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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关东后金都
来源: 作者:伏来旺 日期:2013/7/1 浏览量:579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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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三月下旬,我在辽宁省学习考察期间,专程到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考察了大清关外第一陵——永陵和清王朝第一都城——赫图阿拉,追怀清王朝兴衰成败之由,领略早期关东满族人的民俗风情。

  启运山峦十二峰

  新宾地处关东山区,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全县总面积4284平方公里,总人口31万,满族约占总人口的73%。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县。

  从沈阳乘车,东行160公里,到达永陵镇。这里群山绵亘,千峰竞秀,林莽苍苍。时在早春,冰寒料峭,草木尚未萌芽,但从漫山的树木覆盖密度可以想象到夏秋时节满山葱翠的景象。

  永陵被誉为关外第一陵,与沈阳市境内的昭陵、福陵统称为关外三陵。上午十时许,我们在永陵镇西一公里处的永陵下马碑前下车驻足,循着导游的介绍,举目四望:老龙冈、启运山、龙岗山、鸡鸣山、烟囱山连绵盘亘,似一蛟龙直走苏子河中,形成群山环拱、万水朝宗的气势。启运山上的十二个山峰,与清朝十二帝历史自然巧合,凭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陵园正门,亦称正红门,是一座硬山式甬道门,共三间,每间有两扇对开木制栅栏门,门及前后廊柱均涂红色,此景让人联想到满族先世依山傍水联栅为城的古老习俗。据称,此门之制,风格独特,在国内皇陵建筑中,堪称一绝。进入大红门,就是整个陵区。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肇兴四祖”的四座神功圣德碑楼,碑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洋洋数千言碑文,赞颂先祖功德。事实上,葬在这里的四位祖先,生前在历史上并无建树,只因子孙为帝,对上辈表达孝尊而追封。“四祖碑楼”,虽然简朴,与盛京的福陵、昭陵及各帝之陵相比规模较小,但辈份最高。该陵始建于1598年,陵内葬着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叔父及他们的福晋,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祖陵。四座碑比肩而立,充溢着古朴、肃穆、神秘的气氛,开启了后世满族人“四世同堂”之风。听了“神树”的传说和“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介绍后,为这里增添了神奇之感。耐人寻味的是,在陵园的中心建筑物——启运殿的屋脊上,东西两端各有一个环,东环中有一“日”字,西环中有一“月”字,被两把宝剑刺击两端。日与月合为明字,而把明拆开各放东西,寓意为大清灭明,表明了寺庙兴建者的志向。在陵园中的几座碑楼上,有16条国内罕见的坐龙浮雕,造型奇特,龙首犬身,一爪撑地,一爪托起火珠,体态逼真。国人熟知,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而满族是马背游猎民族,视犬为族人之友,称其为天龙。二者合一,便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坐龙,寓意着“真龙天子,坐守天下”。

  清王朝历代皇帝对永陵关爱有加。从1682年到1829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皇帝曾先后九次来永陵谒祖,使永陵祭祖成为清代国家典制。

  出陵园内宫,伫立在启运门前,回头再望启运山,感悟到大清先祖为何起名“启运”,内含了“光启鸿图,肇兴帝业”之意,灭明自立,一统华夏之志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常常思索“地灵”与“人杰”的关系。在中国,大凡帝王与伟人出生之地,总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常被人们传的神乎其神,做出许多唯心主义的解释,这固有偏颇之嫌,但是“人杰”与“地灵”还是有关系的。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我们发现每一位杰出人物的成长,都同所处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所谓名山大川中,可陶冶出人的涵养及浩然之气,而杰出的人物与厚重的人文内涵又使一个地方更显灵性。“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地灵孕人杰,人杰显地灵,二者相应生辉,相得益彰。在清陵这块土地上能够产生清朝的帝王,不仅有历史文化的渊源,也有其地理环境的一定因素。

  品味赫图阿拉城

  穿过永陵镇东行四公里,看到了苏子河南岸的赫图阿拉老城。赫图阿拉城建于1603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细观古城风貌,四面环山,一水中流,古城坐落在河谷中的台地上,此处土地肥沃,林木茂盛,气候温和,雨水丰沛,既有通道达抚顺,便于外联进取,又扼山隘锁重关,以资御内固守,是满洲崛兴的根据地。

