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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君文化”概念的提出
1.两千年来，围绕昭君出塞，形成丰厚的文化积淀
自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后不久，民间就产生了有关她的文学作品与歌舞等等。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歌咏王昭君的作品，是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焦氏易林》中咏昭君诗二首。诗中高度评价并歌颂了昭君自请和亲的行为，肯定昭君出塞是为了民族间“交合结好”，赞扬昭君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另外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如包头“单于和亲”、“千秋万岁”汉代瓦当等，也进一步证明了昭君出塞在当时有巨大影响。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历史正史、方志、地理、游记和文集、笔记、诗话等著作中涉及王昭君史料和评价的近100种；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约近1000首；戏曲约50种；小说约20种；已搜集的民间故事约15种。这些文化积淀都体现着当时人们对王昭君的认识和评价，有着鲜明的观点和倾向。
2.“昭君文化”的概念是汇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相关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共识，由呼和浩特市委提出的
新中国建立后，首先对王昭君研究给予重视的是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看待、分析历史上的王昭君及有关文学作品，并且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需要出发，给予王昭君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最早谈到这问题的周恩来同志。他在五十年代就高瞻远瞩，盛赞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此外，董必武、陈毅、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挥毫泼墨，写下了歌咏昭君的诗作。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动影响下，社会主义时期的昭君研究和文艺作品，进入了全面、持久繁荣的时期。据本人不完全统计，近50年，已出版有关专著30余种，发表论文（不包括着重从艺术上研究昭君题材文艺作品的论文）近500篇，戏剧（包括话剧、京剧、歌舞剧、地方戏）、电影、电视连续剧、长篇小说等约15种，现代各体诗词尚不统计。1961年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从西汉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全面分析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和昭君的贡献，引起巨大反响，《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展开讨论。内蒙古大学北方民族史专家林干教授的《论昭君出塞》、《试论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在汉匈关系中的积极作用》、《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等篇文章更加详细深入地探讨了昭君出塞的时代背景、动机、政治使命、历史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余尚、洁芒、王全兴、崔明德、侯广峰、吴郁芳等都有比较重要的论文发表。
新中国建立以来，还涌现出一大批以昭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关昭君文学形象的论文也数量繁多。1959年田汉在《人民日报》发表《谈王昭君的塑造》，揭开了文学艺术领域有关昭君艺术形象的讨论。此后，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邓拓、林丽珠、王（上羽下军）等人的大作。其中马冀的论文《论昭君悲剧形象产生的成因》、《王昭君魅力长存的奥秘》对文学史上的相关问题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考察，提出了观点独到的见解。199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冀撰稿、林干审定的《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一书，本书在全面研究昭君出塞历史的基础上，以主要篇幅疏理、回顾昭君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了其中的规律。
在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方面，湖北兴山的成果很多，如《王昭君传说》、《昭君故里》等。
在文学艺术作品创作领域，曹禺的历史话剧《王昭君》（1978）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他如呼和浩特文化局的歌舞剧《塞上昭君》、湖北省的京剧《王昭君》、内蒙古和湖北联合摄制的十集电视剧《王昭君》等，引起了全国人民欢迎和文艺界、学术界的重视。经过十年史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宣传影响，人们渐渐从昭君悲苦凄怨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逐渐接受更加符合史实的昭君形象了。
昭君文化的概念是汇集了老一辈革命家、相关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共识，由呼和浩特市委提出的1999年呼和浩特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2000年7月，在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首府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呼和浩特）首府文化是以草原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辐射性的现代化化都市文化。”同年，“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使昭君文化研究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此后呼和浩特每年都要举办昭君文化节、召开“昭君文化理论研讨会”。昭君文化研究会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呼和浩特乃至内蒙古自治区提供了相关的理论支持和咨询服务，推动一批高水平论文的发表。研究会还组织出版了“昭君文化研究丛书”5种和《王昭君》小说，为昭君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冀的《昭君文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昭君文化的理论性著作。书中把“昭君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以王昭君出塞和亲为核心，两千年来与此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其中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以精神文化为重点。其所涉及的领域有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学艺术、民俗、考古、经济等等”。在论述昭君出塞历史真相的基础上，书中首次提出了以下重要命题：中国传统的“和合”理论是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民族团结友好是昭君文化的中心内容；昭君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促进不同经济区的互补和交流；昭君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历代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昭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昭君文化是追求完美的文化；昭君文化具有世界意义。作者还指出，昭君文化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其内涵。
