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个民族之间都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既表现为战争，更表现为和平。从中国历史上看，内容最丰富、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农业民族的联系。
北方民族同中原农业民族必然发生紧密的联系，其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夏商之后的青铜时代，蒙古高原的气候趋于干燥和寒冷，农业的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定居农业逐渐消失，羊、马技术开始出现，蒙古高原进入游牧化的过程，从而实现了我国北方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牧业同农业的分离，畜牧业成为蒙古高原的主要经济部门，与此相应，游牧民族也开始出现了。游牧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因为畜牧业适应他们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但畜牧业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一是生产的脆弱性，各种严重的天灾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导致牲畜大量死亡，使人们陷于饥饿；二是产品单一，许多生活必需品都不能生产，使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这就决定了游牧民族与邻近的农业民族必然建立分工和交换关系，保持不可分离的经济联系。
中国北方从事游牧、南方从事农业这样的格局，沿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表现出的历史现象，就是游牧民族不断地把目光投向南方，索取自身不能生产的产品，在和平时期通过交换取得这些产品，在和平方式无法取得这些产品时，就以武力达到目的；在他们武力强盛时，甚至南下不归，将政权扩大到中原地区。
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农业民族之间的战、和，反复出现，持续了数千年，直到明朝中后期，才以和平的方式最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在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古和明朝实现的“隆庆和议”。“隆庆和议”主动的一方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Altan qaγan，又译阿勒坦汗，1507-1582）。和议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不断向明朝提出双方放弃战争、和平贡市的结果，即所谓的“俺答求贡”。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俺答汗孜孜不倦地为此而努力？下面做一探讨。
一
当1368年蒙古贵族被迫放弃君临全国的统治而退回北方之后，经济上立即陷于困难的境地。蒙古地区在成吉思汗等前四汗时期的繁荣，到元代由于统治中心的南移，就已剧烈地衰退。朱明建国后，在失去农业地区支援的北方草原上，唯存凋敝不堪的原始畜牧业，商路阻隔，战事频仍，对北方的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种经济上的困境，在明初曾为洪武朝的大军北征、永乐帝的“五出三犁”以及蒙古大小封建主间的彼此仇杀所掩蔽。在正统（1436-1449）之后，北方经历了也先和达延汗的两度统一，蒙古内部以及与明朝的关系趋于稳定，北方对内地的经济需求开始突出地表现出来。
单一的游牧经济难以自给，“人不耕织，地无他产”(1) ，“不能不资中国以为用”(2)，是明显的事实。为了取得自身不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蒙古封建主多次挥戈南下，掳掠诛求。但是，也正因为战争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所以蒙古人只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就立刻放弃武力而转向贸迁有无，通贡互市。在也先和达延汗统治时期，蒙古与明朝就建立了名为贡赏实际为贸易的关系，贡使多时每岁众至三千，携牲畜常逾数万。但当时双方都缺乏远见和诚意，贡赏关系未能持久。也先曾因明朝不肯满足他无度的索赏而发动了“土木之变”（1449年），达延汗在弘治十七年（1504）“上书请贡，许之，竟不至”(3)，这个关系就彻底破裂了。直至嘉靖十三年（1534）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中间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
