殖，成为秦王朝境内的产粮区。秦末，这里复为匈奴所有，粮田再次成为牧场。西汉武帝时期，多次大规模出击匈奴，这一带又为汉朝所有，恢复了秦代设置郡县、移民垦殖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汉、鲜卑、敕勒、匈奴等多民族在此居住，牧场与农田并存，郡县与军镇合治。隋唐时期，突厥、党项等民族在这里游牧，中原王朝亦在这里设立州（丰、夏、胜）、郡（定襄等）、受降城、都护府（单于、安北）等行政机构。宋、辽、金、西夏时期，这里既有州、县、节度使、招讨司等机构，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部落制。元朝时这里统一为中书省直辖下的各路、府所治。明前期，朝廷在此设立卫所（东胜诸卫等），后期复又成为蒙古各部的游牧地，隆庆、万历年间丰州滩上又出现板升农业。清朝前中期这里是蒙古鄂尔多斯、乌拉特、土默特部落的游牧地；清晚期至民国，随着“放垦蒙地”政策和“走西口”移民潮的推进，这里出现蒙汉并存、旗县分治的状况。新中国建立后，这里的各民族和睦相处，经济上农牧并举，工业化进程迅猛，成为带动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三角地区”。
    纵观敕勒川地区的历史，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曾经反复争夺，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这里交替上演，经济社会由碰撞、交流、互补到逐渐融为一体；众多民族也在这里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贯穿敕勒川地域文化的一条主线，也是它的一个主要规律。探寻并且阐明这样的规律，有助于提升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度，能够生动具体地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其积极意义不言自明。
3.着力研究、探讨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独特性是地域文化的鲜明标志，是当地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文化现象。独特性往往具有唯一性，是其他地区无法模仿、无法复制的。独特性需要认真研究，在与当地和其他地域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发现。
    例如，鄂尔多斯地域文化中亮点很多，以动物纹饰而著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成吉思汗陵为代表的成吉思汗文化、融合蒙古族和汉族风格的民歌、仪式复杂的鄂尔多斯婚礼等，都具有独特性。其中又以成吉思汗陵为代表的成吉思汗文化更具有唯一性，与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相比较，不但具有国内影响，而且具有国际影响。深入挖掘研究这些具有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的文化资源，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又如锡林郭勒盟抓住本地最具独特性的元上都文化，组织当地、自治区内和全国的知名专家开展深入研究，揭示了元上都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加强了对遗址的保护和开发，终于在自治区第一家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4.注重研究当地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影响。某种地域文化能够延续一定的时间，说明它在纵向的一面能持续保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在横向的一面能汲取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具有包容、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这是文化的魅力与生命力所在。在一定条件下，由于外来文化影响，甚至可以导致当地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鄂尔多斯青铜器能够在当时大放异彩，其重要原因是它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塔加尔文化进行了交流。又如，清末民初实行的“放垦蒙地”政策和“走西口”移民潮，导致土默特平原大片草原被开垦为农田，民族人口比例发生重大变化，蒙古族牧民改作农民，甚至语言也变成蒙汉兼通。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5.评价地域文化中的先进、落后、精华、糟粕，以便今后扬长避短，促进地域文化创新、发展。地域文化往往积累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内容非常丰厚，常常呈现出良莠混杂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吸取精华，扬弃糟粕，扬长避短，以利创新。比如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富有特色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如大窑文化、昭君文化、召庙文化、满蒙文化、乳都文化等。通过地域文化学者的研究，认为其中的昭君文化先进性最为明显。他们撰写、出版了《昭君文化研究丛书》五种，详细分析了昭君文化是以中华和合哲学为基础，以民族之间和平友好为中心内容，其内涵包括促进不同地域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人民和谐相处，促进人们追求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等积极内容，是体现中华民族多种优秀品质的先进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激励作用，对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新型民族关系和人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应该大力弘扬。
    另一个例子是广泛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二人台艺术。她是蒙、汉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一朵艺术奇葩，是富于特殊魅力的民族民间艺术，也是地域文化的优秀品牌。然而，一分为二地看，其中也有糟粕。如一些渲染色情的“荤段子”，还有一些以嘲讽、模仿残障人士为吸引观众手段的节目。只有改造、剔除这些成分，才能更好地发展这项艺术。
    6.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展望地域文化发展的未来，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提供科学的、宏观的、有远见的咨询建议。地域文化研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应该积极干预现实。应该在充分、深入、宏观研究的基础上，主动对当地政府提出科学的、有远见的建议，推动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现在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也认识到，地域文化研究一方面为地域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的相互融合，可以催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例如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积极支持地域文化研究，并且采纳研究者的建议，早在2000年就做出决议，明确呼和浩特的“首府文化是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现代化都市文化”。以政府为主导的“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14届，每年招商引资由最初几十亿到现在的几百亿；对促进旅游业、餐饮业、城市建设等方面效益显著；文化节还成为对市民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市民素质教育的契机；成为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大餐的欢乐节日。“昭君文化节”已经成为呼和浩特市的“烫金名片”，大大提高了呼和浩特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分别被国家和联合国评为“十大民间节庆活动”。
