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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照东:亡国?还是统一、复兴?(上)
来源:本站 作者:潘照东 日期:2011/2/23 浏览量:1167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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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冯八飞元灭宋“是中国第一次亡国”论
                 
    冯八飞先生在《我的中国性格》(发表于2009年5月28日《南方周末》专刊“在这里,读懂中国”专栏)一文中,提出:元朝攻灭宋朝,“是中国第一次亡国”。
    以冯先生的历史知识,不知是否知道:元朝是哪个国家的朝代?是不是中国的?如果不是,那是哪个国家的?如果是,那么元朝攻灭宋朝,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呢,还是中国的“亡国”呢?!
    考诸史实,元朝攻灭宋朝,并非中国“亡国”,而是开创了一个统一、繁荣的伟大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元朝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开拓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广阔的疆域。
    “安史之乱”以后,繁荣、强盛的唐朝转向衰落。朝中宦官专权,党派纷争;朝外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四方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唐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中华大地又一次陷于分裂的局面,史称“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以突厥沙陀部为主体,吸收六州胡人、回鹘人、吐谷浑人、鞑靼人等游牧民族形成的沙陀族。经唐中期以后的发展壮大,取得了中原的霸主地位,并相继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与后梁、后周并列为五代重要的王朝。东胡后裔的契丹崛起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建立辽国,越燕山南进,意图问鼎中原。南方的吴、南唐、前蜀、后蜀、楚、闽、南平、南汉诸国割据一方,苟且偷安。
    960年正月,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赵宋政权相继消灭南方诸国。至979年宋太宗消灭北汉,实现了内地的统一。北方的辽国觊觎中原,西北党项羌建立的西夏雄踞一方,吐蕃峙立青藏高原,北宋的统一始终未能完成。此后,源出肃慎、靺鞨的女真族肇兴于东北,建立金国,先灭辽国,继灭北宋,与南迁的宋朝形成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直到蒙古族雄起漠北,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汗国,统一蒙古草原。随后南下灭西夏、灭金、灭宋,统一吐蕃,建立元朝,实现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并立,宋、辽、西夏、金、高昌、大理、吐蕃等政权并存,长大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元朝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舆国之广,历古所无。”“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逮不及元。”(《元史·地理志》)较汉唐盛世更为辽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其下又各设若干万户府,屯戍军队。并在藏区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行省制,以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为“腹里”,还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浙江、江西、湖广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元朝这一行政体制的创新,对明、清、中华民国至今影响深远,一些省名至今仍在沿用。
    其次,元朝发展农商,兴工裕商,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
    元朝建立后,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安置流民,劝课农桑,兴办屯田,开渠浚河,整顿户籍,建设城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忽必烈曾多次颁布诏令禁止毁坏农田,要求臣属务必“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募民屯田,招抚安辑流亡,兴修水利,使百姓安业力农”(《元史·世祖纪》)。元政府相继设立劝农官、劝农司、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元史·食货志·农桑》)。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颁布立社法令,要求以自然村为基础,五十户为一社,由社长组织农民垦荒耕作,修渠治河,发展生产,并互助合作。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政府颁行《农桑辑要》,举凡“蚕桑之术,畜孳之方,天时地利之所宜,莫不毕具。”各各州县大力督行,“利布四方,灼有明效。”(《农桑辑要·序》)元政府设都水监、河渠司主管水利建设,“以兴举水利、修理河渠为务,”“济漕运,通南北之货,免决啮之患,溉诸地之田”(《元史·河渠志》)。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留下了“元人善治水”的美誉。
    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经过几十年恢复,中原地区丛莽垦辟,桑麻被野,人口繁衍,烟火相望。据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6年)的统计,全国户口数达到1343万户,人口达到6049万人,超过了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879万户、5097万人,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1500万户、5325万人的水平。
