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蒙古地区一直被中央政权“倚为长城”，稳固的满蒙关系，是北疆蒙古地区的主旋律。但从清末到辛亥革命前后，蒙古地区出现了复杂多变、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仅出现了外蒙古“分疆裂土”的历史悲剧，内蒙古地区六盟四十九旗也出现过摇摆动荡。本文拟就辛亥革命与蒙古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和思考。
一、没有强大稳定的中央政权，就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
辛亥革命时期，清朝中央政权的瓦解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央政权的更替，对蒙古地区的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央政权的不稳定，是蒙古地区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辛亥革命前后，围绕着中央政权和地方权力的争夺，事实上有多种政治势力在激烈的角逐。
首先是清王朝，它名义上还是中国的统治者，但隆裕皇太后和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只是“孤儿寡母”，对于武昌起义前后紫禁城外“天下汹汹”的民间反清浪潮没有什么实际控制力，清王朝走向覆灭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南方革命党和1912年元旦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软弱无能，他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推翻清王朝中央政权上，对边地的关注严重不够，也根本无力控制边疆局势。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实力派集团，正运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权术，周旋于南北之间，觊觎最高权力。
各省的旧官僚、立宪派、革命党等政治势力，角力于政治、军事等领域，一时无暇顾及边地，加上俄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中国国内混乱的局势，插手蒙古地区事物，使蒙古地区的局势异常复杂。
蒙古地区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民族聚集的特殊地区，亦有其特殊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和悠长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清一代，由于“盟旗制度”、“满蒙和亲”等政策的执行，蒙古王公多为皇亲国戚，备受恩宠，且在盟、旗范围内权重威赫，形成“外藩而内王”的实际局面。他们是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也是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辛亥革命即将爆发之前，蒙古王公已经感到了“山雨欲来”的革命风暴的威压，为维护清代给予蒙古王公利益集团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必然会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以保卫自身政治经济利益为前提而进行变化。
纵观整个辛亥革命前后蒙古王公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蒙古王公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他们力保清廷的地位，反对共和。1911年1月17日，袁世凯在清御前会议上逼宫，甚至连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也感到大势已去，主张清帝退位时，“清太后伏案啜泣，满座无声，忽有一个列席蒙古王公，慨然而起反对，和奕劻争论” ⑴。那时蒙古王公的基本态度是坚决反对革命，攻击共和，效忠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在1911年1月的多次御前会议上，都因为蒙古王公坚决激烈的反对推迟了清帝退位的时间。
2、第二阶段是在清政府的瓦解已成定局后，一部分蒙古王公则周旋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之间，寻找“出路”。⑵而另一部分蒙古王公则依靠国外势力，“自立中央政府”，寻求“独立”以自保。喀尔喀蒙古控制地区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就派密使出访俄国，并在沙俄的支持下，于1911年11月30日，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国皇帝”。俄、蒙军队包围并驱除了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的清中央政权驻外蒙古的“办事大臣”衙门，缴械了驻外蒙古的清军武装，把办事大臣三多押解出境，形成了外蒙古事实上的“独立”。
3、第三阶段，外蒙古“独立”后，多次煽动内蒙古的王公贵族也从中国分裂出去。哲布尊丹巴发表《檄文》称：“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更变，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国，自立为国” ⑶。为笼络内蒙古王公贵族，库伦当局还发表《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⑷。
受外蒙古“独立“影响，内蒙古地区六盟四十九旗中，竟有三十五个旗的王公贵族要求“独立”，“包括锡林郭勒盟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个旗中的五个旗” ⑸。
其中科尔沁右翼前旗郡王乌泰，勾结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拉敏珠尔则公开叛乱，宣布“独立”；卓索图盟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等王公贵族也积极准备叛乱；内蒙古其他地区，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王公贵族也多有行动。（6）后经北洋政府袁世凯用“剿”和“抚”及外交等多种手段，保证了内蒙古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没有从中国的领土中分裂出去。也曾经一度迫使外蒙古取消“独立”。⑺
纵观蒙古地区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局面的种种不稳定和领土变化，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央政权出了问题，没有强大稳定的中央政权，就没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需要特殊的政策来保障其稳定，而民族平等是处理民族地区事务的首要前提
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清中央政权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在处理蒙古地区事务时，在民族政策上都有偏差和错误。
首先是清中央政权的民族政策就有很大问题。
清政府在1910年实行所谓的“新政”改革，基本上是在全国范围内扰民。仅在喀尔喀蒙古所在的库伦地区，清政府就设了20个实行各类“新政”的机构，而沉重的经费负担，则要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喀尔喀部落的蒙民负担，造成蒙民大量外逃，引起喀尔喀蒙古上层王公的强烈不满。后来又发生寺庙里喇嘛因在库伦德义勇牧场抢夺牲畜，清驻外蒙古的“蒙古衙门”大臣三多派兵打死打伤喇嘛的事件，引起哲布尊丹巴活佛与三多的尖锐矛盾，最终形成1911年外蒙古的“独立”事件的导火线。⑻
除了清中央政权外，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在前期革命宣传中和武昌起义后，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不仅缺少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甚至有很大的偏执和严重的错误。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革命”，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时代的各个资产阶级会党，在革命运动的早期，基于满清政府近三百年的黑暗统治和近代的丧权辱国的种种劣迹，他们具有强烈的“排满”思想，对国内民族关系的全局性、重要性、特殊性、严重性认识不足。早在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便继承了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时的口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东京建立，其纲领中也有“驱除鞑虏”的内容，孙中山还对此加以说明：“1、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2、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⑼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早期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认识上，没有全局观念，缺乏经验，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另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各个会党，把“十八省独立”作为口号和目标。这也是一个有着极大缺陷的口号。孙中山说的十八省是不包括东三省、内、外蒙古和新疆、西藏的，它基本是明朝末年汉族居住区、加上“驱除鞑虏”、“种族革命”等激进口号的提出，更是引起了蒙古地区的思想混乱和蒙古王公对辛亥革命的重重疑虑甚至仇恨。