  1559年秋,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诞生在赫图阿拉。其祖父觉昌安,为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世袭王位,代代相传。努尔哈赤从小酷爱骑马和狩猎。十岁那年,母亲病逝,继母冷落虐待,加上家道中衰,十五岁时,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离家而去,走进深山老林,挖棒槌、采松籽、猎野禽,再把山货送到抚顺、宽甸、清河的集市贩卖。为求生计,还到辽阳等地做过马童,饱受人间苦难。他聪明好学,才智敏捷,眼界开阔。在与汉族互市交往中,目睹了当时明朝的社会状况,学会了汉、蒙语言和文字,浏览了《水浒》、《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当差三年。由于机敏勤奋,几年后砺炼成一位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

  1583年2月,明军攻打建州,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正在城中,遭到了明军的误杀。努尔哈赤决心要报杀祖、父之仇,但为了储存实力,采用了迂回的策略,一连九次进京“朝圣谢恩”,纳贡称臣,保持“中顺”态度,以此来麻痹明朝。从此以后,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先后统一了建州、海西、东海和黑龙江女真,扩大了疆土。1601年努尔哈赤在原有“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旗制”。以黄、白、红、黑四色旗为标志,将部属编为固山、甲喇、“牛录”建制,自任最高统帅。又命大学士额尔德尼和葛盖以蒙古字和女真语联结,创制了满文。用红铜铸造了货币“天命汗钱”。经过几年的兴建,到1603年,建成了赫图阿拉城,汉意为“横岗”。都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方圆五里,外城周围十里,城内地势南高北低,四周筑有高高的城垣。内城居其亲戚,外城驻扎精悍队伍,内外共有人家二万余户。城内以汗宫大衙门为中轴起点,向南北延伸,八旗衙门散布八处,旗民公署分列东西,七座寺庙、神堂置于城南。内城有一口“罕王井”,极具传奇色彩。该井深丈余,清澈见底,严冬不冻,酷暑沁凉,有“千军万马饮不干”之美名。都城建好后,努尔哈赤把原有的黄、白、红、黑四旗中的黑旗改为蓝旗,并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共八旗,实行“八旗共治”制。

  1616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六万将士的欢呼声中,端坐于赫图阿拉尊号台的龙椅上,宣告大金国诞生(史称后金)。经过两年的准备,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公布讨明檄文,其中列出“七大恨”,展开了与明朝争夺政权的战争。其间努尔哈赤与明军在萨尔浒进行了一场恶战,历时五天五夜,挫败明军的铁壁合围。萨尔浒大战之后,努尔哈赤以破竹之势,攻铁岭,取开原,克沈阳,下辽阳,攻下辽东大小70多个城池。随之,他把都城迁至辽阳。之后,又因战略需要,将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称为盛京,仿明朝建造皇宫,在这里称帝。1626年,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去世,葬于盛京东天柱山的“福陵”,俗称东陵。初谥努尔哈赤武皇帝,清建国后改谥高皇帝,追尊庙号为太祖。

  品味赫图阿拉这座城,让人感到,城内除了满族自身文化特点之外,在城垣、布局规制等方面,大体模仿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建筑风格,同北宋的东京城极为相似,而且其廓城、皇城、宫城的格局有了都城的规制。城内外的大衙门、八旗衙门、罕王井、大狱、满族民居、驸马府、商贾街也有一定的规制。特别是七大庙,包括家庙昭忠祠,萨满告天祭祀的堂子,佛教寺庙地藏寺,道教寺庙显佑宫,供奉关公的城隍关帝庙,供奉孔子的文庙,集中于此,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大联合,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大气魄,是潜龙蓄势,运筹帷幄的大战略。宗庙是精神世界的载体,是维系政权的精神支柱,七大庙的建立,使努尔哈赤的兴兵征戈罩上了“君权神授”的神秘光环,威慑了人们的心灵,统治着人们的意志,实为一个四海在胸的大手笔。我自思量,一个当时只有60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竟然能够蓄势崛起统治中国近300年,堪称历史奇迹。据说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之初就已意识到这支“山林中异族”可能将是大明后患,故在此设抚顺衙门,意为“抚绥边疆,顺导夷民”,力求采用威慑和疏导的国策,进行防范。而后大明又倾国力修筑明长城,但最终未能挡住大清入关,想来也是历史的必然。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亲眼目睹明朝进入后期,政治腐败,财政竭绌,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嘉隆间“南倭北虏”,万历年间朝纲紊乱,泰昌帝登基一月,梓宫两哭,“三案”纷扰,天启帝倾心木工,崇祯帝虽想励精图治,却刚愎自用,自毁长城。努尔哈赤借明末衰微之机,以其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及东北地区,创建八旗制度,继汗位于赫图阿拉,布赦令、立法制、禁暴乱、止盗窃,发展社会生产,按中原汉族模式建立政权,为清王朝奠定了基础。

