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林先生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是“侵入、同化”的观点
在2010年8月17日的“第七届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做主题报告的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赵林先生，在题为《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的学术报告中，将西方人的“黄祸”论引伸到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上，指出：鲜卑、蒙古、满洲等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大破坏，其结果则是游牧民族被“同化”。
这样来认识、理解“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符合历史事实吗？
首先，游牧民族与中原的战争，是不是仅仅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
勿庸讳言，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战争。这种战争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进攻，即“入侵”，不仅有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进攻，也有中原政权对北方草原的进攻。黄帝曾“北逐荤粥，合苻釜山。”（《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商朝对游牧民族多有征伐，甲骨文中的卜辞记载此类事件的卜辞达数十条。《易经》中也记载，“伐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三》）西周时，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国语·周语》）周宣王派南仲、尹吉甫帅师北伐猃狁，筑城朔方；西征犬戎，秦仲败亡；伐太原之戎、条戎、奔戎，均遭失败。秦始皇派蒙恬北逐匈奴，修筑长城。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北伐匈奴，开地拓边。这些都是典型的事例。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分析，夏王朝的统治地域主要是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地区，北面、西面皆为游牧民族所居。商朝的统治地域扩大到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北方、西方为游牧民族所居。西周时期，统治地域扩大到河北北部、山西中部、陕西中部地区，比较夏、商二朝有大幅度的扩展，表现为中原农耕民族通过战争占领了原来游牧民族的地域。至秦、汉二朝，将统治区域向北扩展到阴山、河套地区。汉朝并向西开拓，扩展到河西走廊、西域地区。在这一延续2000多年的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历史进程中，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无疑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与此对应的，则是游牧民族不断的向北、向西迁徙。
对于失去原有的牧地、家园的游牧民族来说，中原王朝的扩张战争毫无疑问是“入侵”。所以才能有了匈奴人失去阴山、河套之后，每过阴山“未尝不痛哭流涕”，并留下了那首悲伧凄惋的《匈奴歌》——
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因此，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仅仅归纳为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战争，是不是仅仅是“入侵”？
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不绝于史。但是，战争的原因、性质、结果、历史作用却是大不相同的。
第一类是掠夺性的战争。游牧经济的单一性、脆弱性、不稳定性，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间的差异性、互补性，决定了相互之间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合理性。当这种交换缺乏正常实现的条件及其保障时，游牧民族便往往发动掠夺性的战争。游牧民族奴隶主、封建主的贪婪与残暴，加剧了这种战争的爆发及其残酷性。
第二类是反抗民族压迫、奴役的战争。中原王朝的向北、向西扩张，使游牧民族失去了草原、家园，破坏了游牧民族生存的基础，必然引起游牧民族的反抗。南附的游牧民族，受到中原王朝大汉族主义思想观念的歧视，被视为“下等民族”，受到奴役。为反抗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多次发动起义。例如，西晋末年，内附的匈奴、氐、羌诸族人民发动武装起义，促进了西晋王朝的灭亡，也为“诸胡建政”奠定了基础。北魏末年，匈奴、敕勒、羌、鲜卑、汉等各族人民大起义，使北魏政权土崩瓦解，推动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孕育了隋、唐统一的新局面。草原民族反抗民族压迫、奴役的战争，是正义的。
第三类是草原民族推进国家统一的战争。例如，元代宋、清代明，就是如此。战争的主导方面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战争，从战争的动机和结果分析，都是如此。
成吉思汗逝世之前，即留下了攻灭西夏、金国，进而取南宋，最终统一全国的遗嘱。成吉思汗全面分析了蒙古与宋、金、西夏之间的形势，指出，“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成吉思汗还嘱咐诸子和众将，死后秘不发丧，待西夏国主率众出城来谒时，将其一举全歼。后诸子与众将依计而行，征服西夏、金国，为进取南宋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逝世后，继任的窝阔台汗、蒙哥汗两次发动攻宋战争，终由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了统一大业。因此，元朝取代南宋而立的战争，绝不是如同匈奴、突厥等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战争，而是以朝代更替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诚如明太祖朱元璋所指出的：“天择元君，渐生草野， 刈夷诸丑，戡定朔方。已而子孙，能奉天道，抚定中原，混一南北，胡汉一家。”
满清对明的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歼灭明军有生力量，广为抄掠以消耗明朝国力、壮大自身力量为主。虽曾致书李自成，意图“协谋同力，并取中原”，但遭到拒绝。而当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明崇祯皇帝上吊自尽后，清朝便改变政策，为崇祯发丧，举起汉族地主阶级“报君父之仇”的旗帜，举兵“从龙人关”。并采取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以“率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吸引北方地区大批原明军将领和官僚地主归降，从而使满清政权成为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因此，元代宋、清代明战争的实质是封建社会中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政权取代腐朽衰落的旧政权的战争。这一过程通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形式实现，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如上所述，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一统华夏的战争，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是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如果将这类战争定义为与帝国主义侵华一样的“入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连推翻了元朝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能肯定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统一中华是“奉天道，抚定中原，混一南北，胡汉一家。”难道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专家、学者的眼光、见识还不如600多年前封建社会的一位汉族皇帝吗？！