3.“昭君文化”提出近十年来，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内蒙古党委统战部长伏来旺同志在他的论文《以昭君文化为载体，积极推进统一战线凝聚力工程》中指出：昭君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合”的政治理念；体现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政治思维；反映了各民族相融和睦的政治愿望；蕴含着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文章详细论述了内蒙古作为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切入点，以具有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昭君文化为重要载体，实施凝聚力工程，这对于构建团结、和谐、文明的内蒙古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郝诚之先后两次撰文指出：“昭君文化作为中国先进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最主要之点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以亲为荣’的民族凝聚力。”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历经两千年历史积淀的昭君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价值。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政治经验的总结。在新时代形势下，“昭君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仍有着指导作用，尤其在内蒙古这样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弘扬昭君文化的重要文化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自1999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昭君文化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呼和浩特的“城市名片”，并被联合国列为“中国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十大节庆活动”之一，湖北等地也相继举办了类似活动。昭君文化节的召开对呼和浩特市及内蒙古自治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大力宣扬昭君文化，进一步巩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和和诣共处；进一步激励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内蒙古美好的明天。除此之外，呼和浩特市通过举办昭君文化节加强了与湖北、陕西等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通时也加强了同世界各地区的相互往来。现在，昭君文化节，越办越好，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昭君文化节已成为呼和浩特全市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昭君文化节已于呼和浩特这一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它向世人们展示了独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塑造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展示了首府文化的风采。
郝诚之《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探讨了名人资源与名牌战略；昭君文化与旅游经济；昭君文化与企业文化；昭君文化与节日经济等理论问题。书中不但论证昭君文化是中华先进文化，而且以大量案例说明为什么内蒙古、湖北等地区有不少企业以昭君文化给自己的企业文化定位。马冀《昭君文化研究》也对昭君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些有志于内蒙古建设的经济界人士们纷纷发表了弘扬昭君文化、开发历史资源、发展旅游经济等方面文章。董晓明、李宪梅、张桐、索晓光、舒平、彭登霞、于守强、宋庆平等人的文章都是结合各自地域或企业实际，谈昭君文化与经济工作、企业文化的关系；谈用昭君文化凝聚人心，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发展的。从经济学角度入手的讨论，使得昭君文化研究更富有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昭君文化节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形象的展示和民族文化的传播，也给呼和浩特市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每年文化节期间，都有数十个国家、地区和国内各省市的商家来呼洽谈贸易、考察投资环境，达成数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引资或合作意向，大大促进了呼和浩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昭君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也为呼和浩特市的旅游业注入了活力，大量的游客在呼和浩特市进行吃、住、行等一系列消费活动，不仅带动了宾馆、餐饮的发展，也带来了购物、旅游等多方位的消费，从而实现了举办昭君文化节的最终目标——做大文化品牌带动经济发展这一根本目标。
“昭君文化”已经显示出她蓬勃的生命力和光明的未来。昭君文化现象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今后还将常讲常新，成为永久话题。
二、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中华“和合”思想
探究“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能够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昭君文化”的精神实质。马冀在《昭君文化研究》中对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首次提出“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和合”理论。
“和合”的哲学主张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独特优势之一。它的产生在于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中华各民族历经数千年之久的交流和融合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它肯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团结、共存是合理的，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因而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1、中华“和合”思想源远流长