  从1603年所建的这座城池来看,整体规划绝非一个草头王的构思,布局中透出帝王的霸气。从清王朝建立之初的满蒙联姻基本国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等政治手段中,可以看出清王朝的创立者都娴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政治方略和兼收并蓄的文化理念。从利用蒙古文字改创满文到崇尚汉文化的重大举措,以至后期著《康熙大字典》、编《四库全书》等,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生机和活力。纵看清王朝的创业史,夺取天下固然首先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然而重视文化统治和意识形态引导,是当时这个民族超越其他民族的过人之处。前些年,我在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都看到了乾隆皇帝亲书“紫气东来”之匾额,当初只理解为是崇尚老子所作。相传老子在紫气笼罩中降生于世,又传老子出函谷关时,守关将领关尹喜看到有一股紫气从东而来,预感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关尹喜热情款留,请老子写下了中国道家的开基之作《道德经》,后人便以紫气东来表示祥瑞之气。今天再观此匾,猛然间领悟到大清国运之气自东方兴起,赫图阿拉城就是清王朝“紫气”的生根之地。感念于此,即兴作诗《紫气东来》以记:

  启运山前横岗立,

  苏子河畔卧永陵。

  地存仙气生皇祖,

  天赐神榆育大清。

  八角楼中施号令,

  罕王井上饮千军。

  一统华夏三百载,

  紫气东来十二峰。

  在赫图阿拉古城内,我们参观了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故居。这是一个典型的明代辽东女真式建筑,院落及房舍的陈设反映出当时女真氏族所处的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体现了满族先人的生活习俗。房屋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生在地面上”。正房为三间,中间为堂屋,也是一个过道,西间称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炕,称万字炕,北炕为大,长辈坐;南炕为小,晚辈坐;来客坐西炕。东室有南北两炕,长辈为了光照充足寝南炕,晚辈寝北炕,炕上有幔帐,夜里放下,早晨挂起,为一家几代人同堂所用。

  常常听到关东民谣:“关东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在塔克世故居,我们看到“两怪”: 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的摇篮。窗户纸之所以糊在外是因为关东冰天雪地,外边冷,家里热,木制窗格,如纸在内,窗棂存雪易化,窗纸受湿即破,故将窗纸糊在外面。把孩子吊起来是摇篮育儿的习惯,因早期满族在深山老林狩猎,常有毒蛇猛兽出没,因此将孩子放在兽皮里吊在树上,以保安全。定居之后,吊篮发展成木板做成的摇篮车。姑娘叼着大烟袋,表明关东姑娘普遍有吸烟的习惯,这是为了防蚊、蝇、蛇、蝎等伤害。这些做法与生活习惯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知情后就不感到“怪”了。

  满族最有代表性的服饰是旗袍,满人入关后,这种服装遍及全国,因功能不同略有改进,但制式特点不变。可以讲,这一服装对中华民族的服饰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作为优秀东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妇女的高端服装,并走向世界。

  满族妇女不缠足,很开放,脚上穿的“花盆”鞋,鞋底下加一个“寸子”,走起路来端庄大方、婀娜多姿,与现代高跟鞋原理相似,可称其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亮点。

  满族的饮食文化更有趣,当地流传民谚:“棒打狍子,瓢舀鱼,山鸡飞进灶锅里”,特别是“满汉全席”誉满海内外。其显著特色是“八碟八碗”,每个“八”又是四荤四素组成,十分讲究。

