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知道西安、咸阳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所在,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安、咸阳也曾经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首都,而这几个朝代是游牧或者是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可以说,西安历史上是由农耕和游牧民族轮番统治的。不仅西安,就全国而言,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全部或北部千余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　　
　　一般来说,游牧民族不喜定居、不善文字,因此二十四史基本是由定居的农耕民族书写的,视角也只能是农耕文明的视角。这样的历史只能是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写在青青的草原上是无字的。　　　
　　《中国国家地理》卷首语撰稿人单之蔷先生说得深刻:　“唐诗宋词对我们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就是读这些诗词长大的,当我们慷慨激昂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时,殊不知我们的血管里就流淌着匈奴的血。由于我国的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一篇《北狄传》就可以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农耕和游牧融合的。谈起中国的历史时,我们总是用思想鞭挞肉体。”他说汉文史书上对游牧民族的描写,很少是公正的。基本是“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的模式,譬如对建造统万城的匈奴大夏国的国王赫连勃勃的描写,基本上是重复《北史》卷九十三的内容,充满攻击和诽谤(单之蔷《理解游牧》，《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5期第14页)。唐太宗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资治通鉴·唐纪十三》)不应当把匈奴丑化。　　
　　历史告诉我们,匈奴民族是国内民族,匈奴文化不落后,落后的是人们的偏见。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最早建立游牧国家的一个民族,号称“百蛮之国”。其诞生地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衰落于公元1世纪。在大漠南北活跃了近300年,其后又在中原地区活动了约200年,对中国和世界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像。(林斡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关于匈奴的族源,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狄人亦自称“胡”或“匈奴”。(王利器主编《史记注释》(四),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3页)　　
　　匈奴族兴起时,其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林斡教授指出,游牧民族都是“引弓之国”和“俗善骑射”,故弓矢是匈奴的主要武器之一。且匈奴争战频繁,弓矢的消耗量特别大,这从匈奴墓葬出土箭镞之多可以证明。匈奴的手工业中,制造弓矢的部门特别重要。匈奴在阴山和汉朝张掖郡以北都设有专门制造弓矢和车辆的手工业工场。《汉书·匈奴传》下载郎中(官号)侯应(人名)上元帝书日:“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即盘踞)其中,治作弓矢(即制造弓箭),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该《匈奴传》又载,匈奴辖区有一块插入汉界的地方,对着张掖郡,生产奇特的木材和驾羽,能造箭杆。汉朝尚书王根派使者向单于索求此地,单于回答说:匈奴西边诸王制造穹庐（即毡制帐幕,穹音穷)及车辆所需的物资都由该地供给;且为先父遗留之地,不敢丧失。(林斡《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匈奴人制造车辆作为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的工具。汉人桓宽撰写的《盐铁论》卷六　《散不足》篇说:“胡车(即匈奴车)相随而鸣。”《汉书》卷六十九《扬雄传》下载《长杨赋》说:“砰轒韫(音汾温),破穹庐。”轒韫就是匈奴车。公元109年,汉兵在常山、中山(今冀北一带)击败南单于,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参阅《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公元134年,汉兵在西域车师附近的闾吾陆谷掩击北匈奴,也获其车千余辆(《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可见南匈奴和北匈奴都能造车并把车辆用于军事后勤,而且一次作战被获的车辆动以千计,则其造车工业的规模和在军事、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亦可想见了。　　