“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范畴和文化理念。“和”“合”两字最早出现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之中，“和”的本意是指人生或音乐得重声调和相应；“合”的本意是指上下唇和拢。《尚书》中的“和”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谐调，“合”指相合、符合。《国语》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和于百姓也。”韦昭注曰：“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由此可见，“和合”即是谐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达到一种和谐平稳。
先秦诸子对“和合”思想颇为推崇。道家创始人老子曾说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中则有：“至阴肃肃，至阳赫赫……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这就将“和合”提到了万物本源的高度。在道家看来万物和合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天地运行的法则。所为“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是要达到一种和合无碍、自然圆融的境界。儒家学派以“和”、“合”为人文精神的核心，追求各种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最高价值标准。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视为超过天时、地利最重要的因素。荀子说：“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认为对立面的合作，交感是万物生发的前提。《易传》还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保合太和，乃利贞”，重视“和”“合”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整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墨子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并认为越王勾践复国成功的原因在于“教训臣民，和合之”。
“和合”思想的核心是“整体协调”，其内涵为多样性及多样性的统一。“和合”中同时包含了“同”与“不同”，“一”贯“万殊”，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如果真的没有了“不同”，未必真的就会“和合”，也许还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因为“不同”是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这才需要彼此间的“和合”。《周易·系辞下》：“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物相杂，故曰文”。“和合”中之不同，并非毫无关联与瓜葛，而是整体之中的不同方面。若毫无关联，则不能为“和”。殊途而要同归，百虑而要一至。
概而言之，“和合”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合”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和精髓。“和合”精神促成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反过来，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正是在多元一体文化形成过程中培育的。
2.昭君和亲是依据“和合”思想做出的选择
如果把昭君出塞和以前的和亲做一比较，就会发现，昭君和亲不是简单的“怀柔”或“羁縻”，更不是屈辱被迫的权宜之计，而是汉匈双方依据“和合”思想，自愿、真诚地做出的政治选择。正是由于呼韩邪单于真诚地请求和亲；汉元帝接受萧望之等人的建议，真诚地允许和亲；王昭君个人真诚地以献身精神请求出塞；汉匈人民真诚地拥护和亲，这才造成了昭君和亲的成功，从而也使昭君和亲成为体现“和合”思想的典型范例。
从呼韩邪来看，他请求和亲是真诚的。他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首先是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再加之遭受严重天灾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力骚扰，使得匈奴处在民族危亡的境地。其次是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内讧，即“五单于争立”和郅支与呼韩邪的战争。这一切把匈奴的部族、社会和政治权推向绝境。基于当时面临的内外形势，呼韩邪单于从匈奴民族命运的大局出发，毅然决定归附汉朝，以“和亲”的方式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局面，实现和平。事实证明，呼韩邪的分析和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不愧为挽救匈奴的一代英主。呼韩邪单于的和亲举措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的战争状态，使之转入和平、友好的关系，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为汉匈长期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汉匈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元帝从总体上讲不失为一位较好的皇帝。在处理汉匈关系上他是比较明智的，采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他接受了师傅萧望之主张，认为应该和平友好地对待匈奴，继承汉宣帝与匈奴休好的政策。在对待汉匈之间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如呼韩邪单于求情，他欣然同意了昭君出塞，使汉匈关系进一步和好，为汉匈间安定团结、社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汉元帝对昭君和亲极为重视，特意下昭改元“竟宁”，取边境安宁之意。这些都表现出他的诚意。
从王昭君看，她也深受“和合”思想影响，在充分认识汉匈两族两和皆友、两斗皆仇的基础上，自愿请求嫁给呼韩邪单于以真诚友好的态度踏上出塞征途的。这种追求和合的思想，决定着她在出塞之后的人生态度和处事方式，她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和合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匈奴上下的普遍欢迎和赞颂。
从汉匈两族人民群众来看，他们更是迫切要求“和合”，停止战争的。因为在战争中受到最大损失和牺牲的总是两族的人民群众，只有民族和平友好他们才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以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理论、这样的人物促成的和亲事件本身，在本质上就蕴含了“和合”的精神。这种“和合”的精神反映在和亲世界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人民之中，对此后汉匈近百年的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长远的。王昭君以其独特的魅力长存于历史和人民心中，因为她是民族友好的象征、民族团结的化身、民族心理的体现、民族理想的寄托。她永远契合中华民族的“和合”哲学，契合中国人憧憬各民族友好相处、实现大同社会的愿望。
3.昭君和亲丰富了“和合”思想的内涵
