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说起“走西口”，事实上，许多人只知道“走西口”，而并不知道“二人台”。我曾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宁夏、甘肃、四川等省区，就地方戏二人台与内蒙古地区民族民间艺术的历史采访了多方人士，其中不乏文艺工作者，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结论：仅从字眼上讲，就“走西口”这个词的熟知程度与使用频率而言，“走西口”比“二人台”更为普及，流传更为广泛。
　　从对流行于各地二人台的表演风格与艺术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在二人台演艺圈内从事表演的至2012年具备高级职称者（一、二级职称，下同）如武利平、宋振莲、段八旺、王占昕、王掌良、苗俊英、郭金生、冯来锁、黄淑芳、张玉兰等（仅内蒙古地区），约四十多人；从事二人台艺术研究者如山西的贾德义、刘铁铸等，河北的张万鹰、白秀等，陕西的郭侯绪、王向荣、刘明德、马政川等，内蒙古的苗幼卿、王秀玲、李翔等三十多人；从事剧本创作的如吕烈、李野、董舒、苗文琦、阎甫、宋晓岗、郭长岐、张发、白秀、茅耀光、柳志雄、阎可舒、苗利青等;从事音乐创作的如张春溪、赵德厚、张和胜、车若娟等四十多人;还有老艺术家、老艺人如计子玉、巴图淖、高金栓、苗文琦、班玉莲、樊六、刘银威、刘全、亢文彬、周治家、张挨宾、赵鹏、张占海、温万、索燕、杜荣芳、底文杰等，林林总总百余人，他们都是二人台界的“领军人物”与“佼佼者”。个中，又有谁不是靠着一曲《走西口》或有关《走西口》的研究而获得成功甚至称道一方呢？还有那默默无闻与二人台“走西口”结下不解之缘的导演、音乐、舞美工作者，何止万千！特别是，当我亲耳聆听了音乐家李镇的笛子协奏曲《走西口》、南维德的二胡独奏曲《走西口》、张占海的四胡协奏曲《走西口》后，听了王凤云那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的女高音独唱《走西口》之后，再就是，四十年来我收集的二十多出（种）《走西口》脚本，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走西口》可以代表二人台，二人台不能没有《走西口》。百余年来，民间就流传着《打金钱》、《打樱桃》、《打连成》、《挂红灯》、《走西口》“三打一挂一走”的口头禅，可谓家喻户晓，也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有多少人是靠唱《走西口》、奏《走西口》、写《走西口》、说《走西口》、看《走西口》而从事其艺术生涯，并以此为业、为荣者，同时又随着“走西口”的演绎而成长并改变着自己的人生的呢。凡晋、蒙、陕、冀芸芸百姓，又有谁没耳闻目睹《走西口》中太春与玉莲那情切切、意绵绵的表演呢。
　　然则，把话说回来，“走西口”这个词又不只是单一的剧名，它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走西口”是中国移民史的写照

　　史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11），秦始皇为修筑长城，从内地“又迁三万家于河北榆中（今河套平原），被迁者给予‘封爵一级’的奖励”（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大事年表第18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关东连年水灾“迁贫民72万余于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西南部”（同上书，第190页）。又：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迁大批良家子至武川（驻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土城）等边镇”（同上书，第247页），这是有关移民的较早的记载。虽然，那时不称为“走西口”，但可以证明，这为后来走西口的移民开了先河。及至唐、宋、辽、夏、金、元、明、清历朝历代，移民风潮延续不断，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的许多历史文献与文史资料中，多有记载。民国年间，移民之风达到高潮，如：民国初年有阎锡山调山西兵团驻河套地区屯垦戍边，后有许多农垦兵就地转业为农，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河北籍大地商王同春兴修大后套水利，招募了数以万计的晋陕冀宁的农民开发并兴修水利。民主革命时期有段绳武从河北移往大后套数以千计的男女百姓务农耕垦。总之，移民实边不乏其例，不乏其人。《河曲县志》对走西口有更加具体、详细的记述：
　　河曲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河曲旧志载云：“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其食糜米、麦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毡褐，其村落曰‘营盘’，其居屋曰‘帐房’……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
　　走口外，亦即走西口，始于清朝初期。《明史》、《明会要》载：河曲属于明王朝“逼临巨寇”的“极边”，鞑靼、瓦剌部落，在正统以后，“恃其强暴，迭出与中夏抗”，“屡寇辽东、大同、延安境”，“据河套，侵扰边部将百年”。故明代无走西口一说。至清代，版图扩大。《清圣祖实录》载，康熙时代有数十万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的汉民不顾禁令到察哈尔、绥远一带垦荒。《清史稿·食货志》载，乾隆初年，又有众多流民到察哈尔、绥远一带垦荒。《绥远通志》载云：“于是内地人民之经商懋迁者，务农而春去秋归者，亦皆由流动而渐进为定居、由孤身而渐成为家室……凡经属近诸旗地，已蔚为农牧并管、蒙汉共居之乡。”河曲旧县志又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河保营始与蒙民交易。可知走西口盖始于17世纪后半叶。其所到之处，主要是今河套、后山一带。河曲人走口外定居者，以数万计。河曲1919年总人口为12万，而1949年总人口仅7.6万，除划归偏关1万人外，其余减口主要因素是走了口外(参见周少卿总纂：《河曲县志》卷二十三《礼俗》第五章第一节第5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这就是说，30年内，河曲锐减3.4万人。剖析山西河曲县走西口的历史可知，仅从汉代以来，就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民走西口北上。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凡出走西口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这就是说，按人口结构测算，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壮年出走了西口，留守故地的多为老弱病残，因此有“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民歌。这些出走西口的人，他们大部分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今巴彦淖尔、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地区谋生。据粗略统计，这数以百万计的晋、陕、冀、宁移民，有些地区甚至以这些移民的籍贯、族别、姓氏而形成了村屯，如偏关堡、宁武巷、张家营子、薛家湾等。由此构成自清康熙以来中国四大移民浪潮“冀鲁豫闯关东，晋陕走西口，湖广填四川，广东福建下南洋”之中的“晋陕走西口”。
　　由此足以证明，“走西口”本身的缘起，首先是移民，历朝历代移，当今社会也在移。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移民，移在新土地，移出新生活，进而形成并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二人台”便是一例。

