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自觉”的命题受到各界高度关注，这使我想起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费孝通先生生前曾十多次来内蒙古考察，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拉善沙漠，到处留下了先生的足迹。1984年，他在内蒙古考察时，深切地说“内蒙古地形宛如展翼飞翔的大雕”。他的学术眼光始终关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他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状况有深切的了解。相知多，情也深。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关心着各民族人民的福祗。

一、“志在富民”与鄂伦春狩猎文化的转型

     “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他一生中作的农牧民和少数民族怎样从贫困到脱贫，从脱贫到富裕，从富裕到小康的文章已成长卷，并经受了相当长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1992年，在《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一文中，他说：“从1984年开始，我以内蒙古为重点访问了4个自治区，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产生了一些观点和设想”（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第4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中他两访包头，三访赤峰，发现边疆地区的“两个失调”，一是自然生态失调，二是人文生态失调，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西部的发展战略构想。即东西部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以东支西，以西资东”，“支”是指智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资”是指资源、原材料、能源的供应。他提出“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
      费孝通关于西部发展的思想，也就是边疆各民族如何富裕起来的思想。他说：“西部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发展，通过西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可以使当地的少数民族进入现代化文明，与汉族共同繁荣，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农村·小城镇上·区域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209页）。
      总之，费老“志在富民”的思想体现在他学术研究的各个阶段和广阔领域，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和建议，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我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实践成果。
　　1997年1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来自内蒙古的鄂伦春族学员提出了鄂伦春狩猎文化的存亡问题，引起费老的高度关注。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的茂密森林，世世代代以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人口增长、生态破坏，森林面积减少，鄂伦春人如何生存下去，出现了问题。在费老看来，这不仅仅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而是现代人和后工业化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甚至涉及人类文化的前途。鄂伦春人如果执意自己的狩猎文化，必然导致民族的灭亡。那么是保护文化呢，还是保护人呢?费老认为当然是保护人——这就出现了“文化转型”的问题。
　　费老亲自到大兴安岭考查鄂伦春文化。他建议发展饲鹿业来代替狩猎，当他了解到当地鹿种出现了退化问题时，亲自向农业部申请从俄国引入优良鹿种。在费老看来，文化转型不大可能是个急转变，从狩猎文化直接转到农业或工业文化是困难的，比较实用的方式是利用传统的饲畜文化作为过渡台阶，即发挥原有的特长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2011年10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白岩松到呼伦贝尔采访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的实况，我们欣喜地看到，费老所说的“饲鹿文化”得以健康传承，促进了当地特色旅游业的发展，也为鄂伦春人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就业渠道，很多鄂伦春青年从事了这一朝阳产业。
　　费老认为文化转型是当代人类共同的问题，人类面临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严峻局面，他预言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他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身毁灭的绝路，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于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已在告急了吗？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第183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即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文化有必要进行全面反思，即由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转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的道路，走共同繁荣的道路。人类对文化转型应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自觉，故而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命题。

二、“文化自觉”论与“多元一体论”为“草原文化” 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什么是文化自觉呢？费孝通先生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是指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乃至全人类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这并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其他民族国家创造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彼此认可的基本秩序以及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共赢局面。
　　“文化自觉”表达了上世纪末人类对自我生存的几个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即：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2004年，我在研究“草原文化”和“内蒙古生态”两个课题时，认真研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最后一本文集《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这本文集凝聚了先生学术生涯最后20年的思想精华。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思想，为我研究和宣传“草原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在80年代末，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多元一体论”，56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匈奴的大统一局面，即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先生认为：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当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北面囊括了贝加尔湖，南达长城以北。中原与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历史上多记载相互之间的争战，事实上，战争与和平相比只是暂时的现象。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多是友好交往、贸易，互通有无，牧民需要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茶叶、酒，农区需要畜力、肉食、皮毛。这种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与“茶马贸易”，文化上的融合创造了“蛮汉调”(即蒙汉调)、爬山调等文艺形式。
　　费孝通先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力排偏见，他说：“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费老的多元一体论使我认识到：一部草原文化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互相交融、共同进步的历史，是多种文化在草原地区相互叠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创造出新的更加辉煌文明的历史。其中，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不断地与中原农耕文化相碰撞、相交流、相融合，既改造与促进了北方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也给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生机活力，更加多彩多姿。内蒙古现存的本土原生少数民族蒙古族、“三少民族”和各族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文化，还有北方草原历史上曾经生存过的古老民族和古文化是中华历史、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大家族的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论”和“多元一体论”的启示下，我认真梳理研究了内蒙古的草原文化，2004年我在呼和浩特市政府分管文化工作，8月份内蒙古首届国际草原文化节在呼和浩特召开，我提议并与内蒙古社科院共同组织召开了“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究讨会”。会上我发表了《论草原文化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一文。（董恒宇、马永真主编《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之后，我围绕草原文化发表了的一系列相关论文都深受费孝通先生的启迪。到今年，草原文化研讨会已举行了8届。8年来，自治区广大人文学者以客观、开放、全球的眼光对草原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审视、考证、定位、梳理，在整合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认识文化特质、理清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于塑造草原文化品牌，提高内蒙古文化软实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文化转型与绿色发展