昭君和亲是在“和合”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功，反过来，昭君和亲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又丰富了“和合”思想的内涵，促进了“和合”哲学的发展，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
昭君和亲是西汉和匈奴统治者衡量利弊后自觉进行的政治选择，作为这项政治行动的实践者，王昭君以其惊人的美貌、过人的胆识、真挚的爱心促进了两大民族的和平友好，不但在当时轰动汉、匈朝野上下，而且对此后一二百年的汉匈关系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不但为汉、匈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赢得了一个和平安定、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机，其时间之长、贡献之巨、影响之远，在古代民族关系上是罕见的。即使在王昭君去世以后，她的侄儿、儿子、女儿、女婿、外孙数代人都至力于汉匈友好，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昭君出塞和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等思想，并进而丰富了“和合”思想的内涵，促进了“和合”哲学的发展，使“和合”思想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要的思维方式，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昭君出塞体现着民族间“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体现着民族间应当和平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双方通过“谐调”、“和解”，和平相处与一个统一体中。昭君不愧为民族友好的使者。在汉匈关系四百年的演化过程中，以昭君出塞为标志，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段历史为我们研究中国国内民族由矛盾、冲突、战争到和亲、内附、和睦相处，直至融合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是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一直为民族矛盾所困扰、又不断急迫地寻找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方法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昭君出塞总是会给我们提供种种思考。
三、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追求和谐”的理念
1、追求民族间的和谐相处
昭君和亲的重大历史功绩即在于在当时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避免了汉和匈奴两大民族间的战争和对峙，达成了和平友好，缓和了民族矛盾，稳定了形势，有利于双方人民休养生息。这种民族间的和睦相处的追求，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愈来愈密切的接触，逐渐凝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并曾多次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各民族间还是相互吸收、相互依存，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流，由内聚归于统一，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因此，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应该是交流、友好和融合。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昭君和亲为代表的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追求是符合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是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
2、追求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
从现有史料和民间传说看，王昭君无论在家乡，还是出塞之后，都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她在塞外，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但于匈奴单于、贵族和谐相处，而且获得了匈奴人民的高度尊敬，体现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瘀氏追求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具有现代意义。
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基于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再认识。任何和谐社会都是一个拥有巨大凝聚力的社会，力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很多社会不和谐、不团结、不稳定的时期，给各族人民带来无数的战争和无穷的苦难，也给外国列强以可乘之机。建国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社会也不和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我们正面临一个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改革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发展方向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环保GDP，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目前我国以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阶段，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当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重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化解各类矛盾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社会形成合力，努力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大力弘扬昭君文化的“和合”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体现不同经济区交流互补的规律，促进不同地区和谐发展
在我国辽阔而又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历史上自然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耕经济区和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体的草原游牧经济区，他们必然追求一个互相补充的共同市场和逐渐完善的生产体系。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的相互需求构成了各民族关系发生、发展的基础。民族间的战与和，深层原因大都是为了达到经济上的利益。地区和谐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经济发展的和谐。在许多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发动南侵，直接目的就是以战争求通商。匈奴对汉的侵扰主要还是为了发展畜牧经济，抢掠汉朝先进的生产、生活资料。