再次提出“求贡”的就是俺答汗。嘉靖十三年“四月，俺答挟众欲入贡”(4)，这时他才二十八岁，已是蒙古右翼三万户之一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俺答在南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第一个倡言入贡，显示出他的识见远胜他人一筹。嘉靖二十年（1541）他遣使正式向明朝提出和平主张：“果许贡……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5)次年右翼诸部的共主、俺答之兄吉囊（墨尔根济农）去世，俺答继承他的余烈，东征西讨，迅速成为右翼部落（自嘉靖中期起，蒙古右翼地区的范围东起宣府，西抵甘肃，北抵大漠，南临长城）事实上的盟主。他凭借称雄北方的地位，开始向明朝发起猛烈的求贡攻势，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始迄隆庆五年（1571）获得成功为止，三十年间对明作战数十余次，提出贡市的要求更数倍于此。由于明朝执行了错误的对蒙政策，迫使俺答不得不经常以武力去敲叩通商贸易的大门，而在每次使用武力之后又以和平方式去启撬这扇壁垒森严的门廓。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持久的时间致力于此，这一切都使他有别于穷兵黩武的其他蒙古首领，也有别于明朝那班鼠目寸光的民族歧视者。
俺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对自身的严重经济困难看得很清楚。这些问题主要是：
1．灾荒疾疫，人畜死亡。游牧经济十分脆弱，一遇天灾，所赖以生活的牛马羊驼立遭损害，人民啼饥号寒，至为狼狈。嘉靖十六年（1531），俺答在河西套（今宁夏西部）“居岁余，被蝗，美草尽于蝗虫之口”；二十一年（1542），“不幸大札，人畜死者什二三”(6)；二十六年（1547），因疾疫“死者亦复过半”(7)；三十年（1551），又是“畜产死，人民疫病”(8)；有的部落由于缺少食物，竟至“易子而食”(9)。类似的悲惨记载史不绝书。游牧民向以食肉为生，但是连年的灾疫和战争，使他们不得不转求于菽粟以为补充。尤其在春天不能恃捕猎野物时，只好以牛羊马尾权向边口偷易杂粮糊口，无畜者驮盐担柴甚至解脱皮衣相易。史称“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10)。各部“富者十二而贫者十八”(11)，如此大量的穷困之民，缕衣空腹，不能不“视汉一匹布有如锦绣，一斗粟如珍珠”(12)；明朝既不肯开市，因此“捐生抢掠而无忌”(13)是可以理解的。明朝也明白，“饥贼势穷，背死借一，其孰能御？”(14)而对这些缺衣少食不得不事抢掠的穷人大伤脑筋。
2．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必资内地以为用。当时蒙古地区的手工业，除生产与畜牧业有关的鞍辔绳具外，只能生产简单的器具用物。例如他们生产弓矢，铸造铁浮图和小银佛，以及金银锅釜，而需要较高冶炼制作技术的刀剑甲胄等则主要靠战争中夺取，特别是大量的日用品，或由于缺乏原料，或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都必须取自内地。
首先是布帛绢缎。在也先、达延汗时它们就是蒙古人的主要索取物，俺答亦痛感“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段布难得”(15)而以此为请。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向明朝求贡，就曾要求：“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段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段等件，各头目穿用。”(16)不能以贡赏取得，就以战俘交换，例如他曾俘明人十七，允许对方以一百九十六匹梭布换回(17)。在建立互市关系后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据记载，在万全等地开市之日，市集上“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18)，充分反映了不事耕织的游牧民族亟需内地纺织品的情况。
其次是锅釜炊具。北方的微弱的冶炼业完全不能自给，因此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难题曾使俺答长期困扰不堪。在实现贡市之前，锅釜靠两种途径解决：一是间接贸易，“三卫、哈密每入贡，得在途贸易铁锅”(19)，或者派人混入三卫的朝贡队伍，在内地设法购买；二是掠夺，每入侵“以得锅为奇货”(20)。但因明朝最忌蒙古人获铁以造兵器，所以一再禁令铁器不得出边，违者严为惩处。在内地时时坚壁清野和禁令至严的情况下，蒙古人得获铁锅的数量很小，根本不敷使用。缺者只好“临帐借锅而煮食”(21)，更有“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者(22)。普遍的窘迫之情，成为促使俺答要求贡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3．生齿日繁，用度日增，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北方人口增殖很快，正德（1506-1521）年间右翼永谢布、鄂尔多斯、土默特“三部众可四万”(23)，到隆庆（1567-1572）中仅土默特一部就已“众至十余万”(24)。人口如此大幅度地增长，主要是由于外地人口的流入，其中除西番、卫拉特和兀良罕的一些被降服的人马外，大量的是汉族。