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冯八飞“五胡乱华亡中国”之说
冯八飞先生在《我的中国性格》一文中说，“南北朝五胡乱华已可算作亡国。”（见2009年5月28日《南方周末》副刊“在这里，读懂中国”）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何谓“五胡”？“五胡”是指西汉以后内迁并同汉族杂居的胡（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北方、西北游牧民族。
何谓“五胡乱华”？是封建史学家对西晋末年五胡起义、随后建立政权，与东晋、南朝长期对峙，“天下大乱”的社会局面的概括。
那么，西晋后期的中华之乱，是肇始于五胡吗？不是的。
西晋末年的中华之乱，其实并非源于五胡，而是源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无道及其导致的“八王之乱”。
西晋的统治者，是靠阴谋诡计夺取曹魏政权而执政的。与西汉、东汉、曹魏政权初期尚能励精图治不同，西晋统治集团以阴险、贪婪、奢侈、腐败、残暴为特色。晋武帝之子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后贾氏荒淫又有野心，于元康元年密召都督荆州军事的楚王司马玮人京，与都督扬州军事的淮南王司马台一起，利用禁军杀掉总揽朝政的晋惠帝外祖父杨骏、皇太后杨氏。以此为开端，司马氏诸王为争夺统治权，互相攻伐，天下大乱，史称“八王之乱”。在延续达十六年的内战中，参战诸王大都相继败亡，贾后被杀，白痴晋惠帝被毒死，西晋王朝元气丧尽，遂被诸胡政权取代。
因此，西晋之亡，是势所必然，是亡于自身的腐朽，并不是亡于“五胡乱华”。
五胡建政，是肇乱天下，还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必要过渡？
延续达十几年的八王之乱，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加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随处觅食成为“流民”。无以为生的流民“脱木为兵，裂裳为旗”（《晋书·愍帝纪》史臣语），发动起义。长期遭受民族压迫的五胡兵民，也纷纷举行暴动，与农民起义相呼应，形成各族人民反抗西晋统治的大起义。
在这种形势下，西晋统治趋于崩溃，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不能及时改变这种混乱状态，中华大地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将面临毁灭的危险。
如何结束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只有由一定的政治势力建立新政权，先是若干个地方政权，再经过一定时期的兼并战争，由其中最有实力的地方政权削平群雄，实现统一。
于是，“五胡十六国”应运而生。
自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于308年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建后汉，310年鲜卑拓跋猗卢建代，318年匈奴刘曜建前赵，319年羯人石勒建后赵，337年鲜卑慕容皝建前燕，351年氐族苻健建前秦,384年鲜卑慕容垂建后燕、羌族姚苌建后秦，385年鲜卑慕容冲建西燕、鲜卑乞伏国仁建西秦、氐族吕光建后凉，386年鲜卑拓跋珪建北魏，397年鲜卑秃发乌孤建南凉，398年鲜卑慕容德建南燕，401年匈奴沮渠蒙逊建北凉，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大夏，“五胡”共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也曾建立过若干汉族统治的地方政权，如314年建立的前凉，350年建立的魏，397年建立的北凉，400年建立的西凉，409年建立的北燕等。
诸胡建政与汉族建政，都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结束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使流民得到安置，生产得到恢复，社会趋于安定。同时，这些地方政权之间力图兼并，征伐不止，又延续了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破坏，也导致了新的社会动乱。但是，从中央政权崩溃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到建立地方政权，再通过兼并战争逐步实现统一，是历史发展绕不过去、也无法跨越的几个台阶。
历史的发展，自有历史的逻辑。历史的逻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道德的说教为转移的。
而诸胡建政，与汉族建政一样，都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过渡阶段。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首先，诸胡所建之政，仍是中华之政。
按照封建正统观，四夷（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属是不入“中华”的范畴的。但是是历史事实却无情地打破了这种狭隘、无知的偏见——四夷之属自古便与中原之民有着广泛的经济、社会乃至血缘的交流、融合。五胡也非异类，而同是华夏之民！
据《史记》的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索隐》）乐产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 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括地谱》）晋 灼曰，“尧时曰荤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集解》）这些记载都说明，匈奴也是黄帝的后裔，是夏朝灭．亡后“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拓跋鲜卑其始祖昌意为黄帝“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序纪》）