　　二、“走西口”是一首民歌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
手拉住哥哥的手，送在村外头。

　　这首脍炙人口、回肠荡气的民歌《走西口》已经流传了一个多世纪，至今还在传唱，而且越唱越响亮，越唱越动听。正是这首土的掉渣、再也通俗不过的民歌，成就了由“西口风”、“西口人”演绎的二人台之滥觞。是它把“走西口”这一历史事件描绘得淋漓尽致，把人间的悲欢离合刻画得入木三分，那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一代又一代自觉地培育着这充满泥土气息的草根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民歌，是靠口授心传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艺术，它具有很鲜明的地域性。所谓“乡音难忘”、“乡音难改”，不无道理。正是这首广泛流传的民歌，进一步赋予了二人台顽强的生命力。笔者多年从事音乐创作与民俗研究，四十年来，收集了二百多首有关《走西口》的曲调，其中有三分之一系原始民歌体裁。而应特别指出的是，流传在山西、陕西、河北、宁夏、内蒙古的同名《走西口》民歌，在流传过程中，因地区的差别、语言的差别、风俗习惯的差别等，在演唱中各有千秋。在实地采访中还发现，《走西口》竟然还被闻名于世的五台山寺庙收为佛曲，用中国古老的工尺谱记录并传承至今，足见其生命力的强大。

　　三、“走西口”是个剧名

　　近代著名文学家、戏剧理论家王国维说，戏剧，就是“用民歌唱故事”。走西口，从历史事件产生出民歌，继而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入宾白、做科，演化为戏曲。剧中人物玉莲借鉴戏剧的化妆形式，插花打鬓，粉黛包头，长裙水袖，俨然一位戏剧小旦的装束，继而辅之以切末装置，配之以音乐伴奏，这便不再是民歌演唱，而是一出完整的戏曲表演与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走西口》这出戏的流传地点不同，表演者对故事理解的水平不同，加之师承关系的不同等，因此，同是流传于蒙、晋、陕、冀、宁的《走西口》，由此产生出多种表演形式与脚本。更有甚者，倘若西路二人台的传统剧目《走西口》只能表演个把小时，那么东路二人台的传统剧目《大走西口》则可连续表演六七个小时。如果说每位艺人或艺术家的表演形式尚且不足以形成何种“流派”，起码可以说是“各呈风韵，各有特色”。因而就使得《走西口》更加声名鹊起、家喻户晓。于是，顺理成章地把“二人台”艺术不断地发扬光大，向前推进，一步步推向艺术巅峰。

　　四、“走西口”是民族团结的代名词

　　当你翻开最原始的《走西口》剧本，就会发现，剧本所表现的内容不仅有走西口沿途经过的由蒙古族语言命名的板升（村屯），还有蒙古族牧民、喇嘛医生的出现与宾白，“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由是，营盘、帐房、板升，自然为走西口的人们提供了得以憩息甚至避难的场所。同时，这些热情的牧民还为他们无偿提供了奶食品，甚至为他们医好疾病。虽然，这些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尚不能给这些热情的牧民——土著居民带来什么利益或福音，但是，正是这些敦厚、善良、豁达的蒙古人，敞开他们博大的胸怀，一代又一代地接纳了这络绎不绝的走西口人，包括农民、匠人、艺人、旅蒙商，甚至被内地通辑的逃犯，才使得“走西口”这一历史事件得以实施，才会有“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的佳句，才会有“其食糜米、麦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毡褐”。否则，“紧七慢八”漫漫征程，何能用七八天时间穿越毛乌素大沙漠而最终能到达包头、大后套福地呢？诚然，这些走西口谋生的人儿，他们不畏艰难困苦，敢为人先，用他们的汗水与智慧开创了一番天地。这之中，千人万人，千难万难，千丝万缕，千般情万般意，他们终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蒙汉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这便是真真切切的民族团结的写照。

　　结  语

　　概而论之，把“走西口”作为二人台的“关键词”或“代名词”，乃名副其实。更何况：
　　“走西口”—过去在走，现在在走，将来还要走，只是性质与意义不同。
　　《走西口》—过去在唱，现在在唱，将来还得唱，只是“你下场来我上场”，表演的时间、地点、人物不同。
　　还是那句话：二人台不能没有“走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