    又如包头市土右旗政府主动采纳地域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依托美岱召这座著名的文化遗存，深入挖掘阿拉坦汗与三娘子在和平通贡、发展板升农业经济等方面的丰功伟绩，将其与旅游业成功整合，创造出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再如，科尔沁地域文化研究者与通辽市政府携手合作，认真研究清初孝庄皇太后这位蒙古族名人的历史，正确评价她教育、辅佐顺治、康熙两代明君的功绩，决定建设集旅游中心、历史纪念馆、学术研究基地为一体的孝庄园文化旅游景区，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

    三、地域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1.增强文化自觉、自信和文化认同，教育群众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增加对故乡和祖国的向心力、凝聚力。地域文化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可以潜移默化地教育人民，培养、激励民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巴彦淖尔市在系统梳理河套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于长城、岩画、水利开发等亮点的挖掘、研究与宣传。他们与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合作拍摄电视系列片《河套长烟》；与内蒙古卫视联合制作《千古河套》、《魅力河套》；在央视播出电视连续剧《我叫王土地》；创办河套文化博物院；成立“中国岩画学会”并推动阴山岩画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些工作使巴彦淖尔市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培养了民众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增加了各民族对故乡和祖国的向心力、凝聚力。
    2.提高本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增强知名度、美誉度，打造全国甚至国际知名的地方文化品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纵观国际和国内，各地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竞争；其中地域文化既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增强地区综合竞争能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地域文化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它不是为了与别人争“你短我长”、“我早你晚”、“我高你低”，而是为了发现自己的独特性，为了传承和弘扬自己地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和优秀因子，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因此不容易引起反感、矛盾和冲突。
    文化可以撑起一片蓝天，打造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效益是巨大的。一首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绘出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美妙境界，如今自治区西部的许多企业争相将产品名称冠以“敕勒川”，就是在借用这种文化的推动力。又如经过多年的研究、宣传， “昭君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名片，而且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美丽象征。这些文化软实力对于地区发展贡献巨大。
    3.为地方党政领导提供历史借鉴、政策咨询、决策参考。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地域文化研究者应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社会，提供给地方党政领导，以备决策参考。以内蒙古地区为例，历史上发生的若干重要事件，对自治区乃至全国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一是昭君和亲，用和亲的手段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了和平统一；二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北方民族实现了大融合；三是明代蒙古首领阿勒坦汗及其夫人三娘子，与明廷议和，促成中原与塞北互市贸易的进步之举；四是明末清初“走西口”演绎出长城内外蒙汉民族的团结相融；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乌兰夫等老一代革命家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为中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诸如此类的历史经验，体现出中国智慧，能够给人们深刻地启迪。
    4.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只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各种文化的新鲜血液注入，才能保持中华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在内蒙古自治区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并且继续发生着参与民族最多、时间延续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民族大融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形成过程的缩影。夏代的荤粥、商代的危方、西周的鬼方、春秋的楼烦和林胡、战国至秦汉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匈奴、羯、鲜卑（含东部鲜卑）、柔然、敕勒，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沙陀，辽金时代的契丹、女真，乃至后来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的蒙古等民族，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滋润着中华文明的成长、延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鲜血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陈寅恪先生论述中华文明在唐朝时兴盛的原因时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他的论述具有典型意义。内蒙古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的丰富、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该下大力量去研究。

               （本文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内蒙古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