此外，章太炎等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宣传革命时，表现出浓重的“夷夏之分”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还把自己称为“华夏”、“轩辕后裔”，而满洲人则是“鞑虏”、“番野贱种”，这种居高临下、缺乏平等、视其他民族为“非我族类”的“种族革命”倾向十分鲜明，这类宣传无疑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感情。
而武昌起义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军政府甚至发表檄文，套用了章太炎的《讨满洲檄》，但打击面扩大，斗争矛头已经不仅仅针对满清政府，而是直指蒙、回、藏族。檄文称：“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卵育者二百余年，尺布粒粟，何非资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报德，反为仇寇，而与我大兵抗……军政府则大选将士，……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如律令布告天下，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 ⑽
如此激烈的狭隘民族主义喧嚣，更是引发了蒙古王公的种种猜忌，激变了本不稳定的蒙古地区局势。直到外蒙古独立，分疆裂土的严重后果酿成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关系的重要性。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上发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时，才明确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同时，孙中山先生还致电外蒙王公、喇嘛，揭露沙俄狼子野心，请他们“速派代表来宁（南京市）参与政要”。 ⑾ “五族共和”的观念也就此提上议事日程，并将其写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此时，南方革命政府谈判代表伍廷芳，也针对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四十六旗王公疑虑革命，反对共和，力保清廷，指责孙中山为“狭隘民族主义”的联合来电，进行了答复。伍廷芳以“五族共和”的精神，对蒙古地区广大王公贵族，进行了苦口婆心地规劝，希望他们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全部电文如下：
“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图什图王、达尔汗王、卓哩克图王等；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四十六旗图什业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汗等钧鉴：来电敬悉。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欲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至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等，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满、汉、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成，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散布流言，谓民军所执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议。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奉，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绝不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倚。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民国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⑿
中华民国政府还主动把武昌起义时代表铁血革命的十八颗星旗（代表十八省革命）换成了有多民族团结象征的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
但是在蒙古地区，“驱除鞑虏”、“十八省革命”的高亢口号声犹在耳畔，蒙古王公对清王朝三百年“恩宠”的眷恋之情，和对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疑虑重重，使蒙古地区的形势依然严峻。外蒙古已经宣布“独立”，对早已波及到内蒙古地区的离心“独立”活动，国民政府十分担心，认为如果处理不当，会引发整个内蒙古局势的大乱。恰在这时，清帝退位。孙中山遵守承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于1911年3月10日接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这里应当客观地评价袁世凯在处理蒙古地区事物时老道且有效的民族政策。他首先在法理上重申蒙古地区前清即为中国领土，面对库伦集团的“独立”，中华民国“断无应允之理”，他于1912年4月22日发布大总统令，向世界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⒀
同时，袁世凯对蒙古王公采取笼络、羁縻政策，在颁布《优待蒙旗王公条件》中，保留了原清政府给蒙古王公的全部优待条件，还对蒙古王公加官进爵，封赐了大量新的王公贵族。这使已经逃到外蒙古的部分王公贵族，受到感召，回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局势初定。
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还对敢于在内蒙古搞“独立”的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等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并调集热河、内蒙古、山西、绥远省的军队，把进入内蒙古图谋不轨的外蒙古库伦集团军队，全部驱除出境。
正确的“组合拳”政策，使内蒙古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1913年（民国2年）1月23日，内蒙古地区召开“西盟王公会议”，王公们达成了蒙古地区属于中华民国的基本共识，稳定了内蒙古的局势。
因此，通过内蒙古地区的形势由动荡走向稳定，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才能保证这些地区的稳定。
三、要坚决反对外国势力插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
外国势力的插手，历来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和内蒙古的混乱，到处都可以看到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子。
日本、沙俄对内、外蒙古野心勃勃。早在18世纪上半叶的1727年，就在与清政府签订的《恰克图界约》中获取了在外蒙古的通商经贸特权。19世纪中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沙俄都为其在蒙古地区的侵略渗透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
在蒙古地区，沙俄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多方面的渗透。包括收买笼络蒙古王公、挑唆蒙古王公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培养亲俄势力、煽动民族分裂情绪等。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例，早在他12岁的孩提时代，沙俄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夫就用“赠送欧式玩具、绘画和几十种稀有动物”的方法，建立与活佛的密切关系。等哲布尊丹巴长大后，沙俄以“女弟子（活佛妻妾）即生小佛爷，俄人亦献一女子，事于活佛，讳曰乳母，以为联络活佛之手段”。⒁