第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是不是仅仅“破坏”、被“同化”？
我曾经指出：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文明进程发生中断不同，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缀，其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具有吸引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向内汇聚，从而使中华文明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内向聚合力（内聚力、凝聚力），同时也具有从中心文化区向外扩散，从而使主导文化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原生文化交流、融合的外向辐射力。这两种力量是自然形成、有机组合的，使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组成牢不可破的整体，并具有抗御外来压力的强大抵抗力。”（《中华文化大系比较研究——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
游牧民族南下，正是体现了上述规律。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大都融合于汉族。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是单纯的、被动的“同化”。而是在游牧民族逐渐转为农耕民族、逐步接受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同时，也为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原文化的发展与复兴输入了草原文化健康、旺盛的文化元素。
查一查百家姓，汉族中包含了多少草原民族的血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多少草原文化的特点？我们吃的食品要“鲜美”，而“鲜”为左“鱼”右“羊”，“美”为“羊大为美”，“鲜”、“美”都离不开羊；食品中的胡瓜、胡豆、胡萝卜、胡麻、胡油、胡萝卜、胡桃……不是我们每天都在食用吗？现在我们穿衣服没有人以褒衣博带为时尚了，而窄袖小衣正是“胡服”的特征；乐器中的二胡、四胡、京胡、高胡、板胡等“胡琴”，笛子、胡笳、胡篪等“胡吹”，还有琵琶、胡鼓等等，都曾是胡人（游牧民族）的乐器；帐篷是“胡帐”，折叠床是“胡床”，折叠椅、凳是“胡坐”…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也多有受草原文化影响，以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为时尚的。例如，经过西汉、东汉大量胡人内迁，胡人风俗也影响内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葔、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西晋时封建上层贵族官吏，即“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帕头及络带、裤口”（《晋书·五行志》上）。时人以胡人习俗为时尚，以酪浆为饮料，胡饼（芝麻烧饼）、胡饭（面饼）等均很流行。南北朝后，胡床、胡坐的流行，使汉人连传统的跪坐习俗也改为游牧民族的箕坐（臂部坐地，两腿前伸）或垂脚坐椅、凳了。
值得重视的是，每当 中原王朝步入腐朽之途、中原文化衰退之际，伴随着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草原文化也挾大漠雄风，一扫中原文化的颓靡之风气，促进中华文化的更新、复兴。
北朝时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流以融合为基本特点。魏晋之际，政治腐朽，社会文化也步入穷途末路，必须破旧立新，处于困境中的黄河文化才能重现生机。南北朝的诸胡建政，将质朴劲健的草原文化元素不断注入中原，猛烈冲击、荡涤魏晋文化遗留的陈腐元素，在破坏原有文化架构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新的文化架构，即以胡汉合流、开放、博大为特征的新的文化体系。
北魏重视汉文化，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便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儒生开门授徒，私学盛行，多达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北朝佛教传人，河西诸凉、前后秦之长安皆曾为佛学中心。崇佛之风，于北魏为盛。拓跋鲜卑远祖居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又崇尚佛教，开窟礼佛蔚成风气。始造平城云冈石窟，再造洛阳龙门石窟，其他如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南北响堂山石窟等，多于北魏至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开窟甚力。至隋唐，崇佛、礼佛、开窟、建寺仍然风气炽盛。
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文学艺术也因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而呈现新的生机。现存的北朝乐府民歌，数量虽不算多，地位却很重要。其作者既有汉族，也有鲜卑及其他游牧民族人。这些民歌一扫魏、晋、南朝“玄言诗”“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宫体诗”绮靡猥琐、淫欲造作的风气，形成朴质爽朗、明快清新的风格。或倾述民间疾苦，或指斥统治者的贪婪残暴，或表现各族大众的美好追求，或歌颂纯真的爱情，或描绘壮美的北国风光，歌由心而发，辞由情而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思想性、艺术性的基础。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木兰辞》，是北宋乐府诗歌的代表作。
北朝时，草原民族的歌舞流行于中原，西域音乐歌舞与天竺、中亚、西亚的歌舞乐曲，也经河西凉州不断传入中原，诸夷之乐器如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园鼓、都昙鼓、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皆流行于中原。流风积习所致，隋唐二朝，音乐、歌舞中仍蔓延胡风。随之燕乐九部、唐之燕乐十部，多来自西凉乐和西域诸国音乐。
因此，草原民族进入中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不是仅有对中原文化的破坏，也不是简单的被“同化”，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进中原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复兴，从而历经历史曲折起伏而不中断，演成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长河。谈“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能够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