    元朝政府重视手工业发展,在大都、上都等地设置管理官营的手工业机构。官营手工业分属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等。上都城内设有铁局、器物局、金银器局、织染提举司、纳色提举所、软皮局、斜皮局、杂选鞍子局、弄样毛子局、纳失失局、染局、绣局、罗局、毡局等官营手工业局院,各局院官领的工匠都在百人以上,多的达上千人。元代纺织业尤盛,元政府推广棉花种植,鼓励发展棉纺织业。在江南各地,还出现了带有初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纺织业手工作坊。
    元朝政府实行重商政策,采取减税、免税、保护国内外贸易的措施。元朝政府发行纸币,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大都、上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新兴贸易都市。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均超越前代,盛极一时。
    元朝的至元盛世,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第三,民族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忽必烈建立元朝,大力推进政治文化的创新。忽必烈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了成吉思汗开放、革新的政治理念,主张“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徐衡传》)。忽必烈主张“文治”,实行“变通”,推行“用汉人治理汉地”、“以汉法经营中原”的政策。忽必烈延揽各族人才,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举凡吏治、军事、财赋、经济等诸般事宜,多征询其计而从其谋划。忽必烈实行汉法,陈设纲纪,确立法度,“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顾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 元史·刘秉忠传》),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忽必烈的政策赢得了内地地主、士族的拥护,赞誉忽必烈是“能行中国之道”的“中国之主”。
    元朝重视教育,忽必烈于建国之初就下诏,设置中央及地方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元史·选举志》)元朝政府专门设置蒙古学官,“掌管蒙古教学事宜”,促进了蒙古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培养了大量人才。又设各级汉地学官,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同时,元朝尤为重视应用之学。例如,大司农主持编辑的《农桑辑要》,即为农学教材;王祯的《农书》中,还包括了杠杆运动等工学原理。
元朝的东西文化交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元朝将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中国人的发明传到中亚、西亚、欧洲。阿拉伯、波斯科学家将新的天文仪器带到中国。忽必烈请阿拉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紫禁城建立天文台,并设“回回司天监”,“掌观象衍历”(《元史·百官·回回天监》)。郭守敬主持建立27个天象观测所,创制授时历,并创造、改进天文仪器约20种,均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札马鲁丁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球仪。忽必烈授命考察黄河源,记录文字材料,并绘制了地图。忽必烈授命编修地理志,绘制元朝全国的彩色大地图,定名为《大一统志》,共1300多卷。随后完成《天下地理总图》,包括了元朝疆域内的山脉、河流、都邑、城墙、道里、野地、立堠、地理建置、郡县沿革、物产,等等,可谓元代地理的百科全书。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内容之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引入阿拉伯、欧洲数学著作,也大大促进了元代数学的进步。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元代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元代的纺织、冶金、兵器制造技术等,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元代制瓷工艺以“元青花”为代表,体现了蒙古族的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蒙古族崇尚“长生天”,蓝色为天空的颜色,蒙古族也以“青色蒙古”自称;因为乳汁、绒毛均为白色,蒙古族以白色代表纯洁、财富。青花瓷恰好体现了蒙古族的这种意识。元代开发的釉里红、红釉、蓝釉描金等新品种,不仅丰富了瓷器的品种,而且为明、清瓷器工艺的更趋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的。元大都的宫殿建筑在技术、形式、结构、材料、装饰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宫廷中还有畏兀尔殿、棕毛殿、温石浴室和“通用玻璃饰”的水晶圆殿等,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特色,体现了不同民族的工匠、技师高超的技术水平。如今,北京的小街巷仍称为“胡同”,这是蒙语“井”的称谓——“huddug”,因元代大都城中普通居民均需从小街巷的井中取水而得名。
    元代是文学艺术繁荣的时期。适应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元杂剧兴起。“元曲”成为继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座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并且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元代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史学、文学的繁荣。蒙古、康里、唐兀、畏兀儿、哈拉鲁等诸民族学者与汉族学者通力合作,完成了三部正史即《辽史》、《金史》、《宋史》的撰修;吐蕃、畏兀儿、汉族学者等合作编写了佛典目录学著作《至元清室勘同总录》计10卷,皆为当时盛事。元代文坛蒙古、畏兀儿、回回、女真等族文人学士甚多,文采风流,著于当时。后人评论说,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明〕王士祯:《居易录》卷二)。
    因此,元朝并不是中国的“灭亡”,而是实现了祖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伟大朝代。连这一点都不了解的人,有什么资格谈论“什么是中国”,谈论“什么是中国性格”呢?!
 
                               201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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