氐、羌出自西北，为西戎之属。周之先祖不窋于夏太康时，“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其子公刘仍然“在戎狄之间。”至古公亶父才为·避戎狄的进攻而东迁岐下，遂“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史记·周本纪第四》）秦之先祖大费“为舜主畜，畜多息，”其后裔“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第五》）因此，氐、羌之属与周、秦的先人曾长期共处，并有婚姻关系，血脉相通。
所以，匈奴、羯、鲜卑、氐、羌建立政权，皆以中原王朝或诸侯国之名名之，以示为华夏之一统。
所以，西晋之亡，亡的是一个西晋王朝，而不是中国之亡。
所以，西晋亡后，中国未亡，诸胡建政，汉族建政，皆是中国的延续。
其次，诸胡建政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八王之乱”引发了农民大起义，但是，农民起义往往规模虽大却缺少建政——执政的政治纲领及其能力，又无肇兴基业的根据地，因此“其兴也勃焉，其败也忽焉”，未能建立政权。而各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具有从落后追赶先进的强烈进取心，较少封建礼法的约束，在接受了相当的汉文化之后，具有了建政——执政的抱负及其能力，又有赖以起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有些人原来就是部酋首领，一旦时机成熟，建国立邦便是顺势而为。
纵观东汉、西晋，豪强大族势力扩张，控制朝政，垄断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而阻碍社会发展，促使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停滞。因此，当西晋王朝崩溃之际，农民起义、游牧民族的打击目标皆为豪强大族势力及其政治上的总代表——中央王朝。比较彻底的打击豪强大族的势力，是使社会重新获得生命力的前提条件。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恰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重要环节。而东晋、南朝的统治基础仍为豪强大族，虽有农民起义的冲击，却动摇不了其根基，因此无法使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而只能被北方统一。
第三，诸胡建政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的更替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当旧王朝衰落之际，某一强势的政治力量已比较成熟，故趁势而起，建立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如商汤代夏，周武代商，皆是如此。其二是当旧王朝崩溃之际，尚未形成足以将其取代的强大政治力量，因此，便会天下大乱，以诸多地方政权经过兼并战争，逐步实现统一。如东周以迄的春秋战国时代，东汉之后的三国时期，都是如此。西晋之后的北朝，也是如此。因此，北朝的诸胡建政，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表现出诸胡之族在长期与华夏族——汉族的交流、融合、发展中，具有了在内地建立政权的动机与能力，另一方面说明，诸胡建政是使华夏大地从乱到治、从分裂到统一的必要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或道德判断为转移的，然而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第四，诸胡建政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的政治更新。
夏、商以迄，中原王朝无不“尊夏攘夷”、设“夷夏之防”。华夏——汉族的扩张、发展，迫使四夷向边远之地迁徙，并使四夷长期处于从属的地位。北朝的诸胡建政，形成北方、西北诸胡之族向中原的大运动，并相继建政执政，成为统治者，使这些民族的发展达到高峰。氐族建立的前秦革新政治，发展经济，一度统一北方。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时，尚处于以狩猎、采集业为主的原始社会末期，南迁大泽（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呼伦湖），跨越蒙古高原，越阴山，转为以畜牧业为主。至拓跋珪建立北魏，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大为发展。拓跋珪迁都平城，孝文帝迁都洛阳，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北魏孝文帝实行班俸制，立三长，改税制，行均田，促汉化，缓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形成以革新为特色的政治文化。北魏孝文帝率王室、贵族、百官及兵士20万自平城迁都洛阳，随行的家属、百工、奴隶等不下百万人。于是，中原胡风大盛，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气象一新。东魏、西魏、北周、北齐乃至隋、唐二朝的开创者，都是在北魏政治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至隋、唐二朝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鼎盛时期，都是由北魏奠定基础的。
因此，“五胡乱华亡中国”之説，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提倡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完全无视历史事实，鼓吹这一错误观点，是要倡导什么样的“中国性格”？是要“读懂”什么样的“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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