　　法国散文学家布封,曾经赞叹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东方和西方开始往来,原因是因为有了马。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前的事情。一种说法是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东方的匈奴人(中国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持此说),一种说法是人类最先在爱琴海地区跃上马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持此说)、(高建群著《胡马北风大漠传》,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67页、第13页)。不管怎么说,匈奴人是有效地驯养了马,使大规模放牧牲畜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也使依据牛、羊、马、驼的习性和种类分群放牧成为游牧业的一大类型。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匈奴1号、2号墓出土过马、牛头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一206页);巴丹吉林动物岩画中,马占第一位,其次是羊、驼、牛。马约占全部画幅的2/5,羊约占1/5。驯马的成功实践使分散的匈奴人凝聚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打破了血缘的氏族关系,出现了以地缘为核心的领地、故土和故乡的概念,为游牧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匈奴人的主体性与马的速度和灵活性完美的结合,人马浑为一体,增强了匈奴人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从而彻底改变了游牧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象,使匈奴社会成为文明类型(勃尔只斤·吉尔格勒著《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 59页)。匈奴的骑兵强大得很。(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兵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曾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即黑色)马,南方尽骍（即赤黄色)马。　　
　　北方民族史专家勃尔只斤·吉尔格勒先生在《游牧文明史论》一书中说:“马镫的发明和发现,与农耕民族发明耕犁一样,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的意义。马镫是游牧人生命的起点,马镫解放了游牧人的双手,骑手们无须再用双手紧握马鬃奔驰,骑手变成了骑兵。”考古学家发现,在漠北诺颜山匈奴6号墓出土有木马鞍和穿马镫的孔洞,内蒙古巴丹吉林、阴山、苏尼特岩画中都有马镫岩画(内蒙古博物馆编《走向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由此推断出匈奴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据有关资料推测,匈奴马鞍鞍体简单低矮,前后鞍桥到西汉后期才出现。匈奴人善骑射,与他们较早使用马鞍和马蹬有关。先秦时代,匈奴等族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到战国时便出现了汉族赵武灵王效仿林胡、楼烦北方少数民族“胡服骑射”的改革。专家们说,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面对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内威武雄壮、严阵以待、呼之欲出的骑兵鞍马俑,中华民族创造世界伟大奇迹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黄雪寅、付宁等《赴香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鞍马文化展”图录文稿》,内蒙古博物馆编《走向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一325页)　　
　　恩格斯说:“完善的铁器、风箱、手捣臼、陶工辘轳、油及酒底制造,已转为艺术手工业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及战车、用梁及板的造船术,作为艺术的建筑术底萌芽,有齿形城墙和城堡的城市,荷马的叙事诗及全部神话－－这些都是希腊人由野蛮转入文明所带过来的主要遗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6页)在这里,恩格斯把手工业(包括建筑业)及艺术(包括诗及神话)成果看作是希腊由野蛮转入文明的遗产。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它的一种标志。而文明则是:“已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底的一个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及艺术已经产生了的一个时期。”(同上,第27页)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一一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离。那时,已有了金属的加工,有了城邑中心。那种发展的水平在向华夏文化的借鉴下并不较它的邻族落后多少。在匈奴时代,这种状况依然在继续和发展。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页)这话也适用于匈奴。就现有的文献和地下发掘物看,匈奴手工产品确是名类繁多。畜产物、土、木、石、金属特别是铁,无不成为他们加工的对象,并把他们的产品运用到他们生活、生产乃至交换等多个领域。2005年4月29日,内蒙古博物馆展出商、周、秦、汉时期珍稀青铜器43件(套),主要是匈奴、东胡文物。全部是珍品,大部分是国家一级文物。包括青铜器礼器、青铜兵器、青铜车马具、青铜饰牌和青铜日常生活用品。社会评论这次展览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欣赏”。(海波《珍稀青铜器与你见面》,《内蒙古晨报》2005年4月30日第4版)　　
