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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照东：华夷异类，还是华夷一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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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本站 作者：潘照东 日期：2011/1/20 浏览量：7018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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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华夷异类”、“尊华攘夷”的封建正统历史观
冯八飞、谢奕秋、赵林等诸位先生，之所以得出“五胡乱华”、元朝取代宋朝、清朝取代明朝是“亡国”，游牧民族南下、入主中原是“入侵”，将北方草原民族等同于俄、日帝国主义的结论，关键在于其立论的基础是“华夷异类”、“尊华攘夷”的封建正统历史观。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封建正统历史观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视中原民族——汉族、中原文化——汉文化为正统，将周边各族及其文化视为异类，归纳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为“四夷”、“四夷文化”；“四夷”是野蛮人，“四夷文化”是不开化的、野蛮的、落后的文化。
因此，封建正统观对“四夷”往往冠之以歧视的、侮辱性的称呼。例如，对北方游牧部落称为狄、獯育、玁狁、獴古，对南方山林部落、山林民族称为獠、猺 、獞，等等，都加了“犬”旁，对西北游牧民族犬戎干脆直呼为“犬”；对柔然称为“蠕蠕 ”，意为其族“不似人，而类虫”；对南方山林部落、山林民族称为“蛮”，从“虫”旁，也是同样的意思。
封建正统观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一些学术著作、论文中，不时可以看到相似的观点（冯八飞、谢奕秋、赵林诸位先生的观点是其代表）；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电影、电视剧），也常常看到将游牧民族描绘为野蛮、贪婪、残暴的内容。
应当指出，这些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极为有害的。因此，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首先，中华文明的形成，即是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合。
我在《中华文化大系比较研究——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一书中，曾专门论述了这一历史及其观点（详见第2章《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三大主源（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其发展水平曾经居于中华文明发展的领先水平。标志中华文明形成的典型特征龙文化、风文化、玉文化、城邦文化，均在这一地区首先形成，然后越过燕山向南延伸，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因此，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曾指出，在史前时代，红山文化区的“社会发展曾居于领先地位”（《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2页，三联书店，1999年）。
其次，草原民族大都认为与中原民族同系同族，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基础。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形成了我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在这些地区生活的游牧民族，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价值观念都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北方草原民族大都以炎黄子孙自命，认为与中原民族——汉族同祖同宗，而并不是“异国”、“异类”。
黄帝是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人文初祖”，中华民族以“炎黄子孙”而自奉。考诸史籍，不仅华夏——汉族的信仰是这样，许多草原民族也是这样。据史书记载，匈奴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北狄是黄帝之子始均所生（《山海经》），而东胡是北狄之别名，自然也列入黄帝后人之列。拓跋鲜卑则自认是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序纪》）。
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前赵），即因汉高祖刘邦曾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其子孙“冒姓刘氏”，遂定所建立的政权曰“汉”，意在继承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刘渊宣称“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世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上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刘渊以延续汉统为号召，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表明自己虽非汉室嫡统，但因系“汉氏之甥”，加上其先祖与汉帝“约为兄弟”，秉“兄亡弟绍”之古义，其所建立的王朝地位可与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相等（《晋书·刘元海载纪》）。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政权，则“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晋书·赫连勃勃载纪》）。
氐人苻洪建立的前秦政权，自称“有扈氏之苗裔”（《晋书·苻洪载纪》）。羌人姚苌建立的大秦政权，亦认为“其先有 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晋书·姚苌载纪》）。
鲜卑人慕容氏先后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政权，则自认“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晋书·慕容廆载纪》）。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政权，奉其远祖为黄帝（《晋书·秃发乌孤载纪》）。拓跋鲜卑猗 卢建立的代国，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拓跋珪建立的北魏，亦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并将拓跋氏的姓氏渊源归之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因以为氏”（《魏书·太祖纪》），等等。元昊认为先世渊源于鲜卑拓跋部，自称“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宋史·夏国传上》）。元昊立国以“大夏”为国号，正是强调了先祖为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因此，自己为夏朝之后，故以“大夏”为国号。因其地处西北，故人们习惯于称其“西夏”。
考诸史籍，草原民族祖黄帝、宗炎帝，说明他们在政治理念上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并不是与炎黄子孙相互对立、互不相容而排攘于华夏之外的“夷狄之属”，而是与华夏同祖同根、“华夷一家”。这些史书的记载，其中都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甚至自认为是正宗的黄帝传人。这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第三，华夷之间的血缘交融、文化交流是汉族形成、发展，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复兴的重要因素。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民族。根据人种学的研究，全世界一般都是一个人种有多个民族，唯有汉族是一个民族两个人种，即长江以北为蒙古人种为主，长江以南为马来人种为主。这说明，汉族的血缘来源，长江以北融合了相当多的“北狄”、“西戎”民族血统，长江以南则融合了相当多的“南蛮”民族血统。河北、山东、两淮地区，商、周之际仍为东夷、淮夷之地。春秋时的“文圣”鲁国人孔子、孟子，“武圣”齐国人孙子，皆为东夷的后人。夷、狄之属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朝的大诗人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具有突厥血统，他的儿子名“颇离”，突厥语意为“狼”；女儿名“明月奴”，突厥语意为“月亮姑娘”。李白通突厥语，“醉草嚇蛮书”。其诗风雄奇豪迈、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语言明快，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完全没有儒家文化的束缚，具有草原民族的性格特征。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为鲜卑后裔，其诗风文字朴素、通俗易懂，具有北朝乐府诗歌的特点。
金、元之际，拓跋鲜卑后裔元好同、契丹人耶律楚材关注民生多艰，感时触事，以诗咏史，有杜甫之风。元代蒙古人萨都喇，其诗、词成就冠绝一代，尤以词作更佳，其胸怀气度，卓尔不群，情意真挚，用典贴切，格律严谨，意气沉雄，即在两宋，也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有清一代，满族诗人纳兰性德的诗词题材丰富，言志抒情，文采风流，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隶籍旗人曹雪芹著《红楼梦》，蒙古人后裔蒲松龄著《聊斋志异》，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著《一层楼》、《泣江亭》，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自古以来，出身于各个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群星璀璨，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此，中华民族不仅有汉族，还有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中华文明也不是仅仅由汉族创造的，而是由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
因此，自古以来，虽然在各个民族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战争，但是统一、交融是主流。
因此，不是“华夷异类”，而是“华夷一家”。这是中国历经分裂复归于统一，至今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
若连这一点都不认同，怎么能够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得出正确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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