　　2002年春天，费老在北京经受了来自北方的“沙尘暴”，他说：“这是我活到九十多岁后才开始受到这切身经历中最恶劣的天气”(《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他认为沙尘暴是大自然对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反抗，因为在现代人类主流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人与自然对立的倾向，即其文化价值把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视作科学的目的和人的奋斗目标。暴露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相对立的基本思想和文化背景，即“天人对立”世界观。费老认为天人对立的根源是“利己主义”，自为人是宇宙的主体，自然是人类支配的客体。而在中国文化中“己”是应当“克”的，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
    “克己”就是扼止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些资源，让生态环境有自我恢复的机会；同时也是能容忍不同文化价值并存不悖。而“扬己”是人类中心主义，会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正常温室气体的33%，造成全球气候异常——这就是最鲜活的实例；“扬己”同时又是文化本位主义，不能包容其他文化的并存，这会导致文化之间的相互冲撞和人类集团之间的相互残杀——发生在美国的“9·11”等事件印证了这一点。
当前的现实，比费孝通先生生前分析和预言的要严重得多。人口爆炸、气候异常、生态危机、资源枯竭、恐怖战争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这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变化，也充满了机遇和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和哲学转型的时代。理论创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应继承费老的学术思想，探索研究人类文化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型：
　　1.世界观转型，确定有机论的世界观。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相对性、全息性、多元性、系统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认为事物的动力学来自整体，而不是部分。人只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身心的和谐。东方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性天相通”、“众生平等”，人与自然、人与人都是相互依存的，道家哲学所谓“互为其根”即是说“对方的存在为我存在的前提”。
　　2.价值观转型，确立整体主义价值观。不仅个人（或团体、国家）有价值，而且承认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地球村）。承认子孙后代的价值（“代际公平”）。不仅人类有价值，一切生命和大自然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价值是平等的（“众生平等”）。
　　3.思维方式的转型，即确立生态文明时代新的思维方式。既然是文化的转型，转变的不仅仅是经济方式，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而是全面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经济方式转为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型：追求低碳生活；思维方式的转型：由线性思维方式转变为复杂性思维方式；资源形态的转型：即主要资源能源由实物转变为可再生、碳汇、文化、景观、信誉、人力资源、非物质资源、价值观、软实力等等无形资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超越克服传统发展观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主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等。
　　实现文化转型，走绿色发展道路，必须依靠全方位的创新。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线路的核心，而绿色创新、文化创新将成为未来创新的重要方向。新的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自觉，乃至行动的自觉。理清文化和哲学转型中的种种理论问题，全面研究文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我们必须改变过去概念化的、抽象的、刻板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来宣传当今世界上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费孝通集》，第4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首先应研究中国哲学的价值和作用。研究东方文明对于解决当前复杂性问题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同时，我们还要以包容的胸襟、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所抽象出来的自然哲学方面的优秀成果；比如“复杂性科学、复杂性哲学”的研究成果。研究他们在社会科学法制建设方面的优秀成果，用以解决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复杂性问题。“当我们探讨和研究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时候，必须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各种文明，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胸怀、拓宽思路、启迪灵感”（同上，第491页）。包容的胸襟、谦逊的态度比聪明智慧更为重要——特别是我们面对全球化时代和文化转型的时代更应如此。正像恩格斯所说：“只有那种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最充分适应本世纪全世界的科学概念的哲学，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时代变了，哲学体系自然也随着变化。既然哲学是时代的精神结晶，是文化的活生生的灵魂，那么也迟早总有一天不仅从内部即内容上、而且从外部即形式上触及和影响当代现实世界。现在哲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哲学，而世界则成为哲学的世界。”（转引自于光远《靠理性的智慧》，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P121）。
　　费孝通先生多次来内蒙古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从鄂伦春微型文化的缩影中认识和反思了人类的整体文化，认为人类应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实施绿色新政，实现绿色发展；摆脱文化本位主义，坚持“文化公平”多元并存，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对异族文化要主动吸收其合理元素，寻求不同文化类型和平共处的途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从而实现世界大同。这都体现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正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启发下，我认识到生态是文明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文明都是因为植被遭受破坏，文明失去了载体而使古文明逐渐消亡的。近些年逐渐　　把研究问题的重心转移到生态问题上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草原保护、湿地保护、沙产业草产业发展、新能源发展、低碳金融、碳汇理论研究等绿色发展领域与政协和民盟的同志们一起展开了调研和论证，做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体会到，只有文化自觉才有行动自觉，只有科学的精神，才有科学的发展。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内蒙古政协副主席、民盟内蒙古区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