　　我们看看匈奴的金属加工业。从资料中可以看到:金、铜、铁质制品都有着同等的使用价值。在铁制品中有箭杆、箭、镞、“鸣镝”(即所谓“嚆矢”或“响箭”)、马勒、鍑、斧、锛等。在铜(主要是青铜)制品中有鼎、壶、镜、铜戈、铜矛、铜锥、铜刀、短剑、鹤嘴斧、盃、香炉、饰牌、马勒、车轴头、双耳锅、三脚灯台、战马护面具等;在金制品中有“金冠”、“金甲”、“祭天金人”、“金留犁”以及不同形状和不同用途的金饰片。在畜产物的制品中,有毡、裘、靴、马辔、“革笥”(即皮制铠甲)、“马革舩”（即古“船”字)、毛织品、马尾制件、骨镞等:木制品还有弓、矢、“木荐”（即木盾)、“车器”、辇、舆、鞍、木兽、木器、穹庐架。至于土、石制品如陶器、玛瑙兽、玉珠、佩饰物件、卮(酒器)、“服匿”(贮酪器)等,其品目就更加难计其数了。民族史学家陶克涛先生在《毡乡春秋——匈奴篇》中说:“他们既能建筑城郭楼屋,也能架桥设祠,表明匈奴的建筑业也蕴积着熟练的技术。可以看出,匈奴的手工产品及其使用,既涉及生产领域、交通领域、建筑领域,也遍及于生活领域、交换领域以及装饰领域,较之戎狄时代确有更胜一筹的趋势。”(《毡乡春秋一一匈奴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匈奴手工业的成就不止在于它的品类的纷繁,而且在于它显示出的高超绝伦的工艺水平。各种金银玉器的制法,有铸、压、锤、蹀及抽丝等工艺技术,所有金银器大都以浮雕的动物图案为装饰,形象生动而美轮美奂。“那种人与人、人与兽以及人、兽同自然界搏斗的形象、各种家畜姿态的造型、狩猎生活的描摹等,都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生活的特点。”(同上,第239页)　　
　　匈奴的金冠虽出土多处,如捷尔特穆里克斯基泰王墓出土的金冠、诺沃切卡斯克王墓出土的金冠都很知名,但最让人震惊的是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阿鲁柴登发现的一套四件的匈奴金冠。冠由黄金鹰形冠顶饰和冠带饰两部分组成。据著名的匈奴考古学家田广金、郭素新发掘整理,撰文披露:鹰形冠顶饰全高7.3厘米,重192克。鹰的头、颈由绿松石做成,头颈之间有一带花边的金片,类似项链。头部是用金丝从鼻孔插入,通过颈部与腹下相连。头颈可以左右摇动。尾部另做,插入体内,以金丝连接,能左右摆动。鹰体为金片做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状纹饰。雄鹰展翅傲立于一半球体之上,球体由厚金片锤打而成。半球面从中间四等分为夹角90~的扇面形,其上有浮雕的狼咬羊的精美图案。狼呈卧状,四肢屈曲前伸;盘角羊前肢前屈,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状。羊角卷曲处镂空。整个冠饰构成了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画面,戴在头上,熠熠生辉;稍一摇动,雄鹰摆动头尾,栩栩如生。配套的头箍冠饰带,由三条半黄金铸成的圆形金带组成。每条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202克。前部两条,上下首尾都有榫卯对接,冠带后边一条(残)的两端与冠带前部连成圆形。靠近人耳部分,每条两端分别作成浮雕的虎、盘羊、马的形状,其余主体部分饰绳纹状。虎张牙舞爪,马、羊屈肢静卧,十分逼真,反映了浓郁的草原特色和高超的冶金铸造水平,已列为国家级文物。(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田广金、郭素新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的“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一章中说:“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而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赵武灵王(公元前325-299年在位)并且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极北部(大同地区),以至于今日为鄂尔多斯的北部(约公元前第300年)。为了抵制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在陕西)与赵国(在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的部队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全部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遂于那时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而且还从那里借用了羽饰帽、‘三尾服’和在‘战国时代’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假使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一大部分,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是与战国(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则这同一种艺术还继续在整个汉朝(公元前第2世纪初至公元后第3世纪初)时代繁荣于原地和外蒙古。……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它很明显是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而仿造的。