汉族人之入北方，有为掳掠者，也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者(25)。不少人在北方安家立业，以“胡俗自便”而“安土忘归”(26)。更有少数人为俺答出谋划策，营造宫室，备受信任而成为大小首领。汉民在土默特丰州滩（今呼和浩特一带）耕田输粟，起筑房屋，开发了板升之地，使这里成为农牧并举的地区。隆庆末年土默特的汉民有五万(27)；鄂尔多斯的汉民占整个部落的一半，竟至“套中不能容住”(28)。整个右翼三万户的人口，若以汉人半之计算，则蒙古人约十余万，汉人十余万，总计二十万以上(29)。这个并非准确的数字已相当于当初三部四万之众的五倍。人口迅速增长，使衰弱的北方经济不堪负担。尽管板升地区“种田千顷，岁收可充众食”(30)，但局部地方的丰稔，远不能供应数十万嗷嗷待哺之民，而且不完全的北方经济又怎能满足他们的穿着日用之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右翼诸部还向青海地方迁移。有时几乎举部迁居，平时三五零骑络绎于道，去青海寻占水草肥美的牧场。
俺答苦心谋求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他招徕汉民屯垦，使畜牧经济中增添了农业因素；他向西方开辟牧场，争夺生存空间。这一切都有助于生活的改善，但是仍不能彻底解决由于人口剧增而产生的自身不能克服的困难。
以往的和当时的其他蒙古封建主都主要依靠掠夺内地来弥补北方经济的不足，俺答则另辟途径，他除了自力更生谋求解决外，主要依赖于用和平方式来加强与内地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对汉人文化产品，主要是食品、织物以及金属制品的需要，推动蒙古人从掠夺和袭击转向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31)。这就是俺答求贡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俺答求贡，顺应了蒙汉人民要求和平贸易的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求贡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明朝自中叶起，国势渐衰，边守日蹙，蒙古方面转守为攻。长城内外时常遮蔽在民族仇杀的烟尘之中，给百姓造成极大的痛苦。蒙古骑兵固然在战争中屡有掳获，但是自己也往往蒙受沉重的损失。其中最为严重的损失是：连年犯边，人马大量伤亡。如嘉靖年间山西平型关之战，蒙古骑兵“皆为战尘昧目，堕于沟壑，复为崩土所压，死者甚众”(32)即是一例。若把《明实录》中关于嘉、隆四五十年间死于疆场的蒙古人作一统计，何啻成千上万！因此俺答给隆庆帝的表文中说：“虽常抢些须，人马常被杀伤。”(33)以大量的伤亡换取一点浮财，代价是高昂的，而所解决的问题却极为有限，确是他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里话。“城边沙草浩漫漫，白骨棱棱草间积”(34)，战争是给蒙汉人民都造成极大痛苦的倒退行为。
烧荒捣巢、赶马打帐，严重地破坏了北方经济和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明军每年秋季深入北方五六十里甚至三五百里纵火焚草，谓之烧荒。因为蒙古人“所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马无水草可恃就减轻了蒙古骑兵临边骚扰的威胁(35)。但是大面积草场被毁，不能不使畜牧业受到严重的损失。明军还时常乘虚偷袭其后方老营，谓之捣巢，亦称赶马打帐。其中嘉靖三十九年（1560）大同总兵刘汉率师出捣丰州，“擒斩一百五十人，焚板升略尽”(36)，竟使俺答苦心经营的板升之地毁于一炬。平时明军夺获的蒙古牲畜之多，竟至足以供边军赏功之用(37)。因此俺答在求贡表文中，把“诸边将士，习烧荒，工捣巢，恐妨大信，愿明禁约，以结盟好”的请求列为第一项(38)，表现了他们要求明朝停止这种行为的迫切心情。
正因为严重的军事对立给双方都造成了最大的伤害，所以不少人都宁肯采用私相贸易的方法来平息边事和解决经济困难。这种隐蔽的贸易渗透着军事封锁的边界，无论怎样禁止也不能杜绝。
明朝的哨军虽处于危险的前线，与蒙古人却暗中私相贸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39)，互通有无，以致“虏代军瞭望，军代虏牧马”(40)，融洽有如一家。明朝一些高级将领也相率交通蒙古，嘉靖中就有大同总兵周尚文在明廷屡次拒绝俺答求贡的情况下，私自送给俺答大量物品，因此保持边境和平达数年之久(41)。尽管他们常以“私通北虏”的罪名被诛杀，但私通事情从来没有停止过。至于沿边百姓私携货物以为交换的情形就更加普遍了。为此明朝屡次严禁，一些人也确实死于严法之下，但更多的人依然冲破森严的长城和林立的墩堡，往来于边境线上。
