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各民族同根同源，共同的理念铸就了中华民族坚毅的品格和割舍不断的民族亲情，就如同家庭成员的血脉相连般，无论在多么辛苦的环境中都难以阻隔血脉亲情的传递。血脉相连的力量无惧险阻、磅礴汹涌，即便是身处迷茫之时，依然能够发出耀眼的光照亮前行之人的内心。

由坏兔子（上海）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阿那亚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巴德玛主演的《脐带》，是一部关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故事片，在令观众揪心、扎心、痛心的些许无奈中，又饱含着血缘亲情的浓浓温馨，往事回忆的美美陶醉，以及母子俩一同寻找那棵“一半已经枯死，一半依然旺盛”的“奇迹之树”的执着和期待。由此，痛、盼、知、悟，便构成了观众连接式的心路历程。

痛。

现实中，一些人的父母、祖辈有患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综合征的，还有一些人的配偶或子女患有自闭症、抑郁症和焦虑症。而阿尔兹海默症，作为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在85岁以上的老人中竟占三分之一：他们或完全失忆、或不能自理、或严重失语、或大小便失禁……亲人们将财力、精力、心力耗费了许多，最终得到的却是“无力回天”的伤痛。而且是不能彻底治愈的。《脐带》正是聚焦在这样一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难点”上，试图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和深切感悟。

影片中巴德玛扮演的母亲娜仁左格，就是这样。犯病时，她会把尿涂在自己和大儿子脸上，会跑出去后迷失方向，进而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她还会往自家墙上涂抹各种色彩，衣着不整、毫无尊严地到处乱跑；更甚者是把邻居从楼梯上推下去，致使对方摔伤……大儿子要上班，孙子要上学，儿媳要顾家，当他们不得不把母亲锁在一个卧室里时，观众的心就像被扎了一样，生疼、生疼的。怎么办？！因而，我们看着银幕上那位时而慈祥地笑着、时而忘我地跳着、时而无故发火的老母亲时，不再是“隔壁家老王”的不幸，而是发生在你家、我家活生生的状况。观众油然产生的“痛”，就是第一个永远难忘的感受！

盼。

小儿子阿鲁斯在北京以马头琴的高超演技水平，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事业红红火火，粉丝越来越多。孰料，远在家乡的妈妈病了，严重地影响了住在镇子上且经济并不富裕的兄嫂和侄子的生活。当他看见锁母亲的铁链子时，听到母亲半夜发出“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的喊声时，他决意丢下工作，接过哥哥的重担，带妈妈回到她日思夜想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由此，观众的“痛”在慢慢转变，一个“盼”字，成了无言的期待。

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感人的音乐是真切的心声！儿子要唤醒妈妈记忆的情感真挚而深刻，所以，时时处处事事，他都竭心尽力地照顾母亲。他既像一个医生，用照片、破旧的马头琴、合身的蒙古袍，极力帮助母亲恢复正常思维；又像家长，看见跑到湖边的母亲在“幻听”中舞蹈，便担心妈妈落水；看见离家出走、昏睡在树林中的母亲，便担心妈妈生病；看见蒙古包里迟迟不醒的母亲，他又担心妈妈是不是已经离世……担心、监护，是母亲的失忆和“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造成的，作为音乐家，儿子能否用自己创作的曲调——无论是马头琴、电子琴还是口弦琴，治愈妈妈的疾病呢？观众无不猜测着、期待着、盼望着。尤其是当观众看到儿子能够把摩托车的发动声、树林里鸟的叫声、水的波浪声都合成音乐时，“盼”“盼”“盼”！就成了大家最热切的情绪。

知。

当然，影片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感奋点，是怎样破译失去理智的人时常闪烁的“意识密码”。而巴德玛的出色表演，却总是让观众看到像儿童一样天真无邪的笑容，此刻，妈妈想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正常人只有在形象思维时，才会在脑海里“过电影”，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娜仁左格母亲由“幻视”“幻听”“幻觉”等形成的合力，究竟该如何通过影像的途径揭秘呢？我们能够感觉到，主创人员一定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不忍心用恐惧、苦难、孤独的幻觉诠释妈妈的潜意识，而是在老人离开正常人的思维轨迹时，让妈妈多次“走进”的是昔日美好的时光。而老人家执拗要去寻找那棵“一半枯死，一半茂盛”的奇树，就是美好情感的寄托和仅有的幸福“记忆”。