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第9世纪还保存着草原上的古老艺术动物形象的特点。”([法]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6页)青铜时代推动了从“邦国农夫”到“草原牧骑”的巨大变革,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杀戮、战争和强权,但从根本上讲,它带给人类更多的是劳动的便捷、审美情趣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足。这正像青铜本身,它被铸成了铮铮的利剑,同时也被铸成了礼乐的鼎鼐,铸成了开怀畅饮的酒器。从夏家店到鄂尔多斯,青铜时代在草原文明的光荣史册中,永远留下了它独有的凝重和辉煌。据最新考古发现介绍,1994年,在阴山以北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发现了一处大型古铜矿遗址,其历史可上溯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大量出现的匈奴时代。那里,采矿坑、炼炉、炉渣、石臼以及精选的矿石历历在目,说明两千年前的匈奴,除青铜制品外,采矿、冶炼、熔铸各生产环节无一或缺,生产力水平是很高的。(张阿泉总撰稿《草原文明——12集大型电视文化专题片插图解说词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所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披露的匈奴族冶剑技术一流,神秘配方汉王朝派张骞出使西域用间谍手段才得到是真实的。王昭君在汉元帝时,胡汉实力相当、汉朝更占优势时,嫁给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当王后(匈奴语称单于王后为阏氏,音焉支。《汉书》卷九《元帝纪》注“如汉皇后也”),何屈辱之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董恒宇先生的如下一段话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他说:“匈奴文明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文化,引起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王昭君出塞就是最好的见证。”(董恒宇《三大文化交相辉映－－草原文明举足轻重》,《北方新报》2004年7月28日第5版)汉代同时期的诗歌赞昭君出塞和亲是“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受福”,是“受福”而不是受苦,是非常有道理的。(《四部备要·子部》易林卷十二第4页)　　
　　铁器在匈奴地区出现,应当视为一项巨大的进步。如果说,青铜器“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恩格斯语),那么,铁的出现就不同了。恩格斯曾把公式列成这个样子:“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时代。”他更指出:“铁已经为人类服务,这是在历史上起到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当中最后者(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和最重要者。铁使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开垦广大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了手工业者以坚牢而锐利的器具,不论任何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任何金属,没有一种能与之相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6页)把这段话用于匈奴,可以这样理解,由于铁的出现,使匈奴人在社会斗争和自然斗争中的武器和工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生产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总结起来,可以叫做生产的骨骼体系和筋肉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第195页)它不仅是匈奴人控制自然的尺度,也是社会生产的指标。对于铁(管仲称之为“恶金”),是用“以铸锄、斤、榍,试诸壤土”的物质(《国语·齐语》)。从地下发掘出的遗物看,匈奴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正是利用这种“恶金”铸造工具垦辟荒野和森林的。　　
　　曾经有人怀疑匈奴铁器的来源,甚至认定是来自汉族的东西,如马长寿先生《北狄与匈奴》一书。实际《汉书′汲黯传》、《后汉书·鲜卑传》和《三国志·魏志》都明文记载着中原王朝不准铁器出塞,冶铁技术更谈不上输出。陶克涛先生用大量的史实说明了此种观点的荒谬。用匈奴型的铁器及技术与亚洲北部半奴辛斯克文化型的铁器及技术作深入比较后,他严正指出：“匈奴的铁器时代,主要是匈奴人自己开创的,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推进到文明的时代。”(《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241页)他特别强调了手工业和定居地、草原城郭出现的关系:“定居地及城郭的出现,实际上也就是手工业生产基地的出现。有了这个基地,就可能为手工业生产固定设备、集中人力、交流经验、积累财产等方面提供方便。匈奴的手工业技术,它的具体组织以及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怎样的比重,直到今天人们未找到确切的资料,但依据匈奴庞大战事所需的武器补给、后勤供应,匈奴人的手工业大致已有了专业的分工和协作,有了各自的行当。他们有固定的生产场地或作坊,而同时也可能有流动的生产形式。”　　