1910年，曾经为争夺中国满蒙地区大打出手的俄、日帝国主义握手言欢，仿佛1904年的日俄战争不复存在了，两大帝国主义就分割在华的势力范围达成秘密协议，日本在东三省从事侵略活动，沙俄则在蒙古地区扩充势力。
沙俄抓住1911年武昌起义后国内反清浪潮高涨及蒙古地区出现动荡局势的机会，煽动部分有分离倾向的蒙古宗教上层和王公贵族，乘内地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的机会，利用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哲布尊丹巴活佛，策划了外蒙古的“独立”。并同时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局面混乱，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边疆事务的时机，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俄国人称为《恰克图条约》。这个条约名义上保留了中华民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实际上却给了沙俄在外蒙古的殖民权，为外蒙古最终脱离中国做了“法理准备”。
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古还把“独立”风波波及到内蒙古，虽经北洋政府多方努力，保住了内蒙古的领土主权，但外国势力的插手，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痛失大片领土的历史教训，永远不能忘记。
四、加强民族认同感，是保障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和谐、共同发展的重要思想任务
民族认同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之间彼此认可，团结亲密如同一家。
在辛亥革命中，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民族认同感的缺失，这是导致蒙古地区政局不稳定重要原因之一。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宣传革命和武昌起义前后，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排满”情绪，提出过大量过激乃至错误的口号。而且除了“排满”之外，革命党还把打击面扩大到蒙、回、藏地区，更引发了蒙古地区的不稳定。在蒙古王公致伍廷芳的来电中，这种疑虑表现得十分明了：“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同组织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为共和，更深惧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⒂所以，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对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犯严重的历史错误。
倒是清王朝的中央政权对民族认同有清醒的认识。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退位上谕，指出：“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的退位诏书，倒是对中华民国继承清王朝的领土完整，起到好的作用。
当然，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失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孙中山无疑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也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帝制的历史，是我们永远要铭记的丰功伟绩。但是，我们今天还应当看到，他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有历史局限性。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处在“革命党”而非“执政党”的历史阶段，缺乏对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全局性的深刻认识，更缺少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和经验，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历史的教训让人更加清醒，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由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内容构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民族政策，使内蒙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全区呈现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局面。今天的内蒙古创造了连续8年保持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速度第一的优异成绩。铁的事实，鲜明的对比，印证了我们党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伟大成就。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⒃内蒙古地区正因为一贯遵照党的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进步，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
历史已经走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刻，我们应当牢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要不断地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加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上的认同感，只有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彼此高度认同，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这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⑴（《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⑵（资料来源：《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⑶（《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2—3页）
⑷ 见《蒙古地志》日文版第1540页
⑸（《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一卷302-303页蒙古人民共和国1971年 桑达克著）
⑹（资料来源：《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⑺（资料来源于《文史天地》2010年9期《袁世凯四招终结“大蒙古国”独立闹剧》）
⑻（资料来源：《藏传佛教》1986年版 弘学著168页）
⑼（《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96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⑽（《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630页 1997年
⑾（引自《文史天地》2010年9期《袁世凯四招终结“大蒙古国”独立闹剧》）
⑿（引自《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⒀（《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54页 西藏人民出版社）
⒁（佚名著《蒙古考察日记》 1911年）
⒂（引自《“民族建国主义”: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汉国思想及其后果》 张永）
⒃（胡锦涛总书记在国务院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本文作者郑少如系包头大漠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理事；朱丹林系包头大漠文化艺术中心副理事长西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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