有人说，这是一部“公路片”，其实不然。因为儿子驾驶着三轮摩托车，带着母亲和简易的家当，为“寻找奇树”而飞驰于草原的公路和森林中的小道上时，观众会感受到“寻找”的带入感太强了，这是儿子在寻找激活母亲记忆的途径？是在寻找母亲刻骨铭心的一个“诺言”？还是在寻找象征“生与死”之间关系的那个答案？抑或是寻找母亲曾在树下留下的欢声笑语？而这一切，都源自剧作者欲与观众“共情”的智慧和担当。

无可否认，生活中，所有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家人，都在不懈寻找治愈患者的途径。然而，老人一旦精神出了问题，他（她）们脑海里的“黑匣子”究竟该怎样破译，他们是在想“好事”还是在想“坏事”，他们是否会有极端的危险行为？人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脐带》的主创人员，却在矢志不移的努力，努力用艺术想象、审美联想、通感转化，借助于巴德玛糊涂中有清醒，清醒中有糊涂；时而“听话”、时而任性的表演，尽量做出具有相对正确价值立场的阐释。让母亲可笑、可爱、可恼，却不可恶、不可恨、不可怜。真是难哉！贵哉！

悟。

无论片名还是故事情节，“脐带”，就是一个象征，是用有限的形象（符号）表现无限深刻内涵的美学手法。当我们作为生命的个体，独立于世界的那一刻，剪断的是与母亲血脉相连的“脐带”；当母亲不能独立于世界生活下去时，我们就应该还原与母亲血脉相连的那根“脐带”。那根在很多镜头、很多桥段中出现，链接儿子与妈妈的宽宽的牦牛绳子，是一个多么绝妙的象征啊！它赋予了母亲自由行动的快乐，也保障着母亲踏实生活的安全。

虽然《脐带》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却蕴含着一个深刻得不能再深刻的哲理。

我国古人曾强调“熊掌和鱼不能兼得”，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指出：“两个同样正确却互相排斥的命题之间构成的矛盾”就是两难选择，就是二律背反，就是“悖论”。影片中，让妈妈恢复健康，进而有质量地活着，是儿子的亲情与责任使然；但，儿子健康活着，是要活得有质量的——既要能满足社会对自己的需要，也要让社会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是生活的质量。因而，月光下、篝火旁、河水边、蒙古包前，儿子一旦沉浸在音乐中，便如展开了双翅在幸福的飞翔；而一旦被那根“脐带”紧紧拽住，他又陷入了寸步难行的桎梏。

由此不难看出，悲剧的根源往往就在于两难选择！毕竟，阿鲁斯的青春年华是需要事业支撑，需要为社会做贡献，继而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就在“自古忠孝难两全”的悖论中，他应怎样度过每一个“明天”，都是观众与他一同思考的问题。虽然有人说：“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那么，尽孝，就是最好的“尽忠”吗？儿子为难了，太为难了！照顾妈妈，就不能工作；去工作，就不能照顾妈妈。怎么办？影片的矛盾冲突就在渐进式推动中，试图做出更多的探索。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是规律，就不可能违背。当母亲在偶尔清醒时，为什么一定要儿子带着她行程万里去寻找那棵“奇树”？最终，母亲在幻视与幻听的“欢喜”中，自顾自地走向夜幕中那个“幻境”时，儿子为什么不再随着“脐带”的牵绊，再紧跟妈妈的脚步？最终，为什么是儿子独自找到了那棵“生死相依”的“奇树”？影片结束了，观众却意犹未尽：“儿子还会继续寻找母亲，并把她带到树下吗？”还是“母亲一旦来到这棵树下，记忆力就恢复了？”抑或是“依照草原上古老的习俗，自知即将步入另一个世界的老人，会不辞而别地永远消失在亲人不知道的什么地方？”

一连串的困惑，将《脐带》紧紧缠绕着我们的思考，却没有答案。于是，观众被影片牵引着却进入到人人几乎都摆脱不了的道德层面：“久病床前无孝子吗？”“你养我小、我能在生存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养你老”吗？而由此辐射出来的问题，关涉到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既激励着怀有“仁心”的医者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攻破付出更大的努，也让处于倒三角家庭结构中的中青年人思考：如何让老龄群体更有生存的安全感？一切的一切，就是这部影片留给我们最大的研究课题。为此，该片已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被授予“最佳技术奖”，就是实至名归的。

（李树榕，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理事，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苏芯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