　　马克思这样指出:“无定居的游牧民族……往往正好有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做了他们的特征。”(《资本论》第三卷,第411页)匈奴人的社会也有这个特征。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匈奴用以交换的物资自然主要是牲畜及畜产品。牧业产品具有明显的商品性质。牧业的发展在颇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交换的需要,也有赖于交换的发展。交换几乎被看作牧业的生命。交换不行,牧业必将受到窒息。匈奴人力争与汉“合市”(即互市),正是为此。然而由于匈奴的手工业已开辟了它自已独特的生产领域,因而在匈奴人的交换手段中,也有不少手工产品。　　
　　在汉文的典籍中,对匈奴的无知不止一处,如《史记·匈奴传》说,匈奴“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有名的汉代经济策论《盐铁论》也说匈奴“马不粟食”,“资粮不见案首”,“外无田畴之积”等。这都是不实之词。史料记载,公元前119年,汉将卫青挥军至匈奴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公元前90年,匈奴地方“连雨雪数月,……谷稼不熟。”(《汉书·匈奴传》)公元前80年代,长水胡人卫律建议单于“治楼以藏谷”,匈奴“单于幽苏武于大窖中”,颜师古注解说是“旧米粟之窖而空者也”。(《汉书·苏武传》)公元前1年,汉人韩况等护送乌株留单于入匈奴,“道里回远,乏食,单于给其粮。”(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所有这些都证明,匈奴人确实不放弃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的机会以耕种粮食并食用粮食。甚至连极力贬损匈奴的汉代官员桑弘羊也承认:“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盐铁论·西域》)事实上,多年来,考古学家在蒙古高原确从地下发掘出黍粒及农具,用实物补充了文字记录。历史发展到南、北单于分立,这种耕田、食粮、窖贮的现象,至少在南匈奴地区更为普遍。不然,南匈奴龙廷所在的纳林故城为什么汉代名叫“美稷”?美稷就是“名牌糜子”,因为出产优良的稷谷而得名。恩格斯说得对:“在杜兰高原底气候条件下面,要是没有供长久而严寒的冬季用的秣草贮藏,那么,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秣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为必要的条件了。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便很快地成为人类的食物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4页)这段话对于了解匈奴耕作的出现,应当很有启发。陶克涛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匈奴的粮谷主要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是他们物质生活需要的本身提出这种生产的。甚至可以设想,正是长城的封锁反而增加了匈奴人经营农业的积极性。那种以为匈奴粮食只靠汉人供给,正如汉人牲畜只依靠匈奴供给一样,其说法都是不可信、不足服入的。”(《毡乡春秋－－匈奴篇》第229)　　
　　点缀在阴山一带的头曼城、支就城、曼柏城、颓当城,就名字而言,应为匈奴城郭。不论何人所建,其分布的地区大致上恰恰与匈奴农田的分布和匈、汉交界颇相一致。这些城郭的地理位置不但表明,匈奴农业生产和对外军事斗争对它们的兴建所起的客观作用,而且也证明:匈奴人营造他们的城郭时,也是按着“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的条件入手的(《汉书·晁错传》)。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相信:匈奴人既有“纳柳为室,毡席为盖”的能力,也有大兴土木“造邑立城”的经历,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无坛宇之居,以旷野为闾里”是凿空之谈。(《盐铁论·备边》)　　
　　世界范围对中国少数民族英雄人物的误解,已有了通过反思、全面评价、从而开始再发现、再认识的新迹象。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一些西方人眼中“四处征战、杀人无数的暴君”成吉思汗,在英国广播公司(BBC)2005年4月25日播出的专题纪录片中,被“描绘成一个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大英雄”,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BBC制片人艾德先生坦诚地说:“人们总是把成吉思汗和希特勒、匈奴王阿提拉等战争狂人相提并论,其实这其中有很大的误解。关于他的历史许多都是被他征服的国家所写的,难免有失偏颇。如果英国的历史由非洲人或印度人来写,那会是什么结果呢？”(丁力《英国拍片为成吉思汗“平反”》,《环球时报》2005年4月20日第6版)法国巴黎国立集美博物馆总馆长戴浩石先生说:“就在30年前,我们对红山文化或夏家店文明有何了解?有谁知道匈奴艺术或辽契丹艺术?甚至成吉思汗帝国的诞生还被设想成是一代突然冒出来的民族!渐渐地,内蒙在学者们眼中变成了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如此,在它的怀抱中,西方穿越草原可找到自己的足迹:远东也能认出自己的影子。”(内蒙古政协编纂委员会《名人眼中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