蒙古民众对于贸易的要求更加强烈。“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42)为了获取自身不能生产或很少生产的手工业品与农产品，他们要求明蒙统治者创造交换的条件。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怵于蒙古骑兵的威势，一度在沿边之地开设了马市，俺答因此欢喜不尽，在马市上“约束部落，终始无敢有一人喧哗者”(43)。但是由于蒙古人只能以马换取布帛，而富者有马，贫者唯有牛羊，俺答又提出以牛羊易菽粟。很明显，只有满足更多贫苦牧民的合理要求，才能巩固和平关系。明廷中的有识之士史道很清楚这一点，他说：“马匹牛羊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各以所有余贸所不足，使虏大小贫富皆沾我之有，而我边镇之人亦无不受其利焉。”(44)然而这样的正确主张却被杨继盛等空谈激昂之论的书生们所反对。他们一方面叫嚷：“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与犬羊为此交易之事……此损国之重威。”另一方面也不懂得商品流通的起码常识，竟担忧“一旦胡虏之马已尽，中国之财告乏，将安处乎？”(45)由于他们的反对，俺答的要求被拒绝了。贫苦牧民不能以牛羊易菽粟，遂分散为盗，明朝派人责问，俺答回答说：“贫苦人家得不到吃的，我哪里能禁止住他们抢掠呢？譬如大明朝，法令再严，也不能杜绝老百姓不去偷盗啊！”(46)就这样，马市仅仅开设了一年就关闭了。但是掠夺战争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又迫使蒙古人常常放弃武力而去私相贸易。俺答长子黄台吉部落最贫，日无一食，岁无二衣，“上者牵牛羊走边口，牛一，易我米豆石余；羊一，易我杂粮数斗；下者则以柴盐，盐数斗，不至米豆一二斗，柴石，不至米一二升而已；又下者则以皮张马尾，甚至解所被皮接食。食亦不及夕，安问朝乎？”(47)这样零散而又充满危险的贸易，犹如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出路只能有一个，就是停止对抗，实现互市贸易。
俺答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血沃千里边界，谁也没有在战争中得到多大好处，通贡互市才能各得其利。可是由于明朝顽固地奉行错误的政策，他的请求长期未能成功。俺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为人民的和平愿望与通商贸易的要求所推动，在求贡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始终不改初衷，也没有仅仅诉诸武力。而当明朝在严重的战争教训面前确实认识到“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故思一容通贡，各遂保全”(48)，而改弦更张之后，他立即与明朝结束了二百余年的南北对立。
三
俺答自嘉靖十三年（1534）起，花费了三十七年的时间，终于使著名的“封贡”之举成为现实。在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家庭纠纷，愤而降明，俺答欲索爱孙，答应了明朝以亡入北地的赵全等人作为交换的条件，双方都利用了这个契机停止了对抗。第二年五月，在山西边镇得胜堡高筑晾马台，广设黄帏蓝帐，在喧天鼓乐声中，俺答接受了明帝所封顺义王的称号，另外还有六十五人也被封为都督、指挥等官职。俺答宣布了十三条和平条款，表示蒙汉世世友好，永不相犯。不久又商定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市场。
战争一旦结束，边境上很快呈现一派和平繁荣景象，大学士高拱慨叹说：“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觏之事，而今有之。”(49)蒙古人通过互市，以马匹、杂畜、皮毛交换汉人的铁锅、丝缯、粮食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北方的经济困难。由于商业的刺激，北方的经济和文化都迅速发展起来了，万历三年（1575）俺答建成了当时草原上第一座城市呼和浩特，八年（1580）在呼和浩特城内建起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大召），呼和浩特一带成为农业、手工业和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种安定和发展的形势在俺答于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去世后，由他的继承者三娘子等人一直保持到明朝末年，使以土默特为中心的蒙古右翼地区人畜兴旺，人民生活得到提高，成为蒙古最先进的一个部分。
当然，促使俺答求贡，还有其他的原因。他曾向明朝表示：“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50)就是说，他在控制右翼地区并与察哈尔宗主汗争雄的过程中，需要明朝的支持。但这种政治上的考虑与经济上的考虑相比，只能处于次要地位。同时，作为封建主的俺答，在求贡中首先关心的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在掠夺战争中，部落首领虽然也可以得到一份或较大一份掠获物，但更多的却被属下据为己有；而在与明朝的贡赏中，明朝所颁赐的大量物品则完全为首领所吞没。不费干戈而满足了需要，是封建主们十分乐意的。但是，俺答求贡的客观结果，造成了安定的局面和提供了通商贸易的条件，有利于人民。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此，功绩是不可湮没的。
从蒙汉关系来看，右翼蒙古自隆庆和议直至明朝末年，再也没有同明朝发生过战争，数十年之后，蒙汉民族则共同生活在全国大一统的清王朝之中，南北争战自此成为既往历史。所以，由俺答求贡而产生的隆庆和议，既是中国历史上蒙汉友好的一个佳话，又是蒙汉战争的最后结束。
注释：
1.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2.王崇古.《为北虏纳款执叛求降疏》.《明经世文编》卷316.