昭君出塞和亲改变了先前以抢掠战争为主的交流方式，变成了汉、匈双方和平、互利的经济交流方式，有利于两大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两大地区的和谐相处。王昭君出生于稻作经济区的湖北，又在旱作经济区的长安居住，后来长期生活在游牧经济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她对中国农耕、游牧两大经济区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昭君出塞带去了大量的物质和工匠等人员，相传她带去了五谷种子，把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塞外；她还给塞外人民带去了医药技术；她发明了“昭君套”等新式服装；甚至匈奴妇女用胭脂化装的技术相传也是昭君传授的。所以昭君在匈奴人民心目中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幸福女神。以昭君为代表的和亲也让匈奴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地的铁器、铜器、陶器、缯絮、经营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大量流入匈奴。汉朝也得到了迫切需要的牲畜和畜产品、狩猎产品，使双方的经济达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这种交流的结果必然是地区间来往增多、了解加深、和睦相处、渐趋融合。
由历史看今天我们认为提倡昭君文化对于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地区和谐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的民族问题虽然表现复杂多样，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达到社会和谐，必须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和谐发展、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和谐发展。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尽快缩小与其它地区的差距，既是少数民族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昭君文化的重要价值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
1.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和平共处
昭君出塞和亲的本质意义在于，她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和谐相处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上国家与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无非是战与和两种。这两种态度的交替或并存，一直贯穿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始终。就战争形态而言，即使是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虽然在解决民族矛盾、促进统一、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曾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毕竟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双方的人民群众遭受苦难最多。汉武帝时的“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劳师远征、倾国殚货、伏尸流血”，以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因此各族人民群众都希望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的解决民族间、国家间的矛盾，使民族间和谐共处。诸如和亲、通贡、互市、会盟或其他开明的政策。其中，昭君和亲是历史上用和平方式解决民族矛盾的成功例证，在当时效果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在汉、匈两族统治者高屋建瓴的决策下，昭君自请出塞，作为和平的使者，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的烽火，通过“和亲”，使双方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实现双方的共存与共同发展，为其后汉匈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今天，我们弘扬昭君文化，对于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和平共处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2.促进不同文化和平共存
放眼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激荡起伏，平静的湖面下涌动着汹涌的暗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塞缪尔·享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人类未来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人类本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对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透过对昭君文化的解析与思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理论是不正确的。昭君出塞之前的匈奴关系确实可以称之为两种文明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这是因为通过“和亲”，双方找到了利益共同点从而实现了合作与融合。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某些人的偏狭而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无止境的、不可调和的。
3.启示人们用和平手段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分歧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各国在积极抢占有利的战略地位的同时，也在加强多边和双边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积极寻求利益交汇点。人们都在努力寻求解决之道。在21世纪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仍将面临不少挑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世界仍不太平，局面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引起的。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的思维已经过时，那种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做法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得逞。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克服危机，走出困境。在当今世界上以“和平”为精髓的昭君文化的精神价值必将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五、昭君文化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具有鼓励人性追求完美的价值