  走出古城,我们来到永陵镇一家有名的餐馆,领略了“二八”佳宴的风采。盛满“四荤四素”的“八碟八碗”上齐后,看到面前放着称其为瓢的瓷制酒具里盛满了当地的虎骨美酒,我不禁对这个酒具产生兴趣,把玩欣赏。多年来行走各地,见过不少酒具,有盅、杯、碗,个别也见过鼎,但第一次见到这种小瓢,感到很别致。此时听到一声细语,抬头一看,一位太监模样的人手捧圣旨,口中念念有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紧接着身着黄袍的“皇帝”在两名“宫女”的搀扶下出现在宴前,听得一声:“为众爱卿赠玉佩,赐酒!”接过酒瓢我们不约而同复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一片朗朗笑声,宴席气氛一时进入高潮。借着酒兴,腹中酿成八句小诗:

  满汉全席

  满席丰盛二八宴,

  虎骨琼浆斟舀瓢。

  四素四荤多秀色,

  八碟八碗皆佳肴。

  公公宣诏赠皇玉,

  万岁亲临慰辛劳。

  换盏推杯三巡过,

  误将山寨当京朝。

  午后返程,途经抚顺,我们参观了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遗址,在这里我们看到爱新觉罗·溥仪当年被关押的图片,联想到这位大清末代皇帝沦为战犯的情景。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把满洲视为“日本侵华的生命线”,派军渡过海峡,踏着朝鲜半岛跳板北上,侵占了满洲,此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进驻长春。此时有人提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得到日本支持的政权”。其理由是:他被国民革命军赶出紫禁城,手无寸铁,而这位清末皇帝一心想复辟,身边的支持势力又比较弱,此时如不听命皇军,别无他途。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威逼利诱下,溥仪这位日日夜夜梦想“重登大宝,君临天下”的“过气”皇帝与日军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经过一番策划,日本关东军把“满洲国”抱出了产房:包括当时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4个省区在内的“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宣告成立,年号“大同”,首都定在长春,命名为“新京”。溥仪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但日方宣称“关东军司令官将作为天皇的代理人,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这个皇帝实际上只是摆样子、装门面的装饰品,后面的“太上皇”操纵着实权,皇帝仅是一个傀儡。令人痛心的是努尔哈赤的这位不肖之孙,为了一个黄梁梦,丧权辱祖,卖国求荣。假使溥仪仅仅丢掉清王朝296年的基业,按理说国人还能理解,毕竟大清灭亡并非他一人之过,当年溥仪在哭声中被扶上皇帝宝座,仅仅在位三年。上面的几位皇帝,咸丰无主见,同治不争气,光绪少才能,主要责任在那位“老太太”。一个年幼之帝,刚刚接任,外强入侵,国库空虚,军无实力,官场腐败,怎能力挽狂澜。何况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大小小80多个王朝,经历了500多位皇帝,朝廷更替是历史上常有之事。虽然他愧对列祖列宗,但国人同族或许还有点悲悯之情。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做这个“儿皇帝”,这是认贼作父,与国人为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历史往往常有巧合,清王朝兴于关东抚顺,最后一个皇帝又成为关东抚顺的囚徒。经过改造,溥仪脱胎换骨,由皇帝还原为平民。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篇章,以抚顺为起点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抚顺,起始和终结落在了一个点上,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故作诗以叹:

  关东思古

  紫气氤氲启运山,

  清龙高盘苏水边。

  康乾盛世托始祖,

  大业一统在抚安。

  小雀雄踞鸾凤巢,

  大笔横书瑰丽篇。

  纵观王朝十二代,

  兴衰功过弹指间。

  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家族有过艰苦、奋斗和辉煌。努尔哈赤、皇太极奠定了基业,早期的几位康熙、雍正、乾隆励精图治,一度创造了“康雍乾盛世”。到乾隆时,世界人口共9亿,中国占了3亿,耕作技术世界一流,粮食产量2040亿斤,是世界之最。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8%,近三分之一。当时世界超5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包括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扬州,中国在当时堪称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到嘉庆、道光还能守业,从咸丰开始,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从巅峰下滑到谷底。对于清王朝的历史功过如何评说,我自认为,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一是要将其功过分开,不应以过压功。二是应把统治阶级与民族民众分开,民族的伟大与统治集团的腐朽,不应混为一谈。三是应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研其兴替之由,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历史已逝去,风景依然新。关东后金第一都赫图阿拉的民俗民韵,尽显华夏悠久文化,我中华各民族应团结一心,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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