3.《明史》卷327《鞑靼传》.中华书局，1974年.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5.《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
6.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
7.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8.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
9.方逢时.《与工部谢侍郎论边事书》，《大隐楼集》卷11.民国十年刻本.
10.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18.
11.《明世宗实录》卷376，嘉靖三十年八月壬戌.
12.瞿九思.《万功武功录》卷14《哈汉把都台吉列传》.
13.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18。
14.冯时可.《纪边事三》，《明经世文编》卷434.
15.《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玄览堂丛书本.
16.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中》.
17.《明世宗实录》卷322，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
18.《宣府镇志》卷20，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9年.
19.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
20.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
21.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18.
22.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
23.郑晓.《皇明北虏考》，万历二十七年郑心材重刻吾学编本;或云三部众七万（魏焕《皇明九边考》，1937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本）；或云十六万（《四裔
考·北夷》，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8，万历三十一年刊本）。十六万应系万历年间的数字.
24.王崇古.《核功实更赏格以开归民向化疏》，《明经世文编》卷316.
25.毛宪.《陈言边事疏》，《明经世文编》卷190.
26.王维桢.《赠黄佥事兵备辽东序》，《明经世文编》卷262.
27.据《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载赵全向明朝交代的数字.
28.曾铣.《复套条议》，《明经世文编》卷240；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
29.同注27.
30.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18.
31.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01页.
32.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33.《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玄览堂丛书本.
34.方逢时.《饮马长城窟》，《大隐楼集》卷1.
35.顾炎武.《日知录?烧荒》，四部备要本.
36.《明史》卷327《鞑靼传》.
37.何东序.《套虏输款求贡疏》，《明经世文编》卷382.
38.王崇古.《禁通虏酌边哨以惩夙玩疏》，《明经世文编》卷382.
39.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40.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7《俺答列传上》.
41.《明史》卷211《周尚文传》.
4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1页.
43.《明世宗实录》卷373，嘉靖三十年五月乙巳.
44.《明世宗实录》卷376，嘉靖三十年八月壬戌.
45.杨继盛.《杨忠愍公全集?请罢马市疏》，民国七年重刻本.
46.《明世宗实录》卷381，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丁亥.
47.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黄台吉列传》.
48.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
49.高拱.《伏戎纪事》，纪录汇编本.
50.同上.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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