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地区是中原农耕与草原游牧的交汇处，历史上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落。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历史上鲜卑人的南下有三条途径：一是经过西辽河流域和辽西走廊，进入中原；二是自大兴安岭南下后，从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进入陕甘。三是由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经杀虎口进入雁北大同。朔州地区是南联晋中、晋南盆地，北上蒙古草原，西走陕北、青海，东去燕蓟的一条重要的十字走廊。明朝从立国之始，始终未能处理好与北方蒙古草原各部的关系，因此，明代200多年一直加强北方边墙的修建。前期的长城工程是在北魏、隋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增建烽堠、戍堡、堑壕，局部地段改土垣为石墙，沿长城边修建了大量的卫所城池，迁徙军民屯守戍边。当时立大同五卫，其中玉林卫原在杀胡口外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南榆林城，内迁后卫城遂虚。另有杀胡口外的镇虏卫，原城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正南大红城，后卫城遂虚。万历三年，右卫城墙用砖包砌，周九里八分，比汉雁门郡城规模略小。右卫城孤悬西北，向来是军事要冲，因此中原王朝许多著名将领受命镇守，朔州成为京都藩屏、中原门户，战略地位十分显赫。

      第三，朔州既是中原的军事重镇，又是南北通商的主要通道。胡汉两地既有矛盾、冲突、碰撞、征战，又有交流、互市、通婚、融合。长城边关为了军事的需要修筑了大量的城堡。仅左云、右玉两县境内就有破虎堡、马堡、残虎堡、杀虎堡、平集堡、右卫城、旧云石堡、新云石堡等，大都为土筑砖包，虽受风雨侵害，损坏严重，仍可看出痕迹。有一个马营屯古堡，修建于明嘉靖年间，清顺治年间，堡内官兵裁撤，设为民堡，军人卸下戎装，成为农民。现在村里的人大都是守边将士的后代。马营堡有许多传说，其中最为神奇的是广为流传的“鬼打仗”。据村民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隐约的马嘶声、兵戈撞击声和厮杀声，尤其是刮风下雨天，这种声音格外清晰，搅得堡民一夜不得安睡。因深受“鬼打仗”的困扰，堡民们从1960年起陆续搬出，如今马蹄声远去，厮杀声已熄灭，昔日的营堡残垣，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由于打仗催生了古堡，而古堡又孕育了庙宇、戏楼、驿站、商铺。战争只是历史的插曲，和平才是历史的主乐章。长城更长的时间充当着物质交流市场与文化交流驿站的作用。两大文明在这里交流互动，形成朔州独特的苍凉、悲壮、豪爽、奔放、和睦相融的文化特质。   第二，历史上频繁的征战厮杀造成自然生态破坏严重、人口伤亡惨重。宋元时期，朔州地区还是森林茂密，中原王朝的大军出征，由于树木密如篦梳，人骑不能并行。明代正统年间，土木之变，英宗皇帝被俘，明朝为防蒙古骑兵突袭，在长城沿线“烧荒”，山上的树木花草几乎被烧光，造成植被稀疏、风沙肆虐、生态荒凉。现在朔州人对生态建设尤为重视。今天的朔州植被覆盖率大幅提高，特别是右玉这个昔日风沙肆虐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加强生态建设，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的0.3%提高到现在的54%，成为“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右玉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执政为民，尊重科学，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右玉精神传遍全国。 

      第四，朔州马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代北士马甲天下”之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使赵国开疆拓土，收到富国强兵实效，其它列国纷纷效仿。秦将蒙恬北击匈奴，在朔州筑城养马，由此朔州养马蔚然成风。北齐高欢在未发迹前，曾投奔尔朱荣，因替尔朱荣降服一匹烈马“毒龙”，受到尔朱荣赏识。其后高欢取代东魏而自立，因而有了“尔朱荣送‘毒龙’送天下，高欢得‘毒龙’得天下”的传说。唐代设立牧马监，朔州的养马业进一步发展，元代曾在马邑建军马牧场。新中国成立后，朔县建有国营马场、国营种马场，引进前苏联优良品种，进行繁殖改良。在冷兵器时代，马既是最重要的征战利器，又是农耕与畜牧经济最基本的生产力。时至今日，马在朔州仍备受欢迎和重视，马文化特色在朔州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五，西口文化在长城内外传扬。“走西口”早期以旅蒙商探路，后来以农民为主体，再后来陆续有不少毡匠、木匠、铁匠、石匠、泥瓦匠、银匠、裁缝等小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其中也有不少爱好文学艺术的穷人。早期的“走西口”大多是“春去秋回”候鸟式的“雁行人”，随着“出塞禁令”的宽缓和废弛，到乾隆时期，“雁行人”逐渐定居塞外。由外出打工和小本经营到兴办商铺、作坊；由客居陋室、简易工棚到兴建“板升”（蒙语房子）；由游牧而农耕，逐步演进为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开发了农业文明；由两地人淳朴的伙伴、搭档关系，逐步深化，结为蒙汉民族亲密的安达（弟兄）；特别是由最初的塞外谋生，演进到草原与中原文化相融，其历史意义，可从四个方面总结：

一是突破了长城的分割，促成了两地民众的融合。千百年来，一条长城横卧，关口紧闭，统治者重兵把守，常常兵戎相见。而在两地民众之间，求和之心由来已久。走西口冲破官方重重束缚，越过长城关隘，踏出一条中原与草原的通道。

二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穷则思变，困则思走”的志向。以晋商为代表的旅蒙商不畏艰险、不怕挫折，吃苦耐劳、勇于进取、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的精神，在中国商业史上闪烁着光彩，为我们今天发展商品经济、构建市场经济树立了榜样。

三是走西口促进了长城内外两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对西口外来讲，走西口带来内地先进生产力与技术，促使塞外草原由游牧而走向农耕；由手工业的兴起，演进为工业的雏形；由“马市”贸易的出现，促成市场经济的雏形；由居住蒙古包而住进“板升”，继而出现村落、集镇，直到草原上建起归绥城。对“走西口人”来讲，先是外出打工，有了落脚之处，后来得到丰厚的收入，如大盛魁、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的先人在塞外成为巨商，然后回馈家乡，光宗耀祖，不仅推动了两地经济得到发展，而且促进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四是绚丽多彩的“西口”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同时也反映出中原汉族的真诚与草原蒙古族的包容。走西口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活动，民俗民间文化在流动和交融中产生。长城内外两种不同母体的文化在西口外的土默特、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相汇，创立了一个“二人台”剧种，创造出蒙汉两族人民喜闻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