1.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从价值观来说，昭君文化表现出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她把自己婚姻和报国联系起来，这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选择人生的明智之举；更是她自立独行、自由奋进、有所作为、忠于祖国的崇高人格的外化。而且在婚姻和国家两者之中，她认为国家利益高于自我婚姻，这就更为可贵。
昭君的价值观表现在君臣关系上，便是国为重，君为轻。她没有像一般宫女那样留在宫中永远无望地等待着君王的临幸，没有为“忠君”而作白头宫女。在国家和国君之间，她选择了国家。这不仅仅是她对人生幸福的追求，而且更说明她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了第一位。正如明人高璧《昭君曲》所说：“缘知平国难，犹胜奉君身。”
爱国主义精神使昭君心灵的崇高美放射出耀眼的光辉。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爱国与否是检验一个人心灵美丑的试金石。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昭君，把昭君列入屈原、杜甫、陆游、岳飞、文天祥等爱国主义英雄的行列中，也是毫不逊色的。昭君不为艰难困苦出塞和亲，她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她以为国吃苦为荣，为国效力为荣。她的“从胡俗”再嫁，还是想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于她的自我牺牲，继续维持了汉匈友好关系。从昭君一生两次重大的抉择中，可以看出昭君确实是一个深明大义、能够从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的爱国主义英雄。
2.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视人生困境和挫折，选好人生道路
昭君一生遇到过不同于常人的数次人生大困境，如被选入宫、出塞异域、再嫁单于等。如果说传说中的拒贿画工是对污浊世风的挑战，那么自请出塞则是对儒家君臣观念、婚恋观念的挑战，再嫁则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期间必然经过了思想斗争，其中蕴含着她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变化历程。这是一个生命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逐渐开放、升腾、博大的过程，是一层层解开封建思想枷锁和世俗观念束缚的过程。这里有激烈复杂的心理冲突，也有果断超人的抉择，这一切都陶冶着她的伟大性格。面临常人一生一次都难以遇到的困境，她却每次都做出了艰难而又正确的抉择，把握住了困境后面的机遇，从而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和充满爱心的幸福生活。昭君远嫁异域，塞外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气候，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的隔阂等等都会给昭君设下一道道考验。但是这一切，都没能挡住这个绝代佳人建树人生的脚步。在协调汉匈关系时，我们也很难想象她没有遇到过困难。但是，在半个多世纪日子里，昭君及其后人在维护汉匈友好关系上，仍然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3.勇于克服困难，适应环境，改造环境
昭君是历史上众多的和亲女子中第一位出生贫民的女子，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使她在出塞的动机和出塞后的表现上，与贵族妇女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诗人笔下和人民的传说中，她傲视行贿画工，对于像陈皇后那样用千金买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更是嗤之以鼻。面对困境，她不只会暗拭眼泪，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和机遇。出塞后的昭君充满了开拓精神。面对言语不同、风俗迥异、饮食不惯和生活条件、自然条件的艰苦，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与匈奴人民同住毡房，同饮酪浆，同食畜肉，和匈奴人民一道，改善和提高吃、穿、住、行的生活条件，为创造美好家园而努力。面对自己肩负的和平使者的使命，她在两个民族的关系上更是充满开拓精神，奋发有为。
通过昭君出塞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得以平息，双方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双方之间的人员物资流动日益频繁。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在匈奴得到推广，同时由于和亲的原因，中原先进的文化知识也传播到北方，使得历来被认为是蛮夷之民的匈奴部族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切都加速了匈奴的封建化进程。
4.善良乐观与人和谐相处
昭君在匈奴生活期间，与匈奴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对匈奴经济文化交流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她十分认真地履行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且贯彻始终。她安心在匈奴过着住穹庐、衣毡裘、食畜肉、饮酪浆的游牧生活，而且和单于生育子女。
昭君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单于和各民族人民的深深爱戴。唐代的《王昭君变文》描写昭君死后，匈奴从单于到百姓个个悲痛欲绝，为她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在举行丧礼之时，“单于脱却天子之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临丧”，“骁（晓）夜不离伤侧”，“日夜哀吟”。胡地百姓也尽为行哀：“牛羊队队生埋圹,仕女芬芬（纷纷）耸（纵）入坑。地上筑境犹未了，泉下惟闻哭叫声。”“坟高数丈号青冢，还道军人为立名。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这些都表现了匈奴上下对昭君的深情厚爱。
5.追求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
昭君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追求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昭君是美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她那“沉鱼落雁“的容貌，更是因为她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正如伏尔泰所说：”外表的美只能取悦人的眼睛，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
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人的美来自人体美和心灵美两个主要方面。人体美指人的相貌和形体的美。人体的美审美价值在于唤起人对生命的珍惜，对生活的热爱，对个性尊重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人的心灵美指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它表现在人的品质、道德情操、性格、理想追求、精神境界等方面，它在人的完美中起主导作用。一个人要像昭君那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为人类的幸福奋斗终身，就应时刻注意塑造自己内在的心灵美。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